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領土、主權和第二國的罪行 ——華雷斯市（Ciudad Juárez）謀殺遇害婦女身體上的文字

作者：Rita Laura Segato

翻譯：Yimo Chong

後記

謹慎審查我參與華雷斯市案的個人原因最終是必要的。作為我成果的一部分，我已經明白，即使最大的痛苦是受害者本身、她們的母親和近親，但對華雷斯市婦女的殘暴罪行是所有法律規範的強制性管轄，是所有重視正義和集體福祉的人不可避免要關注到的。這在兩個方面是如此。一方面，殺害婦女的理論、倫理和法律問題類似於大屠殺及其困境的宏大問題。這兩種罪行都屬於全人類的遺產和教訓。它的肇事者並沒有超越我們共同人性的界限；它的受害者也沒有被賦予一種特異的、基本的品質，使她們與歷史上所有其他被屠殺的民族相區別。能把我們變成怪物或怪物幫兇的歷史條件威脅著我們所有人，而成為怪物的威脅毫無例外地籠罩著我們所有人，就像成為受害者的威脅一樣。只需要在「我們」和「他們」之間建立一個嚴格而準確的邊界，這個過程就會開始。就如同種族歧視一樣，正是那些所謂「沒有受影響」的人的人性無法彌補地惡化並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無法改變的墮落。

但這不是我說我們面臨影響所有人的一個問題的唯一原因。正如我所論證的，在華雷斯市女性被殺的特殊案例中，我認為這些是針對我們的犯罪，是對我們說，也是為我們這些守法公民準備的。犯罪者蓄意與我們溝通。我這樣說不是泛泛而談，而是在嚴格意義上說，我相信這些罪行是針對我們的，是對我們的一種宣示，即與國家合作的主權權力在法定的表面之下持續存在並繼續生效。它們告訴我們，第二部法律會永久重新發現，其法官和檢察官作為國家的影子當局行事。換句話說，我並不是說我們捲入其中，僅僅是因為這些罪行影響了我們，使我們受苦，冒犯了我們。相反，我的意思是，對生活在那片極限領土上的人生與死的自由裁量權的展示，作為一份文件，作為一項法令，作為一項不可上訴的製裁，作為與所有在法律下尋求庇護者的對話上演，在婦女的身體上得到了體現和刻印。這些謀殺的目的是向我們展示一種製造死亡的強烈能力，一種對殘忍的專長，以及對一個領土的主權。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我們不能干涉的佔領區問題。正是因為我們不同意這一點，因為我們認為華雷斯市既不在墨西哥之外，也不在世界之外，所以我們必須抵制這種順從的立場，即謀殺者阻止我們積極反對他們強加給我們的政權。

該怎麼做？

正當我認為我已經正確完成了作為社會文本解釋者的工作，並為理解完全可以稱為「華雷斯之謎」的東西做出了貢獻時，我再次想起了那句話——自從盧爾德·波蒂略（Lourdes Portillo）的紀錄片《失踪的年輕女人》（Señorita Extraviada，2001）將這個主題引入我的生活以來，它一直困擾著我：解讀我，否則我將吞噬你。不自覺地，我將斯芬克斯對底比斯王國的質詢與理性的能力和華雷斯市的惡名聯繫起來。

當到了最後總結的時候，斯芬克斯嘲諷的挑戰帶著它所有的威脅性力量回來了：「不破譯我就被吞噬」。我充滿疑惑，想起了俄狄浦斯，這位英雄，我們誤以為他通過破譯斯芬克斯給旅行者的謎題而擊敗了她，今天，這個謎題變成了兒童民間傳說中的一個無害的謎語。實際上是俄狄浦斯有足夠的技巧和智慧，找到了正確的答案。他明白了，他設法把它弄明白了。但奇怪的是，這並沒有將他和底比斯從悲劇命運中拯救出來。實際上，正是在這種表像上的理解，使人理解、破譯、揭開之後，悲劇的模式才隨之而來。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現在在華雷斯城的情況。我們有可能已經向理解事實邁出了一步。我們可以在構成這個險惡騙局的零散碎片中看到一個形象，雖然蒼白但可以辨認。然而，在2004年11月25日國際反對暴力侵害婦女日公開宣讀這篇後記的四天前，在「棉花田」再次發現了一具屍體，這似乎加強了我們的不確定性。這個新發現也恰好與2003年在華雷斯市另一塊空地上發現的類似事件的周年紀念日相吻合，令人恐懼。一個頑固的、對乾預有敵意的對話者並沒有停止強調自己。

讓我們假設這個謎團已經被破譯，我們知道它的含義。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像悲劇英雄一樣，在一個我們無法阻止的命運中越陷越深。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收到了費德里科·坎貝爾（Federico Campbell）的一本書，《夏夏的記憶》（La memoria de Sciascia）。以下摘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Nunca se Sabrá）」一章，其中他對《黑對黑》（Negro sobre negro）一書做了評論，該書收集了列昂納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在1969至1979年間在意大利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對於那些與權力管理有一絲一毫關係的犯罪行為，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任何真相。」然後，他用大量取自墨西哥和意大利近期歷史的例子來說明這一格言：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謀殺了帕索里尼（Pasolini），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毒死了皮西奧塔 （Pisciotta），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用子彈打爆了曼紐爾·布恩迪亞（Manuel Buendía，1984年5月30日被謀殺的墨西哥記者）的頭，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下令屠殺特拉特洛爾科（Tlatelolco），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恩里克·馬泰（Enrico Mattei）的死是意外還是犯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在豐塔納廣場的農業銀行設置炸彈，我們永遠不會知道1971年6月10日在聖科斯梅發生的謀殺案應該指控誰，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編輯費爾特里內利（Feltrinelli）是死在誰的手裡，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麼米卻肯州埃爾馬雷諾的居民被殺，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誰在1927年簽署了惠斯勒克（Huitzilac）的死刑判決，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誰射殺了薩爾瓦托·朱利亞諾（Salvatore Giuliano）和弗朗西斯科·維拉（Francisco Villa），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本傑明·希爾（Benjamin Hill）和馬西莫·阿維拉·卡馬喬（Máximo Ávila Camacho）的死是否是故意投毒，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卡洛斯·馬德拉索（Carlos Madrazo）和阿爾弗雷多·邦菲爾（Alfredo Bonfil）的飛機失事是否真的是意外，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組織了托皮萊霍大屠殺，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在1962年謀殺了魯本·賈拉米洛（Ruben Jaramillo），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誰的命令以及為什麼在1975年謀殺了索諾拉州聖伊格納西奧·德里奧·穆爾托（San Ignacio de Río Muerto）合作社的成員，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於1988年在蒂華納下令謀殺了記者赫克托·費利茲·米蘭達（Héctor Féliz Miranda，別名El Gato），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在1988年7月2日下令槍殺弗朗西斯科·哈維爾·奧萬多（Francisco Xavier Ovando）和年輕的羅曼·吉爾·埃拉爾德斯（Roman Gil Heráldez）——他們是夸特莫克·卡德納斯（Cuauhtémoc Cárdenas）競選共和國總統時的助手（Campbell 2004 [1989], 23-25）。

儘管如此，坎貝爾在這裡直接引用了夏夏的話：「我們確實在幾個小時內很快發現了炸死特工馬利諾（Marino）的炸彈來自哪裡：這清楚地表明，那些責任人與高層權力沒有關係。」

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想知道，並且擔心，人類命運的悲劇性可能是構建個人生活和歷史的模式。如果說悲劇在眾多特徵中具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它不能在不扭曲其本質的前提下庇護正義的可能性。

如果正義是不可能的，但一些偶爾的和平是可能的呢？任何和平都是足夠的嗎？我們是否可以接受華雷斯市的婦女謀殺案在某一天簡單地停止，並慢慢變成過去的事情，而正義永遠不會得到伸張？

我認真、誠實地提出這些問題。我首先問的是我自己，在最深的隱私中。如果我們被告知，唯一的出路是停戰，我，你，能接受嗎？我們又是否能夠不接受呢？我仍然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因為，是的，夏夏是對的。十年來的有恃無恐現象表明，華雷斯市的罪行是權力的罪行，因此，我們可能只能通過談判減少和停止這些罪行。

後續

2023年1月31日下午三時，華雷斯市一所房子裡發現三名被割喉的婦女，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受害者被綁住手腳，屍體發現在該市東南部一個高度邊緣化的社區。她們是27歲的戴安娜·普里西拉（Diana Priscila）、20歲的貝茲·伊策爾（Betzy Itzel）和17歲的C. D.。華雷斯城女性被殺人數在整個墨西哥仍是第二高的。自90年代起，在這個擁有150萬居民的城市中，有超過2400名婦女被謀殺，300多人失踪。面對一個沒有能力保護她們或澄清罪行的國家，華雷斯市的家庭和社區正在反擊。華雷斯市的殺戮婦女事件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因為它們具有最大程度的暴力，以及三級政府在防止謀殺和將肇事者繩之以法方面的不作為。美洲人權法院認為墨西哥政府是主要肇事者之一。

奇瓦瓦州的華雷斯市在2022年結束時成為對婦女最危險的城市，該邊境城市共登記了15起殺害婦女的案件，僅次於新萊昂州的華雷斯發生的20起此類犯罪。在全國范圍內，2022年共發生了947起殺戮婦女事件。

華雷斯市擁有741,449名婦女，登記在冊的女性謀殺數量在全國排名第二：15起，即每10萬名女性居民中有2.02人遭遇謀殺。奇瓦瓦州有498,531名女性居民，有7名婦女被殺，其比率為每10萬名婦女有1.40人。一些活動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為女性受害者的母親和親屬提供支持，如Casa Amiga、Nuestras Hijas de Regreso a Casa、Justicia para nuestras hijas、Red Mesa de Mujeres de Ciudad Juárez等。

全篇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