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上海记忆碎片

文｜费里尼

以下所有故事，除个别衍生之外，均发生于1949-1950年间的上海。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成文时做了必要的修饰、加密。

本文可以从任意一段开始阅读，打乱次序不会对观感产生任何影响。

未来的总设计师Shopping和老陈去参加庆祝活动，从办公场所到会场不远，街道也不宽，又有警卫保护，但几分钟的路走到会场，Shopping胸前的一支派克钢笔就被偷了。晚年他来上海依旧耿耿于怀，和人说了好几次：上海的小偷真厉害。

进城第一个月，军车司机小王开车在天平路不慎撞死同济大学学生小熊，部队登报道歉，市民非常感动。王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经群众呼吁求情改判有期徒刑。

入城前，三野政治部专门印发了《城市常识》，里边有对“人行道”的解释：马路两边略微高起的狭长小路。该小册子还提醒：一些城市因为美军曾经驻扎，所以市面上有卖美式咔叽布制服，很受青年学生欢迎。虽然这些穿制服的青年看上去很像国民党官兵，但他们不拿武器、不戴军帽、不打绑腿，所以千万别弄错。

1949年5月26日夜，周信芳路过大光明戏院，发觉“看影戏人拥挤”。我查了一下，当天大光明放映的是1933年英国摄制的 故事片《刻骨相思》（The lost chord），，约翰·斯图尔特和伊丽莎白·阿兰主演。豆瓣没有评分，有“2人想看”。同一时间美琪上映的是《朝云暮雨》。

某越剧名伶，1949年5月城破前几日还在带领集美们演出劳军——城内的。别问我怎么知道，1999年在图书馆查老报纸原件时亲眼所见。人在屋檐下，劳军不可耻。让我稀罕的是该名伶身段极为柔软，左右逢源终其一生。劳军不过月余，即北上政协去也。人类迷惑命运样板，与之匹配的恐只有老刘了。

1949年某天，梅老板组过一个饭局。席间，一帮资本家一本正经商量，能否从JFJ手里“买下”上海的经营权，每年上缴美金1500万元。这事不是我瞎编，齐如山回忆录里写了的。

1949年5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财经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发布的“金字第一号训令”的内容是勒令“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即日起停止营业”。上证所的下一次开业要等到41年之后。

1949年2月上旬某夜，老上海人民最熟悉的银幕形象之一汤司令曾经搞过一次路演，内容为：“匪”进犯北站；沿苏州河北一带同从苏州河中登岸的“匪”发生遭遇冲突；跑马厅中聚歼“匪徒”；江湾方面有“匪”向北四川路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进犯。演习“战果赫赫”：“被全部围歼无一漏网”，“匪溃退消灭”，“战绩甚佳”，对以后一旦发生战争可“有恃无恐”。

1949年7月，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副领事威廉姆·欧立夫在东长治路驾车与群众游行队伍发生冲突后，被拘留三日。38年后，欧立夫的同胞斯皮尔伯格在距离东长治路很近的外滩拍摄《太阳帝国》时因燃烧有毒有害物质被群众举报。上海环保部门开出人民币五万元的环保罚单，后经斡旋打三折缴付。

1949年国庆游行中出现一只巨大的鳖，鳖身上露出一个大字：蒋。挑夫身侧的横幅上书“上海码头工会”。

同一次游行中cos胜利女神的女子非常像王菲。胜利女神是上海回国参加一战的侨民回沪后集资建的铜像，日据后被拆下融化做了子弹。二战后未能复建。位置就在外滩正对延安东路的地方。

上海第一个居委会是1949年12月成立的黄浦区宝兴里居民福利会。首任居委会主任单粲宝，女。

1950年2月6日，著名的“二六大轰炸”中，挨炸的杨树浦发电厂当时还是美商资产，管理方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的，当时杨树浦发电厂还不能算“人民的资产”。KMT的飞机从尚未失守的舟山机场出发，炸了“盟友”在上海搬不走的不动产。

1950年底的时候，上海市区有30个区。当年6月份之前，杨浦区还叫“杨树浦区”。1953年，上海甚至还设过一个“水上区”，专管黄浦江、苏州河及其支流水域的船民。

1949-1950年间，为减少城中“不能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共有超过12000人被送往苏北垦区，其中2514名为提篮桥监狱中的轻罪犯人被作为“游民”遣送；同去的还有数千人KMT军官遗孤及儿童教养所中的流浪儿童。垦区曰：大丰。当时做过调查，愿意在垦区安家立业的“游民”不到5%。资料显示，被放逐的上海人顽强地将生活方式移植到苏北，继续在滩涂边的小茅屋喝咖啡、听唱机。

（题图为“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