從升學面試到社交媒體，當代人都在努力表現自己。但在另一方面，人們也在努力隱藏自己。「為甚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我害怕告訴你我是誰，因為如果我告訴你，你可能會不喜歡我，而那就是我所有了……」這句話出自耶穌會教士包約翰（John Powell），扼要地說明了自我身份與社會認同之間的張力。現在不少電影的主題都和這問題相關，例如日本懸疑電影《那個男人》(A Man；ある男)。(以下劇透)

「那個男人」所指的，是使用了別人名字和身份的男主角，在地方小鎮結婚產子過新生活，但一直對家人隱瞞著身世，直至其意外身亡。戲劇的主軸是妻夫木聰飾演的律師，幫助前者遺孀里枝追尋其真正身份。然而這故事的重點並不只是為了找到真相，從而解除懸念，而是藉追查的過程牽引出一個日本文化現象：對個人而言，社會身份往往是一種壓迫。

浪子不回頭

在《那個男人》揭示了，身份並不是個人的，而是盛載著家庭、族裔的歷史重擔，並承受著社會外界成見的壓力。在這裡，本來的身份成了罪孽的印記，所以隱姓埋名、改變身份成了解脫的方法。和「那個男人」交換身份的溫泉旅館二公子大祐令人想起《聖經》故事裡的浪子，在他大哥 — — 家業的承繼者 — — 眼中就是個令家族蒙羞的不肖子。然而大祐的救贖不在於回頭，反而正正是要遠離，改姓換名，才有機會過自己的生活。

「那個男人」也是一個不可能回頭的浪子，因為他所逃避的正是其父親的罪債。他的樣子和父親相像，所以他不想照鏡子，避免想起父親的容顏，但這動作也意味著，他同時在逃避自己。這也是社會規範所造成的，因為人們仍保留著類似「父債子還」的價值觀，「那個男人」作為惡人之子飽受歧視，必須遠離家鄉、割斷和家族的覊絆，才可能重過新生。

換言之，「那個男人」四個字，在戲裡不只代表那個意外身亡繼而被追查真身的角色，而是成為了一個符號，意指那些必須離開本族本家、改名換姓、抹掉本來身份的痕跡，才能得到自由和救贖的人，也是「浪子回頭」的反題。

這個追尋「那個男人」真正身份的過程，同時也是律師不由自主地開展的內在歷程 — — 他也屬於「那個男人」的類別。他是日本韓裔移民後代，早已更改本族姓氏歸化日本。雖然他在日本土身土長，憑自己努力在社會上流，成為專業人士，仍然被視為異類，承受岳父的冷言冷語。

從「那個男人」到「那些男人」

這個角色出場的時候，沉著冷靜的樣子可能令觀眾人以為他會是「神探」一類的角色，怎料那只是一個脆弱的偽裝。妻夫木聰熟練地演繹出那種「表面上從容地笑，其實壓抑著心底的憤怒」的情感，也令觀眾期待他終有一次忍不住情緒爆發的時刻。也在這一刻，這個律師角色一直表現出來的主導性和強勢位置開始扭轉、瓦解，揭露他軟弱的真身，並帶出以「那個男人」四個字作為某類人共同命運的真正命題。

或許作為指稱眾數的一個類別，可以用「那些男人」來描述？

妻夫木聰的參演及其律師角色的韓裔背景，加上日本社會對個人及家族罪債之不寬容，都令人想起韓裔導演李相日的電影《怒》及《流浪之月》。《怒》以一個用整容手術改頭換面的逃犯串連起三個地方的故事，都涉及被懷疑是逃犯的主角，都屬於「那些男人」的類型：遠走他方、隱藏身份。《流浪之月》的主角則是曾被指拐帶兒童的孌童犯，不無冤屈、無家可歸，服刑後試著重過新生，舊事仍然被挖出來糾纏滿身。

因為歧見，「那些男人」都要抹掉本來的出身和經歷，但隱藏也會帶來猜疑的副作用。他們隱藏得越深，惹來的猜疑也越深，他們對別人也更難予以信任。因為這種社會經驗使人越來越肯定：人人都戴著面具，隱藏著自己，所有人都不敢告訴別人「我是誰」。

我是誰？

另一個副作用就是迷失自己。當隱藏自我從生存策略演變成一種習慣甚至規範，身份成了虛擬的光影。電影結尾，律師站在一幅名畫之前，背對著觀眾，形成了一個「畫中畫」（mise en abyme）的構圖。這幅名畫是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列特（René Magritte）的La reproduction interdite，可譯為「不准複製」或「被禁止的複製品」。畫中人背向觀者，面對鏡子，但鏡像並不如現實中反映他的容貌，而是反映著一模一樣的背影，所以觀畫人看到的是鏡裡鏡外相同的背影。有一刻，律師站在這幅畫之前，背向鏡頭，讓觀眾看到三個同樣的背影。

這畫面可說歸納了電影的主題：人處身於不同的層次或空間中，卻須隱藏自己的身份。同樣作為隱藏的方式，背影不同於面具，在於面具有欺騙的功用，背向則意味著一種決絕的身姿。三重「畫中畫」的構圖亦構成了一個隧道，有越陷越深、迷失自我的危險。

放棄社會身份或許真可帶來救贖。雖然律師越來越迷失，「那個男人」的遺孀最後反而確認到，最真實的是他們一家人曾幸福地生活過，這份愛是無法被否認的，身份、姓氏、背景都不重要。

浪子離家，浪子回家，但不必是同一個家。這樣的救贖不必「回歸本源」，而是創造性的。

[原載於《時代論壇》18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