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北京在美国引发了的”觉醒“式宣传战争

宣传机器比中世纪的印刷机还要古老，每一次通信的革新都增加了宣传机器的影响力。西方人最常想到的宣传来自其两个热心的二十世纪实践者: 德国纳粹和苏联共产主义者。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 · 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明确阐述了宣传在极权政权中的作用: “国家有绝对权利监督舆论的形成... ...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应该出版，而是那些控制新闻政策的人必须让每一条新闻都服务于某种目的。”

今天的极权主义者持有同样的观点。与纳粹和苏联一样，21世纪北京的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宣传，将其视为最关键的政权支持机制。与前辈的宣传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变得更加系统、复杂和危险有效。在今天的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在共产主义国家的各个层面雇佣了数千万共产主义“宣传工作者”，预算不受限制。

中共严格遵循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宣传方针，开展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宣传活动，针对两个目标: 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宣传不是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相反，宣传是一种美德，一种必然的积极和关键的治理实践。

中共在国内针对自己人民的宣传运动是直截了当的。它是通过对所有新闻和信息平台的绝对垄断和完全控制、完全的审查、强制和系统的灌输来实现的。外部信息被隔离在防火长城之外。

党的对外宣传更加老练，也更加有效。利用西方精英的软弱和轻信，再加上开放社会的脆弱性，中共的大规模海外宣传运动可以划分为四大类: 虚假信息、精英俘获、强制自我审查和洗脑。

首先，中共在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造谣运动。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自我谴责，助长了那些决心削弱美国信心的宣传者的行动，从制定舆论的编辑委员会，到形成舆论的教室，这些教室只看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制度的缺点，却忽视了其核心的系统性善良。

这种努力的规模难以估量。仅2020年一年，在中国被禁的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以及所有其它西方社交媒体应用，就被迫关闭了近20万个与中共政府支持的造谣运动有关的账户。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出的一条被删除的推文称，新疆是“获得解放的妇女”的聚集地，她们不再是“生育机器”，这是种族灭绝令人作呕的委婉说法。

尽管中共对其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全盘的种族灭绝，但北京谴责美国使用相同手段的所谓“系统性种族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政府发言人华春莹在乔治 ·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不幸死亡后不止一次发布反美推文“我不能呼吸”。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公民，尤其是藏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在政府大规模的教化和劳教系统中，无法在推特或任何其他平台上发表评论。

今天的技术进一步鼓舞了宣传者。通过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中共散布虚假信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国家，个人自由得到保障。在这方面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最近中国高级外交官在阿拉斯加的一次会议上对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 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 沙利文进行了说教。在长时间不间断的虚假信息抨击中，他们阐述了“中国民主”相对于美国民主的优势。

其次，俘获精英—— 通常被委婉地称为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在美国进行宣传的一个老练的做法。

1990年7月13日，在天安门事件后叛逃到美国的中国旧金山总领事馆的文化、宣传和交流副领事，告诉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听众，像他这样的中共宣传者抓住美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作为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是多么容易:

“中国宣传人员使用的策略其实并不十分复杂。这很简单。它总是在你的自我、你的商业利益、你的好奇心、尤其是与(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一起工作，在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上。”

"中国宣传者使用的策略其实并不十分复杂。它很简单。它总是在你的自我、你的商业利益、你的好奇心上下功夫，特别是对（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在你的爱国主义上下功夫。"

这位前中共宣传家进一步坦言:

他说: “七十年代初，当尼克松访华时，来自香港和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蜂拥而至。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是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以为自己了解中国的一切。”

事实上，自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以来，美国精英的自负、商业利益和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机会，在美国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中共宣传代理阶层。

但对精英的俘获还在继续。前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内阁级人物，经常为中共的谋杀行为辩护，包括天安门大屠杀和其他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一些前官员甚至成为北京政权及其控制的商业利益在美国的注册代理人。我们的许多一流大学及其优秀教授经常被中共拉拢，在美国以研究和客观调查的名义表达北京的观点。

并不是所有被俘获的精英都是倒霉且有用的白痴。然而，很大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分担着实施中共关键宣传议程的责任，包括误导美国公众，以尽量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程度。

操纵语言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在美国，很少有人用他真正的头衔来称呼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唯一重要的头衔: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毫无例外，他是一位顽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掌控着冷酷无情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大多数美国人几乎普遍错误地将他更名为“中国总统”，这听起来更民主，但却是毫无意义的尊称。

中共利用这种双重谎言向美国人民兜售一种虚假的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认为中国有14亿勤奋、热爱党的人民，在开明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在经历了一个百年国耻之后，正朝着历史性的东山再起努力。我们太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帮助犯下了这个错误，他们常常以家长式的眼光看待中国人民，认为他们是被5000年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铁板一块。

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中有太多人帮助制造了这种假象，他们经常持有一种家长式的观点，认为他们是被5000年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铁板一块。

上个世纪的真实历史与党的谎言大不相同。事实是，自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精神一直是努力实现民主和宪政等普世价值，反对暴政和独裁; 而且中共并不代表1.4中国人民——如果它代表了，它将允许他们投票，停止压制他们。

第三，除了虚假信息和精英俘虏，中共的宣传在美国也很有效，因为我们的主要文化机构出于对中共的恐惧而进行系统性的自我审查。

好莱坞和国家篮球协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即将上映的续集《壮志凌云》中，马弗里克的外套上将缺少一块印有台湾国旗的补丁。《赤色黎明》续集中的反派角色本来是中国军官，但是这些标志与朝鲜国旗互换了ーー如果平壤禁止一家电影公司的电影上映，这对公司的底线并没有多大影响。休斯顿火箭队——因为姚明而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篮球队——也因为总经理转发支持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而陷入困境。他被迫道歉，从那以后，几乎没有来自 NBA 的人士说出他的想法。

第四种，也是最严重的一种，即共共产主义宣传式的洗脑。

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孔子学院及其附属的孔子课堂已经渗透到美国数百个大学校园和K-12（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的基础教育）学校教室。与其说它们是侧重于中国语言和文化教学的思想竞争中心，不如说它们向美国青年介绍了意见一致的原则和做法，以及对千里之外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认为意识形态不正确的话题进行自我审查，如天安门大屠杀、达赖喇嘛和法轮功。他们有可能使自由土地上的学习环境与中共控制的领土上的学习环境相同。

这种洗脑的影响表现在美国左派接受党的关键概念和命名。黑豹党最初的意识形态基础和许多政治口号都来自毛主席语录，美国革命共产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免费赠送给他们。今天激进左派对“进步”一词的普遍使用，可以追溯到它的思想渊源，直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分类，即把人分为反动派和进步派。它不是来自以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西奥多·罗斯福、罗伯特·M·拉福莱特和亨利·阿加德·华莱士为代表的美国进步运动的现代遗产。

北京在二十一世纪新获得的力量及其掌握的新技术使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问题变得紧迫。但是，现代历史上最残酷、最令人不安的洗脑运动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中共飞地 延安，被称为延安整风。在 延安，毛主席洗脑的主要方法是“提高意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已经成为美国左派，尤其是激进的美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主要战略。

1978年，《时代》杂志战时驻华记者西奥多 · 怀特(Theodore White)在《寻找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一书中，对“提高意识”的真正含义进行了最好的描述。他写了1941年对毛的一位得力助手——中共高级军事指挥官——的采访，并详细描述了毛的“提高意识”是如何渗透到美国政治生活中的:

“他说，那些从战场上来的人... ... 必须洗净他们的思想，必须重塑他们的意识形态... ... 在他们继续学习军事、经济、治疗或行政管理之前，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来‘重塑大脑’。我和他的翻译人员搜索了一个比“大脑重塑”更好的词，最后翻译人员提出了“提高意识水平”这个短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短语，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短语已经从中国流传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街头和时尚界。”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史上的大部分故事。西奥多 · 怀特死了，但中共没有。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中共宣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