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新阶级的形成

《红色工程师的崛起》的作者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左翼教授安舟。本书叙述了1957-2012年以清华大学为代表，中国毛泽东、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变化，以及如何在1976年后逐渐形成了以理工出身的大学生为中心的国家领导层。书名“红色工程师”就是指那些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的理工科培养出的政治精英。

中国在1949年的建立形成了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对立的局面。政治精英掌握政治资本，领导国家和高校的运作；文化精英相反，掌握文化资本，可以在教育文化氛围上进行制约。随着中共彻底掌握国家权力，在大学体制上也开始采用苏联模式，重工科而非综合类，这一体制塑造了苏联专家治国的模式。适应综合类高校的旧知识精英因此和政治精英产生了冲突。在1957年，先是毛泽东宣布百花齐放，允许知识精英进言献策，之后突然一转攻势开始反右，直接剥夺大量知识精英的职位和饥饿政治地位，加剧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冲突。之后1958-1961年中共又采用激进的措施（例如提高大学生参与生产时间、消灭体力脑力劳动区分等等）试图改变清华等高校的属性以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结果受挫，被迫恢复58年以前的大学体制，一些知识精英也回到自己的岗位。在1966年文革之前，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处于对立状态。

1966年的文革被安舟视为毛泽东试图遏制官僚阶级扩张、避免走上苏联道路的举措。清华大学也出现了学生领袖，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冲击大学教育体制，打倒高校教师和领导，也就是传统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虽然安舟区分了1966-1971年激进的斗争和1971-1976年常态化制度化的斗争，但是强调其中的共同点在于，毛泽东发动群众冲击（1966-1971）和监督（1971-1976）官僚，直接破坏可能形成的官僚阶级并且遏制其形成阶级再生产，具体举措包括：（1）通过逐步破坏干部的权威，提升工作单位普通成员的权力，在工作单位之内重新分配政治权力；（2）削弱政治监护、指导及恩庇的格局；（3）防止干部在入党、教育及就业上为其子女获得特权通道。

针对影响阶级再生产最大的在文化教育方面，毛泽东意图用激进的政策铲平阶级区分，遏制阶级文化再生产，剥夺现存精英的文化和政治资本，其中的举措包括：（1）重新分配教育机会，禁止知识精英的再造，并在全体人民中分散教育；（2）变动教育和职业分工的性质，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原本的高校精英教育模式被破坏，工农兵学员比例大大增加，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学员比例相对下降，基层教育普及化也增强。

在文革期间，那些旧知识精英的后代和政治精英的后一代经历了相同的教育（都是经历53年后又红又专的高等教育）、有着相同的政治身份（都是团员），因此遭遇到了相似的待遇——被批斗、打倒。因此，相似的两大群体逐渐团结起来，为了维护自己的资本和利益，反对铲平阶级的举措。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终结后，铲平阶级的理想被放弃，已经团结的两大精英被重新获得认可，高校回到过去生产技术专家的道路。而这一过程生产出来的精英后代纷纷进入社会，有的走上经济岗位，成为技术骨干，有的则从政，像苏联一样走上中国专家治国的道路。在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中，红色工程师的占比非常惊人，而这些技术精英大都是出身于政治精英或者文化精英家庭中。

安舟认为，由于马克思希望的是没有阶级分化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圣西门式由杰出人士统治社会的社会主义，铲平阶级的想法是中国、苏联以及诸多本土共产主义执政者最终想达到的目标，毕竟理工专家治国必然导致一部分官僚逐渐积累政治和文化资本，不断再生产阶级分化，这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偏离。所以，共产主义政党才会不断在文化上铲平阶级，展开范围广阔的教育政实验，重新分配教育机会，旨在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因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敌视专家治国论的，所以它们的干部招收自文化水平低下的阶级。

安舟分析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走向专家治国时指出，相比于激进地铲平阶级之举，红色专家治国是一个更加实用主义的举措。罗文萨认为，共产主义的阶级铲平之举，与当时同时进行的发展国家经济之举是对立的，而乌托邦的空想最终让位于现代化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最需要的是生产力，发展理工科、提高生产力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庞大的计划体制是一种社会工程，需要的是用运筹学等理工科学科对体制进行细致地计算和规划。基于这些原因，最高执政集团更可能被理工科出身的红色专家占据。除了国家现代化的的需求，理性经济人思维主导的民众更关心自己生活得下去，而不关心创建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因此红色专家掌权发展经济现代化比消灭解决于他们而言更有意义。最后，安舟援引蒂玛舍夫的观点强调，激进的铲平阶级举措破坏了传统的公共和私人空间，攻击了原有的国家文化基础和民族自豪，引起激烈的反抗。为了维持权力，他们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些乌托邦的实验并接受了传统的制度和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遭遇失败，激进的乌托邦毛泽东最终让位给红色工程师。

安舟的理论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就是他过于美化文革期间的教育体系，将改变学制、设置工农兵学校、高校教育被体力劳动实践和军训占据等视为共产主义乌托邦式实践。但是这一实践并不是很符合教育本身的属性和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一方面，教育要遵循科学，一个人的学习也要遵循循序渐进，例如先学习四则运算，再学习高阶运算和函数，最后学习微积分。但是工农兵甚至一般大学生，高中知识都没学懂就去学习大学知识只能一头雾水，虽然有了大学文凭但是没有大学的能力，很难实现普及教育的功效。文革期间的压缩学制和工农兵学校都破坏了学生正常学习进度，起揠苗助长的作用。这和教育本身的想法相去甚远——想想我们身边那些根本跟不上班上学习进度的同学都在干什么。

另一方面，高校过于强调劳动时间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做科研更重要的是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而不是在工地和工厂上做工或者拉练。安舟欣赏的乌托邦式教育并没有真正地让在高校的工农兵学到很多，更多培养的是机器上的齿轮，哪怕安舟本人在书中也承认很多大学学习的质量不高，只能称赞学生的学习干劲充足。1957-1976年期间，诸多科学成就都是49年以前留洋或者国内高校学习的学生（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黄旭华、程开甲等）以及49年以后57年以前在高校学习的学生（于敏等）主导，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良好，基本上都是文化精英主导；哪怕1976年以后，那些在1957-1976年在高校学习的知名的科学家的出身也大都不是工农。

其次，文革十年看起来是一场平均主义的尝试，但是实际上只是打击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却没有消灭社会资本，后者可以暗中再生产阶级分化。例如，那些被打倒的政治精英的后代依然可以靠着关系进入高校学习，虽然毛泽东要求禁止走后门，但是实际上安舟也承认很难消除这一现象。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这些政治精英的子孙可以依靠十年内的资本积累继续维持自己优越的地位。

最后，安舟忽略了文革期间，哪怕不考虑走后门的问题，也并非没有阶级分化。事实上，虽然在1957-1968年期间，陆续有政治精英被打倒，但是依然有很多政治精英存在。他们中有的掌握军队，有的是文官，但是都围绕在毛泽东身边，依然可以享受一般人民不具有的待遇，掌握大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也是官僚阶级，但是却不属于文革打击的对象。如果安舟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他就应该对文革的评价有变化。

如果安舟观察的仔细，我认为他可以考虑思考这种专家治国体系是否和中国当今初等教育观念中存在的推崇数理化相关？中国的家长经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的高中也是理科高考选科学生数量多于文科，这一观念是否和大量的理工科出身的领导执政相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专家治国理念下，促进了各个高等学校对工科的重视（事实上，中国最好的七所学校中4所是传统理工科学校，3所是文科学校，更别说超级巨无霸中国科学院系统），最终传递到民间，形成工科热潮？

《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是一本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当代中共的执政逻辑的著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美国左翼的安舟，对于过去中国的历史存在着理想主义想象，这是读者需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