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的“古姆”總經理腐敗案

“特維列季諾夫案/古姆案”在蘇聯時代報導宣傳不多，解體後又被其他更惡劣、更惡名昭彰的刑事案件所“遮掩”。然而正是八十年代初期對該案及類似案件的偵查，揭穿了蘇聯社會從上到下糟朽透頂的現實。人們發現原來大受吹捧的蘇聯貿易行業早已千瘡百孔，自從1970年代就成了腐敗的“領頭羊”。

1983年蘇共中央新任總書記尤里· 安德洛波夫上台掌權。作為KGB前主席，他深知蘇聯社會貪汙腐敗之猖獗，決心採取典型“蘇式手段”予以剷除：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蘇聯總檢察長牽頭實施大規模懲治行動。具體來說就是KGB提供行動支持，總檢察長完全負責調查。另一方面調動各地檢察官增強力量，這些人都是KGB精挑細選的。

當時的執法機關，凡有資格參加“安德洛波夫大隊”的偵查員和特工必須具備極高職業道德、表現出熟練業務水準。專門委員會對這些候選人的過往經歷進行嚴格審查，哪怕有最輕微“瑕疵”者也被拒之門外。因為他們要對付的“蘇聯黑手黨”乃是浸泡在貪腐臭水之中的黨和政府機關本身。

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周邊地方先後組建這種偵察組，調查特別複雜的大型案件。隨著工作開展，一起涉及莫斯科市執委會商業總局、莫斯科“食品店”公司和國營百貨商店（“古姆”）負責人的受賄、貪汙大案被揭露出來。

上梁不正

Б.С.特列維季諾夫做了十四年（1969-1983）的首都國營百貨商店常任總經理，受過高等教育，有家室，老黨員（調查期間開除黨籍），各方面評價一貫不錯。但這個人定期收取下屬“貢品”，比如肉品部經理Ю.А.祝可夫就以賄款“感恩”老闆四年來不間斷給他們部門提供“高需求商品”，並且否決了旨在抑制商品銷售中價格操縱行為的一切措施（提醒讀者：蘇聯國營貿易實行政府定價，下級無權擅改）。

刑偵案卷顯示，特列維季諾夫前後共收受祝可夫300盧布賄款30筆、200盧布賄款10筆。這些錢在蘇聯算得上天文數字。作為參考：同時期高等院校畢業工程師月薪120盧布（足夠生活），高級車工月薪200盧布，從事危險崗位者（化工、井下作業等）300盧布。而一個國營商店（雖然是蘇聯最有名的“門面”商店）的總經理，每個月從眾多下屬之一手裡拿到的賄賂居然超過他固定工資，簡直駭人聽聞！

此外，美食部經理В.И.雅科夫列夫在1969-1983年期間基於同樣原因（提供稀缺商品+縱容員工犯罪）共“孝敬”總經理10000盧布，這筆錢1970年代中期可買兩輛“拉達”小車加一個車庫。

特列維季諾夫任職期間“古姆”魚類部換了三任經理，而這三個人全向他行過賄。

有意思的是，各部門經理行賄錢數高度一致：每個月100-300盧布不等，取決於油水之多寡。而且這些錢不僅僅是對總經理庇護的感謝，也用來購買他的善意和對他們部門需求的關注。謀求新職位（“副經理”晉升“經理”）要花1000盧布，流動紅旗（或流動獎章）、“優秀售貨員”稱號甚至社會主義競賽第一名也有相應標價。當引入“模範部門”榮譽稱號（400盧布）之後，“古姆”的每個部門都迅速變成“模範”。

賄款送到總經理辦公室，用乾淨白紙包好（半數行賄者提到這個細節：特列維季諾夫不喜歡髒乎乎的紙，也不喜歡包裝紙，只收白紙）或裝於信封內，或放辦公桌左角，或放側邊抽屜，或放衣櫃。之後總經理大力握手，說聲：“謝謝你！”就完事了。如果有人稀裡糊塗壞了規矩，納貢時間超出限度，那麼總經理一定親臨其部門“突擊檢查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雞蛋裡面揀骨頭，直到誰悄悄把紙包或信封塞進他工作服口袋才離開。

事後查明特列維季諾夫十四年受賄合計58350盧布。與之相比，1970年代太空人冒著生命危險在地球軌道工作獎金15000盧布——有人說特列維季諾夫短短半年就拿了這麼多髒錢，但無法證實。В.В.伊萬諾夫是“古姆”的裝卸工人，他指出：“這就像個照章運轉的系統”。

花樣百出

各部門經理給特列維季諾夫上完貢，也要給自己留點“生活費”，那麼數以萬計的款項從何而來？羊毛自然不能出在牛身上。蘇聯貿易體系中有許許多多“籌措資金”的路子，調查人員發現此類伎倆三十多種，下面簡單舉幾例。

餘額貿易：這可是門學問。比如肉餡摻水，比如把特級商品當作1級品銷售（理由是品質下降了必須處理掉），也可以把任何商品“調整”為特級品或1級品（甚至2級、3級品）售出。更簡單的辦法是改秤，少10-30克誰能察覺？這樣一弄，每個輪班最多能有25-30公斤雞肉和40-50公斤畜肉被列入“未核算餘額”，賣了私下分錢即可。

莫斯科市果品蔬菜第28號（或第30號）基地按照地區果品蔬菜辦公室主任安巴爾楚米揚的指示，定期將數噸水果、蔬菜列入“自然損耗”（干縮、灑漏），隨後將這些果蔬運到“古姆”銷售。果蔬基地的人拿到好處，“古姆”白賺利潤，皆大歡喜。（“安巴爾楚米揚案”另案處理，此人獲刑15年，再高就槍斃了）

倒賣：這一招太古老了。稀缺的高級食品分批加價賣給“外面”，有時是朋友和親戚，有時是列車員。比如在莫斯科-敖德薩班列上販賣稀罕的紅魚子醬和黑魚子醬罐頭，列車員肯定要再加價。而“古姆”自己是沒辦法占領此處市場的。

平日負責監督國營商店的打擊盜竊社會主義財產和投機倒把局（ОБХСС，隸屬內務部）按照地區分工，而火車跨州甚至跨共和國開行，他們幾乎無法跟蹤車廂內發生的事情。不檢查列車員的話，怎樣去揭露並證實聲名狼藉的“投機犯罪”？所以客運列車一定程度紓解了普通蘇聯公民買不到東西的困擾，您過節請客需要魚子醬嗎？找列車員買吧——很貴而已。

缺斤短兩：同樣是老把戲。刑事案卷顯示“古姆”的部門經理強迫店員偷竊、少稱分量或故意少算錢，損害顧客利益，付給他們食物充當封口費。比如允許肉品部全體員工下班時每人免費拿走1.5-2千克肉，甚至保潔人員每班也有10-15盧布“假裝看不見錢”（當年在餐館吃頓好飯也就花這麼多：包括頭道菜、二道菜、沙拉和飲料）。給肉品部裝卸工的好處是免費午餐，每人1.5-2盧布現金，四個人一瓶伏特加，再發1千克不好買的薰香腸當下酒菜。

其他部門情況大致如此。反正一番操作下來眾人都開心，小圈子越來越密切，前路一片光明。

但人們不禁要問：此等犯罪行為是如何免受懲罰長達十四年的？就發生在祖國首都莫斯科的中心，距離克里姆林宮三分鐘腳程的地方！不能不說這一事實完美解釋了什麼叫“發達社會主義”，什麼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的共產黨員提起來可自豪了。

蛇鼠一窩

Б.С.特列維季諾夫收受賄賂，縱容下屬犯罪，有組織侵吞國家財產，查明涉案金額不少於353710盧布，這筆錢對於當年的國營商店來說堪稱巨款。但特列維季諾夫絕非只進不出，他要把各種商品分給手下，發放社會主義競賽的獎金和獎品，更重要的是：邀買上級支持和庇護。

早在被任命為“古姆”總經理之前，特列維季諾夫就已經和莫斯科市執行委員會商業總局主任Н.П.特列古博夫交了朋友。1968年他倆建立起相當密切的關係，特列維季諾夫向主任贈送一組價值超過100盧布的普通食品：拿去他家，慷慨地拒絕收錢。

特列維季諾夫如此恭順，特列古博夫自然對他青睞有加，因為找的就是這種人。六個月後主任派他管理給黨和政府高官輸送“特供”並保障外國大使館需求的首都著名商店。特列維季諾夫感恩戴德，定期把昂貴的伏特加酒套裝送往主任家，最後一次的酒箱內藏著13把銀勺子和一套越南產咖啡過濾器（調查時作為證據沒收）。

一年過去，特列維季諾夫評估自己職位的豐厚油水，決定進一步增強與特列古博夫的友好關係。這次直接行賄1000盧布現金，用他最喜歡的白紙包好。但特列古博夫竟然拒收！意思是這點錢還不夠施捨乞丐的。特列維季諾夫趕緊改正錯誤，幾天後給主任辦公室送去8000盧布（相當於一輛“伏爾加”小車），蒙笑納。

特列維季諾夫受審期間曾羞愧反思：“現金行賄終究不好看……”。1971年為了徹底穩住靠山他送過一塊金表和一隻手鐲，當年價值760盧布。1977年他和靠山去南聯邦首都貝爾格勒出公差，靠山見他穿件新毛衣，張口就說：“給我吧！”特列維季諾夫立即回答：“歸您了！”

所謂人身依附正是此等嘴臉。

精明的“古姆”總經理心裡很清楚，光跟商業總局領導本人搞好關係還不夠，必須把領導身邊的嘍囉們挨個打點好，否則瑣碎的不滿、爭吵和猜忌必不能免，最終影響自己實際利益。1969-1982年間他在辦公室多次向包括商業總局副局長А.А.彼得里科夫（查明5700盧布）、商業總局貿易組織處Г.М.霍赫羅夫（至少600盧布）、“食品店”公司經理И.Д.科羅夫金（至少8500盧布）等幾十人行賄。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錢能令人愉悅亦能使人難堪。特列維季諾夫和部下拉里奧諾夫從1964年合作共事，相處的還算可以，直到走上被告席為止。

為了索賄，特列維季諾夫先讓拉里奧諾夫當上魚類部副經理，這個部門的油水毫不遜於“盜竊冠軍”肉品部。魚類部很快成為社會主義競賽冠軍，拉里奧諾夫順理成章提拔經理。他意識到在進貢這件事情上其實不必經由“中間人”轉手的，於是開始繞過特列維季諾夫直接給彼得里科夫、葉列梅耶夫等人送錢。效果立竿見影：他搖身變作莫斯科“食品店”公司經理。特列維季諾夫反而成了下屬，內心什麼滋味可想而知。雖然如此，總不能矛盾公開化，關係該維持還得維持，特列維季諾夫只好定期送信封和紙包到那位曾經被他斥責“玩忽職守”的人的辦公室。

東窗事發

蘇聯檢察院派出整組審計人員花費近一年時間理清這個錯綜複雜的案子。壓力大把握也大，專案組將核心被告特列維季諾夫關進蘇聯KGB自己的審前看守所，確保外界任何人接觸不到他。莫斯科商業部門在政府高層的“保護傘”開始給專案組負責人打電話，但無論來自何方的干預企圖都被KGB最高領導頂住，蘇共中央層面則是尤里·安德洛波夫本人在撐腰。調查本案的人員及“安德洛波夫大隊”其他成員集體住在莫斯科市內專門包下的一家賓館，KGB派員駐守，公務出差有警衛隨行，既防止他們私下跟外界接觸洩露案情，又保護他們免遭“黑手”

與此同時，被審訊的人漸漸坐不住了，找藉口百般抵賴，把罪責推到別人身上。狗咬狗一嘴毛，咬著咬著就暴露出該案不僅牽涉“古姆”、莫斯科市“食品店”公司和莫斯科執委會商業總局，部分賄款竟然進了莫斯科市黨委領導甚至某些中央領導的口袋……

勾連牽扯另外多起“安德洛波夫案”的“特列維季諾夫案”雖然遭遇重重困難，1984年終於偵查終結。全部被告都被法院判處長期監禁，Б.С.特列維季諾夫本人除外——死刑。多數被盜公款（412000盧布之265972盧布）和貴重物品返還國庫，抄沒莫斯科地區多臥室合作公寓若干、“伏爾加”小車、別墅、黃金、銀行存款等若干。

但“社會主義法制”並未從此發揚光大。安德洛波夫病重不治，蘇共中央新領導層悄悄解散他組建的調查隊伍。本應獲得進一步支持的偵查員和特工們被“扔”到邊遠地區工作，因為他們知道了蘇聯和蘇共的腐敗深入骨髓，掌握了最高層貪墨人員的姓名，許多證據已經被採集固定，一些人已經被審過。安德洛波夫驟然病逝，蛀蟲們終於可以安枕無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