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事件19条看法
秋火
缘起：本不想专门就这一涉及面颇广颇繁杂的事件写文，只因我整理了一个《佳士建会工人抗议警察打压与声援被捕工人事件时间线（2017年7月至今）》，开头所写的按语太长了，为便于读者查看方便起见，我就把原按语里关于自己立场的说明单列如下，写着写着又一不小心做了很多扩展，于是就有了以下全文7600多字。
1、我2018年7月29日14:09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的如下立场申明至今不变：
“我虽然不赞同毛派意识形态不赞同集体举毛像，但更反对官方构陷罪名打压建工会的佳士工人（尤其一次刑拘涉及竟达二十多人在当代工人维权史上极为罕见极为荒唐，但不清楚现在究竟刑拘了多少人哪些人），支持无罪诉求，支持惩处警察打压行为，支持工友声援行动，但我对过去一周多来不断拔高的鼓动赶赴派出所及冲击工厂冒进做法持保留态度。
后续还有声援，还有很多热心人期待的做佳士工人工作，还有坪山区总工会指示在佳士组建工会的活动及工人反应、舆论反应，都应继续关心关注。”
2、我支持声援佳士被捕工人。坦率说，目前于个人而言，只能是有余力地就写文章进行声援（包括整理事件时间线、事件梗概让世人快速了解情况也是有价值的）；于其他各地的团体而言，可以在自愿自觉基础上以集体名义发布声援文告，在适当联络各行各业一些工人群体集体举牌拍照（可以不露脸）表达声援，这种事最好是有团体或多人配合来做，并尽力传播扩散出去。
3、我不认为聚集到坪山进行政治集会和抗议是最好最妥当的声援方式。因为他们在本地缺乏群众基础，还得自带干粮长期驻扎本地（他们所募集的捐款全部只用于救济被捕工友及筹集律师费），难以长久维系。而且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和维稳监控无孔不入，所有赶到现场声援团投身其中的人还一开始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从头到尾等于在维稳当局眼皮底下裸奔，这意味着行动更容易被控制，今后开展深入群众的工作更困难。
4、我并不反对工人斗争的政治化，我原则上是赞成工人斗争的政治化的。但是，不管是工人斗争的政治化也好，工人哪怕只是要争取具体经济利益或者只是争取无罪释放这种具体目标也好，都应该充分调动工人群众的力量，以工人群众为主体。否则这样的工人斗争难以成功，而且其政治化更可能脱离工人群众成为小圈子的政治活动，最终更容易被其他更大更有野心的政治势力牵着走。
5、有人鼓吹说，去参加现场声援团就是证明自己左派立场，甚至证明自己是真正革命的，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扯鬼谈、虚假的政治鬼话。难道一个拥习爱党的保皇派去参加了声援团，做了一番要求释放佳士被捕工人的演讲（当然演讲声援行为本身可赞），他就镀上革命左派的金了？他就摇身一变成革命左派了？说这种政治鬼话的人，其实是在给保皇派站台宣传吧。
6、但我并不排斥有保皇派参与声援被捕工人，相反，我认为需要一个对泛左翼（也就是指一切自称左翼的但未必属于革命左派的人）和泛民主人士（支持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也可以）敞开、对无党派群众敞开的声援氛围——不一定非得是某种统一战线，也可以各自以自己适合的方式去做声援。
我的这种主张也包括：要让怀着各种各样的理解来支持这场声援被捕的建会工人的斗争的人们都有各自阐释解读的空间，但如果某一派或者说某一种政治定义占据了主导位置，那么这个声援斗争可能会改变性质，反而让声援本身更加危险，对被捕工人和对声援者都可能更加不利。比如说，如果大家都统一口径把这件事解读为所谓“真共产党人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势力的斗争”，那么这件事就有可能被看做一个很不简单的尖锐的党内斗争（只有一部分人“懂得”解读这玩意，大部分群众包括我本人都不知所云，我个人其实认为这是一种曲解和臆想，稍后再说），就不再只是广大群众都很容易理解的反对地方当局打压维权工人、声援被捕工人、支持组建工会的事情了。
7、我在整理时间线和阅读了几乎全部材料后发现，不但是某些大佬和退休人员（以乌有系为主）寄望于用党内斗争的话语来抨击广东深圳有关当局，把佳士工人斗争视为反击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势力的筹码，而且竟然有一些青年左翼力量也把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和所谓的依宪治国、宪法空文当做有力的武器，以为“利用”这些话语可以有效震慑和迫使深圳市当局让步，释放被捕工人。例如，先后在公众号“地火狂飙”、“微工汇”、时代先锋网至少三次发表文章的笔名“想(念)毛爷爷啦”就两次引用党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最高指示”，像领导人打官腔一样又是劝告派出所所长“不要犯政治错误”又是痛心“违背了党的宗旨、违背了党的初心……还不惊醒吗？”又如，宁夏大学13名学生和校友7月31日的联署声援书中，也大段引用最高领导人的两次重要会议讲话和依宪治国、宪法头条，这个看起来应该是高校学生发起的联名声援，竟然也像个官僚一样拿腔拿调地说：“顺告深圳市坪山区区委书记陶永欣，在大是大非面前，请你审时度势，准确站队，严肃处理打人黑社会和黑警察，希望你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
这些话实在滑稽可笑，我感觉这些话语的作者可能并不信这些话，甚至他们自己可能会解读为一种“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的讽刺方式，但他们很可能多少都会以为这样的话语至少可以吓唬吓唬党政干部——而这只能是空洞无用的幻想。
这其实更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新生代力量虽然在直接冲突的斗争中很能猛冲猛打，但是一到政治斗争领域就懵逼了，找不到合乎自身阶级利益的话语了，以为“利用”敌人的那些空洞鬼话也“多少可以”为本阶级争取利益。结果我反而不禁想问：这样的“斗争”，究竟是在增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抗资本极权统治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还是反而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更加稀里糊涂，甚至帮助改善和巩固现存的资本极权统治？
8、但是，佳士积极分子们的斗争从7月21-23日由建工会的斗争转变升级为政治性更强的首先要求严惩打人警察的斗争，这种转变直到7月27日被一网打尽来来回回总计只有二十多名工人（7名被开除的佳士建会工人和20余名其他厂工人）。很遗憾，他们始终没有从工厂车间里得到直接的、有力的群众支持。二十多名佳士工人及声援工友的“争取群众”努力，更多只是在派出所门口集会时向围观路人群众喊话寻求支持（例如多次向围观群众解释情况、喊口号“人民群众爱人民”），更多是7月23日七位工友联名信发出后在互联网上轮番宣传，争取全国各地以泛左翼、毛派群众居多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各界群众联名声援支持。
9、直到7月27日大抓捕，29名工友和1名大学生被捕后，只能由沈梦雨等其他地方赶来的声援者临时拼团组成新一批声援团，这批声援团的人员补充，基本全靠毛派占多数的泛左翼圈子的号召鼓动，在深圳坪山本地非常缺乏群众基础。固然，声援团最近几天已多次尝试晚上到坪山附近工人生活区、广场上做街头宣传和文艺演出，但街头群众宣传争取群众同情支持需要比较久的时间，路人群众即使同情支持也很难转化为行动的力量，毕竟这与在工厂车间里做工人工作、经过一定努力和在一定时机下有望促成打击资本家利润生产的集体行动是不同的。
10、我承认声援团所做的一些工作很有必要：搜寻和联络被捕工友家属，募捐支持律师费和救济被捕工友，跟进通报案情进展，联系取保候审的工友等。但是声援团显然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反思号召鼓动更多人“赶赴派出所”的盲动冒险策略——从7.20七名建会工人被抓开始，这种策略就一直在主导着斗争，甚至直到7.27大抓捕之后，众多毛派、泛左翼人物反而更加鼓吹“赶赴派出所”，而在8月6日声援团汇集了50人左右第N次跑到派出所附近集会抗议，更做了热情洋溢的报道，仍然寄希望于到派出所或其附近举行政治集会抗议、向当局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以为这样可以促使当局让步。但事实上这种在本地缺乏群众基础的规模并不算大的政治抗议很难促使当局做出让步，倒是有可能起反作用，使得当局加强戒备和控制，以防患于未然。
11、或可根据自身情况到现场声援团一两天了解情况、考虑如何做更好，但我不鼓励不支持大家参加声援团（尤其不支持继续到派出所附近去抗议）。具体到个人，去不去考察或参加，因人而异：家里有很大后顾之忧的（例如有要照顾的老人或小孩），没有正式机构或团体背景的，最好别去；有机构身份的、有大人物罩着的、没有前述很大后顾之忧的，就算去了也要做好被抓、被搜查监视所有个人隐私、与外界失联相当一段时间并承受看守所非人对待的准备。
12、迄今为止所有号召鼓动，几乎都不谈风险，但实际上从7月20日二十多工友在派出所门口抗议和7月22日数十人在派出所门口抗议开始，佳士事件中的集会抗议都充满了风险，这一风险已经表现为7.27大抓捕和工友们在看守所中（已经被刚刚获释的工友唐向伟、兰志伟勇敢揭露出来的）仍然在承受着的非人折磨，可是这种情况下在佳士工人声援方面的所有号召鼓动中，仍然只字不提风险，反而充满天真的热情和极度夸大自身力量、极度低估贬低维稳当局力量的盲目乐观情绪。这是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态度，这类鼓动者无论其主观动机怎样，其实是盲目鼓吹让大家牺牲。
13、前几天，我在我的微信群“工人团结畅谈群”里实事求是地谈到风险问题、应当做好心理准备时，反而遭到非理性的抨击。
我个人认为，声援者不应该害怕风险，更不应该以怯懦的“鸵鸟心态”拒绝承认风险（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以为自己看不见风险了，就安全了），而是应该正视风险，善于讨论对付风险，为不可避免的风险做好心理准备和技术准备——我可以想到的例如简化随身物品、手机信息事先转移处理好、做好长时间与所有亲友失联的准备、设法在遭遇危险时及时向可靠的联系人发出消息以便于大家及时声援等。
我群里一位热心关注事件的朋友对风险问题有一些很好的提问和例举，摘抄如下：
「要预估我们可能遭受多大代价，我们能承受、回避多少代价。一批人再被关进去一段时间，是不是可以承受的代价？可以承受，我觉得去也无妨。另一方面，一批地下活动的团体被揪出来，是不是可以避免的代价？这需要提前做好应对。
「更进一步地想，官方有没有可能一反常态，把以往用在自由派活动者头上的定性和罪名（山巅等等）用在左派活动者上？假若如此，就不是关一点时间这么简单了。我个人没什么依据的判断是，这个目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对于鼓动宣传的主导者而言，应该有更全面充分的评估。
「信息设备的问题，现场的人交给一个人保管，那这个人如果是隐藏的内奸怎么办？这个风险有人评估了吗？有想办法了吗？
「比方说，假如那天我也去，我没有评估风险，被逮进去了，其实不要紧，过几天放出来就好了，但问题在于身上的信息设备，可能有许多涉及到其他人的信息，这个东西被拿到了怎么办呢？其他人做好了被审查的准备了吗？是不是应该有人出来说，你们来之前把这个工作处理好，换个平时不用的手机过来之类的，这些工作我认为是必要的。」
若干反思
14、我批判少数积极分子不好好发展群众基础却一味向国家暴力维稳机关（派出所）示威、与强力人员正面对质的策略，有人说你现在批评有什么用，马后炮！——这很可笑，因为我一开始就有批评，在30人还没进看守所时就有批评，结果呢，我被部分主导声援的人骂为“反动分子”。
15、现在回过头看，7月21-22日如果不把主要矛头转向派出所进行抗议，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从坪山区总工会开始逐级向上求助各级官方工会、也可以向全国总工会发信求助，同时找到佳士厂工友做争取他们支持建会、支持增加福利和反对罚款制度的工作。实际上这也并不是马后炮，当时有多个人都提出过不同程度类似建议，但真正问题可能是，7名建会工友是否能够克服已被公司单方面开除、与工友失去最佳联系方式的困难，继续进行争取工友的工作？当时被打被拘24小时后正是血气方刚火上心头怒气冲冲的二十多位工友们，是否可以沉得住气、静下心来、耐心地去做细水长流的群众工作？
16、现在回过头看，7月16-18日，刘鹏华、米久平、宋姚三名佳士建会工人先后被开除，但他们都没有去找上级工会去申诉——有人会说，找那些官方工会有什么用？可是跑去派出所就有用吗？实际上，向工会申诉或向派出所抗议，都只是起到争取群众和争取舆论的作用。具体对比起来，向派出所抗议只能在几个小时里争取围观路人群众暂时的同情支持，而向工会申诉更能抓住舆论主动权，也更契合建工会的主题。后来在8月2日，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总工会、坪山区总工会、龙田街道工会四级官方工会进驻佳士科技公司组织建立工会，可以说这些官方工会比那些佳士建会工人更聪明地占领了建会这个议题的主动权，从而在舆论上令佳士建会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官方工会已经进驻企业着手组建工会，这时再由工人提出“要求佳士建工会”就被动了。
17、有人说佳士事件，“赋予这事政治意义的是打人行为的主体”，也就是说是警察打了工人，工人不得不起而反对打人警察，并不是工人主动选择了这样的政治斗争。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如果这种说法完全成立，那么为什么还坚持原来的建工会、为佳士科技全厂增加福利等目标？难道这些目标都只是幌子，顺着工人的逻辑打倒黑警察、黑派出所、直到推翻整个维稳系统才是本次佳士厂工人斗争的合理方向？
正如早有人指出的，工人在所有维权斗争里都容易冲动，容易各种激动，这时其他人的引导鼓励作用就变得重要。这并不是说要去“防范/阻止工人激进化”，而是要把工人的力量引导集中在既定的策略方向上，是为了更好达成既定目标。如果一场斗争本来大家都认可的目标是建立工会、从而解决工厂欺压和剥削工人的各种问题，可是中间走向了追究反击警察、乃至不顾自身力量与对方力量的对比一味冲突、甚至想要发展到让某地方政府若干负责人下台，更糟的是一群旁观者还为此叫好、不断鼓劲加油，还将之树立为工运的榜样，按这种搞法，没有任何一个工运可以搞得下去，只会全部game over。
18、最后我还是想提一个一直以来的疑惑：7月26日晚，正当佳士建会工人及其声援工友向派出所警察的抗议斗争高涨时，微工汇发表了新生代领军人物潘毅教授的宏文《佳士工友抗争，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潘教授把佳士工人要求组建工会，作为政治斗争新篇章的证明。
这真的让我至今都很疑惑，因为：
其一，2018年佳士工人要求建工会，并不是中国工人第一次要求建工会，也明显不是比较有力的一次。这次行动起来的佳士工人只有7人（且已被公司单方开除），连之前签名的一起算上也只有89人，还不到全厂1千工人的十分之一，真正行动起来有没有20个都成问题。更早在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罢工里，工人就喊出了“改组工会 罢工到底”的口号，而且全厂近2千人，过半数一线操作工陆续参加，一度全线停工，工人不但在罢工中喊出口号，并在后续的集体谈判中也有所斩获，后续也建立了有一定工资议价能力的工会。显然，佳士工人建会斗争还远不如八年前的南海本田工人建会斗争。
其二，潘毅教授是在佳士工人及其声援群众向派出所警察抗议斗争正酣的时候大谈佳士工友抗争是“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的，这让我产生了一种迷惑不安的忧虑。
事实上，在佳士工人斗争里出现了三种程度的政治化——其中的政治化意味一层比一层强烈——要求组建工会；反抗警察打压；以左翼阶级斗争话语抨击整个维稳统治。先就组建工会这一层来说，其政治化的意味还是比较淡的，以致于有很多人都在问：这也算政治斗争吗？严格说起来当然算的，这是要争取工友团结起来、突破或改良官方工会体制的，但还可以依据现行工会法规，所以不一定有政治对抗性。
但是反抗警察打压这一层面，就有很明显的政治对抗性了，正如我前面所说，如果有群众基础和群众行动的支持，这样的政治斗争也是有一定胜算的；可是在群众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反抗警察打压就有了盲目冒险的性质。而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人高调鼓吹佳士工人抗争是“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这是让人疑惑不安的。
最让人惊诧的是佳士工人斗争里还出现了以阶级斗争话语抨击整个维稳统治——在7月31日晚，声援方面就出现了一封《十问深圳坪山区政法委书记李映中》，激烈攻击深圳坪山维稳系统的一把手，把所有对佳士工人及声援群众的殴打和抓捕都归结为该区政法委书记李映中，甚至指责他“严重违背党纪和宪法……如此类似的败类如果还留在党内，如果还放在政府重要岗位上，必将党将不党，国将不国”。问题是，还有三十人在看守所里，在声援团只有十几个人，要如何达到除掉这个政法委书记、解决暴力对待工人这样大的目标呢？
19、虽然，佳士工人斗争早已离开了原有的目标和轨道（争取复工、建工会、改善福利），走向了反抗警察打压、解救声援被捕工人、甚至纷纷把左翼阶级斗争话语矛头指向某地方当局的斗争——也就是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斗争；
虽然，佳士工人斗争遗憾的始终只是二十多名工人的斗争，至今没能调动起佳士厂内工人、也没有新增周围其他厂工人起来斗争；
虽然，这些佳士工人实际上一直对警察是抱有过多不切实际期待的（例如多次发生劳资冲突后余浚聪等工友总是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警察，例如他们多次在派出所喊口号“人民警察为人民”、苦口婆心呼吁“人民警察”要为人民服务，还有的声援工友人云亦云地说出“警察是我们工人纳税养活的，应该如何如何”之类的资本主义鬼话，暂时还没有意识到警察-国家机器的阶级本质），在政治上更是处于一种暂时稀里糊涂的、被保党保皇势力牵着鼻子走的幼小软弱状态；
虽然，这场斗争已经为之前的盲动冒险付出了太大的代价（30人被抓，还有14人在刑拘中承受着看守所非人道的折磨并被剥夺与外界与律师会见的权利，放出来的16人都是取保候审还是戴罪之身，还有声援团本身每天都面临着来自有关当局的骚扰和威胁），而且很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更大代价；
但是，这场斗争还是有所得的，——如果说有人能够谦卑、勇敢、诚实反思的话，那么这场斗争因为盲动冒险付出过大牺牲的教训应该是最大的头一个所得。也许没有在现实中碰破头、流一点血，就总不肯承认这样的教训吧。
其次，我还是很乐意承认我受到了8月5日晚上以来刚被取保候审的工人唐向伟、兰志伟以及后来其他工人的激励和鼓舞——他们敢于立即站出来当众揭露警察的暴力压制和看守所的不人道对待，让人非常敬佩，而且我凭我的一点经验也相信这样做是有用的，至少可以让警察下次再想动粗时有所顾忌，因为警察还是多少害怕围观舆论谴责的（我曾经就公开地或私下地抗议警察对待我的一些简单粗暴做法，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再则，现场声援者面临的各种艰难险阻和工作——警察抓捕、威胁、监控、驱逐、线人卧底、募捐和支持在押的工友、联络被捕工人家属和刚取保候审的工友、经济问题、串联和团结工作、政治应对、舆论斗争、法律风险、来自家人的压力等等，无疑都会给现场声援者带来空前挑战，也是空前的政治斗争锻炼。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多少会给这些青年学生、工人和活动分子留下一个有激励勇气和责任感的斗争经历。这也会是这件事带来的不多的正面好处之一。但我还是想提醒下：切勿拔高夸大和沉迷这种斗争经历，要看到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尚未起来，目前这场由少数工人积极分子激烈冲撞形成的声援斗争带有很大意外的性质和相对孤立的特点；认清形势并继续扎实努力，才可以更持久奋斗下去；我现在越来越担心，部分青年一直在拔高夸大当前斗争有利方面，一旦碰到更严酷的打压迫害，会不会绝望到底反而更加孤注一掷做出更加危险过激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