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三胎,不仅仅是反对三胎本身
6月1日是以中国、前苏联加盟国等国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节,纪念发生于1942年发生在捷克的利迪策大屠杀,以期提高对儿童生命权的重视。
今年恰在儿童节前一天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会议中通过了开放生育三胎的政策。政策甫一公布便在大陆的网络平台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难以对国家政策进行批评的网络生态下,许多网民以戏谑嘲讽的口吻,讲出段子来“抗议”国家的政策:
“63岁清晨,7点闹钟响起,去三个房间看了看三个孩子是不是都乖乖在家睡觉,帮9个孙子孙女做好早饭,再去两个房间看一眼四个老人是不是都还好好的睡着觉,安心的挤地铁去上班,因为63岁还没退休。”
也许是由于刚刚公布不久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过于不堪,这一次开放三胎甚至都并未如先前的“单独二孩”和“二孩政策”经过中共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仅仅是政治局的决议便草草通过。政策发布后的最近一周,马特市民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三胎政策的缘由、影响以及“他山之石”。
中国人口危机 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by@中国劳工论坛
我们主张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论是控制生育的权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权利。
为什么中国的执政者如此担忧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下降令这个庞大的国家无法继续的向前发展。然而在其转向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过程中,高房价、糟糕的户籍政策每一样都成为劝阻人们生育的良药。
不聊生,聊聊人生——by@不务正业的旅者@中国劳工论坛
在这些我所不赞同的应对策略背后,也有生命的韧性和不屈;在我认为麻木和沉睡的人中,也可以看到生命在无法承受的重量面前仍然试图继续存在的本能。也许智慧、勇气,或任何我们所歌颂的美德,与所谓的怯懦、逃避,或任何我们所唾弃的弱点,确实就是一体两面的统一体。
坦然接受政策对命运的控制,政策改变的任意、不公,和对个人命运全然的忽视,而遭受改变的个体却毫无意识。六零后、七零后面对“政策”,「他们没有愤怒。这些翻来覆去的变化,他们在这变化中被迫上下起伏的人生,最后变成了一种平淡而“客观”的讲述。」
三胎政策下,我们对劳工、女性权利和养老的几个忧虑——by@多数派Masses
被压抑的关于反婚反育的讨论在越来越恶劣的劳动环境之下和越来越极化的贫富差距之下只会越来越热烈,将民众视为子民的家长式治理逻辑在威权之余,更是懒政。
性别失衡、女性在职场中的被歧视地位,使得真正能够进行生育的女性严重缺乏对于生育的欲望。简单的“催婚”“催生”思维已经无法继续奏效,来解决日益严重与迫切的养老燃眉之急。
三孩政策为何民怨沸腾——by@青年呓语
给老百姓留点生活空间,提高一点社会福利,不要老想着为了某些宏大的主旨来折腾老百姓,不好吗?
如今的八零后从小时候充斥在身边的“只生一个好”到如今的大力鼓吹二孩、三孩,政策的快速转向叠加社会的矛盾,“躺平”与拒绝生育成为了当代中国许多青年人无声反抗的一种手段。
最终解决方案 | 罗马尼亚如何使女性生育五胎——by@shenbolun
政府会派出“月经警察”到医院监督,发现避孕妇女和实施堕胎的医护人员就给关起来。任何被检查出的怀孕都被跟踪保证分娩,秘密警察也在各个医院严密关注着院内的各项手术。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同样面对生育率急剧降低的困境。其采取了极为激进的促进生育政策:限制堕胎、控制避孕用品使用等等,宛如赫胥黎(Aldous Huxley)《美丽新世界》一书中一样,大批量快速“制造”新生儿,生育率在1966-1967年间暴涨了一倍,然而如此激进的政策也令本不富裕的罗马尼亚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中…
「哆啦A梦」伴我同行:少子化时代的父权复辟尝试——by@陆泓旭
在此语境下,如果说大雄是因恐惧和自卑而裹足不前的宽松世代典型,那静香就直接退回到传统父权制大家族里温婉贤淑的大和抚子形象,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情感。
中日韩三国大抵面对的社会问题都有几分相似,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日本也采用了“催婚、催生娃”的政策。这在许多的日本影视和动画作品中便有所体现,作者以最新上映不久的《哆啦A梦:伴我同行2》为着眼点,伴随着一众动画电影来思考日本的少子化社会问题与即将到来的奥运。
选择“开放三胎”而不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依旧反应了中国的执政当局对于人口生育的思想还停留在数十年前的“计划性”。人口不是对于人的讨论,不是个体,而成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最近几档播客节目也对开放三胎进而延伸对于生育问题进行了思考,在大陆的网络审查中,音频播客相较而言则有更大的讨论空间。
不合时宜:从独生一代到三孩政策:什么形塑了我们对于家庭的想象
不合时宜:出生率断崖与老龄化,会倒逼一个善待生命的社会吗?
世界莫名奇妙物语:世界人民生孩子:我要为人类灭绝负责吗?
翻电FlipRadio:翻电问答 • 56 | 生育与躺平,群己界限如何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