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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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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干人:說著「清末漢語」的人肉時空膠囊?

李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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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轉角國際

從科齊柯爾(Kochkor)前往頌湖(Songkul)路上的風景。

吉爾吉斯中部的小鎮科齊柯爾(Kochkor)去頌湖(Songkul),即使是最簡便的路線,都得翻過一座高山,而且車流稀少,除了偶爾來往於湖邊和城鎮的牧民之外,只能期待包車的觀光客經過。即使是盛夏,吉爾吉斯中部的氣溫在入夜之後,也可能只比冰點溫暖一點,在這條很難被稱為公路的路邊等便車,實在不太牢靠。

我孤身一人,到鎮上的旅行社登記拼車不知道得等上多久,所以決定先到鎮上最熱鬧的廣場逛逛;那裡同時也是鎮上對外交通的集散地,大部分的城際巴士、小巴和私營計程車,都在那裡候客。

連續被幾個司機漫天要價之後,突然有人從後頭拍拍我的肩膀。轉頭一看,是個留著大鬍子的老爺:

「我載你去吧!」

他一邊說著,幾顆大銀牙一邊在咧開的大嘴裡閃著光。原來,老爺接了門生意,要到頌湖接幾個觀光客去南部大城納倫(Naryn),本來就要空車上山,所以也算是讓我搭了趟便車。他不疾不徐,先開去車廠修理底盤,又去市場買了兩斤瓜子,然後回家搬了幾箱飲料、幾顆西瓜,說要順道去湖邊探望朋友;我在他後面當個跟屁蟲,在市場裡忙進忙出、幫忙扛貨,好像也是要去探望朋友似的。


車子終於上路後,我們總算有時間好好聊聊。和穆斯林聊天,家庭話題是常見的起手式。談到出身,老爺轉過頭來和我說:

「我是東干人。你知道東干人嗎?」

我當然知道。從來到吉爾吉斯開始,我就一直期待著能遇到東干人。在不少遊記或報導裡,東干人被形容成「住在中亞一帶,講著陝甘方言、使用清末漢語詞彙的一群穆斯林」;對於講漢語的人來說,東干人猶如「人肉時光膠囊」,充滿時空錯置的獵奇感。

這種獵奇的趣味並不令人意外。中亞東干人這個族群的形成,和清同治年間的「回亂」有關。回民起義失敗之後,逃難至新疆的回民們深怕左宗棠的追兵趕盡殺絕,決定在1877年冬天,進一步遠離中原,分成幾批在嚴冬裡翻越天山,最後在當時沙俄的中亞境內落腳。

除此之外,1881年俄羅斯和清政府簽訂《聖彼得堡條約》、將伊犁谷地歸還給中國時,在條約中俄方也特別明定伊犁人民可以自由選擇遷往俄國。許多回民擔心重新回到清廷控制之下會遭迫害,便移居至對穆斯林相對友善的沙俄境內。

這些不同時期的移民,有甘肅籍、也有陝西籍,彼此所屬的教派、操持的口音也都不盡相同,卻在日後因為類似的移民脈絡,而被納入了「東干人」這個族群之中。這些被趕盡殺絕的危機意識,直到後來也許仍嵌在東干人的集體記憶之中,以至於有傳聞在事隔一世紀之後,有些東干人見到從中國來的學者,劈頭依舊會問:

請問左宗棠大人還在嗎?

何止時光膠囊,簡直就像來到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桃花源了。

當年許多回民難捱途中的惡劣天氣,葬身在天山上;就算到得了目的地,腳上也早已滿是凍瘡。他們聚居在幾個聚落點,但聚落的點和點之間卻又相隔老遠,幾乎不存在面狀的「族裔區」。奇妙的是,這些甘冒風險、長途跋涉,只為了遠離中原的回民們,一開始在中亞生活時,卻又經常自稱「中原人」。

1950年代之後,東干人開始逐漸以「回族」自稱;這個轉變,和新中國成立之後,「回族」被重整納入「中華民族」的族裔工程有關。我們曾經朗朗上口的「漢滿蒙回藏」之中的「回」,其實指的是地理概念(從地圖上逆時針依序數來),原本還包括今日新疆境內的非漢語系穆斯林;將「回」限定為「講漢語的穆斯林」,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至於「東干人」這個稱呼,又是如何而來的呢?至今,學界都仍沒能夠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漢語論者認為,「東干」其實由「東岸」(黃河東岸)或「東甘」(甘肅東部)的讀音轉化而來,甚至也可能是「屯墾」的訛讀,原本是新疆突厥系穆斯林,對於到新疆開墾的漢族穆斯林的代稱。

突厥語源論者則認為,早在十七世紀,中亞的突厥人就已經開始使用「東干」來指稱這些「離開中亞之後又歸來」的穆斯林,其字源來自察哈台突厥語的「回來」(döñän)。

但不論如何,1926年,「東干人」一詞終於在蘇聯人口大普查之中,正式被官方接納為一個族裔名稱。換句話說,東干人這個族裔概念的成形,除了源於回民遭「追殺」的推力,並且仰賴這些移民的生活實作和認同來維繫之外,俄羅斯人類學家、以至於後來的蘇聯政府,也是關鍵推手。

為了增進對新納入版圖的領土的了解,俄羅斯人類學家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上半,曾經頻繁地在中亞、遠東地區活動。其中,對於東干人的研究,最早由齊布金(Tsibuzgin)和施馬科夫(Shmakov)完成,他們在1897年針對卡拉庫努茲(Karakunuz,位於今日的哈薩克南部,緊鄰著與吉爾吉斯接壤的國界;於1965年改名為Masanchi,紀念曾經加入蘇聯紅軍的東干將領馬三奇)所寫的東干人民族誌,篇幅雖短,卻仍是窺看早期東干人生活的珍貴窗口。

落腳中亞初期,有些東干人仍會偶爾返回中原探訪親友;為了在跨境時掩人耳目,這些東干人必須提早三、四年準備,將辮髮留長,同時又要小心翼翼、避免被俄羅斯當局發現蓄髮,因為跨境前往中國在當時是被禁止的。

在民族誌中,東干人被形容成「衛生習慣不佳,但耿直勤奮;嗓門很大、性子又急,是標準的直腸子,但也因此有仇必報」。我看著坐在駕駛座上的老爺,覺得不可思議:一個世紀前民族誌裡描繪的刻板印象,今天套在老爺身上似乎仍然合身。

老爺習慣一邊駕駛、一邊嗑瓜子,一趟路下來,方向盤、褲襠上噴得全是唾沫和瓜子殼,大概很難被包車的客人覺得是個整潔衛生的司機。老爺興致高昂,對我的提問有求必應;在車窗完全敞開的車廂裡,他豪爽的嗓子也總是拉得很高。

老爺習慣一邊駕駛、一邊嗑瓜子,一趟路下來,方向盤、褲襠上噴得全是唾沫和瓜子殼。

一路上,我把車廂當作東干語教室,不斷拋出一個個俄文單詞,問老爺這些字在東干語裡怎麼說。對於我這個台灣人來說,那些東干語單詞,其實就像是怪腔怪調的北方話,和普通話相去不遠,但如果老爺試著全部用東干話和我對話,我卻又沒有一個字聽得懂,因為東干語還使用了不少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俄語的單詞。

東干語的數字怎麼數呢?」

「義狗、亮狗、散狗、四狗⋯⋯」

東干語的其中一個特色,便是原本在漢語裡十分豐富的量詞許多已經流失,改以「個」代替;甚至,即便只是數數字,「個」都會如影隨形地跟在數字後面。

此外,「食物」的東干語發音接近「十娘」,「學校」則聽起來則是「叫福」。可惜大多數東干人今天早已不識漢字,所以沒辦法用紙筆和老爺確認;我只能猜想,「十娘」和「叫福」如果寫成漢字,大概會是「食糧」和「教府」。還有些字彙仍然活像是從十九世紀穿越時空而來,比如老爺把「政府」叫做「衙門」。


但東干語並非沒有文字。1927年,蘇聯便曾以拉丁字母拼寫東干語,又在1950年代改以俄文的西里爾字母制定東干文字,並且成為東干報章媒體、以及學校裡教授東干語時所使用的標準文字。

這些將漢語拼音化的舉措之所以能夠成功,除了因為俄語是蘇聯實質上的官方語言這個誘因之外,也還因為當年跨越天山而來的東干人祖先,本就多是不識字的農民,日常生活中對於漢字並不依賴。此外,必須使用阿拉伯文閱讀古蘭經的回民,其實也早就對拼音字母並不陌生;東干人的祖先在移居來中亞之前,除了漢字之外,也曾經使用過阿拉伯文來書寫漢語,這種文字系統一般被稱作「小兒經」。

東干語不只因為保留了很多舊字彙而顯得「守舊」,同時也還有十分「激進」的一面:中國共產黨廢除漢字、用拼音字母寫漢語的未竟事業,蘇聯大哥竟然在規範東干語書寫系統時,先行幫他辦到了。

雖然老爺根本不知道台灣在哪裡,但聽到從台灣來的我,居然聽得懂一點東干話,他也覺得很新奇。不過他對台灣僅有的疑問,居然只是「你們那裡有沒有穆斯林啊?」其他的,他就一點興趣也沒有了。

不僅如此,老爺甚至連中國都沒去過。我說那裡有很多人說著和東干語類似的語言,並且試探地問他想不想去看看,沒想到他只揮了揮手說:

「那裡沒有穆斯林,何必去呢?」

老爺又說,他倒是去過麥加和孟加拉,臉上堆滿自豪的笑容。

中國當然不是沒有穆斯林。只能猜想,或許被左宗棠趕盡殺絕的東干集體記憶實在太深刻,以致於中國今日還是以「不歡迎穆斯林」、「非我族類的國度」形象存在老爺心中。

這種以宗教認同取代地緣認同的東干族裔性,也是許多中國學者經常忽略的。中國學者習慣強調,為了和同樣是穆斯林的其他中亞民族區隔開來,東干人選擇強調自己的中原文化,因而以旗袍長衫做為民族服飾、把清宮廷舞建構為民族舞蹈,甚至在清真寺的建築形式和裝飾符號上也富含「中國特色」,導致我們容易將東干人想像成為「中國人的後代」;就連他們的馳名菜餚「東干涼粉」(Ашлянфу),看上去也都和陝西的涼皮十分類似,只是沒那麽酸、冷湯的比例也多一些。

這些易於印證「東干人是來自中國的人肉時光膠囊」的說法,大多便是這些以中國/漢人為本位來思考的產物,但實際上東干人未必喜歡被貼上中國標籤。

建築形式和裝飾符號都富含「中國特色」的東干清真寺,

一般來說,東干人較少對特定國家持有歸屬感,不論是「祖國」或者是讓他們「客居」的蘇聯或中亞國家。甚者,他們雜揉的族群認同,往往也難以用國族國家的框架去理解;與其期待他們對中國會抱有對「祖國」、「故土」的情感,不如說他們對於世界各地其他「講漢語的穆斯林」會感到親切。

比如據傳祖先來自中亞布哈拉(Bukhara)、同樣是穆斯林的鄭和,比起其他中國的偉人,就更能引起他們的共鳴。這或許也是老爺格外關心台灣有沒有穆斯林的原因。

相較之下,舊時的蘇聯研究則傾向認為,東干人在原鄉流離的歷史記憶、以及對於蘇聯張開雙手接納他們的感恩,使得他們的認同更偏向新故鄉。

但蘇聯這廂的說法,也並非毫無問題。尤其蘇聯解體之後,剛剛獨立的哈薩克、吉爾吉斯政府,都希望在人口結構上進行去俄羅斯化,讓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分別在境內成為優勢族群;作為少數族裔的東干人,因此越來越常被理解為「來自中國的外族」、而不再是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一份子」,必須開始面對新的邊緣化困境。

巧合的是,在將「東干人打造成外來人口」這件事上,中亞國家和中國不謀而合,儘管他們各自懷抱的目的不盡相同。對於中亞國家來說,東干人被「外族化」有助於維繫優勢族裔統治的法理性;對於中國來說,將這些「前朝遺民」打造成新的「華人」,則為中國在中亞地區施展影響力時,提供了可資運用的槓桿。

尤其,一帶一路成為熱門話題後,這些恰好位在絲路上的東干人也難以置身事外,成為中國政府意圖拉攏的對象。

不過這麼一來,問題又來了。從中國移往海外的回族,到底算不算是華人呢?如果算的話,其他的中國少數民族,諸如蒙古族、朝鮮族、維吾爾族,甚至哈薩克族,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

為此,中國學者甚至新創了「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概念,試圖開拓位於國族和族裔性之間的灰色地帶,卻也可能再度落入對於分類界線的偏執,進一步僵固人類充滿彈性、而五彩斑斕的認同可能性。就此而論,與其說東干人是個「時光膠囊」,不如說他們直指了人類對共同體想像的一道道缺口。

但不管怎麼說,東干人的存在,不啻讓我們看到離散(diaspora)這個概念,仍然是以國族國家為中心的概念,並且總是隱含著「對家國的回望或盼望」。將一群人說成是離散族裔,便預設了他們只是暫時客居他方、有個「故國」可以回去,又或者至少應該為他們創造一個國家(例如歷史上的猶太人)。

但所有這些,似乎都離老爺太過遙遠;對他來說,「一帶一路」再遠大再輝煌,或許都遠不如他眼前坑坑巴巴的柏油路來得重要。連續幾個髮夾彎之後,柏油路突然不見蹤影,碧藍色的頌湖終於從無數胎痕延伸的盡頭處緩緩升起。

老爺慢條斯理地把車停在一條淙淙的小溪旁,沒有向我解釋什麼,便熄火下車,蹲在溪邊悉心洗漱,然後在自己鋪好的毛毯上朝向聖地跪拜禱告。蘇聯解體之後,在社會主義氛圍中潛沉許久的伊斯蘭教開始在中亞復甦,新建的清真寺在中亞如雨後春筍,許多東干人依舊對自己的虔誠引以為傲。

重新回到胎痕織成的「公路」上,沿著湖畔又往前推進幾公里之後,車子才總算停在幾個氈房前面。我跟著老爺從車上卸下那些西瓜飲料,一個吉爾吉斯婦女從氈房出來招呼我們,幾個小孩則在太陽底下搓著乳酪球。老爺流利地以吉爾吉斯語和她們閒話家常。

頌湖是肥沃的夏季草場,每年五、六月牧民從科奇柯爾將牛羊趕過來、搭起氈房,有些也順便賺起觀光財,直到十月底才又遷回山下的城市。老爺帶我去看了他託養在這裡的馬,一共有四隻,卻又說他從來不騎。問他為何有馬不騎,他笑說:

「我有車啊。」

傳言東干人是善於養馬馭馬的民族,不少東干人剛剛來到中亞也以管馬為業;今日的老爺就算有車,依舊要不時來看看自己的馬才能安心。

老爺說他有親戚在吉爾吉斯的首都附近,甚至也有些住在一水之隔的哈薩克,但來往得少。隨著中亞國家開始鞏固國界、對來往鄰國的旅客實施簽證政策,原本在沙俄、蘇聯時期,能夠自由來往不同國家、拜訪其他親友的東干人,發現跨越國界變得越來越困難。原本在蘇聯時期被看作內部同質性很高的東干人,在國界的區隔下,也逐漸走上越來越不同的道路。

送湖畔,咚干老爺與他的牧民朋友。

今日,烏茲別克境內的東干人,許多因為通婚而完全融入當地社群,因而在中國政府資助的文化交流計畫中遭受冷落。此外,烏茲別克政治環境相對緊縮,一般人民都難以影響政府決策,更遑論東干人。

至於吉爾吉斯境內的東干族人口,大部分則為甘肅籍,人口數也是所有中亞國家之中最多的;蘇聯時期,吉爾吉斯的東干社群又成為東干人知識份子的中心,連帶地使得甘肅口音成為東干語的標準形式。然而近期因為吉爾吉斯國族主義高漲,因此即便東干人有專屬的政治團體和媒體,卻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日漸邊緣化。

主要由陝西籍回民後裔組成的哈薩克東干族,儘管長期以來居於下風,在學校裡必須學習甘肅口音,後來卻因為哈薩克獨立之後的經濟狀況發展較好,比起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的東干人都富足許多。更重要的是,東干人的代表得以進入哈薩克的政治領域,和中國政府的互動也最為熱絡。

這些互動,包含了由中國政府在東干聚落舉辦的文化交流活動,也還包含了安排東干人到陝西甘肅「尋根」、獎勵東干子弟到中國求學,為的是培養東干人的「祖國」意識。有些活動舞台的背景,還很詳盡地用俄文、吉爾吉斯文、東干文以及漢字書寫上「我的祖國」,卻只是更加凸顯東干人多層次的文化認同,以及「祖國」概念的弔詭而已。

絲路終究是路,一如人類歷史終究是由數不盡的遷徙流動寫成。中亞從來就是各種族裔交會的腹地,波斯人在此寫詩、蒙古人的馬蹄達達,更不用說蘇聯帶來了多少日耳曼人和朝鮮人,在這裡看著陌生的雪景咬牙求生。

這些人們的後裔形形色色,在回望過去維繫認同的同時、也在新的土壤上向下扎根,要他們指認祖國談何容易?流散與歸返,又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許正如東干人稱呼自己為「回族」一樣,「回」字仍在,但字意早已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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