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干人：說著「清末漢語」的人肉時空膠囊？

（原載於轉角國際）

從吉爾吉斯中部的小鎮科齊柯爾（Kochkor）去頌湖（Songkul），即使是最簡便的路線，都得翻過一座高山，而且車流稀少，除了偶爾來往於湖邊和城鎮的牧民之外，只能期待包車的觀光客經過。即使是盛夏，吉爾吉斯中部的氣溫在入夜之後，也可能只比冰點溫暖一點，在這條很難被稱為公路的路邊等便車，實在不太牢靠。

我孤身一人，到鎮上的旅行社登記拼車不知道得等上多久，所以決定先到鎮上最熱鬧的廣場逛逛；那裡同時也是鎮上對外交通的集散地，大部分的城際巴士、小巴和私營計程車，都在那裡候客。

連續被幾個司機漫天要價之後，突然有人從後頭拍拍我的肩膀。轉頭一看，是個留著大鬍子的老爺：

「我載你去吧！」

他一邊說著，幾顆大銀牙一邊在咧開的大嘴裡閃著光。原來，老爺接了門生意，要到頌湖接幾個觀光客去南部大城納倫（Naryn），本來就要空車上山，所以也算是讓我搭了趟便車。他不疾不徐，先開去車廠修理底盤，又去市場買了兩斤瓜子，然後回家搬了幾箱飲料、幾顆西瓜，說要順道去湖邊探望朋友；我在他後面當個跟屁蟲，在市場裡忙進忙出、幫忙扛貨，好像也是要去探望朋友似的。

車子終於上路後，我們總算有時間好好聊聊。和穆斯林聊天，家庭話題是常見的起手式。談到出身，老爺轉過頭來和我說：

「我是東干人。你知道東干人嗎？」

我當然知道。從來到吉爾吉斯開始，我就一直期待著能遇到東干人。在不少遊記或報導裡，東干人被形容成「住在中亞一帶，講著陝甘方言、使用清末漢語詞彙的一群穆斯林」；對於講漢語的人來說，東干人猶如「人肉時光膠囊」，充滿時空錯置的獵奇感。

這種獵奇的趣味並不令人意外。中亞東干人這個族群的形成，和清同治年間的「回亂」有關。回民起義失敗之後，逃難至新疆的回民們深怕左宗棠的追兵趕盡殺絕，決定在1877年冬天，進一步遠離中原，分成幾批在嚴冬裡翻越天山，最後在當時沙俄的中亞境內落腳。

除此之外，1881年俄羅斯和清政府簽訂《聖彼得堡條約》、將伊犁谷地歸還給中國時，在條約中俄方也特別明定伊犁人民可以自由選擇遷往俄國。許多回民擔心重新回到清廷控制之下會遭迫害，便移居至對穆斯林相對友善的沙俄境內。

這些不同時期的移民，有甘肅籍、也有陝西籍，彼此所屬的教派、操持的口音也都不盡相同，卻在日後因為類似的移民脈絡，而被納入了「東干人」這個族群之中。這些被趕盡殺絕的危機意識，直到後來也許仍嵌在東干人的集體記憶之中，以至於有傳聞在事隔一世紀之後，有些東干人見到從中國來的學者，劈頭依舊會問：

請問左宗棠大人還在嗎？

何止時光膠囊，簡直就像來到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桃花源了。

當年許多回民難捱途中的惡劣天氣，葬身在天山上；就算到得了目的地，腳上也早已滿是凍瘡。他們聚居在幾個聚落點，但聚落的點和點之間卻又相隔老遠，幾乎不存在面狀的「族裔區」。奇妙的是，這些甘冒風險、長途跋涉，只為了遠離中原的回民們，一開始在中亞生活時，卻又經常自稱「中原人」。

1950年代之後，東干人開始逐漸以「回族」自稱；這個轉變，和新中國成立之後，「回族」被重整納入「中華民族」的族裔工程有關。我們曾經朗朗上口的「漢滿蒙回藏」之中的「回」，其實指的是地理概念（從地圖上逆時針依序數來），原本還包括今日新疆境內的非漢語系穆斯林；將「回」限定為「講漢語的穆斯林」，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至於「東干人」這個稱呼，又是如何而來的呢？至今，學界都仍沒能夠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漢語論者認為，「東干」其實由「東岸」（黃河東岸）或「東甘」（甘肅東部）的讀音轉化而來，甚至也可能是「屯墾」的訛讀，原本是新疆突厥系穆斯林，對於到新疆開墾的漢族穆斯林的代稱。

突厥語源論者則認為，早在十七世紀，中亞的突厥人就已經開始使用「東干」來指稱這些「離開中亞之後又歸來」的穆斯林，其字源來自察哈台突厥語的「回來」（döñän）。

但不論如何，1926年，「東干人」一詞終於在蘇聯人口大普查之中，正式被官方接納為一個族裔名稱。換句話說，東干人這個族裔概念的成形，除了源於回民遭「追殺」的推力，並且仰賴這些移民的生活實作和認同來維繫之外，俄羅斯人類學家、以至於後來的蘇聯政府，也是關鍵推手。

為了增進對新納入版圖的領土的了解，俄羅斯人類學家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上半，曾經頻繁地在中亞、遠東地區活動。其中，對於東干人的研究，最早由齊布金（Tsibuzgin）和施馬科夫（Shmakov）完成，他們在1897年針對卡拉庫努茲（Karakunuz，位於今日的哈薩克南部，緊鄰著與吉爾吉斯接壤的國界；於1965年改名為Masanchi，紀念曾經加入蘇聯紅軍的東干將領馬三奇）所寫的東干人民族誌，篇幅雖短，卻仍是窺看早期東干人生活的珍貴窗口。

落腳中亞初期，有些東干人仍會偶爾返回中原探訪親友；為了在跨境時掩人耳目，這些東干人必須提早三、四年準備，將辮髮留長，同時又要小心翼翼、避免被俄羅斯當局發現蓄髮，因為跨境前往中國在當時是被禁止的。

在民族誌中，東干人被形容成「衛生習慣不佳，但耿直勤奮；嗓門很大、性子又急，是標準的直腸子，但也因此有仇必報」。我看著坐在駕駛座上的老爺，覺得不可思議：一個世紀前民族誌裡描繪的刻板印象，今天套在老爺身上似乎仍然合身。

老爺習慣一邊駕駛、一邊嗑瓜子，一趟路下來，方向盤、褲襠上噴得全是唾沫和瓜子殼，大概很難被包車的客人覺得是個整潔衛生的司機。老爺興致高昂，對我的提問有求必應；在車窗完全敞開的車廂裡，他豪爽的嗓子也總是拉得很高。

一路上，我把車廂當作東干語教室，不斷拋出一個個俄文單詞，問老爺這些字在東干語裡怎麼說。對於我這個台灣人來說，那些東干語單詞，其實就像是怪腔怪調的北方話，和普通話相去不遠，但如果老爺試著全部用東干話和我對話，我卻又沒有一個字聽得懂，因為東干語還使用了不少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俄語的單詞。

東干語的數字怎麼數呢？」

「義狗、亮狗、散狗、四狗⋯⋯」

東干語的其中一個特色，便是原本在漢語裡十分豐富的量詞許多已經流失，改以「個」代替；甚至，即便只是數數字，「個」都會如影隨形地跟在數字後面。

此外，「食物」的東干語發音接近「十娘」，「學校」則聽起來則是「叫福」。可惜大多數東干人今天早已不識漢字，所以沒辦法用紙筆和老爺確認；我只能猜想，「十娘」和「叫福」如果寫成漢字，大概會是「食糧」和「教府」。還有些字彙仍然活像是從十九世紀穿越時空而來，比如老爺把「政府」叫做「衙門」。

但東干語並非沒有文字。1927年，蘇聯便曾以拉丁字母拼寫東干語，又在1950年代改以俄文的西里爾字母制定東干文字，並且成為東干報章媒體、以及學校裡教授東干語時所使用的標準文字。

這些將漢語拼音化的舉措之所以能夠成功，除了因為俄語是蘇聯實質上的官方語言這個誘因之外，也還因為當年跨越天山而來的東干人祖先，本就多是不識字的農民，日常生活中對於漢字並不依賴。此外，必須使用阿拉伯文閱讀古蘭經的回民，其實也早就對拼音字母並不陌生；東干人的祖先在移居來中亞之前，除了漢字之外，也曾經使用過阿拉伯文來書寫漢語，這種文字系統一般被稱作「小兒經」。

東干語不只因為保留了很多舊字彙而顯得「守舊」，同時也還有十分「激進」的一面：中國共產黨廢除漢字、用拼音字母寫漢語的未竟事業，蘇聯大哥竟然在規範東干語書寫系統時，先行幫他辦到了。

雖然老爺根本不知道台灣在哪裡，但聽到從台灣來的我，居然聽得懂一點東干話，他也覺得很新奇。不過他對台灣僅有的疑問，居然只是「你們那裡有沒有穆斯林啊？」其他的，他就一點興趣也沒有了。

不僅如此，老爺甚至連中國都沒去過。我說那裡有很多人說著和東干語類似的語言，並且試探地問他想不想去看看，沒想到他只揮了揮手說：

「那裡沒有穆斯林，何必去呢？」

老爺又說，他倒是去過麥加和孟加拉，臉上堆滿自豪的笑容。

中國當然不是沒有穆斯林。只能猜想，或許被左宗棠趕盡殺絕的東干集體記憶實在太深刻，以致於中國今日還是以「不歡迎穆斯林」、「非我族類的國度」形象存在老爺心中。

這種以宗教認同取代地緣認同的東干族裔性，也是許多中國學者經常忽略的。中國學者習慣強調，為了和同樣是穆斯林的其他中亞民族區隔開來，東干人選擇強調自己的中原文化，因而以旗袍長衫做為民族服飾、把清宮廷舞建構為民族舞蹈，甚至在清真寺的建築形式和裝飾符號上也富含「中國特色」，導致我們容易將東干人想像成為「中國人的後代」；就連他們的馳名菜餚「東干涼粉」（Ашлянфу），看上去也都和陝西的涼皮十分類似，只是沒那麽酸、冷湯的比例也多一些。

這些易於印證「東干人是來自中國的人肉時光膠囊」的說法，大多便是這些以中國／漢人為本位來思考的產物，但實際上東干人未必喜歡被貼上中國標籤。

一般來說，東干人較少對特定國家持有歸屬感，不論是「祖國」或者是讓他們「客居」的蘇聯或中亞國家。甚者，他們雜揉的族群認同，往往也難以用國族國家的框架去理解；與其期待他們對中國會抱有對「祖國」、「故土」的情感，不如說他們對於世界各地其他「講漢語的穆斯林」會感到親切。

比如據傳祖先來自中亞布哈拉（Bukhara）、同樣是穆斯林的鄭和，比起其他中國的偉人，就更能引起他們的共鳴。這或許也是老爺格外關心台灣有沒有穆斯林的原因。

相較之下，舊時的蘇聯研究則傾向認為，東干人在原鄉流離的歷史記憶、以及對於蘇聯張開雙手接納他們的感恩，使得他們的認同更偏向新故鄉。

但蘇聯這廂的說法，也並非毫無問題。尤其蘇聯解體之後，剛剛獨立的哈薩克、吉爾吉斯政府，都希望在人口結構上進行去俄羅斯化，讓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分別在境內成為優勢族群；作為少數族裔的東干人，因此越來越常被理解為「來自中國的外族」、而不再是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一份子」，必須開始面對新的邊緣化困境。

巧合的是，在將「東干人打造成外來人口」這件事上，中亞國家和中國不謀而合，儘管他們各自懷抱的目的不盡相同。對於中亞國家來說，東干人被「外族化」有助於維繫優勢族裔統治的法理性；對於中國來說，將這些「前朝遺民」打造成新的「華人」，則為中國在中亞地區施展影響力時，提供了可資運用的槓桿。

尤其，一帶一路成為熱門話題後，這些恰好位在絲路上的東干人也難以置身事外，成為中國政府意圖拉攏的對象。

不過這麼一來，問題又來了。從中國移往海外的回族，到底算不算是華人呢？如果算的話，其他的中國少數民族，諸如蒙古族、朝鮮族、維吾爾族，甚至哈薩克族，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

為此，中國學者甚至新創了「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概念，試圖開拓位於國族和族裔性之間的灰色地帶，卻也可能再度落入對於分類界線的偏執，進一步僵固人類充滿彈性、而五彩斑斕的認同可能性。就此而論，與其說東干人是個「時光膠囊」，不如說他們直指了人類對共同體想像的一道道缺口。

但不管怎麼說，東干人的存在，不啻讓我們看到離散（diaspora）這個概念，仍然是以國族國家為中心的概念，並且總是隱含著「對家國的回望或盼望」。將一群人說成是離散族裔，便預設了他們只是暫時客居他方、有個「故國」可以回去，又或者至少應該為他們創造一個國家（例如歷史上的猶太人）。

但所有這些，似乎都離老爺太過遙遠；對他來說，「一帶一路」再遠大再輝煌，或許都遠不如他眼前坑坑巴巴的柏油路來得重要。連續幾個髮夾彎之後，柏油路突然不見蹤影，碧藍色的頌湖終於從無數胎痕延伸的盡頭處緩緩升起。

老爺慢條斯理地把車停在一條淙淙的小溪旁，沒有向我解釋什麼，便熄火下車，蹲在溪邊悉心洗漱，然後在自己鋪好的毛毯上朝向聖地跪拜禱告。蘇聯解體之後，在社會主義氛圍中潛沉許久的伊斯蘭教開始在中亞復甦，新建的清真寺在中亞如雨後春筍，許多東干人依舊對自己的虔誠引以為傲。

重新回到胎痕織成的「公路」上，沿著湖畔又往前推進幾公里之後，車子才總算停在幾個氈房前面。我跟著老爺從車上卸下那些西瓜飲料，一個吉爾吉斯婦女從氈房出來招呼我們，幾個小孩則在太陽底下搓著乳酪球。老爺流利地以吉爾吉斯語和她們閒話家常。

頌湖是肥沃的夏季草場，每年五、六月牧民從科奇柯爾將牛羊趕過來、搭起氈房，有些也順便賺起觀光財，直到十月底才又遷回山下的城市。老爺帶我去看了他託養在這裡的馬，一共有四隻，卻又說他從來不騎。問他為何有馬不騎，他笑說：

「我有車啊。」

傳言東干人是善於養馬馭馬的民族，不少東干人剛剛來到中亞也以管馬為業；今日的老爺就算有車，依舊要不時來看看自己的馬才能安心。

老爺說他有親戚在吉爾吉斯的首都附近，甚至也有些住在一水之隔的哈薩克，但來往得少。隨著中亞國家開始鞏固國界、對來往鄰國的旅客實施簽證政策，原本在沙俄、蘇聯時期，能夠自由來往不同國家、拜訪其他親友的東干人，發現跨越國界變得越來越困難。原本在蘇聯時期被看作內部同質性很高的東干人，在國界的區隔下，也逐漸走上越來越不同的道路。

今日，烏茲別克境內的東干人，許多因為通婚而完全融入當地社群，因而在中國政府資助的文化交流計畫中遭受冷落。此外，烏茲別克政治環境相對緊縮，一般人民都難以影響政府決策，更遑論東干人。

至於吉爾吉斯境內的東干族人口，大部分則為甘肅籍，人口數也是所有中亞國家之中最多的；蘇聯時期，吉爾吉斯的東干社群又成為東干人知識份子的中心，連帶地使得甘肅口音成為東干語的標準形式。然而近期因為吉爾吉斯國族主義高漲，因此即便東干人有專屬的政治團體和媒體，卻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日漸邊緣化。

主要由陝西籍回民後裔組成的哈薩克東干族，儘管長期以來居於下風，在學校裡必須學習甘肅口音，後來卻因為哈薩克獨立之後的經濟狀況發展較好，比起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的東干人都富足許多。更重要的是，東干人的代表得以進入哈薩克的政治領域，和中國政府的互動也最為熱絡。

這些互動，包含了由中國政府在東干聚落舉辦的文化交流活動，也還包含了安排東干人到陝西甘肅「尋根」、獎勵東干子弟到中國求學，為的是培養東干人的「祖國」意識。有些活動舞台的背景，還很詳盡地用俄文、吉爾吉斯文、東干文以及漢字書寫上「我的祖國」，卻只是更加凸顯東干人多層次的文化認同，以及「祖國」概念的弔詭而已。

絲路終究是路，一如人類歷史終究是由數不盡的遷徙流動寫成。中亞從來就是各種族裔交會的腹地，波斯人在此寫詩、蒙古人的馬蹄達達，更不用說蘇聯帶來了多少日耳曼人和朝鮮人，在這裡看著陌生的雪景咬牙求生。

這些人們的後裔形形色色，在回望過去維繫認同的同時、也在新的土壤上向下扎根，要他們指認祖國談何容易？流散與歸返，又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許正如東干人稱呼自己為「回族」一樣，「回」字仍在，但字意早已佚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