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證信函

似乎沒有跟父親報備，我考完大學轉學考後，整理了一箱行李，帶著15吋的CRT電腦螢幕和一台電腦主機，在台北永康街找了個頂樓加蓋木隔間的套房後，才向不常見面的父親說了：「我要去台北了。」

對於我的決定，父母很少左右或是反對，多半都是「你只要自己可以處理」就行的態度，就像父親在我十歲離家後，我常常一個人處理那些不曉得是「我自己可以處理」還是「沒有人會幫我處理」所以「只好自己學會可以處理」的事。

哼唱多年後的〈向前走〉，一直到進了中年，才發現童年聽的這首歌，林強根本還沒走出台北車站，但我像極了林強那世代的青年，成為親友口中那個因為〈向前走〉到台北打拚的孩子。

不向父親拿他與母親協調的、我的生活費後，我與父親的連結，似乎只剩身分證上的關係，還有那些僅存在我腦中與父親一起生活的十年記憶，「去台北工作」這件事，好像真的不用向父親多說什麼？

台北是座令人嚮往的城市，正在興建的捷運路線，爬滿了這城的主要幹道，除了芒果冰在南部紅得火熱，去趟台北好像都得當個名產吃以外，我就只是為了逃離那個「沒有機會」的南方，或者只是想逃離拿著鞭子在我身後追趕著我「快點去賺錢」的母親？我沒有真的想過「向前走去台北，我想要做什麼？」

母親或父親沒有真的強迫我非得、馬上找到工作，但我卻有著「你怎麼可以不好好處理你的人生」的萬千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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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確是座亮麗且充滿熱情和希望的城市。

永康街人來人往的觀光客可以聽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語言，他們都吃著那條街上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食；另一頭是青田街則有著整齊畫一讓人安心的靜謐，路過那裡總想要向爬滿植物的人家望進去，看看只會出現在電視劇情裡的小康溫馨是不是真實的存在；若是往師大路走還別有一番風景，是我沒能繼續求學的青春，以及與誰擦肩都想停下腳步從頭打量那些年輕人身上怎麼能散發出我身上沒有的氣味，一種讀書人的、一種擁有希望的、一種即使是滿臉茫然尚未醒來卻充滿著正要開始的蓄勢待發。

他們都不像我已經站在選好的十字路口，即使想跟他們一樣有著剛睡醒的慵懶，但現實逼使我只得勇敢的往前衝。

每個聽聞我「自己一個人來台北，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人都露出了「你好勇敢」的表情與驚呼。我總是歪著頭想：「這樣有很勇敢嗎？這種一個人面對，是我的日常啊！」

公館找到的第一個工作、錄用我的老闆，也是某一次在一起下樓的電梯裡這麼跟我聊起這件事，說了這句：「你好勇敢！」

落腳在永康街那個頂加月租八千的小屋，只是因為北上前我認識了一群不算熟但會相約出去吃飯、見面的網友，其中A就住在青田街的巷子裡，我天真的想像著「有認識的人在，有事有人可以照應。」卻忘記我早已習慣「什麼事都自己處理」「不要成為父母麻煩」的生活方式，有沒有旁人在我好像也不太懂得求救！

在公館看的、跟我同齡還在求學的人更多了，從辦公室望出去，可以看見台大的校園，下樓買午餐的時候，可以看見許多跟我想像中不一樣的書呆子：原來很會唸書的人，不一定都很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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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比現在更沒有勞權的年代，起薪低外加條件嚴苛才能拿到的全勤獎金，以及不太合理的工時，但為了糊口飯吃，我簽了一只合約，很制式但不符合勞基法的試用期合約；除了試用期的規定外，合約裡還有遲到扣薪、晚幾分扣全勤，以及各式各樣「看起來只要自律」就不會被扣到錢的條款，和那些週末值班、工作加強作業的不支薪條款。

眼看北上都過了好幾日，害怕沒有錢要再向母親開口要，便沒有多想，在合約上頭畫了押。

工作的內容是早八晚六、小學教科書的排版工作。公司裡有兩個與母親年齡相仿的女性，一個是老闆，一個是教我用軟體的主管，還有一個年長我十來歲的男員工，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年齡與我相仿也簽了合約的同事。

公館離永康街很近，我經常性地在中午騎車回永康街吃中飯，為的是省下五十元炒飯的十五元，回到永康街上吃一碗三十五元沒有其他配料的滷肉飯加喝湯喝到飽，再趕忙回到辦公室繼續下午的工作；到了傍晚，另外兩個在地台北人的同事偶爾會問我：「要不要一起吃飯？」我總是搖搖頭後回到永康街的頂加沖開水吃泡麵，那低薪加高價的房租以及母親每個月要我繳交的保險費、生活開支、回家的車費，都壓得我喘不過氣，說不定比起待在南部被母親追著去找工作的壓力還大。

我依然沒有多想，硬著頭皮日日準時坐在辦公桌前把前一天學到的軟體應用在不斷加重的工作上，直到那個常常讓我嚇到直發抖的主管，終於肯放我下班回家前，我都是神經緊繃地盯著她的滑鼠指標在電腦螢幕上來回的游走。

那是大學生開學不久後的十一月，我也剛到職兩個多月，熟絡的網友B的主管有個職缺問我要不要去？我在網路上寫的文章被B的主管瞧見，又知道我已經北上，但工作待遇不是很好，便來問我要不要試試，條件比這個22K加全勤後多了將近快一萬塊，但需要多負責一個額外的網路事務，對我來說真是如遇甘霖。

但想起那只試用期合約，我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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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父親是一個熱心公眾事務的男人，他會寫信給市政府、學校糾正或給予建議，希望在某些公眾事務可以怎麼運行比較恰當？若是孩子在校遇到比較不合理的規矩，父親也會文情並茂地寫些什麼給校方或老師，好表達自己的意見讓那些不合理有被改善的機會，若是遇上我的不守規矩，父親也會用他工整的字跡在聯絡簿上強調著請老師嚴格管理。

那是我極為少數請求父親的幫助：「爸，我可以這樣違約去別的公司嗎？」

即使未成年前，我和姊姊都少有請求父親幫助的時候，每每望著他的背影想著他還有另一個家庭要照顧，我們便會在話到嘴邊時，將大多數的請求都收回心裡：能夠自己處理就自己處理，不要勞煩他了。

父親似乎一直等著可以替我們多做什麼？等著他手機裡出現我們手機號碼的來電。

父親在電話那頭聽著我把合約條文一字一句的讀完，依然叮囑我好好地與公司協調，但真的要違約，也不算完全違法（試用期合約不符合勞基法。）且戰且走就是！

還沒與公司好好協調，另外兩個也因為工作有多項不合理的內容而準備離職的同事跟我同時收到了公司寄到家中的存證信函，內文寫著違約事項及賠償事宜和後續相關會進行的法律途逕。

母親趕忙地打電話用她那緊迫盯人的方式，逼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讓人寄那樣的東西回家？又急切地像我給她惹了什麼大麻煩似的要我安分守己好好工作不要給她捅任何簍子。

我又再度打了通電話給父親，父親在電話那頭不急不徐地告訴我接下來後續處理的程序，他不斷地詢問我是不是一個人？其他也要離職的同事有沒有一起處理這件事？有沒有大人能陪你們？

「有沒有大人能陪你們？」我反覆在心裡默唸了幾次這句話。那大概是我從父母分開後，再也沒有思考過的事！我經常地想像電視劇裡的情節：會不會我其實不是我的父母的孩子，總有那麼一天會有什麼親生父母出現，能夠陪我度過那些沒有大人照顧的人生？

我掛上電話和那兩個同事在其中一個同事的父親陪伴下，去了夜間郵局也同樣地寄出了存證信函給了公司。

我拿著寄出存證信函的收據走在這座「不是我的家」的城市，在心裡燃燒著絕望的火苗，好像那張存證信函如母親口中的急切，像是我犯了什麼濤天的大罪。

台北，不應該是個充滿希望的城市？不是應該比南部小城有更嚴謹的規矩和更合理的工作條件嗎？不是應該更理性更好溝通和對話嗎？

我應該是在東區新老闆家附近，接到了父親的電話，他什麼也沒說在我按下接聽後跟我說：「爸爸幫你找好了律師，你不要擔心。」

我答了：「好。」

父親在電話那頭後來說的話，我全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在他說完那句話後，我想蹲坐在東區寒風刺骨的夜裡大哭一場，卻在心裡感到無比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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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個溫柔的男人。我總是在同樣溫柔的男人身上尋找父親的影子，甚至在我被教養成為一個男人的時候，我模仿著父親的溫柔，好讓我軟弱的時候有誰可以溫柔的擁抱。

後來的勞資協議到了勞工局協調，我和三個同事與公司在那場協調中都簽下了和解同意。

我與父親或家人後續沒有再多聊起這個「第一次在台北工作就被告」的鳥事，但好像是父親加持了我什麼，讓我日後成為了「遇到不合理就要反抗」的反骨青年／壯年／中年⋯⋯

最後從職場離開的那個工作，我沒跟父親說我給主管寫了一封信，信裡有一段內容是這樣的：「我很喜歡這個工作，但是我沒有辦法忍受這樣不合理的事情發生在我喜歡的工作裡！」

父親可能沒想過，他那句話讓我的軟弱在日後因為他的溫柔真的勇敢了起來！即使全世界都認為那是無用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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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父親。以及我所仰望（過）的那些男人，他們都有著與父親相同的溫柔，尤其是他們都願意表露自己的溫柔或是他們偶有的軟弱。

如果。父親系列。

註：
那年我21歲。
父親2008年過世。
離職後再也不吃阿Q桶麵。
那個十一月的薪水沒有領到。
寫存證信函真是嚇死當時的我了。
最後那個工作的不合理就不多寫了。

圖：
20081128台大大陸社，Canon EOS450D（挑這張照片有某種意義。呵）
20090822台北車站，Canon EOS45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