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年末岁首：裂变与转向

今天是2019.12.31，周二，火曜日。

把时针拨回十二个月前，彼时还是大四临毕业的我正在构思着毕业论文的选题，苦苦思索着是该探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还是付费墙的可行性与方法论，剩下的时间便是准备笔试、面试、笔试、面试……好吧此时的我已经做好了一毕业便加入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打算，所谓秋招-春招对我而言也无法是从这家媒体到那家报社的徘徊——毕竟在一个充满新闻理想又未曾经历社会毒打的青年眼中这不就是最理想的结果吗？

可惜十二个月后的今天，进入社会的我已经成为了一名所谓的“体制内人士”，八小时依然是八小时，不过学习换成了工作，每朝的理想就是一整天无人问津好早点下班走人，每天的奋斗就是坐在办公桌前处理各种业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取代了我大脑中本属于对开十六版和每月41港币的位置，以至于Inoreader账号里的订阅源也跟着多出了不少“会计论坛”、“会计咨询”，嘿，话说这个菜鸟到现在搞不清损益类科目呢。

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大转型”吧。

它发生在2019年，共和国七十周年，民国一零八年，己亥。

三月份是我最春风得意的一段时间，论文里我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数万言一挥而就；考场上我挥洒自如，轻轻松松和考官谈笑风生；实习间我充满理想，从选题到写稿都想跟着记者老师们学个一招半式好让自己将来也能搞个“大新闻”。我可以用我最大的热情、最多的精力去看专著、看论文、看选题、看稿件，我延续了我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的积极性，我甚至还能抽空帮至少十个同学做分析跑数据，仿佛这真的就是我读书生涯的春天了。

不过它也是最后一个春天了。

六月，我毕业了。八月，我正式开始工作了。新闻不存在了。

是的，在内外压力下，我最终进入了体制内，呵，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就此成了一名标准的“小公务员”，也便从“新闻”变成“公文”了。对下半年的我来说，领导的喜怒哀乐比维园的呐喊呼号重要得多，领导的一句指示胜过两百万人的什么五大诉求。所谓体制就是如此现实，所谓组织就是如此严密约束着你喘不过气，最终消磨了你所有的精力和锐气。想想吧，一次申请递交到上级一个月也得不到回复，一份文件积压在部门的公文堆里一个月也流转不到应查阅者的手中，你该作何反应？打个电话去催人加速？再写申请特命加急？抑或是找上门去冒着违规的风险越俎代庖？

你什么都不会做，你只会变得佛系，变得无所谓，变成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一颗小小的、无声的、缓慢地被推动的新齿轮。

我大概理解了为什么会有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大概理解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身陷囹圄时总说身不由己，因为新闻不会告诉你组织的力量有多强大，帕森斯和吉登斯也不行。

如果说上半年我是在用新闻、用书本发现问题，在文字和传说中寻找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那么下半年我就是在亲身感受问题、承受问题，在实践和实操中体察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只是这两种场域仿佛被割裂开了一般，永远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状态，这一年有太多的事件中我们只能看到权力的肆虐和民粹的鼓噪，仿佛人人都成了裹挟其中的当局者忘乎所以。从旁观者转为当局者的我，所幸还有那么几家媒体、几本书作纽带，把我的理想和现实串联了起来，维持我最后的一点新闻幻想。感谢端，感谢報導者，感谢好奇心，感谢财新，当你亲身经历过了何为封闭，才会知道它们的弥足珍贵。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坚持每年花数千元付费订阅，因为它们的确值得。

己亥年结束了，即将到来的庚子年，我大概会继续在体制内沉沦，又或是在一堆财务报表和发票税票找到新的乐趣，但不管怎样，我，我的人生，已经发生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逆的裂变，在这个革命之年中完成了从思想人到社会人的转向，但愿今后的它是涅槃重生而非崩坏消解。

愿2020的荣光归于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