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罗伊时代的美国：比1970年代更糟的未来

本文发表于2022年6月24日的《纽约客》杂志，由Jia Tolentino撰稿，新不莱梅编译。

自从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判决草案泄露以来，一个口号在美国响彻云霄：「我们不会回去」。伴随着正式判决的公布，这个口号被叫得更加响亮。现实一点来讲，考虑到堕胎权并不是唯一消失的权利，这个口号显然与现实脱节了。

当然，某种意义上它是正确的，在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颁布以前，大多数美国妇女只能非法堕胎。这常常导致她们的死亡。现在，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该判决，57%的美国人认为妇女无论何时皆可堕胎。

但是，共和党已经警告，如果他们控制参众两院，他们将在联邦范围内禁止堕胎。任何可能怀孕的人都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半个国家掌握在那些认为你的人格和自主权是有条件的立法者手中。他们认为，如果你在任何情况下怀孕，你就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怀孕、分娩，以及承担很可能是20年或更长时间的照顾责任，而不管这是否会对你的身体、心灵、家庭、你的计划、愿望和生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许多认为这个决定不重要的人没有发现。在各州活动的反堕胎运动已经把未来变得更糟。比起那个只需要担心堕胎是否安全的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堕胎将面临重刑和国家监控的年代。而这不止针对孕妇，也针对医生、药剂师、诊所工作人员、志愿者、朋友、亲人，以及任何与没有健康分娩的孕妇有实际接触的人。

运输堕胎药=贩毒

堕胎药是降低堕胎死亡率的关键。这些药物可以通过线上问诊和邮寄的方式提供给孕妇。有十九个州都要求请求堕胎药的妇女必须面对面看诊，但妇女仍然可以向其他州和国外的医生寻求帮助。一家位于奥地利的妇女组织自2005年开始一直向全世界的孕妇提供堕胎药。该组织的负责人丽贝卡·冈普特说，堕胎药比漂白剂更安全。

服用堕胎药的患者需要临床指导和随访。但是，现在通过邮寄获取药物的风险更大了。密苏里州正准备通过一项法律，将运输和提供堕胎药定义为贩毒。路易斯安那州的现行法律则规定，邮寄堕胎药是刑事犯罪，可处六个月监禁。

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许多妇女开车到堕胎合法的州看诊并服用堕胎药。在德克萨斯州，许多妇女采取一种更为冒险的方式，她们开车去墨西哥，从不受监管的药店购买堕胎药。可怕的是，这些药店很可能会给出错误的使用建议。而缺乏跨州旅行资金和时间妇女很可能会自行偷运堕胎药，许多人甚至不清楚她们怀孕的具体时间。这些妇女将被迫在健康风险和法律风险之间做出选择。

监控无处不在

在已经或即将禁止堕胎的州，浏览器的历史记录、短信、你的GPS定位信息、付款明细甚至经期记录，任何与怀孕有关的事务都将成为刑事调查的证据。只要检察官认为你有意堕胎，他就有权检查一切。即使他未能证明堕胎行为，被检查的人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受罪。

这不是未来，而是现实。

五年前，密西西比州的警察话务员拉蒂斯·费舍尔在怀孕三十六周后在家生下了一个死胎。这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在警局承认她不想也没有精力照顾更多的孩子，因为她一小时的工资只有十一美元。警察搜查了她的手机，发现她曾经搜查过堕胎药。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服用了堕胎药。而在美国，每一百六十次怀孕中就会有一位女性生下死胎。尽管如此，地方检察官仍然以二级谋杀罪起诉她。由于交不出十万美元的保释金，费舍尔被关押了数个星期。在社会要求释放费舍尔的压力下，地方检察官仍然向大陪审团提供了一个已经在医学上被证明不可靠的「肺漂浮测试」结果来证明费舍尔构成了谋杀。历经三年之后，大陪审团终于驳回了这个起诉的许可。

目前，美国每年发生超过一百万次堕胎和流产。这两件事在医学上很难区分。正因如此，禁止堕胎的州正采取各种方式找出堕胎者。一些州已经为建立有关堕胎的政府数据库建立了法律基础。

2021年，阿肯色州通过一项名为「每个妈妈都很重要」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考虑堕胎的妇女都应该拨打该州指定的热线，并在政府的数据库中注册。自此之后，六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这些热线通常由反堕胎的基督教组织「危机怀孕中心」运营，它们在电话中热情建议妇女不要堕胎。与堕胎诊所和医院相比，这些组织不会保护孕妇的隐私，它们搜集了试图堕胎的孕妇的姓名、地址、家庭信息、病史和超声结果。现在，这些信息将很有可能用来处罚堕胎者。

2021年德克萨斯州通过了「德克萨斯心跳法案」，该法案鼓励普通公民对任何为堕胎提供帮助的人提起诉讼。2022年，密苏里州正试图通过相同的法案，为起诉任何帮助该州居民在其他地方堕胎的人提供一万美元的奖励。而反堕胎组织「国家生命权委员会」最近的反堕胎政策建议则鼓励各州对「通过电话、互联网或任何其他媒介提供堕胎信息」的人给予刑事处罚。这些法律将激励自诩的治安官追查堕胎服务提供者。

考虑到互联网经济完全建立信息追踪的问题上，堕胎者将很有可能被发现。《Vice》的一名记者只花了一百六十美元就购买到了六百多个堕胎诊所泄露的信息。目前，这些法案的目标主要是提供堕胎服务的人，但鉴于康涅狄格等州已通过法律禁止地方机构与外州合作起诉堕胎案件，起诉外州的医生和堕胎药提供者将变得很困难，寻求堕胎的人和堕胎倡议者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如果胎儿是一个人

反堕胎运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被称为「胎儿人格」的神学理念上。这种理念认为，从受孕的那一刻起，胎儿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应该享有平等或者说更优越的权利。这种想法在法律上的运用将很有可能超越许多反堕胎者的想法，它会使得节育器、避孕药都被归类为谋杀工具。尽管如此，反堕胎运动仍然孜孜不倦地公开推动这一想法成为美国法律的一个基础。

这种理念将指向一种法律框架，要求妇女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她体内的胎儿。这种框架在2018年前的爱尔兰和现在的波兰已经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波兰，患有癌症的孕妇常常因为化疗会伤害胎儿而被拒绝化疗；而在爱尔兰，它导致了萨维塔·哈拉帕纳瓦悲剧性的死亡，并最终推动了爱尔兰的堕胎合法化。

此前，佐治亚州与阿拉巴马州已经通过了胎儿人格法。目前看来，这两个州的法律都不太可能被现在的最高法院判决违宪。这些法律规定妇女可以因为采取了任何被视为对胎儿有潜在危害的行为而被逮捕。在过去的四十年内，这种逮捕一直进行，其中大部分被逮捕的都是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即使法律明确禁止起诉这类孕妇的加州，保守派检察官也一直试图这么做。

为本文提到的大部分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的全国孕妇权益倡议者组织记录了从1973年到2020年之间的一千八百件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案件都与药物有关，许多妇女因为在怀孕期间服药被控虐待儿童、向未成年人分发毒品、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过失杀人甚至杀人。

2020年，阿拉巴马州的执法部门指控一名妇女处方欺诈，因为她使用处方氢可酮缓解她的的疼痛。俄克拉荷马州最近起诉了一大批在流产的妇女过失杀人，仅仅因为他们在孕期服用过药物。在威斯康星州，每年有四百多名孕妇因为可能服用药物而被拘留和强制治疗。在怀俄明州，一项正在审议的法律将怀孕期间使用药物的行为定义为危害儿童罪。这种控罪已在田纳西州出现过，最后因为导致了妇产科医生不敢为孕妇提供药物导致产妇死亡而被迫废除。

这些法律正阻止许多禁止想要怀孕但求医困难的妇女获得必要的协助。堕胎的州的医生担心他们被视为提供堕胎服务而拒绝了治疗流产的妇女。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妇女被告知，她必须开车15小时到墨西哥州才能治疗她的宫外孕。本来，使用堕胎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德克萨斯州的药剂师因为担心法律风险而拒绝开出处方。研究指出，一项全国范围的禁令则将导致与怀孕有关的死亡人数增加21%以上，她们可能死于子宫穿孔、器官衰竭与感染。

大多数流产源于孕妇无法控制的因素，但许多州的法律已使保留胎儿成为她们自己的责任。人们要求孕妇拒绝饮酒、咖啡、视黄醇、火鸡、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热水浴、剧烈运动、服用药物，这些许多不够是伪科学的流言。像贫困、化工污染、夜班工作等真正可能明显增加流产风险的因素则从不在讨论范围内。随着「胎儿人格」概念的推广，孕妇可能会被起诉，或被阻止从事旅行、工作或任何被认为会对未出生婴儿的生命造成危险的活动。

正义与平等的必要前提

今天的反堕胎运动认为前几十年的策略「软弱的」。在过去四年内，有11个州的堕胎禁令不包括强奸和乱伦受害者等例外情况，这对许多反堕胎支持者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极端情况。在德克萨斯州，许多连性是什么都不了解的儿童，在被强奸后被迫怀孕和分娩；流产后的出现败血症的妇女被拒绝治疗，仅仅因为她们的胎儿心脏还没有停止；许多人痛苦地尝试照顾她们本来没有能力照顾的孩子，因为她们生活在不能堕胎的州。

医学研究指出，怀孕比堕胎危险三十多倍。许多死亡的妇女并不是来自于非法堕胎，而是来自于照顾的缺失。她们死于产后感染、先兆子痫、出血，仅仅因为她们被迫保留一个自己不想要的胎儿。半个世纪前，反堕胎运动是由支持福利的天主教徒主导。今天，主导者变成了一心一意的保守福音派。他们崇尚收养、寄养和慈善，却对任何推动支持孕妇与儿童的公共政策的倡导嗤之以鼻。

正如主流的堕胎权运动忽视了罗伊案判决的不足一样，他们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这些问题。面对这一切，许多堕胎权的支持者仍然将堕胎视为一种不幸的选择；许多堕胎权的支持者仍然贬低堕胎与护理本身的意义；许多堕胎权的支持者仍然强调生殖权利而非生殖正义。

实际上，即使在罗伊案被推翻以前，保守州的贫困和少数族裔妇女就已经失去了堕胎的机会。她们只能默默地在怀孕、流产、生下死胎甚至健康分娩后被起诉、被迫自己抚养孩子长大。不透风的阶层鸿沟每天都在扩大。这是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会回到前罗伊时代，我们也不应该只想回到罗伊时代。那个时代不如今天这般痛苦，但也远远不够好。我们应该要求更多，我们也必须要求更多。我们需要全面和无条件的堕胎权，我们需要更好的发展，这是正义与平等的必要前提。

（责任编辑：新不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