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修斯的遗嘱
有一天以仁跟我说她要去找一处废墟，我说好。
那时候我正在涂护手霜，美妆店十元换购的折扣产品，草莓味，粉红色。那一年我跟她都在老家全职做孝子贤孙。不久前天台上的北风把我扯碎了，是字面意义的破碎。为了修补自己，我消耗了很多护手霜和润肤露，身上常常散发着凡士林被体温加热后的味道。以仁评价我闻起来就像她奶奶买的鸡蛋糕。
跟我相比她的处境还算好些，只是因为有公交恐惧症才回到我们这个不需要公交也可以生活的地方。她读书的时候就常常因为坐错车而在异乡迷路，毕业时还是我坐火车去接了她回家。自那之后她就拒绝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也痛恨封闭的车厢，凡事都靠我骑电动车到她奶奶家去载她。
我问她打算去哪找废墟。
她说还没想好，等等吧。
我说好。然后推着电动车从她奶奶家的院子里出去，赶在我妈下班之前先一步回家，以免同她碰上面。这是我被风扯碎后和她约定好的一部分。从前我就常在以仁奶奶家和我家之间来回跑，现在只有干枯的泡桐树紧紧挟着水泥马路，像魔鬼迅速衰老后遗落的面具。街巷里灌满水泥一样的寒风，沿途掉满我身上的碎片，而我已经放弃捡拾它们。
那个冬天死了很多人。礼拜二是李老师，我中学时的物理老师，尽管他还算是年轻。那天我照例载上以仁去上工，在丧礼上见到很多认识我们的人，老师、同学、家长等等。黑纱、白花、红布、彩纸用一整个白天淹没了我。我们行也哭，跪也哭。所有人都在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走动，不停地烧东西，熏得我也渐渐双目泫然。
头顶划过一道惊雷般的喊声。
“不孝儿跪灵前，悲伤大放哭了声——！”
我们“师父”在唱哭灵曲（因为是女人，便当作是名誉式的伪“父”，可她也确实是“师父”），但灵堂里却称得上是寂静，好像什么都能听到，又什么都听不到。我俩还不具备这些高等级的艺能，只是披着孝服跟在后面演哭，领一点小钱。访客们的目光粘着我的头发，塑料桌布软软的碎屑飘到我面前的地上。我偷偷瞟着以仁，她身上浆洗过度的孝服棱角分明，像一只粽子以头抢地；又想到“师父”的年纪和李老师一般大，实在是想笑到发抖，身上的碎片便顺势扑簌簌地掉。
学哭丧的动机其实很普通。那年冬天丧事太多，我和以仁又都恰好赋闲在家，便说天塌下来饿不死手艺人，学一项技能好糊口。我们这里对于死亡是保守而避讳的。避讳是我家乡的传统。因为避讳，所以才要请人生动地大哭一场，围着死亡打转才是“孝”。如此下来，如果只是简单地办一办，不气派、不隆重，就显得无比异类。异类是比不避讳还严重的罪名。所以家家都得有哭灵曲一响，哭丧人拿出看家本事大哭大唱大跳一场才好。丧礼都是活人的丧礼，于死人而言已无任何影响。主人家有了体面，对哭丧人的报酬就丰厚。“师父”就是附近很有名的哭灵女，哭了几十年在老家盖上新房。虽说人们提起她时未免对以白事为生有所忌讳，尽管她赚的是活人的钱——但到底会客客气气地说她能干，却也不会把子女送去学艺。她年纪大了，再扮孝女总有不合时宜的时候，便收了我们两个送上门的大学毕业生做徒。但我的表现着实砸了她的招牌，于是她介绍我去火葬场上班。
以仁抱怨我去了火葬场就变冷漠了，我告诉她因为我必须使出全部热情发动那些焚烧炉。以仁反驳我说她也同样是拿出全部热情哭丧的，说她就没有因为工作变冷漠。随后当场就给我展示了两行清泪，收放已很自如。
我说好。
身体变得破碎这件事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困扰我的。然而我的桌上隔三差五地放着我妈新买的失眠药。那是我特别钟爱的一张老桌子，松木的，漆面被破坏的地方刻着很多我中学时留下的暗号。我总久久地摩挲着那些钝了的刻痕想一些往事。现在全部都被渍上一圈圈药碗的脚印。妈妈总是跟我谈各种治失眠的偏方，买很多苦味的草药熬成一大碗植物的尸体。我说我的病不是失眠，是我的身体正在碎掉，好比布满蛛网的玻璃。那时候我们还见面。她缓缓地眨了一下眼，对我的病做出最后的判决：“你一定是睡眠不好才会皮肤差。”直到那一天在天台上，我当着她的面被北风吹得碎掉。
然后我们达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只要我还在家里住，她就不再跟我打照面。我想她其实也不愿意见到我，不过是惯来的自欺欺人（尽管她坚持不懈地给我送失眠药）。她自欺着过了大半辈子，到底也不会承认自己过得不好：家庭仅剩一个空壳，女儿也仅剩一个空壳。一路要强着到了人生的后半程，最看重的那些东西都不在了。她总是强迫自己相信生活很好，强迫自己看得开，实际上什么都不好，什么都看不开。我爸消失的时候我跟她谈到深夜，问她还有必要执着什么，她眉头紧锁了半夜只重复着说我不懂。我也想过问她到底为什么不肯承认我有病，但她必然还是要说我不懂，就像她也不懂我为什么对那些都毫不执着。
那场天台上的北风碎掉了我大半张脸，休养了三个礼拜才勉强愈合一二。后来我偶尔也会梦见那晚的事，梦见我迎着风艰难地蹲下身，捡拾自己掉落的碎片，一边捡一边掉，我的妈妈站在对面，面颊上挂着静止的两道泪水。十二岁以前我总时刻观察着她的情绪，做一个懂事又不大懂事的孩子，苗头不对就不厌其烦地问她是不是哭了。如今她在我面前真正哭了，我却只专心地捡着碎片。随后又厌倦了做无用功，就将拾好的碎片一把撒掉。风里霎时充满了我的味道。无数的我和无数的锈落满我。我闻到空气变得像尘埃一样的灰冷，成千上万的冷锋流星一般穿透我的胸口。于是我知道，我是真的病了。
以仁是知道我的病的。她一向心大，只问我有没有药医，会不会死人。我答曰一概不知，她便抛在脑后。还是照例坐我的后座，跟我分食一块点心，同进同出上下班，直到“师父”将我赶去火葬场打工。比起掉碎片的怪病，以仁倒是替我认真担心过这份工作的安全性，忧心忡忡地问我会不会摔到焚烧炉里。她说她小学时唯一一次逃学回家看电视，星空台就在放一部没有名字的外国片，演到一个女人被推到岩浆池里，活活烧成了外星人的模样，又从岩浆里爬了出来。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敢为了看电视逃学。
然而真正的焚烧炉实则更像是温和的巨人。它很沉默，我不大有机会与它近距离接触，起先主要负责打扫卫生。为了防止身上掉的碎片破坏我自己的劳动成果，我搞来一套全副武装的工作服，只需在收工时把工作服里的碎片倒出来即可。那年冬天火葬场的夜班特别多，到处挤满了没有座位的家属。我又不得不设法藏匿那些倒出来的碎片。那东西看起来着实古怪，不像任何寻常的垃圾，我也不愿再有人知晓我的病了。
某次我被指去烧炉子，就顺手把随身的一小把碎片与遗体一同焚了。发觉到这有些可耻的便利之后，那个冬天的夜晚我就持续重复着打扫卫生和焚化自己的任务，清理着数不尽的碎片和遗体，让数不尽的、分解了的我散入数不尽的、形态各异的骨灰盒，然后葬在数不尽的、地下的坟里。
以仁来探我的班，送来她奶奶做的炸带鱼。在家上学时我总到她奶奶家吃中饭，最爱她奶奶做的炸带鱼。不知道以仁是怎么认清从家到火葬场的路的，恐怕费了她不少功夫。那个冬天冷得像一柄矛，但带鱼在保温桶里还是温的。打开盖子的瞬间带鱼们温吞吞的呼吸立刻安抚了我，好像所有的病、所有的偏执都消散不见。我很快就吃完了那一大桶咸咸油油的带鱼，吃得喉咙干痛都没喝一滴水，好像生怕带鱼活过来拖着断躯游走。我只觉得太久没有这样失忆般地轻快了。一时间我都想不起来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被反复地堵塞，变成一只憋到发疯的炉，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裂成碎片被丢掉了，突然就变成了穿着火葬场的工服吃炸带鱼的样子。我确信直到离开这座小城去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有过十分合乎正轨的梦的。那时我只梳马尾，额前一片刘海也没有，穿着中学时的藏青色T恤衫和棉麻短裤，拎一只水桶去有澡堂的宿舍楼洗澡。我做好学生，以为每一件事都会按照他们向我承诺的那样。我记得温度是和缓的，冷气是干燥的，未来是浅显的，而我理应笔直地长在这片平坦的土里。然而那些都不见了。没有人兑现诺言。我失去了我的谨慎我的希望我所有平庸又普通的梦，在深夜的火葬场狼吞虎咽小时候味道的带鱼，穿着簌簌作响的工作服。一部分的我沉甸甸地装在工服的褶皱里，一部分的我已经和死人埋在一起。
不久后我获得了一段休假，前提是日夜不息地连烧了两个礼拜的焚烧炉。但我哪里也没去，连以仁都没有见。她同我说已经会唱一点哭灵曲了，近日有多场“大活”，跟着“师父”去了邻镇哭丧。我只是终日呆在家里，听音乐，翻阅书架上中学时买的那些书，在必要的时间到透过窗户的防盗网观察着妈妈上班、下班，以免和她碰面，然后倒掉她给我治失眠的草药。
那时我翻了很久一本名叫《忒修斯之船》的书。那本书也叫做《S.》，已经不新了。后来想起那是我在豆瓣标记过的第一本书，“在读”了很多年也没有读完。为了打造“互动式阅读”的氛围，那本书里设计了很多精巧的互动装置，海报、罗盘、旧报纸、明信片，唯独没有忒修斯之船。我琢磨着那些装置怎么玩，一个人消磨漫长的时间。
然后就到了那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明白那个变坏的时刻已经来过了。薄薄的旧窗帘散发着模糊的日光，清晰地显出布面上蓝猫和淘气的模样。在喜欢《蓝猫淘气三千问》的年纪我的生命还有饱满的希望。窗帘下面是妈妈端来的药，放在我的老桌子上。我看不清，就用手在身上攀爬，所经之处即便是最轻微的动作也会震下雪花般的碎片，但不再有新的组织长出了。我到卫生间去，拼命想从被水渍封住的镜子里找到一片完好的皮肤，我撩起衣服，扭曲着努力看向后背，可是水渍和疤痕交错着蔓延我的全身。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我迅速地想过了很多事。我想可惜还没有跟以仁找到值得她钟爱的废墟，也还没有在书里找到忒修斯之船。不过我想如果生命的诞生是以“活着”为目的，就从不会有死亡这一说——这很像诗人会说的话——存在本身就只是为了死亡，而最重要的命题也就是如何最好地死去。所以现在我要去找那最好的死亡了。我写下一张字条，请妈妈把我最后的碎片带回火葬场继续分着焚烧掉，我想念那温和巨人的怀抱。我写我不想办葬礼，更不想让以仁来为我哭职业的丧。然后喝掉那碗安神药，躺回我睡了十余年的小床，陷入碎片的堆，准备化成齑粉。
生活在别处继续。死并不是那么轻易的一件事。见到床上斑驳的我之后，我妈连夜带我去了省城的医院，据说那时我已几乎不成人形。后又到各地辗转，最后确诊是某种免疫缺陷导致的罕见病。结果是我花了一个春天的时间在一个南方的小岛上住院，一切都平静、整洁、氯水味道。窗外是我不曾熟悉的连绵山脉和温吞细雨，回南天的病房里恹恹的，偶尔天晴时又很温暖。后来那些连绵的山脉长到了屋里，在墙上散发绿色的孢子。保洁员喷了漂白水，那些活泼的真菌逐渐瓦解、消失，只留下氯的味道。
妈妈给我带来了《忒修斯之船》，因为那是我桌上唯一一本摊开的书。但我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无聊极了。我找不到“忒修斯之船”。它要我解谜，而我想要一个答案。男女主用彩色墨水谈着浅薄俗套的恋爱故事，只有不合体的做作和kitsch式的暧昧。然后这本书就在雨天里生出了细小的透明虫子，也许是真菌的转世。
找不到答案生活也在继续。我重新照了镜子，艰难地、决绝地、鼓足勇气地。实际还不至于太糟。我的皮肤在缓慢地愈合，新生的部位描画着纵横错杂的痕迹，像是一幅地图。以仁给我寄了慰问品，有炸带鱼和她奶奶的祝福。奶奶说我是沾了天堂的灰烬。以仁的奶奶是基督徒。她说：“耶稣爱你。”
我说好，谢谢耶稣。
能够下楼去散步的时候，洋紫荆已经开得灿烂过头。我循着石子小径慢慢地走，穿着一套全副武装的无菌服。多日的治疗让我气力虚浮，填满药管、射线、安瓿瓶。但满目的洋紫荆和羊蹄甲又在说冬天究竟是过去了。白的、粉的、紫红的。我抬头看着那些花儿，短暂地怀念小时候那些期待着儿童节的春天，等着花粉飞啊飞，飞啊飞，飞啊飞，飞上我再也够不到的天空。
我忽然觉得有数年没有呼吸过如此鲜活、如此生动、如此温暖的空气了。我闻到春季特有的、淡淡的忧郁味道，漂浮着点点的信息素，连阳光也更显慈悲。而我所踩着的土地下方，已经埋葬着过去的、久远的我，埋葬着我或主动或被动地失去的所有，埋葬得如此之深，深到我已感知不到与它们的联系。我理应觉得像失忆般轻快，但我没有。我坐在洋紫荆树下的长椅上吃带鱼，紫色花瓣落满我的头顶。我记起来很多事，记起来我是谁，又是怎样来到了今天。我的名字是瞬星，是一颗流星在我妈妈生下我的那个夜晚带来的名字。那一晚月亮落在星盘的第一宫，占星师说月亮落在一宫的人与母亲的羁绊很深。那时候的妈妈还不是妈妈。在不是妈妈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除了妈妈，她还是谁呢？我还是想要一个答案，但现实还是要我解谜。但她的梦、她的答案还是被指引去了家庭的、妻子的、母亲的。她笃信自己需要为这些感到幸福，哪怕失去也要继续从中汲取着“幸福”。我看到了幻象，于她却仿佛是真实。那些幻象和真实盘绕在一起，从我和她的羁绊中生长出来，我的幸福和她的幸福注定不在一处。她从碎土中长起来，花了几十年体会到好土的快活，又为我埋下她以为万无一失的肥田；我理应笔直地长在这片平坦的土里，但那些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该让某个人、某个时代或者某个世界为这一切负责。我的土被洪水冲走了。我的根碎了。我变成我名字的模样。我曾经信以为真的那些都转瞬即逝。我目睹了一切但什么也做不到。
我还是听歌，看书。
让我如何相信
让我如何相信
可是他们他们他们却面带微笑
可是他们他们他们却面带微笑
几乎是暮春了。我终于回到家，只需吃处方药、穿无菌服。我带回来整整一箱无菌服，码在书桌上，平整的塑料袋反射着窗户上的夕阳，像是一个个迷你的湖泊。床铺已经被我妈收拾清爽，干燥、洁净、微皱，变成一座稳固、宁静、陈旧的坟。《忒修斯之船》被她放在枕边，是我小时候放睡前读物的位置，仿佛一封墓志铭。她悄无声息地布置好了一切。我们此前的默契还在继续，或者说不知该如何停下。我们仍旧像是共同生活在同一间房子里的两个幽灵，我的幸福和她的幸福仍旧不在一处，然而最终还是有所联结。我和她都从远古的母亲的卵子中诞生，我从她还藏在母亲的母亲体内时就藏在她的体内，我是她细胞时期就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我们被一宫的月亮联结，被断了的脐带血联结，被古老的线粒体DNA联结，被共同使用的家联结。
我打开衣柜，里面堆满了从小到大穿过的衣服，而我以后都不会再穿它们了，于是决定捐出去。以仁来帮我收拾，顺走了几件她喜欢的衣裤。春天以后她和“师父”的业务就少了很多，成日无事做。在衣柜里积压多年的衣服都有着深刻的折痕，摸起来阴凉、柔软，像《海洋总动员》中小丑鱼居住的海葵。以仁试我的衣服，转着圈让我看，折痕在她的胸前和膝间反复展开成一本书。她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我想以仁是像春花一样的孩子。
手机躺在床边唱着歌：跟随着她，青春无比甜美。
我们兴师动众地一直收拾到晚上，汗水在我的无菌服里流出一条亚马孙河。以仁兴奋极了，在我的屋子里走来走去，一刻不停地说话。她告诉我前阵子火葬场的焚烧炉爆炸了，听说是超负荷运载后炉子内部被堵死了。我略略有些愧疚，毕竟这或许也有我的“功劳”在其中。而冬天似乎已经是上一世的事情。乏味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我的碎片们，想它们究竟葬去了哪里，想我这算不算死过了一次。我渴求着答案，答案不渴求我。如此一来火葬场的工作暂时也不需要我去了。以仁又不停歇地同我讲了她和“师父”去各家奔丧时的见闻，讲了以前和我交恶的某某失业在家，讲了我们某个同学正不停地考什么资格证，讲了所有我认识不认识的人、猫狗和事。
我问她的废墟找得怎么样了。
以仁说前段时间太忙，她给忘了。
我问她为什么想找废墟。她说也忘了。
我说好，这很以仁。最后我们把要捐的衣服装满了四个编织袋，颜色是我喜欢的蓝白红，鼓鼓囊囊，精神抖擞，蓄势待发。我想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和以仁抬着编织袋往楼下走，准备用电动车载去附近的捐助点，却在楼道口碰见了我妈。我感到些微的不自然，因为我们在家还是很少碰面。她身上有一种风尘仆仆的腥气，肩上落着星点的灰，像是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她抬起眼看到以仁，顿了半秒，然后说：“你奶奶老了。”
“老了”在我们本地就是说老人去世。我和以仁都愣在原地。我想说些什么，想说这不对，想说明明已经是春天了，可想说的都说不出口。以仁奶奶应该是在午睡中自然离世的。家中一切都平静，一切都如常。带鱼伏在盆里解冻了大半，油壶静静立在灶台边，无数的带鱼在真切的过去和虚拟的未来之间巡游。死并不是那么轻易的一件事。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
我们这里的火葬场无法火化尸体，救护车又拉着以仁奶奶去了邻镇。以仁跟车陪同去了，我骑着电动车赶在后面。后面是一连串的兵荒马乱。我看着以仁被石头缝里冒出来的一群亲戚指指点点、兴师问罪。“师父”打电话来问候过，提议要帮以仁操办后事。亲戚们说能请到“师父”这样名气的哭丧女是极体面的，又说以仁自己都做这一行还不哭，不哭一场怎能说孝。以仁一一拒绝了。她说奶奶是基督徒，她一定要办基督教的葬礼。“她信的算个什么教，不过是村头老太太传来传去的东西……明摆着骗钱的！”那些人都不信神，又信了太多神。就这么吵闹了好久。
我悄悄问以仁准备怎么办。
她说那群亲戚几十年没和奶奶走动过，管他们个球。
又说，明日一早直接带着骨灰回去，再慢慢安排。
我说好。
第二天拿到骨灰，我便骑上电动车载着以仁从邻镇的火葬场跑了。以仁原本准备了一个瓷白色的骨灰盒，临走了才发现做工不佳，底部竟漏了一个洞。我赶忙掏出一套备用的无菌服，让以仁把骨灰盒包好。那罐子上贴着一枚小小的标签，以仁写了奶奶的名字在上面：阮春飞。一路上我们都紧绷着神经，紧张得就像那天我在火葬场值班吃带鱼。然而有时坏事就是接二连三地出现。我的车在半路上爆胎了，后面只好推着车沿着公路牙子慢慢走，肺里吸饱了尘土和尾气。也想过不要在机动车道上走，但也并没有人行道。总觉得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这儿并不稀奇。走到最后以仁和我都忍不住笑了，笑得很荒诞。路过的车辆按着喇叭，警告我们两个神经病不要挡路。
以仁说感觉我住院回来以后变了。我说是变丑了，我的青春容颜已不在。她说不是，“你活过来了。”
“怎么这么说，”我走累了，坐在车座上休息，“那我还是我么？”
“你知道我不是说这个。”以仁抱着裹得面露疲态的骨灰盒，挨着我坐下。等到我们走回去已经是傍晚了。一只特别圆特别纯粹的太阳挂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红得很清晰也很寂寞。春飞的骨灰还是在路上撒了一些。我在心底默默祈祷奶奶一定很了解以仁的德行，但求别太怪罪她。我们路过我工作过的火葬场，有一半的地方被围了起来，脱臼的铁围栏歪歪斜斜。以仁抱着骨灰左一步右一步地闪了进去。我丢下坏掉的车子跟着她往里走。一片焦黑，一片肮脏。我指着中间一块最黑最脏的废墟说，这就是我烧过的那只焚烧炉。我温和的巨人朋友永远地沉默了。以仁说这里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废墟吗？于是我们一同坐下，又一同躺下，精疲力竭。穿无菌服的我，灰头土脸的以仁，骨灰盒里的春飞。我们并排躺在火葬场的废墟上，加起来一共123岁。
我问她现在有没有想起要去废墟干什么。
她想了很久才闷闷地说：“到废墟去死。”
“那现在呢。”
“不了，”以仁拍了拍怀里的骨灰盒，裹在外面的无菌服已经被扯脏了，“我现在觉得很忙。忙的时候就忘了。”
我说好。
以仁又问，那你呢？
后来当我做着普通的工作时，那天躺在废墟上的记忆也会闪现在脑海中。那一天我在想，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当他望向我们时，是否知道那骨灰盒中存放着他已经不再完整的信徒，是否还会继续庇护不完整的她？如果我能够向他祈求一些东西，我会祈求什么？我总是想要答案，但永远都在解谜。
以仁问我怎么了。我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一个声音对我说从放弃死亡的那一刻起，往后的生命都是我自己给的。我的心就像哪咤自刎那天的钱塘江一样翻涌，可我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耳朵，失去了手脚，只能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太阳。我死死地盯着太阳。它会不会离我而去？就像那些我想象过很多遍的未来，那些我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的瞬间，那些我曾经以为是告别的话，那些我想过要在最后的时刻写下的遗嘱，全部随着我自己的碎片飞了、散了、走失了。我断了、新了、老了、死了、活了、累了。我只看得到那只圆润的太阳从触手可及的地方落到了我看不见的角落。天空变成蓝色、紫色、黑色，没有一丝影子，也没有一丝云。我看完了所有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冷了。
以仁说回去吧。
我说好。
原稿定于202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