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每逢佳节被催婚”，没钱的打工人能结婚吗？

文｜丁

每逢佳节不止是倍思亲，还是“被催婚”。如果说春节是一场大型家人团聚的节日，同时也是在外打工的单身人士的大型“社死”现场，因为他/她们都将迎来父母和亲戚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伴侣？为什么还没有结婚？为什么还没有生孩子？为什么还没让爸妈爷爷奶奶抱上孙子？最后以一句“我们来给你安排相亲吧”作为结尾。于是，相亲也成为了在外打工一族每年回家过年的固定节目。

再一次临近年关，大家甚是焦虑。

“有想过今年过年就不回家了吗？”

“如果能不回家我肯定想不回呀。但不可能呀，你肯定还是要回呀。一年下来，不回家，爸妈会把我腿打断吧。回还是得回，熬过就好了，就呆几天……”

每当回想起过往几年过年时的相亲场面，阿伟还是心有余悸。即便今年，距离他坐大巴回家还有一个多星期，他家人已早早给他打好电话，吩咐说已经拜托了隔壁村的媒人，给他安排了两场相亲。他的家人都希望他能尽快解决这么一场“婚姻大事”，最好就在这新的一年内。毕竟，在深圳工厂做了十多年普工的阿伟今年已经32岁了。在他老家，一个人口只有几万人的潮州农村，男人到了30岁不结婚，是给整个家族丢脸的事。村里人人都会议论：“该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每次相亲，我都觉得自己很多余”，阿伟回忆起过往多场的相亲会的场面，“我妈妈都会事先请好我二伯呀、堂哥、家里的长辈亲戚，还有媒婆，一起到女方家。女方家除了爸妈也有好几个亲戚坐着，一共有十几个人坐着吧。把我吓死了。坐下去之后就没有我的事。我们两个说话不超过五句，都是长辈和长辈在聊天。说双方家庭背景呀，风俗习惯呀”，呆坐了这样两三个小时后，阿伟终于可以和长辈们一同离开回家。“就我们的婚姻跟我俩是无关的，都是父母长辈们先谈好。我都不知道我在那里做什么”。年熬过去了，阿伟休息了一个礼拜之后，又回到深圳工厂上班，也可以暂时躲过家人的催促。

市场逻辑下，婚姻变了味

阿伟很矛盾，他不想要相亲，但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他，在外结识不了喜欢的异性，在家更没有与当地朋友保持联系，“我也想要找一个喜欢的人结婚。相亲就是明码实价，但靠我自己？我自己也找不到呀”。但是在这明码实价的相亲市场上，阿伟并不占据任何优势，因着他的月收入仅有5000元，而老家县城的房价早已涨到一万多一平方米，更不用说还要算上高达五六位数的礼金。

婚姻市场理论似乎尝试为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劣势提供一个解释：在婚姻挤压下，尤其是面对着极度不平衡的男女性别差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总人口性别比例为104.45，男性比女性多出3049万），再计算上难以承担的结婚成本，掌握着较少经济资源的底层男性便难以在竞争性的婚恋市场上占有优势。“除了钱，我实在想不出其他原因，他们为什么到了30岁之后都没有结婚了”，阿伟说。实际上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他觉得无论是自己工厂打工的收入还是农村出身的背景，都大大降低了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进入婚姻的可能性。

对阿伟来说，一个合适的伴侣是什么样？总结下来，就是年纪比自己小几岁，工资比自己低一点，但不能低太多，这样就可以一起负担家用；家境比自己差一点，但也不能差太多；工作不要太忙，能多点时间留在家里带孩子；最好是同村，或至少是隔壁村的，还可以一起照顾逐渐年迈的父母；最后，礼金不要收太贵。

“这不是一段爱情的婚姻，只是一段合作的婚姻。”阿伟说，“现在更多的会考虑经济方面，比如她会不会太穷，她的家庭需不需要我帮忙，我能不能帮助到。或者她会不会家里经济太好，我在面对她家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压力。所以说，我能找的范围很窄。她的收入得比我少一点，也不能没有工作，我一个人肯定养不起……”

于是，在这样一个越发市场化、商品化的婚姻市场中，当他们倾尽自己和家人的钱财只为了那一桩合作婚姻时，他们也会时刻计算着、怀疑着自己会不会亏本，“你说，如果到时候房子礼金都是我这边全部负责了，她对这个家没有贡献，走了怎么办？我不就很亏了”。在这个计算不吃亏的逻辑下，他们便越发趋向去维持传统的家庭性别结构，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劳动分工依旧被渴望并实践来维持他们作为男性的特权地位。所以说，当我们在讨论农村的村落文化、它始终困于父权制下的家庭性别传统分工时，单一以“文化滞后”或“落后文化”来讨论，甚至认为说这二、三代农民工外出在城市打工后仍保留着与上一代的传统性别意识形态，来凸显他们的“不文明”时，无疑是单一且不准确的，因着它忽略了这一文化所存在且延续的物质基础。阿伟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是单纯去谈论传统文化在家庭内部的延续，让他们仍是“大男子主义”去维持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而是在婚姻越发商品化和市场化的现在，唯有这样，在维持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下，将自己看作成婚姻（甚至伴侣）看作是通过“购买”的方式而获得的私人财产，对其掌握绝对的所有权，他们才能确保自己不仅是经济上还是家庭层面的“不吃亏”。

我为什么需要一段婚姻

32岁的阿伟觉得自己结婚的几率不大了。在他们村，像他这样过了30岁还没有结婚的男生只有两三个。“全村的人都看着你，都在说你。你30岁不结婚，人家觉得你是借口。像我们这种，如果自己条件差，30岁还没有结婚，就是自己有问题。可能就是觉得你身体有问题，自己思想（有问题），可能是脾气不好，个人性格不好。甚至你爸妈也会被说有问题”，看着以“钱”为基础的交换婚姻，相亲见过几面就领证的婚姻，阿伟不是没有思考过，他问过，自己为什么还需要一段婚姻，但上面的那个话说完后，他还是肯定了“我还是要结婚的”。

被规范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家人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和频繁的互动，个人行为始终难以脱离家庭的影响。无论是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中还是强调个体独立性的现代社会中，成年子女的生活，连同婚姻和家庭组建事宜，仍是父母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属于一整个家庭的事务。

于是，一方面，在强调以异性恋婚恋模式作为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父权制的条件下，单身成为了一种“可耻”的行为，不单是个人甚至是家庭都需要承受来自家族、同村村民和所在工作地方的工友们的指指点点和流言蜚语。年过三十还没有结婚的单身工友，阿伟在厂里也碰到不少，同一条生产线上就有一个45岁的单身大哥，为了面子，就骗人说自己结婚了，“如果说你没结婚，好像会被人家看不起一样的”。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计算可知，83％的农村男性在28岁之前结婚，而97.2％的男性和99.5％的35-39岁女性已结婚。确实，在普遍婚姻的文化下，不婚或单身所面对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和歧视让人难以承受。而也正是这种对单身的污名本身亦不断巩固了婚姻的合法性，即使不以“爱”为名。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经济体制所有制的改革亦在不断加重我们对“婚姻”、“家庭”的认受性。改革后，重要的公共产品（如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从国家承包转向为部分或全部由市场和家庭负责。个人负担的加重迫使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重新回到家庭以寻求庇护和分担责任，增强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比如说，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老人提供的保障明显不足，并且农村地区也很少有公营的养老院等安老机构。阿伟想起村子里那些孤寡老人，“在乡下，你有一个房子，一个人在那里住着，都不知道他会想些什么。特别是生病的时候。我们那里也没有关爱老人的（机构）会去看望，都没有的”。比如说，结婚的房子需要掏空四到六个人的口袋才能满足；比如说，双薪家庭模式下，隔代抚养逐渐成为育儿趋势等。大家都在讨论“养儿防老”是过时和落后糟粕，甚至批评这种代际共同体的存续模式进一步破坏了“家是温暖的港湾”的美好，但如果只是批评这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却没有看到其背后物质基础，如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不过是浮于表面而已。所以说，在越发市场化且会保障相对缺失下，家长们对子女婚姻的执着与干预，其实是为了确保自己以后“老有所养”，即使知道这是一场赌博。同样在单身子女身上，婚姻和家庭也是让两人甚至两个家庭结合利益共同体以增加抗风险的能力，尤其是面对极不稳定的劳动环境：劳动关系越趋松散和劳动保障越趋缺失。

女性却成为了替罪羔羊

频繁的城乡流动、工厂工作的不稳定性和超长工时也在不断侵蚀着工友们的生活，不断蚕食他们剩余的休息时间，以至于他们难以发展出长久、稳定的人际关系，更不论说能发展出恋爱关系。这是阿伟在这个组装厂工作的第五个年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曾经同为一条流水线上、同为一个宿舍的工友。“你都不会知道明天会不会就有一个人又要回老家或者换厂了。甚至有时候，你连你自己什么时候突然就回老家或者换厂了。人不在一起，基本上就没有联系了。”另外，工厂筋疲力尽的工作模式也让他们根本挤不出时间出来去休息，更不要说花时间去结识伴侣，再花时间去相处了。“我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工作，总共12个小时…这很累，基本上都要站10个小时了。下班后，我只想呆在房间里，睡觉，上网和玩游戏。累到连话我都不想要说。第二天醒来你就又要上班了。我一周就只有一天休息时间，我基本上都是睡过去的。真的是太累了，我连动都不想动，就更不想要出门了”，于是即使再怎么不情愿，阿伟也只能接受家人安排的相亲，“我自己实在找不到了”。

这就像一个死循环一样。在父权制下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大背景和在相亲市场强调“带资进组”的游戏模式下，缺乏资源的底层男性早早就被判出局。但深受父权制影响下所产生的对私有家庭的渴望和市场化加剧下家庭越发呈现的保底作用，又裹挟着他们，让他们在这一场竞争游戏中倾尽个人乃至家庭的一切金钱、时间、精力……在这场游戏（异性恋模式）中，不仅仅是女性被物化成男性间竞争的商品，同样，男性也逃离不了这一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游戏。可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指责市场逻辑对婚姻和家庭的异化，并没有鞭挞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度合谋对他们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再生产领域的剥削，反而将矛头指向了与他们同样惨被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度剥削的女性：“物质”、“贪慕虚荣”、“受西方思想洗脑，过于独立”、“跋扈”，不再有“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等“中华传统优良品德”。正是因为这帮女性“变了样”，对经济要求过高，所以才导致他们碍于经济能力不足，而无法步入婚姻：

“现在的女孩子都太苛刻了。她们期待找到在城市有房子，有汽车甚至经营自己生意的人。她们对经济状况有较高的要求。我们村里的女孩子都这样，要不就都外嫁了，导致村里那些经济状况较差的男人无法结婚。”小柯说。

但底层男性无法走入婚姻从来就不是女性所造成的错误。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度所酿成的果。不单底层男性，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亦同为受害者。底层女性甚至不仅要承受来自中上层男性的剥削，还要面对同为底层男性的攻击，遭受全方位的多重打击。资本主义制度撕裂了我们的生活，将一切打上了价格的标签，不论是我们的劳动力还是我们的亲密关系、婚姻和家庭；同样，父权制下的家庭制度也禁锢了我们对于爱和亲密的追求，将其扭曲成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二者共谋下，我们愈发发现，恋爱、结婚、组建家庭、养育小孩等等也成为了有产阶级的特权。在以爱为基础的恋爱和婚姻本就是一个随机匹配事件，婚姻和家庭亦不应该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幸福”和“成功”的标准，走不走进婚姻又如何？它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强扭的瓜一点都不甜。

“坦白说，其实真的相亲结婚后，我能想象到我孩子的生活也是跟我一样，小时候是留守儿童，长大后外出打工，相亲结婚，无限反复”，阿伟说。

这样的婚姻和家庭不过是维持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再生的器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