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12月22日，一条“#朱军首次回应#”的热搜话题再次引发中国大陆网民对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的关注。距案件首次开庭20天后，拒绝出庭、在事件中一直保持沉默的央视主持人朱军，于个人微博转发其受访长文《推开K127那扇门，朱军“性骚扰”案真相调查》，并表示自己“承受了巨大耻辱”，“从未触碰过那位女士一分一毫”，希望“毫无证据的就给人处以私刑”不会成为社会惯例。截至当日晚，这条微博被转发6千余次，收获近4万条评论，位于评论榜首的网民回复质问朱军：“清者自清，那你为啥不出庭”。

《推开K127那扇门，朱军“性骚扰”案真相调查》一文由微博帐号“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下文简称“理记”）撰写发布，截至发稿已有超过5千万阅读，2.1万次转发。

理记原名张洋，曾以辽宁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采访部主任的身分出现在公共事件中。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深媒体人告诉端传媒，2017年的杭州纵火案是理记的影响力高点，也是他的方法论在公共视野成型的时间节点——“他在姿态上看并不是最张牙舞爪的，反而会一直强调要看证据，要客观。但所有不同的事件，最后矛头都落在了事件的受害者、弱势方、诉求方那一面。”

在理记将杭州纵火案死者丈夫立为靶子不断攻击后，烧伤超人阿宝（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副主任宁方刚）也加入阵营，暗示家属“并非无辜”、“吃自己亲人的人血馒头”。同时，意见领袖@奥卡姆剃刀（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信息工程系副教授，受官媒正面报导的“科技达人”） 也围绕理记放出的“要求一个孩子一个亿”的说法，对死者家属进行显微镜式的“客观分析”，同时与大量网民进行辩论，使死者丈夫和他的同情者不断进行“自证清白”，关于此案的舆论始终无法离开这一议程。这种议程的修改被他们称为“反转”。

这三人也因在此事中发起舆论战的表现而被部分网民贬称为“微博三蛆”，但同时也收获了不少追随者。同时，还有不少有一定影响力的网民，也和他们使用了相似的舆论战方法。比如，网民@李子旸Lee 进行了一次情绪审查，表示死者家属太冷静，令他“不寒而栗”。

在历次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理记等人以这套方法论进行舆论介入。

2016年，有受害者曝光杨永信用电击治疗“网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理记以“中立”姿态发文，对此事是否属“非法拘禁”和“虐待”进行文字游戏，并暗示打击杨永信是游戏厂商在试图洗白“网瘾”。同样，@奥卡姆剃刀 也在此事中以争议性观点卷入，他痛斥游戏玩家是精神被控制、没有伦理的“小恶魔”。

2017年1月，丽江女游客被打毁容事件中。理记以裁剪录音（当事人放出了完整录音）的方式，捏造被打女游客一天通过交友软件约会三名男子，才导致事件发生。

2019年，理记质疑一个因向4S店维权而走红网络的奔驰车主，表示对方的研究生学历是假的，且因诈骗而被警察立案调查，被车主持证据反驳。

根据作家 @曾鹏宇 的整理，理记在巫山童养媳案、江歌案、苟晶案等数十起公共事件中，均涉嫌歪曲事实，或从道德角度攻击维权者，制造“反转”现象。尽管在舆论场遭到大量网民的批评，但是理记仍然成为活跃在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拥有500万粉丝），被许多网民视为不惧强权、不媚大众的敢言者。

那个声称采访到朱军的记者，和他的“猎杀受害者”同盟

“他在姿态上并不是最张牙舞爪的，反而一直强调要看证据，要客观。但最后矛头都落在事件的受害者、弱势方、诉求方那一面。”

端传媒中国组 发自香港

2020-12-23

12月22日，一条“#朱军首次回应#”的热搜话题再次引发中国大陆网民对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的关注。距案件首次开庭20天后，拒绝出庭、在事件中一直保持沉默的央视主持人朱军，于个人微博转发其受访长文《推开K127那扇门，朱军“性骚扰”案真相调查》，并表示自己“承受了巨大耻辱”，“从未触碰过那位女士一分一毫”，希望“毫无证据的就给人处以私刑”不会成为社会惯例。截至当日晚，这条微博被转发6千余次，收获近4万条评论，位于评论榜首的网民回复质问朱军：“清者自清，那你为啥不出庭”。

《推开K127那扇门，朱军“性骚扰”案真相调查》一文由微博帐号“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下文简称“理记”）撰写发布，截至发稿已有超过5千万阅读，2.1万次转发。作者自称，经多方调查和实地走访，发现弦子在微博对被骚扰时的描述，和与警方笔录中是不一样的，主要体现在未披露性骚扰细节、性骚扰场所非密闭、曾有十几人进出等。在文章中，理记还将为弦子在微博发声的网友麦烧同学称为“某发达国家环保NGO组织工作人员”，文末又表示弦子、麦烧频繁接受境外媒体访问并参与相关活动，朱军则在社交媒体中被“凌迟”，公众活动也不再露面。

针对这些质疑，弦子、麦烧与代理律师王飞随即发文回应。作为直接当事人，弦子重述了案发的经历细节，表示这是一次对公众的公开“笔录”，指责理记“移花接木”，并再次声明希望得到法院的公开审理。弦子在陈述中对理记披露的细节均一一回应及反驳，指其被侵害期间仅四人曾进出——两人为朱军身边工作人员、两人为观众，自己则因不信任和过于恐惧失去了求助机会。与此同时，麦烧也解释了参与朱军案的缘由，更表明其曾任职的环保组织从未涉及女权相关项目。弦子的代理律师王飞，则阐述了调取监控视频、要求被告到庭等条件的正当性。

舆论分化和MeToo运动的互联网发声困境

在弦子微博评论区，支持她的网民占多数，不少人提到自己的经历： “也许同类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磁场，让我一开始就能感应到你的痛苦，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不管发生什么都有我们在呀，历史和善良的人们永远站在你这边”。也有人赞许弦子公开经历的做法十分“勇敢”：“公开的人是一束束微光，他们可以在社会、司法等层面对性暴力事件有所影响，在推动立法、在搭建心理救助通路上有所帮助。”

与此同时，不少网民指出，理记在历次公共事件中已是“劣迹斑斑”。更有网民进一步表示，为理记的文章转发声援的人中，有大量都和理记一样，擅长将矛头指向维权者，制造事件的“反转”，比如@烧伤超人阿宝 @上帝之鹰 @地瓜熊老六 等。一组微博被不少网民合并转发，包括作家@潘海天 指出理记用“话术”重新编排了笔录内容，误导读者往歧异去理解；以及作家@曾鹏宇 起底理记在历次舆论事件中的对事实的扭曲、对维权者的攻击。

另一边，理记的长文下，众多网民替朱军忿忿不平：“朱军根本没有任何嫌疑。”同时也聚集了大量对弦子的质疑、包括攻击其外貌的留言。不只一种声音在评论区暗示，弦子事件或与境外势力有关，因为弦子借由该案成为女权运动领袖。他们指诉讼案件成了“政治运动”、性骚扰发声是文革等。长文的转发栏中，更包括新浪微博CEO王高飞的帐号“@来去之间”。

目前，微博仍旧是中国舆论事件的主要聚集地，因其言论广场性质，而主要承担著时事新闻的舆论影响。但这也使微博在热点事件中姿态暧昧，讨论可为微博带来流量，微博也设置了热搜榜单等可以影响舆论议程的功能，虽然这些依旧受制于整体的言论环境，但平台也是舆论事件中，不可忽视的一角。

女性议题活动者肖美丽观察，网络中反对女权运动的声音对于有误会或有反转的案件会特别关注，例如不久前的清华学姐性骚扰案，及刘强东、鲍毓明等未被现有法律支持的案件。肖美丽告诉端传媒，这些网民多以“要相信法律”、“要理中客”等论述自居，他们也在MeToo运动中也建立了自己的反对和质疑话术，扣“境外势力”的帽子正是其常用手段。

事实上，中国大陆法律层面对于性骚扰认定的举证责任一向非常严苛，甚至难以完成。例如，弦子所主张的“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的独立案由（注：案由是指案件涉及的具体法律关系）直到2019年1月1日起才正式施行。此前，性骚扰个案往往以“人格权纠纷”、“名誉权纠纷”等案由立案。澎湃曾对过去非独立案由的性骚扰相关案件进行统计，在109份判决书中，法院曾对性骚扰事实是否存在进行讨论的仅有16起，当中10起被认定性骚扰不成立——以口头举证为主，被认定“证据不足”。

端传媒记者也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查阅到12 件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的审理，其中7件以原告撤回告终，一件以调解结束。3件被支持的案件中，多有病例材料、行政处罚认定书、聊天记录公正等多项难以辩驳的证据佐证。

在极少数能够被法院严谨支持的性骚扰案件之外，是大量证据难以搜集的隐形案例。新氧联合《南方周末》发布《2019中国女性自信报告》中提到，三成女性曾遭遇职场性骚扰。在2018年公益组织“074法律女性热线”的调查中，表示曾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更高达7成。

然而，中国互联网及言论氛围对于性骚扰的发声却并不友善。与性骚扰相关的“MeToo”、“米兔”、甚至“俺也是”等关键词早在中国MeToo运动伊始便进入了审查词汇列表。是次事件的当事人弦子也表示，自己的事件无论引起多大范围的关注都未上过热搜，开庭审理更无法获得中国大陆境内媒体的报导。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端传媒表示，因为朱军的著名央视主持人的身份和国民度，“与权力高度相连”，使得这一事件异常敏感。端传媒通过传媒业内人士获悉，在弦子事件中，官方要求媒体不得报导，只能以公告为准。《财经》、《全现在》等内地媒体关于弦子案开庭的报导悉数被审查删除。

但理记的报导“活”了下来。

理记和他的“猎杀受害者”联盟

此次发布采访朱军（朱军否认接受了采访，但表示内容是他和朋友的谈话）文章的理记，已经在舆论场活跃了多年。理记原名张洋，曾以辽宁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采访部主任的身分出现在公共事件中。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深媒体人告诉端传媒，2017年的杭州纵火案是理记的影响力高点，也是他的方法论在公共视野成型的时间节点——“他在姿态上看并不是最张牙舞爪的，反而会一直强调要看证据，要客观。但所有不同的事件，最后矛头都落在了事件的受害者、弱势方、诉求方那一面。”

2017年，杭州一个高档小区的保姆纵火烧死女主人及其三位子女。随后，死者丈夫连续发文质疑绿城物业的消防安全工作疏漏，要求追究物业责任。理记赶到杭州，物业集团高层接受了理记的直播采访，向遇难者家属表示道歉的视频也由理记发出，但他并没有直接采访到死者丈夫。

其后，理记发布了名为《杭州纵火案调查全记录》的文章，表示死者丈夫要求一个子女赔偿一个亿（后被其他媒体事实核查证伪），将此事的舆论热度推上高峰。不过理记并未直接透露这个消息，而是以“一直关心杭州保姆纵火案后续沟通事宜”、“向绿城核实”等名义，隐晦地透露出这个“听来的”消息。

“他们惯常使用搅浑水、半真半假、影射、暗示的方式来发表言论。”方可成形容理记等人在舆论场中的角色为“捣蛋者”，即在舆论事件中搅浑水，不断模糊讨论焦点，带领风向的角色。“从他们的语言风格、句子逻辑可以看出，他们其实不是来认真讨论的。”

杭州纵火案是以理记为代表的“捣蛋者”的一次集体登场，他们也在舆论场展示了一套成熟的舆论战模式——前述资深媒体人称之为“猎杀受害者”。

在理记将杭州纵火案死者丈夫立为靶子不断攻击后，烧伤超人阿宝（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副主任宁方刚）也加入阵营，暗示家属“并非无辜”、“吃自己亲人的人血馒头”。同时，意见领袖@奥卡姆剃刀（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信息工程系副教授，受官媒正面报导的“科技达人”） 也围绕理记放出的“要求一个孩子一个亿”的说法，对死者家属进行显微镜式的“客观分析”，同时与大量网民进行辩论，使死者丈夫和他的同情者不断进行“自证清白”，关于此案的舆论始终无法离开这一议程。这种议程的修改被他们称为“反转”。

这三人也因在此事中发起舆论战的表现而被部分网民贬称为“微博三蛆”，但同时也收获了不少追随者。同时，还有不少有一定影响力的网民，也和他们使用了相似的舆论战方法。比如，网民@李子旸Lee 进行了一次情绪审查，表示死者家属太冷静，令他“不寒而栗”。

在历次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理记等人以这套方法论进行舆论介入。

2016年，有受害者曝光杨永信用电击治疗“网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理记以“中立”姿态发文，对此事是否属“非法拘禁”和“虐待”进行文字游戏，并暗示打击杨永信是游戏厂商在试图洗白“网瘾”。同样，@奥卡姆剃刀 也在此事中以争议性观点卷入，他痛斥游戏玩家是精神被控制、没有伦理的“小恶魔”。

2017年1月，丽江女游客被打毁容事件中。理记以裁剪录音（当事人放出了完整录音）的方式，捏造被打女游客一天通过交友软件约会三名男子，才导致事件发生。

2019年，理记质疑一个因向4S店维权而走红网络的奔驰车主，表示对方的研究生学历是假的，且因诈骗而被警察立案调查，被车主持证据反驳。

根据作家 @曾鹏宇 的整理，理记在巫山童养媳案、江歌案、苟晶案等数十起公共事件中，均涉嫌歪曲事实，或从道德角度攻击维权者，制造“反转”现象。尽管在舆论场遭到大量网民的批评，但是理记仍然成为活跃在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拥有500万粉丝），被许多网民视为不惧强权、不媚大众的敢言者。

宣传管制与听话的“捣蛋派”

回望十年前的舆论场，方可成表示，当时在自由派的带领下，舆论话题重点围绕在批评政府、反思体制、宣传民主社会的先进理念中，而随著自由派一个个被噤声，2015年共青团中央等政府大V的崛起，舆论尺度逐渐收缩。与此同时，在舆论事件中搅浑水，让讨论失焦，引导不同阵营对立的“捣蛋派”出现，也在这一背景下上台“填补空缺”。

时评记者陈迪昨日在微博表示，这种“宣传管制”反而“造就了一个扭曲的业务空间”。他说，因为有体制身分的当事人不得接受媒体采访，而没有新闻采编权的人和自媒体私力发布会被删帖，所以反而机构媒体的个人成员以非职务行为的私人形式进行新闻发布，可以存活下来。他认为，这种“私家新闻”不受机构约束，又可以在新闻管制下取得独家，提供了多少事实是存疑的。

前述资深媒体人告诉端传媒：“理记会参与很多有禁令的话题，但是他不会跟监管方的意图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和立场冲突。所以他一直在做著规矩以外的事情，但是一直都没有被规矩摁死。”

这种另辟蹊径为官方立场背书的现象并非孤例。2017年3月，微博意见领袖@耿直的MT 发了一条极具争议的微博：“我相信中国媒体人中得有大多数至今认为当年克拉玛依大火是领导先走的，彭宇是被冤枉的，以及我爸是李刚是滥用职权。然后，这些人控制著舆论公器，引导著舆论，还自我感觉良好的装著逼”，迅速引发热议。

@耿直的MT是《环球时报》新媒体部副主任高雷的个人微博，发出这条微博后，他又转发了一条读者评论，该评论称克拉玛依大火的“领导先走”是大火之前老师教给学生的“礼貌”，“我爸是李刚”全句是“救人要紧，我爸是李刚，我跑不了”。尽管有愤怒网民在随后和他的辩论中援引官方材料指出这并非事实。但在漫长的辩论中，讨论的焦点数次转移，而@耿直的MT 对历史的“改写”，因为抨击的是对体制的批评声音，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在当年由共青团据报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活动”中，高雷获得推荐，其“向上”事迹包括“希望用自己的文章让我们的舆论场和社会变得更理性，抵消网络上的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公知大V通过炒作和断章取义的报导而煽动起来的非理性乃至对立的情绪”。

端传媒实习记者甘明、乐佳文、胡梦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