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

村　庄

2004年夏天，敏的手机被盗后，她从头开始构建新的生活。她给表哥打了电话——那是唯一一个她背得出的号码——他帮她同姐姐，还有我，重新取得了联系。敏回到了人才市场，在一家香港人开的手袋工厂的人力资源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是每个月八百块，不加班，星期天休息。她十八岁了，这是她一年内换的第四家工厂。

我去敏的新宿舍看她，她的房间很整洁，新刷的白墙，上面贴着中国电影明星的照片。我们在附近小摊上吃面条，我问她的朋友怎么样了。

“你是说我的男朋友么？”她直截了当，拒绝一般中国人拐弯抹角的说法。“他回家以后，我就没跟他联系过。”

“你不给他发短信么？”我问。

“我忘了他的号码。”

“所以你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她点头。“也许我春节回家会见到他。”

我问起敏在从前工厂的两个老朋友，就是我们一起去看的那两个人。“一个在常平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家厂，”她说。“另一个回家订婚了，可我不知道她的家在哪儿。”在村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人们以多重方式彼此相连。但敏在城市中的朋友们却只能通过她一个人来相连；一个不慎，便会失去几乎所有人的联络。“我现在没有朋友了，”她说。

于是她从头来过。在新工厂里，她遇到了阿杰。他比敏大三岁，瘦得皮包骨，好像一个匆忙勾画的卡通人物，四肢细长，脸窄窄的挺帅，总是带着羞怯的笑容；他跟生人讲话的时候，脸会一路红到耳朵边。他在工厂车间当助理，符合敏对伴侣的大多数要求：心眼儿好，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身高一米七以上。阿杰几乎是立马就跟敏说，要她嫁给他。敏要阿杰先存点钱；其实，是她还不想考虑结婚的事。“我想存点钱，也许可以做点小生意。如果我太早结婚，就只能待在家里，”她对我说。“一辈子都在外面工作，比待在家里好多了。”

她对父母讲了新男友的事。“他是哪里人？”他们问。

“他是厂里的，”敏含糊其辞。

“他是哪里人？”他们又问。

他不是湖北人，敏的父母只关心这点。传统的中国社会，女的会嫁到丈夫的村里去，通常都距离较近，她可以偶尔回去看望自己的家人。现在的人口迁移使得两个故乡远隔千里的人也可以碰到一起，结为夫妻。对女孩的父母来说，这是种灾难：他们不习惯长途旅行，担心女儿嫁得太远，就等于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掉。

每当敏遇到一个喜欢的男孩，总是打定主意尽量不问他的出身。“你家里穷吗？”她有一次这么问阿杰。“很穷，”他回答说。她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这就够了。“我不想知道他们家的情况，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敏对我说。“最后我们只有靠自己。”

那年秋天，敏看起来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心。她空闲的时候基本都跟阿杰在一起。她姐姐桂敏到了东莞，在敏的工厂货运部工作。姐妹俩住一间宿舍，每天一起吃午饭。冬天快到了，两个人都计划要回家。阿杰想说服敏带他一起去见父母，但她不同意；她父母那么反对他们在一起，敏觉得会很尴尬。桂敏跟湖南男友的谈判更加火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坚持不想回家，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计划带着男友一起去。父母其实也不同意，但桂敏比敏大三岁，她想挑战一下。

1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敏在她工厂附近的公园里散步，然后在篮球场的矮墙边坐了下来。她穿着为回家买的新衣服——生平的第一条牛仔裤，斜纹夹克，还有一双粗跟靴子。我们在苍白的阳光下吃着橙子，计划着。她邀请我去他们村过年。那天，敏说的都是家乡。乡下的蔬菜比城里好吃，她说。如果野生的蘑菇采到手里就碎，那就是有毒的，但结实的蘑菇可以吃。猪饿的时候会抬起前腿，直立着尖叫。新年前后会有人偷鸡，所以这时候得看得特别紧。护肤的最佳配方是用珍珠粉混合刚下的新鲜鸡蛋清敷。乡下的生活很快活，可你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什么钱。

“你有没有想过到农村去住？”敏问我。

“中国农村吗？”我说。“没有。”

“大概是那里太寂寞了，”她说。

陌生的旅程让生活跌宕无着，在农民工的世界里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老家的乡村。如今农业的经济收益非常低；每家平均只有六亩地，太少，不足以赢利。但放眼中国，家庭的农田还都在耕种，因为人们一直都是这么生活。土地与其说是收入来源，不如说是份保险——保证人能活下去，不会挨饿。

在大迁徙的时代里，与家中土地延续不断的联系使中国保持着稳固。中国的城市并未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产生大片的棚户区贫民窟，因为那些在城市里失败的移民总是可以回到故乡，找人依靠。年轻人出去打工，父母留在家里种地；丈夫出去，留妻子在家，再不然就是反过来。也可能夫妇一起出去，把年幼的孩子留给上了年纪的父母照顾。在城市里，农民工可能看起来很绝望，但几乎每个人回去都有片农田保底。

冬天回老家过年，在农民工的日程中是一件核心事件——在春节前后的六个星期里，大约有两亿中国人乘坐火车旅行。随着新年临近，即将到来的旅行变成了工厂世界里最大的当务之急。工人们要专心存钱，穿新衣服回家，因此跳槽的现象大大减少。情侣们开始小心谈判：去谁家过年，两人的关系定位在哪一步？这番算计或许令人痛苦，跟家人不睦的农民工可能会决定干脆不回家。春节是最关键的时刻，整个一年都围绕它而展开——辞职，休假，订婚，从头再来。

回家的旅程常常跟初次进城一样痛苦难当。中国的铁路是运输网络中仍按中央计划经济时代运作的最后一环。在今天的中国，有钱人大都乘飞机或是小汽车旅行，这两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市场化了。航空公司改善了服务，降低了票价；公路不断拓展、升级，以应付工业发展和档次不断上升的小汽车主的需求。但铁路仍是穷人的地盘——有时，建设铁路仿佛只是为了更高效地将痛苦送达。

节假日，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按原价买到火车票。铁路部门会给关系户留票，或是票流给了黄牛贩子，再由票贩高价倒卖。由于售票系统没有联网，卖票的人完全不知道行程中哪些座位会空出来；除非乘客从起始站坐车，否则根本不可能买到座票。车票预售只会提前几天开始，焦虑的购票人群只能通宵露宿在车站外排队。在长达多个小时、甚至多天的旅程中，车上厕所堵塞，水龙头没水，人们蹲在过道里，双手捧着脑袋。乘客们极少抱怨，即便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他们还是好脾气，各自集中精力照看着身边的行李。这是春运列车总是如此拥挤的另一个原因：没有农民工不带礼物回家的。

回到家，旅人们又回归了农村的慢节奏。乡村生活等级鲜明：年长的男人当家，集体事务也是他说了算。全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务农，夜里孩子经常和父母一起睡在一张大床上。大孩子管教弟弟妹妹，小的得听话。不速之客一待就是好几天，例行的集体吃饭，睡觉，现如今又添了看电视这一项，人都被吸了进去。村子里没有秘密。

在城市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消亡。小家庭跟素不相识的邻居一道住在高层公寓楼里。人们跟陌生的人打交道，并且来往。在城市里，年轻的农民工自由地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他们为了工作竞争；喜欢谁就跟谁相好。无论他们多么留恋地回忆起乡村的童年时光，事实是，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这事并不新鲜。旅人归途的刺痛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小学生最早学到的写于8世纪的一首古诗，说的就是一个男人，一生漂泊在外，终于回到故乡的村庄，却发现自己不再属于这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敏带回家一件羽绒服，一盒主要成分为驴皮的传统中药，一个她工厂生产的Dooney & Bourke牌粉红色钱包，雀巢奶粉，饼干礼盒，两件男士正装衬衫，一个装满糖果的心形塑料盒，和一千块钱——她一个月的薪水，紧紧折成方形的一沓。她自己只带了手机，MP3播放器，还有一个化妆镜；其余的一切都是带给家人的礼物。这是2005年2月，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礼拜。

我们去广州的大巴几分钟就坐满了人。车窗上贴着告示：欢迎乘坐豪华大巴。因为近期发生乘客物品失窃事件，旅行中请勿睡着，提高警惕。

大多数乘客听天由命，立刻就睡着了。公路两旁闪过一座又一座工厂，但敏的心思早已飞远了。“小时候，我们要走半个小时去上小学，”她对我说。“有些小孩住的远，得翻几座山才能到他们村。那时候有野猪还有狼。狼你看不到，但能听到它们叫。现在都听不到了。”

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每年这个时候，有四百五十万人返乡回城都要从这里经过。火车站前巨大的水泥广场被警戒线分割成了几个区域，到处都有警察，举着喇叭喊着指令，每个字都尖锐刺耳，含混不清。人们一进入中央大厅，就本能地开始奔跑：中国人对此早习以为常，知道什么都缺，一切都不够分。多亏了一个跟我们顺路的敏的表哥，给大家买到了座票，但我们也开始奔跑。我们在疯狂的人群里突围，终于挤上了7:32分开往武昌的过夜硬座快车。

火车上过的是集体生活，一开出车站，乘客们立刻表现得仿佛到家了一般。他们脱鞋脱西服，脱到只剩内衣为止；他们剥橘子嗑瓜子。手机时常响起，铃声欢快扰人：比如“生日快乐”，“迪克西”之类。走道那边有个男人，往座位底下铺上报纸，然后蜷身缩进那个狭小的空间，只剩小腿露在外面。乘客挤在走道里，蹲在卫生间隔壁的水槽上，窝在两节车厢之间的空隙间，穿着暗色衣服，一排一排蹲着，像是电话线上栖着一串乌鸦。

铁皮小车疾驰而过，每隔几分钟就逼得人群重新排列位置。小车卖鸡腿、温啤酒，还有串烤热狗肠。售货员喊着：热牛奶，热牛奶，有益健康。有钱人才会在火车上购买食物。大多数人都自带——白煮鸡蛋，华夫饼干，还有盛满绿茶的旅行杯，里面液体混浊，看起来几乎要长海藻。10:45分，来了个打扫卫生的。我们上车才三个小时，她面前的垃圾却堆积如山，有花生壳，橙子皮，空塑料瓶。这世界上没人能比中国的旅客更快地生产垃圾。

对敏而言，时间过得太慢。这只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长途旅行。她望望窗外；看看表；玩弄手机。她每隔几分钟就跟我汇报——我们还有九个小时才到——直到我让她闭嘴为止。她打开了那个饼干礼盒，吃了几块——“没事的，”她安慰我说，“还有很多呢”——然后就消失不见，去看她的表哥了。她回来的时候，带了块玻璃纸包装的盐焗鸡翅和一些消息：小偷最爱玩的把戏是用一个“捡来的”皮夹子吸引乘客的注意力，趁其不备偷他的包。

午夜刚过，我的手机收到短信，欢迎来到湖北，敏的老家。我们勉强睡着了。凌晨三点，走道对面的一家人突然醒了，就像弹簧突然跳起，开始大声谈笑，声音传遍车厢，仿佛正是下午时分。6:57分，我们到站了，跟敏的表哥道别，坐大巴回家。

10:12分，大巴过了长江，敏突然醒来。公路上每经过一个城镇，她都会把名字念出来：黄石，梅川，黄梅。“我们快到了，”她说，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紧张。

敏的妈妈陈美容已经等在大金镇外的路边。她四十二岁，眼窝很深，棕色眼珠，颧骨很高——是农村人里面少见的大骨架美人。她笑得开怀，露出许多牙齿，敏回家的第一天里，我就没见她的笑容停过。她们俩见面时并未拥抱——这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但在交谈的时候，敏摸着妈妈的手臂，抚弄她的耳垂。她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大金镇是个乡下小镇，只有一条街，卖饲料和农药的店铺仍然多过于卖摩托车和手机的。路边的小生意摊反映了决不丢弃任何东西的乡村哲学：在大金，你可以花钱修表，修钟，修炉子，修电话或者电视机。在城市里，这些小生意大都难得一见；城里人对新产品的质量更有信心。在露天的货摊上，最醒目的商品是硬壳的旅行箱，提醒着人们，镇上最好的机会可能是出去。

敏有很多计划，来改善家里的条件。她想给家里买个DVD机。“再买台饮水机，”她说。“那样就方便多了。”

时不时，敏的妈妈会越过女儿的脑袋看向我。“这地方太差了！”她热诚地笑着说。“我们太穷了！”

在通往她们村的路口，敏的妈妈叫了一辆有当地特色的出租车：一辆摩托，后面拖个铁皮车厢，下面装两个轮子，架了几块窄窄的木板当座位。里面坐着五名年轻女子，都穿着紧身牛仔裤和宽松夹克——跟敏一样，也都是回来过节的农民工。车子突突行驶在土路上，敏回头看着回家的人们。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色的皮裤和细高跟的靴子走过稻田；一个穿条纹西装的男人一手拖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学步小儿。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朝我们微笑挥手。“这是我小学同学的爸爸，”敏说。“他老了。”

到了一片两层砖房跟前，我们从车上爬下来。敏的爸爸沿着小路走来迎接我们——他瘦削，苦相，笑容疲惫——敏发现他也老了。家里很安静。敏的妹妹和弟弟都去亲戚家了；另外一个妹妹在家里看电视。敏进门的时候她只是抬头看了看，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了屏幕。

我们一边吃着猪肝面和煮蛋——敏的妈妈为了欢迎她回家，特地在她的碗里放了三个蛋——敏一边听家人讲新闻。她爸爸说想要买辆摩托车。

“要多少钱？”我问他。

“七八千块，”敏代她父亲回答。

“这么贵啊！”我说。

敏的父亲轻轻地插嘴说，不到三千块他就能买到一辆。

“那不好，”敏说。“你想把时间都花在修车上吗？”

电话铃响了。是敏的一个朋友，从东莞打过来，看她是否平安到家了。“我妈看到我高兴死了，”敏说。“我爸妈都老了好多，家里又乱又冷。人除了想睡觉什么也不想干。”

电话铃又响了，是阿杰，他在东莞过春节。“我现在不方便，”她低声说。“家里人多。”因为妈妈反对他们俩的事，因此敏采取了最胆小的反抗方式：她撒谎，骗妈妈说已经分手了。现在她把秘密带回了家。每当电话铃响起，谎话随时有可能被揭穿。

再过几天，桂敏就会跟男友一起回家了。我要带男朋友回家，

桂敏在给我的短信里说，虽然他们不同意我找一个离家那么远的人。

还有一天，她写道：我长大了，知道怎么处理事情。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用担心。

在我看来，她正准备开战。

敏一回到家，就开始引导家人走向文明。有雾的早晨，她在家里走来走去关窗；她对母亲说，湿气对身体不好。早饭后，父亲点上一支香烟，被她一通教训：不应该抽烟，要用茶水漱口，不然牙齿会变黑。敏在家里四处查看，一样样指出她想要改进的地方：安热水器，洗衣机，院子里铺上一条水泥道。在农村人家，往地上丢垃圾，灭烟头，吐痰，都是司空见惯的；每隔一会儿，家里人就会清扫起来，把垃圾丢到院子里。敏在孩子们的卧室一角放了个塑料袋，要求弟妹们把垃圾丢到袋子里去。我看到她对母亲重复这一指令。

桂敏很快就要到了，这让她很担心。她怕父母会对姐姐的男朋友失礼。她说，乡下人不习惯跟生人打交道，他们可能会无意中得罪人家。桂敏的事在全村都传开了：之前从没有别的女孩把这么远的男友带回过家。“我姐姐要带男朋友回家，”敏告诉每一个她碰到的邻居。

“他是哪里人？”人们一开口总是这么问。

“湖南，”她说——然后对话就僵住了，因为实在没什么话好往下接。

吕家的房子是1986年盖的，就是敏出生的那一年。楼下有个大房间，两厢各有一间卧房；孩子的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电视机整天开着，音量调到最大。大房间里有一张木质餐桌，桌后是神龛，供着祖先的牌位，敏祖母的照片，还有一幅壁挂，用烫金大字写着宇宙的等级秩序：天地国亲师。

神龛旁边的墙上，贴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得的奖状。吕秀获得全班第五名。吕宣庆获得三好学生称号。

起居室周围的房间各有不同的功能。楼上的地面有个深坑，用于存放粮食，整块的生猪肉和咸鱼挂在钩子上，还有一间房堆满了齐膝深的棉花——今年新收的，还没卖掉。房子的一侧是厨房，烟火烧得墙壁乌黑，另外一侧是牛棚和黑母猪与猪崽的圈。鸡在人脚边走来走去，把蛋下在厨房的碗柜下面。

为了省钱，用电很省，晚饭多半是摸黑吃的。没有下水管道，也没有取暖设施。在湖北冬季阴冷的天气里，全家人在屋里都穿着厚外衣戴着手套，水泥墙面和地板像海绵一样吸饱了寒气。坐久了，你的脚趾头会失去知觉，手指也一样；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喝杯热水，用双手捂着杯子，让蒸汽温暖你的脸。孩子们经常站着看电视，有时跳几下，暖暖脚。

敏开始享受在家的状态。吃饭的时候，小孩子很快吃完，离开餐桌，敏留下来跟父母和我聊天。她妈妈和妹妹们做饭，打扫，洗衣服，父亲喂猪，干杂活。敏不帮忙做家务。很多时间她都在讲电话，计划去看望返乡的朋友。阿杰时常打电话来，透露一星半点的消息：他帮桂敏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想敏。他梦见敏跟别的男孩跑了。

敏的三个弟妹都住在家里。三妹三儿今年十六岁；她一头乌黑的长发垂到腰间，宽厚的笑容跟妈妈很像。她跟敏念的是同一所职业学校，计划几个月后一毕业就出去工作。四妹秀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宣庆，都在读中学。孩子们平时都在城里住校，周末回家。他们对农活几乎一无所知。一天早晨，敏的父母杀了几只鸡，在拔鸡毛时，秀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孩子们都不肯干这种活，”敏的妈妈说。

另一天早晨，三儿拿着一碗谷子到院子里去喂鸡。“咕咕咕……”她唤道。可根本没有鸡过来。

我指着房前空地上的一群鸡问她，“那是你们家的鸡么？”

她斜眼瞅瞅。“看着像。咕咕咕……”那些鸡根本不理她。

她妈妈从房里出来。“你这是干吗呢？那根本不是咱家的鸡！”三儿的妈妈沿着小路找鸡去了。三儿咯咯笑着回到了屋里。

敏回家的第二天，带着三个弟妹和两个表弟去了最近的城市武穴，乘大巴要一小时的路。她仍然惦记着改善家里的条件：她想买饮水机，还有吹风机。“孩子们平时哪儿都不去，”她对我说。“我们带他们进城去玩玩吧。”他们首先在一家网吧停了下来，敏碰到了一个中学同学，叫胡涛。他生得瓜子脸，留着一点修剪成方形、像邮票一样的唇髭。他穿着一件灰色斜纹外套，黑色尖头鞋，神情紧张；看起来像是黑帮的试用成员。胡涛在城里他叔叔开的饭馆打工，但他希望能出去找工作。

“他喜欢我，”等胡涛听不见的时候，敏说，“但我们之间从来没产生过感情。再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看起来也不大体面，是不是？”

集市上很拥挤，人们都在办年货。卖春联的摊子还摆着毛主席的光辉画像，配着有点宗教式的标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敏带着孩子们穿行在商铺间，为家里买东西：袜子给爸爸，新毛巾给客人，还有洗发水。她使劲还价，花九十元买了个饮水机，二十元买了个吹风机。她还买了一次性塑料杯，这样更卫生；家里人混用几个瓷杯，又不常洗。在超市里，孩子们用糖果糕点装满了她的购物车。

在武穴有些东西，是沿海的现代化城市里见不到的，比如谷仓和部队的粮站——这都是过去人们依赖政府配给粮食时代的遗迹。一家商店用Old Fogey（老夫子）牌的男式西装打广告。敏上次到武穴来是两年前了。这次故地重游让她深感失望。“这城里一点都不好，”她说。“不如外面的城市那么发达。”

胡涛消失了一阵，但午饭后又出现了，来带孩子们去溜冰场玩。他又添了一件黑帮的装饰——耳朵后面夹了一根香烟，这让他看起来比先前更加不体面了。他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来，跟一个年轻女人聊天，那女的眼睛很黑很直率，原先染成金色的头发已经褪成了毛毛的橘色。她跟胡涛走在前面，敏和孩子们跟着。没人费心介绍彼此认识。

溜冰场人很多，很暗，只有一个闪动的迪斯科灯球照明。当时是下午三点钟，敏扶着墙往前走，一边还照应着那几个孩子。在溜冰场一头，幽暗的酒吧区，胡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个女孩坐在他身边。“我想我们该走了，”敏对我说。我们把孩子们喊过来，一起出去，沿原路返回。在一个小坡底下，胡涛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他一个人。他做了选择，好像跟那个橘色头发的女孩无关。

他问起敏的工作。她的工厂生产手袋皮包，有五千名雇员，她说。流水线工人每个月工资八百块。

“我也想再出去，”他说。“家里的情况不好。”

“你从前那个厂怎么样？”她问。胡涛曾经短暂在东莞工作过。

“不好。你什么时候回去？”

“年初五，”敏说——随后她做了个提议。“你帮我们买票，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厂还在招工呢。”

然后他们各自走了，敏大获全胜。“他会帮我们买回东莞的火车票，”她说。胡涛会用当地关系去买票，敏可以带他进城，帮他在厂里找份工作。在回家的第二天，她已经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怎么样再出去。

吕姓在烈马回头村已经生活了七代。这里有九十户人家，几乎全姓吕，都住在一片片稻田旁的砖房里，田间小路上点缀着祠堂寺庙，村民在那里烧香祭拜祖先。梯田从山谷一层层叠到灰蓝色的山顶，仿佛是打开了首饰盒，露出许多的抽屉。这个村庄唯一不寻常的，大概就是它洒脱的名字——烈马回头，名字源于附近一座山的形状。很多代人生死在此，从不曾走出离家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句老俗话称颂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一辈子不用东跑西颠是福气。

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年轻夫妇开始违背老一辈的意愿，进城打工。当初敏的叔叔还单身，他搬到武穴去开店，家里人都反对。“我们觉得没结婚的人不应该出去干活，因为他们可能会学坏，”敏的父亲告诉我说。过去十年来，外出务工已经司空见惯。村里的孩子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毕业，就走了；男孩女孩都往外走，尽管有些人家希望儿子能离家里近些。敏的父母都曾在温州一家鞋厂干过一段时间，但都没存下钱就回来了。几个比敏大一辈的出去打工回来，都开始创业了。年轻的一代没有人回来：有的结了婚，留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继续工作，还有几个在附近的城市武穴买了房子。

外出务工已经成了村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敏和姐姐俩去年一年一共寄回家五千元，而父母在家里养猪，种棉花，一年的收入只有两千元。她们的钱用来供弟妹们上学，也让姐妹俩在家庭事务中拥有了发言权。桂敏第一个出去打工，是她说服父母让敏初中毕业继续念书。姐妹俩的教育水平在村里高得很不寻常。“我们把女儿当儿子养，”一天早晨，敏的妈妈坐在卧室的窗户下面，一边缝老式的绒拖鞋，一边对我说。她和丈夫两人都是初中毕业，在他们这一代农村人里，更是少见。

“村里很多人跟我想法不一样，”她又说。“他们都说女孩最后总要嫁出去的，用不着上什么学。但我相信有知识总比没知识好。”

出生的次序是决定命运的一个主要因素。长女桂敏初中毕业就离家去找工作。次女敏等到两年中专快念完才出去，而三儿要毕业以后才会出去跟姐姐们会合。母亲希望最小的两个孩子能上高中，念大学，因为家里有钱了，供得起。“这是我的理想，”敏的妈妈说。“但得靠他们自己，是不是用功学习。”

敏的表兄妹里面，有的才十二岁就出去打工了。她小学六年级班上的二十七个小孩中，有十个根本没上初中，直接去打工。有些父母似乎只是把孩子看作提款机：隔壁的一家，要四个女儿每人每年往家寄一万元。还有一个村民，开了个银行户头，三个女儿都在一家毛衣厂干活，工资会直接打到他的账户里去。

结了婚的打工者也会遭遇两难处境。敏的一个舅舅跟老婆一起在东莞当建筑工人，但两个十几岁的儿子都留在村里上学，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考上大学。但两个孩子无人管教，玩野了。“我儿子十四岁以来，就整天跟小姑娘混在一起，”一天晚上在吕家聚餐时，敏的舅舅抱怨道。“可我怎么管他们？我在东莞，我老婆也是。”他儿子远远站在房间的另外一头，听着。“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父亲继续说，“男孩女孩根本就不搭话的。可现在年轻人的世界不同了。”

村里跟敏差不多大的，只有一个想要去读大学：吕泽娟是敏小学时的朋友。当敏在东莞打工的时候，吕泽娟因为准备高考，学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了。敏回家的第三天就去探望她。吕泽娟坐在电视机前，穿着一件尼龙夹克，前面的口袋上，缝着纽约，第五大道，450号的字样。她现在很少出门，怕听见别人说她闲话。敏好歹劝说她出去散步，路上邻居们斜眼瞅着吕泽娟，试探地叫她的名字，因为已经太久没见到她了。

外出打工已经深入人心，学校教育反而显得风险更大。敏的同学，另一个村的吴剑寒来访，住了几天。他穿着黑色的西裤，白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每天都是这身雄心勃勃的造型，哪怕在帮敏的父亲修厕所房顶的时候也一样。他考上了大学，但他哥哥不肯出学费。“他说现在连大学毕业都很难找到工作。他认为我应该出去打工，”一天早上，吴剑寒一边清扫吕家门外的鸡粪和鞭炮纸屑，一边说。“那是他的看法。我的想法不一样。”吴剑寒在北京打工，但他不肯讲他做的是什么工作。

敏和大姐在村里很受尊重，因为她们升到了办公室工作。没有别人去东莞的，虽然更多人选择去同样遥远的地方：温州的鞋厂，坐大巴要二十二个钟头；哈尔滨的美发厅，坐火车要二十八个钟头。“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敏说。“走得离家越远就越光彩。”

春节前两天，敏把妈妈惹怒了。敏的一个叔叔邀请全家吃顿团圆饭——不巧这时电话响了，带来一个更诱人的提议。一个年轻漂亮的阿姨在武穴开了家发廊，刚回家，邀请敏一起进城逛街。

“为什么下着雨还出去？”她妈妈只是这么说。显然她不满意敏这么失礼。

敏坚持不让步。“是我得罪叔叔，又不是我妈，所以这事儿跟她没有关系，”她辩解道。

她的阿姨黄彩霞到家里来接她。她二十五岁，穿着时髦的系带夹克，闪亮的缎子裤，还有一双跑鞋。她一亮相，就先拿出一个绛红色的手机，可以像粉盒一样翻开盖，传给大家欣赏。在进城的公车上，她和敏讨论着染头发的秘诀，还跟着敏的MP3哼歌。敏的阿姨记得全部的歌词。

爱情三十六计

就像一场游戏

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爱情三十六计

要随时保持魅力

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

敏对阿姨说，希望父亲能为家里建一个室内浴室。“可以在里面放一台洗衣机，还可以有地方洗澡，”敏说。“还可以加一点瓷砖，就像真正的浴室那样。”

“还有电热水器，”敏的阿姨补充道。

“还有电热水器，”敏重复道，“冬天也可以洗澡，不会着凉。”

她阿姨算了算，整个工程大概要花五千元。“在城市里住了一段时间，想法就变了，”敏的阿姨对我说。“你会不停地想怎么改善农村的生活。”她和丈夫在武穴工作，在当地租了套房子住，但他们四岁的女儿还跟祖父母一起住在乡下。他们计划等存够了钱买房子，就把孩子接到城里来。他们俩结婚的时候没跟村里要耕地；她丈夫的父母还有两亩地在种着，那就够了。“村子还是家，”敏的阿姨说。“但我已经住不惯了。”

那天下午，桂敏跟男朋友到家了。她比敏要高半个头，面容漂亮，轮廓精致，自有一种大家庭里长女的气度。她男友进门的时候，迎头碰上桂敏的父亲出来。他低着头，叫了声“叔叔”，然后递上一支烟。就只是这些：没有介绍，没有寒暄，只是一支烟——这就是中国男性世界里通用的名片和货币。

吃饭的时候，敏的父母都没有跟女儿的男友多聊。也许是不熟，也许是无声的抗议。但这恰恰是敏所担忧的：他们没有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现出适当的尊重。男友跟我一样，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只是礼貌地坐着，不说话。当家酿的酒斟满之后，敏掌控了局面。她转向这个私底下已经被称作“姐夫”的人，“欢迎到我们家来，”她说着，举起了酒杯。

乡下的日子大多会被凌晨划破寂静的电话铃声惊醒：又有人到家了。敏的父母起床很早，在屋里走来走去，虽然有别人在睡觉，仍然咣当咣当地关门，用平常一样的音量讲话。替别人着想不符合农村的习惯：所有的时间都是一起度过，因此大家都很擅长忽视彼此的存在。

几乎一切都是众目睽睽之下一起做的。孩子们一块起床，在院子里靠墙站成一排，刷牙，口水吐到下面邻居的院子里。每顿饭都是大家一起吃——蔬菜，米饭，总是有猪肉，因为一般家里秋天都要杀一头猪，然后吃上一个冬天。清洁时间也是集体行动：晚上，家里的女人们会热一盆水。一个接一个地清洗私处和双脚，中间不换水。然后男人们再换上一盆水，照做一遍。时不时地，家庭成员们会擦浴，但通常跟多日一次的洗头不在同一天进行。最终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会洗净，但极少在同一时间。

整天都会有客人来访，一住就是几天。有几个晚上，敏九岁的小堂弟跟我们一张床，睡在我和敏的中间，后来是敏妈妈那边的两个表弟来访，然后是另外两个表哥。那个穿正装衬衫打条纹领带的男孩吴剑寒，待的时间最久；他对敏有意思，但敏完全无视。敏的妈妈搬进女儿的卧室，把自己的房间留给丈夫和男孩们。夜里，我和敏还有她妈妈头对脚睡在一张双人床上，盖一床被子，一动不动，像洋娃娃一样躺着。

乡村生活的焦点是电视。孩子们整天坐在荧幕前；如果你去邻居家拜访，通常会让你坐在前排，接着之前看的电视剧集往下看。人们最喜欢的类型是古装宫廷剧。看起来这些连续剧是村民们接触历史的主要方式，但在这里面，历史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巫术、传奇、神仙、帮派、奇迹、谋杀，通奸：孩子们统统看得如痴如醉。尽管政府宣扬道德，理性和科学发展观，但电视娱乐的主要内容却与之背道而驰。

孩子们脚跨两个世界，一边是乡村生活，一边是电子游戏里的魔幻宇宙。他们会帮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转身专心去玩俄罗斯方块。有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好像刚从电视星球紧急迫降到了地球。当我把相机拿出来换胶卷时，敏九岁的小堂弟凑过来看。“胶卷什么样？”他问。“跟电视上的一个样么？”

人人都是亲戚，关系错综复杂到甚至没有相应的中文称呼。有一个来访的男人是敏爷爷弟弟的女婿；一天，我们去探望了她爷爷弟弟的儿媳妇的姐妹和她们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坐在敏家电视机前的孩子是邻居家的，可是有一天我们去另一个村拜访她的姑奶奶，我发现这几个孩子又坐在他们家的电视机前：当然，他们是亲戚。一个住在隔壁、在温州鞋厂打工的年轻人经常过来，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看上敏了。我刚想跟敏说，却发现，他是敏父亲的表弟。

村民们对我的反应很不一样。那些进城打工的会主动跟我聊天，问我北京和美国的情况；他们会瞥一眼我的笔记本，试图弄明白我写的是什么。那些留在村里的，包括敏的父母，都很客气，也很胆怯——虽然他们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却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年长的男人没一个跟我讲话。我是个年轻女人，又是外人，跟他们是双重不相干。

我从未见到这里有人看报纸，或是看晚间新闻，也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我在敏家里住的两星期内，从未碰到过一个政府官员，法律似乎也伸不到这里。全国范围内，要求一对夫妻只生育一到两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但在这里的乡下，一般家里都超过两个孩子，敏的父亲这么说。吕家有五个孩子，但村里有一家有六个，还有一家有七个。那七个孩子的父亲是村长。

敏很容易又适应了这个世界，但她仍保有自己的秘密。她从不说起她的男友或是厂里的事，我还注意到，当事情不合她心意时，她会选择性退出。她自己安排探望朋友，哪怕有时会拂了母亲的意；对她不喜欢的长辈，她讲话一点都不客气。我从未见她做过任何违背自己心愿的事。一个姨妈托敏带她十四岁的女儿到厂里去，但敏直接拒绝了。还有一天早上，一个老伯伯早饭之后出现在吕家，一眼盯着她父亲穿的羽绒服。那是敏送给爸爸的礼物。

“这要多少钱？”那老头问道。“二十块？”

“三百二十块也买不到，”敏回嘴道。“这是羽绒服。”

她对村里许多年长的人都很瞧不起。“他们总是问我挣多少钱，要不就是我带回家多少钱，”她告诉我说。“我觉得这是我的私事。”

年轻的打工者操纵了乡村的节日生活，享受着金钱带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四处炫耀着手机和新衣，交流彼此的工作情况。他们最热衷于做媒，既帮自己挑人，也替别人介绍；他们给年老需要照顾的亲戚送钱。在过去，这是长辈的任务，但现在长辈们太穷了，无力承担这些责任。父母们没什么好做的，只好聊聊儿女的收入和婚嫁前景，扯些没用的闲话。

“我希望她工作顺利，没别的，”当我问敏的妈妈对敏有什么期望时，她说。“将来的事得靠她自己。”她希望敏和桂敏能找个离家近的男朋友。总之，她看起来已经接受了现实，女儿们早已超出她能帮助或者理解的能力范围。

对我来说，住在敏的村子里最难的事就是要过集体生活。没有谁会是一个人的。如果有人在电视机前坐下，他会招呼所有人过来一起看；要是敏准备好了热水洗脸，我也必须一起洗。有几次我无视旁边又闪又响的电视机，想要读书时，孩子们会一个接一个过来跟我讲话，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

住在敏的村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很久以前，我父母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此相似。他们在美国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养大了我和我的哥哥，鼓励我们独立，让我们不为家庭所累。父母并不指望我们去走亲访友，也从来没要求我们在学校里要学什么。我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我的父母从未给我压力，要我回家。在敏的村子里，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心里满怀感激。

一天上午，一场全家聚餐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沿着泥泞的道路朝城里走去。我看到了一些从未留意过的东西：一块黑板上列出了学校的费用，牲畜疫苗的价格，一家商店里，全部商品只有香烟和爆竹烟花，还有不足四岁的孩子在玩打火机。在相邻的村里，我看到一座四层楼、贴满白瓷砖的房子。在沿海富裕的地方，整个村子所有的房子都会像这样。而这里只有一座，指引着未来的变化。

我离开一个小时之后，手机响了。“你在哪呢？”敏追问道。“我们都在等你吃午饭呢。”

我急忙赶回去，意外地挨了一顿批。“你没吃午饭！你去哪了？”“你一个人跑到路上去干吗？”

中国的乡村并不轻松。这里到处是人情往来，讨价还价，谁都有资格评头论足，你走后还会继续下去。在敏的村里住了一阵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农民工刚进城的时候会感到那么孤独。而我也发现，他们开始珍惜在城市里所获得的自由，到最后，没了自由他们就无法生活。

年三十那天，敏的全家，还有所有叔叔伯伯的全家都去给祖先上坟。他们一个接一个穿过稻田——稻子已经收了，地里只剩下泥塘和枯枝——跨过村民洗衣服的那条小河，沿着小路爬上山坡，经过了棉田和茶园。在一片松树环绕的空地中间，是敏祖母的坟，她是两年前去世的，另一块石碑上还标明了她曾祖父母的墓地。这座山就叫吕陵山。“我们所有的老人都葬在这里，”敏说。

她的母亲摆出一碗碗的枣子和花生糖果，这些是给先人的供品。敏的父亲烧了些纸钱——上面印着“天上人间通用货币”——然后往坟前的地上倒了一杯酒。年轻的男子往茶树上系了一串炮竹。然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跪在潮湿的泥地上，磕了三次头。土葬，炮竹，焚烧纸钱——这一切都违背政府的规定。为了消灭这些“封建”传统，政府提倡火葬，如果土葬一家要罚几千块钱。敏村里所有的人家，不论多穷，都会付这笔罚款，安葬他们过世的亲人。

回家后，敏的父亲拿了一方红纸，认认真真写上给灶王爷的祝词。他在大门上贴了对联。对联是敏进城买回来的，两条细长的红纸上写着庆贺新年的对子，她连看也没看过，但词句却很应景：

龙腾四海添富贵

凤飞万里进财宝

晚上，全家人燃放烟花，看电视播放的春节晚会节目。爆竹整夜响个不停——一声尖厉的呼啸，一阵静默，然后是闷闷的爆炸声。卧室里整夜都亮着灯，新年的头三个晚上，必须得通宵亮着。没人记得这传统到底有什么意义，但还是照样执行。夜里，相间的房屋亮着灯，一幢幢散落在山谷里，冷蓝的灯火令人想起东莞工厂，像海上的船，在黑夜里闪着幽光。

大年初一，孩子们起得很早，一个挨一个去照镜子。敏把头发扎起来，往刘海边夹了个荧光绿的芭比娃娃发卡；三个大些的女孩都抹上了美宝莲的粉色唇彩。按照传统，大年初一要去村里拜年。小点的孩子从这家跑到那家，搜罗糖果，大点的则留下来，喝着加了糖的热水，跟大人聊天。在进每位邻居家之前，敏都要问问三儿，对住在这里的老人应该怎么称呼。她已经忘了自己跟村里的许多人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

在敏妈妈的一个姨妈家，三个女孩商议了一下，然后桂敏掏出一百块钱，给了那个老妇人；在另外一个瘸腿的叔祖家，她们也给了钱。按照传统，过春节的时候，是长辈给小辈送红包，但现在金钱流转的方向倒过来了。

村里的打工者树立了他们自己的新传统。由于只有大年初一他们所有人才都在家，年轻人都会到山里的一座庙去聚会。那天早上，天下着小雨，我跟随敏、桂敏和三儿一起出发。在一个岔路口，有一小群人在那里等着。他们是村里的雄鹿：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还没，都穿着黑色皮夹克，牛仔裤，酷酷地抽着烟，看着我和三姐妹沿路过来。男人们手里都拿着满满的炮竹。一个小伙子用眼镜腿在脑袋边上夹了四根香烟——一种有钱人的尴尬。

寺庙是乳白色的，黑色瓦片房顶，角落向上优雅翘起。未进门前，那几个小伙先点了几只炮竹，爆炸声震耳欲聋。第一个房间里，一块匾上写着为修庙捐过钱的善人名单。在“捐五十元”一栏下面的一大群姓吕的名字里，敏找到了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的名字。

敏躲开那些年轻人，一个人走到庙里最深处的一个佛龛前。她放了些钱在一个善款箱里，向一个中年女尼询问，是否可以求得好姻缘。尼姑点点头。敏跪下来，祈祷能遇到命中注定的爱人。尼姑走到敏的面前，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多挣点钱，”她说。“找个好对象。”

这是敏头一次为自己求姻缘。她说不准到底有几分信，但也无妨。“即使你不信，”她说，“也得尊重它。”尼姑给了敏一块红布——必须收好，这东西会保护她。如果敏能如愿以偿，一年后她应该回庙里向观音还愿。观音是佛教里象征慈悲的女神，是出海的水手，无子的女人，以及所有失意人的保护神。

春节后，敏放弃了改造家里的计划。饮水机干了；大家都开始重新使用瓷杯子。塑料垃圾袋放在角落，已被遗忘，直到有一天消失不见。敏转而集中精力准备再次离家的旅程。

一个下雪的日子，她坐了一个小时的摩托出租和小巴去看望中学时的两个朋友。这对姐妹在沿海打工；她们的父母务农，还照顾着一个精神残疾的十多岁儿子。敏到了之后，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一岁多刚学会走路的女孩。她把孩子抱起来，像老侦探在案发现场那样，把情况解释给我听。“他们的儿子弱智，所以想再生个男孩。结果是个女孩。当然，他们还是一样疼她。”她一边上下颠着孩子哄她，一边有点替他们辩护似的说。

“你在哪儿上班？”朋友的妈妈问她。

“东莞，在办公室，”敏说。

“干什么？”妹妹问道。

“文员，”敏说。

“真不错！”妈妈说。

敏转向姐姐程美琳，她二十岁，温柔美丽。“你呢？”

“不好，”美琳说。“我在饭店工作。”

“做服务员吗？”敏问道。美琳转开目光，没有回答。她妹妹程丽在河南一家超市的家居部工作。在敏看来，她们姐妹处于打工的最底层：服务行业非常累，还得伺候有钱人，受他们的羞辱。

吃午饭的时候，程丽跟敏讲了她的工作。她每天要干十三个小时，每月只有两天休息，休息日还得扣工资。

“跟我出来，去我工厂干吧，”敏突然说。“我们做手提包。普通工人工资是每个月七八百块，星期天休息。”

程丽望着母亲，母亲说，“看看你父亲怎么说。”

在同一个村，敏还去了另一个同学的家，可她没在。邻居说她的同学嫁了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现在待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女儿。那个邻居在家门口，扯足嗓门把细节都喊了出来。“她老公个子矮，又老又丑。她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婚。”

这消息让敏很难过。“她本来会很有前途的，”我们走出村子往回走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以为她会在外面打工干很长时间。我真的觉得她会有出息的。”

敏和姐姐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桂敏的男朋友出去上厕所，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就变了。桂敏和妈妈开始压低了声音吵架，语速很快——仿佛一场无声的争吵已经在沉默中积压多日。

敏的母亲责怪桂敏找了个不是湖北当地的男人。“如果你跟他结了婚，”她说着，提高了音量，“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桂敏在激怒中斥责妈妈。“每个人头上都有自己一片天，”她说。“如果你非让我跟他分手，我立刻就可以跟他分手。我谁也不嫁就是了。”母亲开始哭泣。

男友回来了，又将沉默带了回来。突然之间那些愤怒的话语都消失了，没有人再开口。桂敏使劲盯着电视屏幕。母亲起身离开了房间。“去帮帮你妈，”父亲对敏说。她站起来出去，眼睛睁得老大，激动地闪着光。桂敏开始收拾东西。父亲继续看电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敏试图跟母亲讲道理。“每个人得走自己的路，”她说。“如果桂敏跟他不幸福，就会回到我们身边来。如果跟着他很开心，那你就是挡一件大喜事了。”

那天晚上，桂敏跟妈妈没有再讲话，但她们仍然睡在同一张床上，头脚相对，跟她在家时完全一样。第二天早上，妈妈帮她准备出发。她们俩像往常那样交谈，就像前一夜的事情从未发生过。男友也表现得跟往常一样：没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桂敏和男友沿着泥泞的小路走到大路上。“那我们国庆节放假再回来，”告别的时候，男友对她的父母说。他们点头微笑，仿佛还是欢迎他的。

大年初五，敏离开了家。她的同学胡涛履行诺言，帮我们买了3:20去东莞的车票。那是趟慢车，十六个小时，没有固定座位，但在节后返城的高峰时间，他能买到票已经很幸运了。我们跟敏的父母道别，然后爬到摩托车后面，她的一位叔叔骑车送我们进城。告别时母亲只说了一句，“抓紧”。

敏和两个来送行的朋友提前一小时到了车站。火车进站的时候会爆满，很难挤上车去。候车室气氛紧张，大家都聚精会神，就像短跑比赛开场前的最后一刻。没有胡涛的踪影。敏每次打他的电话，都会收到消息说他关机了。

2:45分，宣布了火车停靠的站台，候车室瞬间跑空了。敏到外面找胡涛。她一个人回来，跟朋友刘丽亚商量了一下。也许我们俩应该先上车，然后再跟列车员说说，补上票。刘丽娅表示怀疑。“他们会马上把你们踢下来的，”她说。

三点多一点，胡涛出现了，他还是咬着牙毫无表情，一撇小胡子贴嘴巴上。敏和朋友们朝他直扑过去。

“你去哪儿了？”

“你知道已经三点了吗？”

他不知道。他手机关机，又没戴手表。

“你手机为什么关机？我们打了好多次，还是找不到你。”

他说没电了。

“我恨不得抽你两耳光！”敏说。胡涛一脸茫然，把票递给敏。

我们加入了候车的人群，等待着穿过一道铁门到达站台。警察来回巡逻，大喊着要乘客们不要拥挤。我和敏是最先穿过大门的人，但胡涛落在了后面。“别再管他了，”敏说。火车进站时，人们冲了上去，却发现几乎所有的车门都紧闭着。有一扇门打开，立刻人潮汹涌而来。车里伸出些胳膊和腿，阻止人群冲撞。乘客们都不想让更多的人上车，也许因为车厢已经满员，也许就是他们想给自己的朋友留点地方。有人肚子上挨了一脚；许多愤怒的人高声讲话。火车停留了十分钟，也找不到警察。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都消失不见了。

终于，在后几节车厢，我们发现了一扇车门开着，跑过去，挤了上去。车厢里满是人，但一个小时后，我和敏挤到座位边坐了下来。胡涛找到了我们，敏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坐到他腿上，两个人一起听她的MP3。这种亲昵很少见，敏终于来到我身边。“这个男孩就是我从前的男朋友，”她说。

“什么？胡涛？”

去年胡涛住在东莞的时候，敏曾跟他交往过——他就是那个敏丢了手机后失去联络的朋友。她回家第一天胡涛就打电话了，想跟她再续前缘。这些秘密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一无所知，我现在只好费尽脑筋把这些片断拼到一起。

“他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吗？”我问。

“不知道。”

“你打算告诉他吗？”

“我想先让他在厂里找到工作再说，”敏说。“然后我告诉他，以后就靠他自己了。我们可以做朋友。”她笑自己这么大胆。“他没有我现在的男友好，对不对？我男朋友更可靠。”

还有更多的秘密。桂敏没有像父母想的那样回到东莞。那天早晨，她登上了一趟去长沙的火车，她男友住在那儿。他们会同居，男友会帮桂敏找工作。“我是唯一知道的，”敏说。“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妈。她肯定会更生气的。”她沿着走道回去了。后来我看到她坐在胡涛的腿上，他用手指梳弄着敏的头发。她透过头发和手指望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快乐与羞愧。

那天晚上，我收到桂敏发来的短信。我告诉她我们已经上车了，希望她能解决和父母间的问题。谢谢你，我从来不担心，她回复道。我只是走自己的路。

第二天早上八点，火车到达了东莞。南方很温暖，敏脱掉毛衣，抱怨天气热，完全忘了她在家的时候整天受冻的痛苦。她和胡涛走出车站，搭公交车去工作。她会冲个澡，洗净头发，这些事她已拖延多日，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然后她要好好睡一觉。她还没有计划如何解决两个男友的问题，但最终，一切都会自然而解。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敏会介绍男友和胡涛认识，他们发现对方的存在，都会暴怒。敏会尝试，但未能帮胡涛在她的厂里找到工作。男友会对她说，“如果三天内他不走，我就找人对付他。”敏准备借胡涛三百块钱。然后他就会从敏的生活里消失，大概永远不再出现。

但是现在，在挤满了返城务工者的公交车上，敏的念头飞远了。家里没事可做，只是看电视，她说；她又提醒我，家附近的武穴城是如何乏善可陈。她似乎在回想家里看到的一切，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位置。当东莞那些工厂开始出现在车窗外的时候，她一幢一幢望过去，一言不发。“家里是好，”最后，她说，“但只能待几天。”

华南茂

春明的东莞地图记录了她一路走来的各种身份。十三年来，她在东莞的七个镇生活过，据她粗略估算，搬过十七次家。在偏远的清溪镇，她从工厂文员升到了部门主任，工资涨了五百块。在中山，她加入了直销热的洪流。在广州，她是一名记者，最擅长弄虚作假。在市中心，她跟男友搬到一起同居，还合伙开了个公司——东莞式的一石二鸟——但生意失败，他们的恋情也结束了，她被迫从头再来。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她销售建筑材料。她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在建筑工地和卖涂料、管件、胶水和水泥的建材城里度过。这是个男人的世界，但她应付自如；她喜欢待在户外，不用坐办公室。在我看来，建筑是所有的行业里最世俗平凡的一种，但对春明来说，它意味着自由。

有些地方她住过不止一次，但只有最新的模样才会留在她的记忆里，就像电脑文件更新，会自动覆盖旧版本。一个春天的夜里，我和她乘坐出租摩托穿过虎门区。我们经过一个有八百间客房的豪华酒店，房顶的射灯，发出的红蓝绿光线划着大大的弧线扫过夜空。“我是眼看着这间酒店起来的，”春明说。“里面的水管还是我卖给他们的。”那是七年前，她刚刚进入建材销售业时候的事了。虎门是她逃离发廊之后，无家可归游荡的地方。同时，也是她刚从村里出来，开始工作的地方。

春明在东莞生活了几年之后，把这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她的过去凝注在城市的建筑里，在华丽的酒店的供水管道里；她个人的历史，写在了钢筋水泥和石材上。

一天下午，我跟春明一起去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一处偏远郊区。在一片巨大的建筑工地上，正建设着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将来这里只有世界五百强品牌才能进来，”春明对我说，“就像肯德基，麦当劳这种。”但这个华南商城也搞得她头疼。一家客户抱怨说，她公司卖的涂料有裂痕，要求重新粉刷。当时，他扣下了十四万元的货款不肯付。

Shopping malls（大型购物中心）——中文叫“茂”，发音类似摩登的“摩”——是中国零售业的新兴事物。开发商向往着西方购物中心的炫丽和声望，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没什么方向了；他们完全不懂在购物中心里，零售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谈到规划，最重要的是造得越大越好。华南商城将覆盖六十五万平米的面积，里面有条两公里长的人工河，上面还有威尼斯式的小船。一份宣传册称这座茂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娱乐主题公园”，还特别提到了一辆过山车，一家IMAX影院，银幕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以及一个天线宝宝教乐中心。

我和春明等着客户的到来。这座购物中心的许多部分已经建起，各自呈现出矛盾冲突的建筑风格。有穹顶，高塔，廊柱；一幢建筑装饰成明显的基督教主题十字架。人行道边的一排广告上写着这座茂的宣传词，每个广告牌上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像是没有答案的猜字游戏。

SPIRIT（精神）

STINK（臭气）

ILLUSIVE（幻影——拼错了）

NATURE（自然）

SPORT FUL（运动——拼错了）

POPPLE（人们——拼错了）

GLORIOUS（壮丽）

“你确定他们不会介意我在这里么？”我问春明。

“你不用担心，”她大声说。“这些人素质很低的。”

正在此时，一个精瘦的小伙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过来，滑动中来了个急刹车，溅得我们鞋上都是土。

“你是穆先生么？”春明略有点困惑。

“是，我是项目经理。”

“那谁是王先生？就是那个，走路有点那个……？”她小心地说。

“他是董事长。”

“啊，董事长。那总经理是黄先生么？”

“没有黄先生。只有王先生。”

春明公司的一个代表来了，带领我们参观。建筑工地是一大片泥浆地，最大的一洼上面铺着木板条。一座又一座的大楼表面裂开很宽的缝隙，有些从下至上贯穿整个楼面。但春明的同事说是工程质量的问题。他说，用那家竞争对手公司的产品粉刷的墙面也同样得返工。

春明点头。“他们只是想赖账罢了，”她迅速得出结论。

她的同事带我们来到一座建筑的角落里。“你看，”他说着，指着地基一处相当明显的裂纹。春明跪下去，用手指戳了戳那个角落。世界上最大的茂就有拳头大小的一块落到了她手上。

她怀疑工程里有腐败。原料价格上涨，许多建筑公司都在偷工减料，拖延债务。在一个鼓励冒险的商业世界里，大家都会扩张过度。我们又转了一圈。春明抬头望着一座高耸向天的铁塔；很快有一天，一辆游乐场的过山车将会载着乘客从六十米的高空坠下。“希望那玩意建筑质量好一点，”她说。客户又骑着单车出现了。“我觉得问题是工程质量，不是涂料，”春明对他说。她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同事说过的关于钢丝网、混凝土和气泡的话。

承包商难掩为难之色。这座茂的第一期开幕就在两周之后，他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很难实现，但就这里的行事惯例而言，却又完全有可能。“我不管是工厂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工，就拿不到钱。这可不是几千块钱的事，我们这是几百万资金的大项目。”

僵持中，他们分别拿出手机致电给不同的经理。春明的声音最大。“我已经跟瘸子谈过了！”说到中间时她冒出这么一句。三个人都很年轻，说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很可能三个人这辈子谁也不曾学过一天商业、建筑或是承包。春明转向承包商，冷静地说，“我相信不是涂料的问题。但如果你反对，我会叫我们的技术人员过来。”最终，她的公司同意做些修补，而承包商付了欠款，两周后商城开幕，按时按点。

两年后，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去了华南茂。麦当劳和必胜客的生意火爆，但其余则一片死寂。一共只有几家店，不是关门大吉，就是从没开过张。大多是些空壳子，玻璃门上着链子锁，只有光秃秃的石膏墙，看样子建筑还没完工。主厅里有两块开放区域，里面摆满了充气跳跳床；家长们只需付几元钱，就可以让孩子在里面跳上跳下。这看起来算得上是创新——但却是整个零售业里，商城室内空间利润最低的用法了。

在我看来，华南茂就像是另一座东莞的历史博物馆。建起一座大楼很容易；难的是弄明白里面要做什么。最后，涂料实在是这座商城最微不足道的问题，在午后的阳光里，整个建筑的外观看起来光鲜亮丽。一座茂可以有不止一种的方式走向衰败。

腐败渗透了东莞的生活。街头拉客的摩托车主穿着印有“安全志愿者”的马甲；这种明目张胆的身份造假被用来规避禁止摩托车商业运营的法规。规定说政府宴请规模限于“四菜一汤”，但官员们自有对策，专点价值几千元的海鲜珍品大菜。连考驾照也是潜规则盛行：想开车得在驾校上满五十个小时的课程，但考试当天还得向考官行贿。“每辆车里有四个考生，”一位工厂经理曾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人不给钱，可能四个人都考不过。”

买个假驾照就容易得多了，几年前春明就这么干过。之后她上过几堂课——“我知道怎么往前开”——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学会其余要懂的东西。“开车没什么难的，”她对我说。“关键是不要跟人家怄气。”

在她的行业里，拿回扣是常规。为了完成销售，她通常要付给买方百分之十的回扣；这就意味着买家常常比卖家赚得还多。有些潜在客户会直接开口问春明：你能给我多少钱？

其他人则更婉转。但从他们的住房和高档车，春明说，你能看得出每个人都在吃回扣。腐败扎根于语言之中。“佣金”这个词，可以指卖家获得的合法收入，但也可以指付给买家的非法回扣。单从语言上看，即便你想，也无法分辨交易的合法与非法。春节的时候，客户会收到红包，还有华丽的名茶、酒和香烟，这些都称为“礼”。我从未听过任何人使用“行贿”这个词。

“太黑了，”春明说。“但是哪怕你自己不这么干，也改变不了什么。”她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质量不合格，可能伤害他人的产品她不卖。如果她是采购方的话，“我不会开口要，但如果有人给我回扣，我不会拒绝。”

一天下午，她提到她哥哥搬到深圳去了。“他在那儿干什么？”我问。

“他干的活不正经，”她说。“他跟别人干……”她犹豫了一下，索性直言。“基本上他干的事不合法。”她哥哥倒卖二手手机。通常这些手机是偷来的，然后换掉键盘外壳，显得像新的一样。春明不怪她的哥哥；他在老家曾试过做生意但无法谋生。

“东莞比你老家更腐败吗？”我问。

春明摇头。“差不多。只不过这里机会更多。”

又有一天她告诉我说，一个朋友的弟弟参加城市的公务员考试取得了很好的分数。我问她什么样的人会想去当公务员。“大老板们需要政府官员帮忙拉关系，”她解释道。“官员们跟公司一起做事。这是一种合作。所以当官只是换一种方式做生意。”她没有提及工作稳定或者社会地位，或是为国家服务的热忱：当官只是通往市场经济的另外一条路而已。这是我听过的，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去当公务员的最一针见血的解释。

春明的老板停好了他翠绿色的丰田SUV汽车，朝着我们俩等待的地方走来。他四十多岁，方脸没表情，戴着眼镜，就是个普通的商人，穿了套灰西装，里面衬件褐色衬衫。他跟春明打了招呼，无视我的存在。

“陈总，这是我的朋友，”春明主动说。陈总的脑袋转了十五度，刚好我进入他的视线范围。他微笑着跟我握手，仿佛这一刻我才出现。他们是来深圳和经销商谈合约的。第一站是一家店面办公室，他们在一堆标着“瓷砖胶”和“防水材料”的桶中间坐等。等啊等。现在是早上十点，谢老板已经迟到了。

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规则：决不提前计划。决不关手机。决不守时。

春明向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年轻女子打探情况，以此打发时间。“我们进来的时候，刚看到一大批德高产品出去，”她说了一个竞争对手的品牌。

“是的。”

“去哪里了呢？建筑工地么？”

“是的，”女子说了一个项目的名字。

“这个产品卖得很不错，是不是？”

“是的。”

“你刚来，对吗？”春明问。

“上个月来的。”

陈总放下正在读的报纸。“这个月销售怎么样？”

“很不错，”女子回答说。

“可你才来了一个月，”他说，“你怎么知道销售‘很不错’？”女子脸红了，什么也没说。

陈总问春明在东莞有没有找到适合开新店面的地方。她描述了几个可能的地段，陈总继续看着报纸，眼睛都不朝她的方向瞄，偶尔从嘴边冒出几个问题。春明还在回答的时候，他掏出手机开始拨号。这让她明白，谈话结束了。

谢老板迟到了一个小时，他穿着褐色的西装外套，不配套的黑色西装裤子，吹嘘说客户欠了他九十万元。他对春明和陈总说想要放弃零售不做了。春明说那他得先把完整的客户名单交出来。作为反击，谢老板开始攻击春明公司产品的质量问题。他拿过一块瓷砖，用一块小石头在表面上划了一道明显的印痕。“你看？质量不好。”这个表演看来早有操练；瓷砖上布满了许多陈旧的划痕。

春明马上为瓷砖辩解。“这只是样品。”

“这就是真的瓷砖。”

陈总靠在椅子上，大模大样地吸着万宝路，丝毫没有让谁分享一支烟的意思。他只要开口，多半是打断春明的话。

“我们起草一份合约……”

“合约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把客户名单列出来。”

我想象着，如果有人介绍春明跟陈总相亲，她会怎么说。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全程都不看我的眼睛！

他穿褐色衬衫配灰西装！

他素质太低了！

但他是老板，因此她缄口不言。

那天下午，春明和她老板去拜访另一个经销商。他们跟对方约好，去建材商城罗老板的店里见面，但他们没找到。他们找的是卖涂料的店，但其实罗老板的店是卖水龙头和门把手的。这是另一条商业规则：疯狂扩大门类，多种经营。

春明宣称他们愿意给他深圳的独家零售权。罗老板很感兴趣。

“你的销售量都输入电脑么？”春明问。

“不，”罗老板说。“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在市场里。一下去他们就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不一定，”春明说。“你得有准确的数字，才能清楚知道销售情况。”

罗老板什么也没说。别留下书面记录。

陈总发话了。“这些水龙头就别做了吧？”他问。“摆在这里形象不对。”

“这我做不到，”罗老板看起来挺为难地说。“水龙头是我们销售量的大头。”

春明问罗老板他的销售目标是多少，但她的老板又一次打断了她。“这可以以后再算。”作为领导人，陈总看起来表现出许多不称职的特征。但当我读到《方与圆》这本书时，才发现书中的成功法则恰恰描述了他的行为。

面对面而坐时，谁先转移视线，谁就获得主动权。

要保持头上有光圈，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你必须尽量少露面。让一个称职的下属代替你出现。只有当一切都搞定时，你才最终出面拍板。

这天完工前春明还得再去一片工地，约见两个同事接着现场解决问题：一个客户抱怨说他们公司的底层涂层——在刷涂料前先刷在建筑物表面的东西——太粉了：这个项目的工头正在开会。春明对我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地方将生长出一片高档公寓的丛林。傍晚的阳光将他们的身影拖得很长，春明和同事们谈起他们老家的村庄。就像童年一样记忆中的乡村已经永远消失了。

在老家，我们家后面紧挨着一片坟地。死了很久的人我不害怕。但刚刚埋进去的……

在我们村，我家后面也有片坟地。我亲眼看见过蓝色的鬼火从一个坟头跳到另一个坟头去了。他们说那是人的魂儿。

你多长时间回一次家？

我已经八年没回家了。

工头终于到了，大家聚在刷过底料的一面墙边。墙摸上去光滑干燥，完全正常。春明掌控了局面。“有时候，一批货跟另一批可能会有点细微差别。质量有点不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可是大问题啊，”工头有些不满。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对我们更是大问题，”春明安慰道。“你们是我们的重要客户。”

“但袋子上的日期显示，都是同一天的产品。怎么可能质量还有不一样呢？”

春明的技术部同事赖功解释说，厂里一天会出好几批产品。

“你的工人得确保刷好，”春明说。“刷底料和涂料之间不能隔得太久，因为底料会变得太干。现在深圳的天气很干，大家都能感觉到。”将涂料表面拟人化：太棒了。

工头开始啰嗦地道歉。这是中国商务会面中一个常见的标志，表示会谈即将告终。“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这么老远特地跑过来一趟！”

“没事，”春明说。“如果还有问题，直接给赖功打电话好了。赖功，把你的名片给他”——年轻人在电脑包里摸索着——“他会帮你的。”我和春明出去到公路上打车，要跟她约的朋友吃饭。两个年轻男子原本可能期望得到邀请，但却失望而归，一副看起来很饿的样子，朝另一个方向，沿路走了。

那天夜里，我和春明共乘一部出租车返回东莞。“有时候我感觉需要充电，就好像力气不够，”她说。“我缺的太多了。我不懂英语，我不懂电脑。我刚进公司的时候，跟老板讲，我要两年内学好英语。现在我做了快三年了，还是不会。”她在考虑回到流水线英语学校，她曾上过几次课，后来放弃了。她还想离开这家涂料公司。

“你想干什么呢？”我问。

“我的朋友，那些自己开贸易公司的，都想说服我，让我自己开公司。他们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如果我这么做，那生活就纯粹是为了挣钱了。我想提高生活质量。我想找到新的快乐。”

东莞的一切仿佛都简化成了数字：销售额，回扣，语言能力。未来男友的身高。一开始就是数字——你哪一年的？一个月多少？加班费多少？

——然后是其他数字记录着你的进展：薪资，住房面积，新车的价格。但春明在寻找一种无法量化的东西。我们飞速行驶在黑暗的公路上，路过两边长安区的厂房。“如果灯亮着，说明有人在加班，”春明说。“那么多人好多年都在同一个厂里工作。”已经十一点了，许多工厂还亮着灯，夜色中，每座厂房都发出冷冷的蓝光，就像即将陨落的星星。

那之后很快发生了两次关键事件。一是春明的老板毫无解释地削减了她的销售提成，还有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刘华春买了一辆别克。她才二十六岁。“她曾经是鞋厂里的文员，”春明对我说。“后来她用哥哥的投资，自己开了厂，从头学习，一年之内，就买得起车了。”

这些事件促使春明采取了行动。2005年春天，她跟朋友合股创业，买卖模具配件——生产从水枪到衣架等一切塑料制品的注模成型机的内部配件。他们投资了十万元，其中有自己的积蓄，也有跟朋友借的钱。她的新合伙人曾在一家五金厂的财务部工作过半年。春明与模具的唯一接触是十年前，她在流水线上做工人的时候，生产过塑料玩具汽车和火车，但她一点都不担心。“无论做什么，最后都是做人，”她告诉我说。“做人做得好，做事就做得好。”

她没告诉老板说自己要走；实际上，她也没走。反正她很少去办公室，陈总也就无从知道他的明星销售员虽然还从他那里领工资，其实已经溜走，自己开公司去了。她仍然跟客户联络，每月领着薪水。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典型的中国办事方式：他没告诉她为什么削减了提成；她也没告诉他不给他干活了。

春明还开始看牙医。她的两颗门牙略微外凸，因此她在考虑要不要做“牙齿美容”，就是把这两颗突出的牙齿拔掉，换上烤瓷的假牙。做完之后就不能咬硬东西了，比如啃肉骨头。春明也在考虑做牙箍，但矫正过程至少要一整年——美容则可以一下就做好。一个朋友的朋友做过。“她的样子全变了，”春明汇报说，“生活也完全变了。”我下一次到东莞的时候，春明给我讲了所有事情的近况，但首先是牙齿的事。模具是职业变化，牙齿是美容，但对春明来说，它们是同一个项目的一部分。她又一次脱胎换骨。

新的生意从欺骗开始：两个合伙人的中英双语名片上写着东莞市煜兴五金模具配件公司。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眼下只是一家店面而已。“‘公司’听起来更大些，”春明解释说。

她与合伙人傅贵正在去深圳的路上。那是第六届中国国际机械和模具产业展览的第一天。在出租车上，春明继续接旧工作的联络电话。“如果标签上写着‘油灰添加剂’，那你就可以用，”她朝手机里吼道。“我可以给你看价格表，但你不能拿给别人看。”通话间隙，她还给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他老家的坏消息。“叔叔得了胃癌，”她的声音略低了些。“我们要马上寄钱回家。”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中心还没完工，没有正式落成，但已有众多的人群在巨大的场馆里到处转。春明和傅贵加入其中，像两条小鱼被吸进了强有力的漩涡中。

“有些机器价值百万！”春明说，激动地眼睛瞪得老大。她走向一架正在吐出塑料衣架的设备。“哎呀！当初我在厂里干的时候，就有这种机器！”一个男人很自豪地递给她一个蓝绿色的衣架，就像新出炉的热烧饼，滚烫的。春明和傅贵在展台前逛着，递出名片，取回一份份产品目录。他们的目标是要见到部件厂商，或是直接从厂家拿货的大分销商，因为他们的报价较低。人人都号称是主要分销商，但一报价，你就知道他们在撒谎。

“你是做什么的？”一个展台前的男人问春明。她提到一种锯片，犹豫了一下，又说，“我们有很多种业务。请看我名片。”她偶尔也会讨价还价。“多少钱？”她拿起一个钻头，在手上掂掂分量，仿佛是在菜场买洋葱。然后说：“这么贵？我们来的时候，你一定得给我们个好价钱。”

模具展看得我迷惑极了。一个展台上的产品看起来好像一个超大金电池，另一个则摆着列满孔洞的金属柱，就像老式的卷发器。还有一堆堆色彩明亮的塑料螺旋，就像万能工匠玩具公司的设计产品。展品的广告也不是太有帮助。广告牌上印着金属部件，背景是蓝天，或是城市风光，有时是一堆设备摆成一圈，仿佛沿一定轨道运行。有些说明是英文，但这是一种几乎统统将名词硬拼在一起的语言，就像马克牌大卡车的连环追尾。牵引驱动加速器（TRACTION DRIVE SPEEDACCELERATOR），转塔冲床（TURPET PUNCH PRESS），还有火花电蚀机（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ES），无心磨轮（CENTERLESS GRINDING）和合金淬火炉（ALLOY QUENCHING FURNACES）。

这个行业里基本都是些肉肉的男人，一个个看起来很像保镖，偶尔有厂商销售部门的女性临时顶班。展厅里最热门的展台属于亿和精密工业模型。三个年轻女子身穿紧身裙散发传单，身后屏幕上播放着展示设备零件的录像，还伴随迪斯科音乐。

上午才过了一半，春明和傅贵已经拎着装满产品目录的重重购物袋，走不动了，就像是两个疲于奔命的圣诞购物狂。她们收拾好战利品，继续逛。到中午，春明打电话给一个也想入行做模具生意、曾邀请春明入伙的朋友。那个朋友根本还没出门。于是春明知道，跟傅贵合伙，她选对了。

她们的新店面开在长荣国际机械五金广场，这座位于步步高电子厂附近的商城里都是些卖机械配件的商店。店开在一排一模一样的商铺中间。楼下是会谈区，货架上摆放着样品，二楼是她们的生活区；地板上铺着一张床垫，傅贵就睡在这里。一个月后，春明搬了进来。她和傅贵将墙壁重新刷成洁净的白色，小厨房里摆满了春明的锅碗瓢盆和电饭煲。她们将春明的双人床搬上二楼，添置了电视机、家具和沙发，布置成一间舒适的起居室。“如果住的地方不干净舒服，我就没法工作，”春明说。但无论怎么布置装扮，也无法否认她现在住在一座机械配件城的事实。如果说生活中有比挣钱还重要的事，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关于她的新生活安排，春明有一点不满意——“我不能再往家带情人了”——但她似乎并没有因此减少约会。她曾跟一个从事金融业的男人在一个海滨度假村住过一天；而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婚姻状况从“他结过婚”变成“他结婚了”。她在一家饭店里遇到了一个很帅的男人，虽然对方有女友，他们还是开始了一段关系。当这个男人开始装修房子时，春明跟他断了，觉得这表示那个男人快结婚了。她还跟网上遇到的一个人发生了一段韵事。

“他是个外科医生，”她告诉我。“他很胖，但心很好。他肯定结婚了。”

“他肯定结婚了？”我问。

“我不知道。他不肯说。”

“你没问他吗？”

她问过。“你结婚了，对吗？”她问。

“如果你认为我结婚了，”他回答道，“那我就结婚了。”

冒充未婚的已婚男人是东莞约会的头号风险。春明的合伙人傅贵曾跟一个这样的男人交往过；刘华春，那个最近买了别克车的朋友，也曾被骗过两次。在一个人们条件反射性地为了工作而撒谎的地方，欺骗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人际关系。撒谎经常是出于实用原因，因为能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终你的谎言可能会倒戈砸到你自己，但极少有人会想得那么长远。

在这种事情上，春明有她自己的原则。不能有人受伤害，双方都不能提要求。“当然，我想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她对我说。“但既然还没找到，那么跟不爱的人在一起也没什么。还是可以享受在一起的过程。累的时候，需要安全感的时候，可以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曾问过春明，有没有碰到过比她大但没结婚的男人。问题一出口我就觉得很傻——当然有啊——但她的答案却不是这样。

“很少很少，”她说。她想了一阵。“我从前的老板。”然后她做了个鬼脸。“那些没结婚的都很差劲。”当然，这并不是说结了婚的就不差劲。

春明和傅贵住在机械配件广场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办法钓男人。她们在一个本地网站上贴出了一个虚构的二十四岁女性的个人信息，旁边还放了一张从网上下载的美女照。“她身高一米六五，讲英语和法语，从事外贸行业，喜欢爵士乐，”春明告诉我说。她停了一下。“我连爵士乐是什么都不知道。”男人们争相拜倒，来跟她聊天。很多人春明都认识，其中有一个曾跟她短暂相好过，还对她说，他从不在网上结识女人。当春明捉到这个人跟她虚构的爵士乐迷在网上调情之后，就不再跟他联系。她交往过的那个城市规划师——他很丑

——也曾来搭讪。但春明拒绝了他；她发现那个人曾经跟别人吹嘘，自己跟春明睡过。“我们吸引男人来跟我们讲话，然后就打击他们，”春明解释说。“但他们脸皮很厚，因为他们还希望有机会接近你。”

她给我看了虚构女子和城市规划师最近的一段交谈。

我觉得你大概跟猪一样，

她写道。肥猪。

实际上，我更像是老鼠。

老鼠？那不是更恶心？

她又管那人叫了几次肥猪

，而那个男人则想尽办法让谈话继续。后来，我又看到春明同时作为两个人上线，一个是她本人，另一个是那个虚构的女孩。那个女孩立刻被各种信息包围了。

你是湖南人么？

你在干吗？

你的照片看起来都不到二十四岁！

春明无视这些。她本人在跟一个可能的约会对象聊天，可这个人实在是个太不可能的对象：四十二岁，离婚，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你明天有空么？

有，你呢？我们见面好吗？

我明天要去看朋友。

那后天一起吃饭怎么样？

她同意了，但又写道：如果见了面我们没感觉，那就不要一起吃饭了。

春明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她从不把手机号码给陌生男人；因此如果情况不好对方也无法找到她。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没告诉他，而是编了个假名字叫玲。春明解释了这些原则和她的详细计划之后，她说，“现在我想认识一个从来没上过网的男人。”

“谁没上过网？”傅桂说。

“自从有了网络，”春明叹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假了。”

“自从有了手机，人跟人的关系就变假了，”傅贵说。“随时可以撒谎，不说你真的在哪儿。”

下次见到春明，我问她跟那个四十二岁男人的约会怎么样了。

她皱起了脸。“不好。”

“他哪儿不好？”

她指着自己的头顶。“他脑袋顶上，有一块……”

“什么？一点谢顶？”

“有一块地方头发很稀，”她说。“我不喜欢头发少的男人。从他发给我的照片里，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个人还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提过。一块秃斑，一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在春明看来，任何一条都足以让她放弃这个人。一个男人若以为这两者能瞒多久，他本身就值得怀疑。

不出意料，春明不再管涂料公司的工作之后，跟老板的关系继续恶化。到2005年4月——大概跟她搬到机械配件广场同时——陈总削减了她五百块月薪，并且禁止她在深圳接新的客户。5月，她正式被解雇了。6月，她了解到公司不打算付她当年头几个月的业务提成。算上遣散费，公司一共欠了她一万一千元。春明试图找陈总接触，但在这件事上，他的管理策略就是不接电话。要保持头上有光环，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你必须尽量少露面。

一次她跟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吃午饭时，考虑了自己面临的几种选择。“现在，我只好等等看他给我多少钱，”她说。“如果不够，我就告他。”

“要起诉他太麻烦了，”春明的朋友说。“有别的办法帮你拿到钱。”这个人的脸很瘦，两颊皮肤很紧，头发很短，脸上永远有种受惊吓的表情。他从事海运。

“什么办法？”我问。

他说他有个表哥曾被客户欠款。“有一天，我在这个客户公司的停车场，看到一辆奔驰停在那里。‘这是公司总裁的车么？’我问别人。是他的车。”春明的朋友又多做了点调查，然后给公司总裁打了电话。“我报了他的家庭住址和他几个孩子的年龄。公司立马付掉了百分之九十的欠款。”

几个星期后，春明决定去省会广州的劳动局提交申诉。“这种申诉对公司内部有很大影响，”她告诉我说。“一旦劳动局开始调查，所有的雇员都开始琢磨，‘那公司欠我的钱怎么办？’公司就不得不对他们更好。”她很兴奋，我也一样。生活中有太多不公平，春明比谁都明白。但她相信，她个人的遭遇很重要，因此宁愿上法庭去寻求公正。我本没料到会是这样。

下礼拜一上午，我们乘大巴去了广州。春明跟往常一样打扮入时，一件苗条的黑毛衣，卡其裤，高跟鞋。我们乘地铁到了省劳动局，但立刻就被踢回了区劳动局。

办公室里有很长一排低低的柜台，两边配有椅子，来访者坐外面，公务员坐里面。这种安排应该是为了让政府更容易接近，但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申诉者对着一个公务员，每张椅子边上，至少围着五六个人，推挤着寻找机会开口。等着的时候，他们都在听别人的案子，时不时评论一二。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长篇大论地解释，他的老板如何没付他薪水就消失了。春明挤到前面，蹲低了身体在他面前，就像网球锦标赛上的球童，随时准备。那个人喘口气停下来的时候，她跳了出来。“对不起，我就问一个小问题。”

那个公务员翻看了她的卷宗：她的劳动合同，退工单，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这些文件明白显示了为什么一个普通工人几乎不可能提出正式申诉的原因。他们极少签劳动合同，更没有办法像春明一样，拿到公司的注册证，春明能拿到是因为她的客户有时要求看这些文件。那个公务员告诉她，她必须拿到公司广州分部的营业执照才行。

但时间已近正午，满城的政府机关都关门了。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日夜不停工作的世界里，中国的公务员们享受着两个小时的午饭和午休时间。当春明路过一个机构，咨询一个简单问题的时候，大门口的门卫看起来好像挺生气。“他们还在睡觉呢。”

在一家自助式午餐店里，喝着汤，就着米饭，春明透露了她的备用计划，她打开了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GORAN WIDSTROM，集团总裁。

这是她前公司的母公司老总，总部在瑞典。几年前，他曾到东莞的办公室来过，在春明的印象中，他人很不错。

“陈总不知道我有韦斯特灵的名片，”她照着这个瑞典名字的汉字音译来称呼他。她用手指抚摩着名片的边缘。一旦韦斯特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定会帮她把钱要回来。春明问我能否给他打电话。我看看手表，这个时间瑞典人还在睡觉，就像中国那些公务员一样。我们耽搁一阵，又喝了几杯浓茶。

“有时候我不懂，我为什么要卖力做事，”春明说。“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说成功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可我现在感觉不是这么回事。”

“你想要做什么？”我问。

“我想学习。我真的很想学英语。”她的眼中突然充满了泪水。她用纸巾去压，很使劲。

又一次，我毫无防备。“你已经做了很多事了，”我说。“读读你自己的日记，就知道你已经走了多远。”

“别管我，”她说。“我很容易哭。人家都觉得我很怪。”她最后一次抹抹眼睛，对我微笑，然后站起身来，去跟官僚主义做斗争。

那天下午，春明为了寻找前公司的分公司执照，跑了三家工商局。市工商局把她推到省里，省里又推到区里。没有两个公务员说的话是一致的。最终，区工商局的一个女人说，付六十元，就可以把执照复印给她。谈话里一旦提到钱，就有了希望。等春明终于拿到营业执照，跑到市劳动局去提交申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10了，急匆匆路过的牌子上写着请勿喧哗，吸烟或吐痰 。但她又一次跑错了地方。一个公务员告诉她说，是区劳动局，而不是市局，处理外企分公司的案子。他给了春明一本小册子以说明这个问题。

春明赶在五点前到了区劳动局——这是一天内她第三次到这里来了。坐在同一个矮柜台后面的同一个公务员第三次拒绝了她。“你得去市劳动局。他们处理外企案子。”

“他们不接待外企分公司的案子，”春明反驳道，把那本小册子拍在桌子上。他拿了起来；在中国，书面文件总是更更让人肃然起敬。那个公务员读了小册子，然后放下。慢慢地，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今天他总算得做点工作了。他指点着让春明去柜台末端取仲裁表格。

春明填写表格的时候，意识到仲裁可能比她预计的要更复杂。她得跟从前的老板见面，谈判解决，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她将需要回到广州来谈判，不论是否能拿到钱，都得付仲裁费用。但没有时间让她想清楚，因为她忙着填表，表格一共有四页，还是双份。那些公务员已经准备下班了，女人们拉上皮包拉链，事儿完了。

“等等，我今天就要提交申诉，”春明喊道。

办公室剩下的最后一个女人站起来，关掉电脑。“5:28了，你两分钟内能填完吗？”她挖苦道。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我问。“我们今天一大早特地从东莞赶过来的！”

“我住的也很远呢！”那个女人说。

最后春明终于放弃了；她只能改日再来。“这些人办事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当劳动局的铁门在我们身后咣当一声关闭的时候，她对我说。

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春明开始疑虑了。仲裁太复杂了。起诉的话可能会给韦斯特灵带来麻烦；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很容易受到攻击。她更相信个人干预，哪怕是找一个住在七个时区之外、她几乎不认识的人。“一旦我跟他通上电话，他一定会记得我，”春明说。“然后我们就可以谈事情了。”

我告诉她，最有可能会是他的秘书接电话。韦斯特灵可能会很忙，我说，她不该抱太大的希望。

“我在中国见到他的时候，他举手投足不像个很忙的大人物。我觉得他是个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她对自己和自己的重要性很有信心。她终于打通韦斯特灵、一个瑞典的涂料公司全球总裁的电话时，满心以为两人能像平等的朋友一样交谈。当然，恰恰是这种盲目的自信，才能让春明走到今天的地位。

我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正如我所料，对方是应答机，是秘书的声音。我说了春明要我讲的内容。

我代表东莞销售部的伍女士打电话来。2003年底，她在东莞一次公司大会上碰到您。她已经离开了公司，但一直非常仰慕您。

现在她无故被解雇了，公司还欠她提成款未付。她想提交劳动仲裁，但不知道这会对您和您的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她希望您能帮她。

韦斯特灵始终没有回电话。

春明没有再回广州提交仲裁。她的前老板提出，要付部分欠款给她，对她来说，这就足够了。她的生活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她决定放弃模具公司，把股份转让给傅贵，让她以后偿还春明的投资款。公司已经有两个固定客户，收支打平了。“我们还没有挣大钱，”春明说。“但是即便我挣到很多钱，也不会满意。挣钱，不代表生活全部的意义。”

她计划着中秋节要回家。在城里住了这么多年之后，春明仍然通过传统节日记录着时间，用这些日子将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划分开来。当她回到东莞之后，会花两年时间学习英语。她对我说，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想学英语，为了更快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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