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派的主張之：直面面對例外狀況。

今年6月份，有機會參評馬來西亞全國大專辯論會的比賽，對陣雙方是沙巴大學啊（UMS）及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評完後覺得這場比賽非常適合拿來說明我所奉行辯論觀的主張，在此分享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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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結論說在前頭：面對架構無法回應的個例，盡可能不要以例外情況處理；相反地，應該勇於從關鍵詞找出突破口，為例外找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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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題是愛國是不是每位公民應有的價值觀。

這裡就不仔細地覆盤了、只節選相關內容。有興趣者可以自行點擊觀看。

這場比賽，反方UKM緊抓每位公民應有的價值觀，要正方舉證，為何在以下三種狀況，我們仍要強求公民愛國、為什麼不能允許他們移民。

1. 公民在他國找到更好待遇。世界人才擇良木而棲，搬遷到更能最大化自我價值的國家，無可厚非。談的是自由主義底下，人有權利選擇幸福人生。
2. 國家虧待公民，公民淪落成為二等公民。舉的是大馬華人在本國受到種族政策不公待遇的例子。訴諸的是國家與公民付出回報的對等關係。
3. 當國家這個利維坦迫害公民，公民基本權利受到侵害。舉的是新疆再教育營，維吾爾族人受中共政府迫害的例子。問的是為何愛國這一價值能凌駕個人保障基本權利。

第一及第二種狀況還好回應，但最後一種顯然很難。

畢竟維吾爾族人面對的處境，攸關生死。要叫人愛殘害自己的人，聽起來高尚，但大部分人畢竟都不是耶穌。這樣的主張，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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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輕便的回應，叫做這是“例外狀況”，畢竟所有的美德都不可能放諸四海皆準，總有例外狀況。像是孝順好，愚孝糟。

然而，輕便的技術處理，伴隨而來的，很有可能是架構被突破的風險。

特別是對方再多舉類似案例，像緬甸的羅興亞人、像伊斯蘭世界的婦女。個例的堆砌就有可能營造成狀況並不稀少的觀感。更何況，辯題強調的是每個公民，正方提的個例，恰好證明反方強調愛國非每個公民都應有價值觀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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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所主張的突破口，應當從辯題中的關鍵詞—公民出發。

愛需要理由，是一種積極主動的認同，一個國家之所以值得認同，乃是因為它維護公民社會所共同認可的基本價值（自由、平等），使他們的集體存在有尊嚴（人權）、有道德目的（正義）、並符合他們認可的公正程式（法治、公正的政治代表機制）。

——徐賁《統治與教育—從國民至公民》

回到最根本的定義問題。

何謂公民？公民與國民、與居民有何不同？

所謂公民，不只要求某人是某個國家居住或是某個地方居住的人。公民指的是根據國家法律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換言之，公民是基本權利獲得保障的主體。

若個體無法投票，不擁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何談公民權利？若不受基本權益保障，又何以成為公民？

反過來說，如果某人被國家尊以公民身分對待，接受國家提供的良好教育、受到國家完善安全網保護。被善待/享有權利的公民是否有義務肩負起他應盡的義務 aka 愛國？

提出這點後，正方大可提出反方舉的第三種狀況（甚至有可能包括第二種）並不符合公民的定義。這些人頂多稱之為國民或是居民，但絕對不是公民。

而只享有權利，卻不打算盡義務的公民（第一種狀況），更是自私自利的體現，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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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好何為公民，就能鎖定國家與個體之間的關係。既能大義淩然的抨擊對方離題，又能以同一套論述，完善己方觀點。

把己方該負的舉證責任透過技術迴避，相當於承認，自己的框架無法自圓其說，必須引入另一種標準。極其危險也極其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