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改教科书到子弹涂猪油：被藏在地毯下的乌克兰极右翼

自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起，双方经历了多轮谈判，却始终步履维艰。

2月28日，俄乌代表团于白俄罗斯展开首轮谈判，尽管基辅已被包围，乌方代表团姿态依旧强硬，要求俄军无条件撤出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地区，结果自是难达共识。虽说俄方代表于会后表示“双方能谈判已是一大进展”，现场的咫尺天涯却是不争事实，博弈由此重回战场前线。

3月3日，第二轮谈判仍于白俄罗斯展开。双方就临时停火建立“人道主义走廊”达成一致，除此之外便无更多进展。当地时间3月5日，《乌克兰真理报》（Ukrayinska Pravda）揭露一起“处决叛国贼”骇闻，当事人为2月28日参加首轮谈判的乌方代表之一、乌国银行家基列耶夫（Denis Kireev），据报道称，其因勾结俄罗斯而遭乌方国安局枪杀；然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后又表示，基列耶夫实为情报局雇员，是因执行“特殊任务”而丧命。如此各执一词，并未淡化外界质疑，反是加剧了紧张氛围。

3月7日，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对基辅等城停火，开放“人道主义走廊”，并于同日提出四大停火条件：乌克兰必须去军事化、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承认顿内茨克与卢甘斯克的独立、修改宪法除去加入北约的内文并放弃加入“任何联盟”。同日下午，俄乌在白俄罗斯召开第三轮谈判，结果除了续设“人道走廊”外，仍无显著进展。

3月10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于土耳其举行会谈，是为俄乌开战后最高级别谈判，同席者尚有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但结果仍是原地踏步，至少可供公开的信息是如此。

回顾上述周折，俄乌经历了三轮谈判与一次外长会谈，却始终难有显著突破，3月14日开始的第四轮谈判迟迟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俄军施压尚未到达基辅当局临界点，美欧迟迟不回应俄罗斯的安全诉求以外，乌克兰内部的反俄情绪亦为关键。

反俄情结何以积重难返

眼下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身陷双重困境：如若谈判未果，在北约不出兵的前提下，乌军只能持续耗损；若是接受俄方条件，战火应能消弭，但泽连斯基政权必然垮台，其本人更可能遭遇生命威胁，成为乌克兰极端势力的泄愤对象。

而回顾乌克兰的反俄情绪堆叠，既受独立后的“国家主体建构”工程催化，亦与政局变动息息相关。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亲欧派政治精英著手推动历史教科书修订，一来是为改造人民的身分认同，使群众情感由莫斯科转向基辅；二来是欲以前者为基础，为“脱俄入欧”的战略选择创造选票空间。在此之前，乌克兰的官方史观长年标举俄乌的“兄弟关系”，并称俄方为乌克兰现代化的缔造者，然在新史观的建构力道下，乌克兰精英通过对几处历史环节的“新解读”，成功将“同胞情”转为“漫长的殖民苦难”。

首先，论及对“基辅罗斯公国”的衣钵传承，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随即修改教科书，强调自己是唯一“直系血脉”；而划分俄乌漫长的历史交流，也出现新的叙事分界，即1917年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不幸沦为“俄罗斯帝国殖民地”，1917年至1921年迎来“革命性民族解放”，乌克兰实质建国，1921年后则“遭到苏联再殖民”。

此外诸如1922年的“大饥荒”论述，亦伴随亲欧亲俄的政治角力，反复改弦易调。独立建国之初，此事被标举为“苏联殖民”的苦难印记，并在亲欧派精英崛起下，逐步染上“种族灭绝”阴影；2010年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上台后，此事被回修为“人力无法避免的自然悲剧”，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种族灭绝”叙事再度胜出。

上述过程可见，亲欧派精英推动的历史书写，倾向将乌克兰近代史描绘为“被俄荼毒史”，双方共有的历史记忆遭到淡化，共享的文明进程亦遭割裂，俄罗斯成了霸占乌克兰的异乡人、篡夺基辅荣光的殖民者，乌克兰则忍受上百年压迫，并在无数牺牲与革命后，迎来国家的终极解放。故极右武装组织“乌克兰反抗军”（UPA）的罪恶能被抹去不谈，尽管其主导了屠戮上万波兰人的种族清洗；“伟大卫国战争”也被修改为“布尔什维克驱离法西斯后转而屠杀UPA，以免乌克兰武装独立”。

然这般大规模的认同改造，对亟需平衡欧俄双方的乌克兰而言，无异于引火自焚。当民意在“反共、反苏、反俄”的大旗下集结，确为“脱俄入欧”的战略转向提供了舆论支撑，却也进一步限缩了对俄缓和的政治空间，主政的亲欧派精英在反俄光谱上相互竞赛、越走越远，亲俄派则愈发举步维艰。

此外有鉴于东西乌克兰的认同分野，上述历史教科书修订本仅在乌西地区盛行，并未在乌克兰全境流通，故当乌西学童悲痛于“苏联殖民”的屈辱压迫时，乌东学校却仍在讲授苏联史观叙事，所用教科书更与俄罗斯史学论述高度一致。长此以往，东西乌克兰的认同分歧日渐扩大，双方矛盾亦是直线上升，尤其基辅开始在乌东强推“去俄罗斯化”政策后，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弹，为往后诸多武装冲突埋下危险引信。

走向极端的畸形爱国

此次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全球互联网集体声援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但一则2月27日的35秒视频，却让简单划一的道德风向陷入混乱。此视频由乌克兰国民卫队的官方推特帐号（@ng_ukraine）发布，展示了亚速营（Azov Battalion）战士在子弹涂猪油的过程，并配上一段毫不掩饰的极右语句：“国民卫队的亚速营战士在子弹上涂猪油，来对付卡德罗夫的兽人（orcs）。”

其中“兽人”意指由车臣领导人小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派至乌克兰的战斗人员，涂猪油则意在侮辱车臣的伊斯兰信仰。此文一出，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弹，也让不少西方网友留下“纳粹主义”、“反人类”、“侮辱宗教信仰”的批评；再加上法国记者博内尔（Anne-Laure Bonnel）于2015年拍摄纪录片《顿巴斯》（Donbass），内容记录乌军与极右民兵对乌东民众的残酷迫害，本在“不符宣传”基调下受到西媒长期“过滤”，却因冲突爆发而浮上台面，外界这才留意到乌克兰在“自由前线”皮囊下，难再遮掩的浓臭血污。

综观亚速营等极端势力的崛起经过，2014年的政治剧变堪为关键。首先是受美一手煽动的“广场革命”，成功迫使亚努科维奇流亡莫斯科，却也让反建制盲动、极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成为某种畸形的政治日常。然在西方媒体笔下，乌克兰的街头政治体现了“民主真谛”；在许多反俄的乌克兰民众眼中，“广场革命”虽有暴力泛滥与践踏法治之嫌，却是乌克兰新生代与腐朽威权的伟大斗争；在意欲扩权的亲欧派精英嘴里，“广场革命”被上升到神话位阶，是乌克兰“再建国”的政治界碑，其以“人民”之名自我粉饰与辩护，实则是将民粹共鸣当作廉价的政治消费品。

然而2014年亦发生了克里米亚危机，与乌东的武装独立。在乌克兰亲俄民众心中，“去苏脱俄”的历史语境已让其沦为异乡人，政治精英与知识份子铺天盖地宣传“爱国民族主义”，更让乌东成为极端势力的狩猎品，双方矛盾已难弥合。武装独立后，东西仇恨伴随流血冲突叠加发酵，乌克兰既高歌“广场革命”带来的民族转化，亦视“国土分裂”的残酷现实为奇耻大辱，两重激情交织作用下，反俄情绪上升为仇俄怒火，为极端势力的崛起保驾护航。

以亚速营为例，其本是活跃于哈尔科夫（Kharkiv）、马里乌波尔（Mariupol）等地的“自愿民兵”，2014年乌东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政府对其扩编挹注，亚速营由此茁壮为配备重型武器的国民卫队，开始对乌东平民犯下多起反人类罪行。而如此畸形的纳粹式爱国，乌克兰社会并非一无所知，却因无力改变国土分裂现实，故而转向放纵极右势力频繁施暴、以泄集体之怒。

长年以来，从自诩自由派的媒体撰稿人、参与顿巴斯冲突的退伍军人、主流记者到学生群体，乌克兰内部对亚速营的选择性忽视乃至默许从未停歇，2014年后浮现的“马里乌波尔捍卫者”之名，更是民粹涌动的时代烙印。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泽连斯基的谈判困境，恰是乌克兰近代30年的挣扎缩影，从修改教科书到神话“广场革命”、从歧视乌东到培植亚速营，亲欧派政治精英或许成功塑造了一代人对基辅的忠心耿耿，却也让乌克兰失去原有的安全平衡。如今前有战火烟硝、后有民粹喧嚣，一代人的未来也就这么无情葬送。

原文发表于2022/3/16《多维新闻》（上稿时编辑误植作者姓名，本文作者为祁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