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评】经济学人 | 左翼身份政治的宗教回声
教派国家的回声 Echoes of the confessional state
本文发表在 2021 年 9 月 4 日号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之「简报」(Briefing) 栏目。文章网络版的标题为《左翼活动家在对自由主义的新一轮攻击中使用旧战术》(“Left-wing activists are using old tactics in a new assault on liberalism”)。
自由主义形成于对统治了欧洲一千多年的教派国家 (confessional state) [译注] 的反抗。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天主教会雇佣了一支由黑衣教士组成的跨国军队，在所有精神和道德问题上要求人们服从，并垄断了教育。宗教改革引入了宗教竞争，强化了教派国家。约翰·加尔文以监禁、流放和处决的方式粉碎了日内瓦的异议。亨利八世将异议者活活烧死。罗马教会发明了宗教裁判所 (Inquisition) 和《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译注：教派国家（也译作认信国家、奉国教国家、宣信国家）是指官方尊奉和实践某种宗教的国家，是现代世俗主义兴起以前最流行的政教关系形态，往往有公共的崇拜仪式。
自由主义在 350 年前就开始挑剔这种政教合一的做法。约翰·弥尔顿写道，如果真理之水「不是以永恒前进的方式流淌，它们就会腐烂成一滩服从与传统的泥浆」。巴鲁赫·斯宾诺莎坚称，圣经必须像其他书籍一样被解释。大卫·休谟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确立真理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激烈的辩论。
这一思想的果实在三次革命中得到采摘。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称「令人厌恶的政教合一」是世界上大多数疾病的根源。法国也建立了一个世俗的共和国。英格兰国教会虽然在渐进式的英国革命中完好无损，但被边缘化。
然而，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西方发生：新一代的进步派正在恢复那些与教派国家不谋而合的手段，包括现代版本的忠诚誓言和亵渎法。这种努力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中心地带，被一些自称自由派的人带头推行的。以下将罗列，旧时的手法如何正在被恢复。
强加正统。(Imposing orthodoxy.) 今天的正统是由知识精英而不是宗教精英维持的。他们的自然家园在大学。根据伦敦伯克贝克学院 (Birkbeck College) 的埃里克·考夫曼 (Eric Kaufmann)，在英国和美国，大约 70-80% 的倾向于右翼的学者和博士生说他们所在的院系环境充满敌意。
进步主义左翼在学生中更占优势。左翼学生的反叛并不是新鲜事，但 1960 年代的抗议活动针对的是教派国家的残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激进分子把斯普鲁尔广场 (Sproul Plaza) 变成了言论自由区，在那里可以说任何话，把人民公园 (People’s Park) 变成了自由活动区，在那里可以做任何事。今天的激进派则要求执行针对行为和言论的准则。2019 年，奈特基金会 (Knight Foundation) 对 4000 多名四年制大学生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68% 的人认为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可能会有同学觉得被冒犯。
传教布道。(Proselytism.) 宗教信仰总是有一个先锋队，比如耶稣会，他们认为将信仰和行为的界限推向正道是他们的工作。觉醒 (woke) 革命的先锋队是年轻的活动家们。对自由主义之基石的信仰，例如言论自由，随着每一代人的成长而下降。皮尤研究中心指出， 40% 的千禧一代 (millennials) 赞成以各种未明确的方式压制被认为冒犯少数群体的言论，而在 X世代 (Gen Xers) 中这一比例为 27%，在婴儿潮一代 (baby-boomers) 中为 24%，在最年长的人群中仅为 12%。
进步派用对强迫 (compulsion) 和权力的关注，取代了自由主义对宽容和选择的强调。正如在许多宗教中那样，正义的人们无论在哪里发现不道德之事，都有责任挑战不道德。他们发现了很多，认为白人即使没有有意识地以种族为由歧视他人，也可能犯有种族主义，因为他们是剥削制度的受益者。经典自由主义者 [译注] 承认，你挥舞拳头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子开始之处。今天的进步派认为，你表达意见的自由止于我的感情 (feelings) 开始受到伤害之处。译注：原文为classical liberals，但「古典自由主义」在中文里与一组有狭窄定义的经济主张高度绑定，而此处意为自由主义传统普遍共享的立场，故译为「经典自由主义」。
驱逐异端。(Expelling heretics.) 新的教派国家通过将异端分子驱逐出他们的工作岗位来确保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是自由主义者曾以血的代价试图根除的一种做法。在学术界，这种做法正变得令人厌倦地熟悉。
2018 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博士后科林·赖特 (Colin Wright) 写了两篇文章，认为性别 (sex) 是一种生物现实，而不是社会建构，这种说法曾经是没有争议的。批评者发出警告说「科林·赖特是一个支持种族科学 (Race Science) 的跨性别恐惧症患者」，并向各校的遴选委员会发送电子邮件谴责他。同情赖特的学者们私下告诉他，他们不能为他提供工作， 因为这样「太冒险了」。
禁书法令。(Book banning.) 在复辟时期的英国，牛津大学在博德莱恩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旁的大院子里烧掉了霍布斯和弥尔顿的著作。今天，学者们在书上贴上情绪触发警告 (trigger warnings)，提醒学生阅读这些书的危险性。年轻的出版商试图把有争议的书籍「取消」掉。
虽然他们在 J.K.罗琳等知名度最高的目标上失败了（出版商必须赚钱），但他们在名气较小的作家身上获得了成功，而且创造了一种氛围，使高级编辑不太可能将赌注押在持有争议性观点的不知名作者身上。亚历山德拉·邓肯 (Alexandra Duncan)，一位美国白人，甚至取消出版了她自己的书《微光之日》(“Ember Days”)，因为她的叙述视角是一个黑人女性，这种做法现在被指责为「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
信条宣誓。(Creeds.) 教会要求人们在担任公职前签署一份宗教信仰声明，如英格兰国教会的《39 条信纲》(39 Articles)。加州大学也在做类似的事：申请教职者必须填写关于他们将如何促进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声明。
多元化和包容性本身是有价值的目标。但是，一辈子都是自由派、直到最近才卸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数学系主任的阿比盖尔·汤普森 (Abigail Thompson) 指出，加州大学的评分系统奖励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上表现得更「觉醒」的观点。2019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命科学系拒绝了 76% 的申请人，理由是他们的多样性声明，而没有看他们的研究履历。
亵渎犯罪。(Blasphemy.) 作为启蒙运动的摇篮之一，苏格兰于 3 月废除了亵渎罪。然而，与此同时，通过设立新的罪行，如「煽动仇恨」(stirring up hatred) 和「侮辱性言论」(abusive speech)，苏格兰重新引入了这一罪行——可判处最高七年监禁。
与过去的类比总有其局限：没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它是一个有用的提醒，即不能把宽容等自由主义价值观视为理所当然。它们是几个世纪的争论和努力的产物。与被自由主义取代时的教派国家相比，今天的自由主义国家仍然年轻得多。
一些评论
终于见到有人系统陈述美国左翼身份政治的宗教色彩。不过，《经济学人》此文罗列众多，却唯独没有点到最能说明其反启蒙和非自由主义性质的要害，即这种政治中最活跃的议程设定者对「过错」的本质主义处理：用权力取代权利——正是将言论问题重新表述为权力关系，使得贬低言论自由成为可能——用目的取代程序，通过不断扩大化的叙事，那些可以在经验中验证、辩驳和调整、改善的东西，无论是言行，还是心理上的意图 (intention)，或是历史的沉积与结构性的限制，都被一层层剥离，对于判决一个人或一项政策是否有错无关宏旨。被称为 privilege 的罪过 (guilt) 逐渐变成了原罪 (sin)，因而只要有人提出了指控，指控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辩护一切。
该领域的理论旗手之一 Ibram Kendi 指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任何不有意识纠正种族不公的言行都是种族主义的。另一位旗手 Robin DiAngelo 则论证了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的一种观点，即压迫者的意图无关紧要，种族权力关系总是弥散在每一个角落，只要被压迫者认定某个言行有冒犯性就足够了，因此与黑人接触更多的白人进步派造成的日常伤害远甚于白人民族主义者。虽然学术理论不等于实践，但它们如此容易转化为一本斗争操作手册，任何诚实的观察者都能承认这些观点在美国大学校园——如今已全面溢出到整个知识文化行业和企业界——盛行的文化中已经多么深入骨髓，成为参考系和水位线，而「温和」的观点天然底气不足，必须花很大力气畏畏缩缩地为自己辩护，或是干脆保持沉默。
本质主义罪过观另一极富宗教色彩的后果，就是一套有着固定程式的永不止歇的表演：公开谴责和围攻，无条件接受，道歉忏悔，进一步挑剔指责，再道歉，惩罚和服从，检查是否心服口服，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个话语体系中，面对指控，绝不存在可以接受的完美回应，人（至少某些人）永恒的使命是深入心灵的反思，和对这种灵魂革命的仪式性表达。虽然本文没有提及，但这一期《经济学人》的相关播客中确实有人指出了这一点，将之比为十九世纪美国的新教福音派大觉醒运动 (The Great Awakening)。
只关心灵魂的宗教世界中，没有多少俗世的位置。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年轻一代进步派主导的左翼身份政治，同样用「道德情操」和外表作为良心代餐，取代对现实因果机制、解决方案和公共政策的关注，并热衷于以此在社交网络上沾沾自喜，又有什么让人吃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