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當社工改外送,面對社工職場的長期困境

Sha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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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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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辭職了,現在在作外送工作」

前些天,一位學生傳來訊息,說他不再從事社工工作,離開服務滿兩年的非營利組織已經3個多月。他說,自己和以往當社工時一樣,也是在大街小巷穿梭,也同樣一天需騎著機車跑超過200公里的里程,但外送的收入是原本社工工作的兩倍有餘。而且,當覺得累了,就稍微休息,喘口氣。覺得精神好的一天,工作時間就長一點。重點是,下了班,時間就是自己的,不用像以往一樣,「看著電視,擔心個案出事」。也不用想著自己明年能不能升遷加薪的職場政治。他說,現在終於可以存到錢,或許多跑個一兩年,等新冠肺炎疫情過了之後,可以出國看看,學習新的東西。

在將近一個小時的聊天中,從電話傳來的環境背景音,可以知道他正坐在便利商店休息。而自己除了肯定學生能夠勇敢的面對自己的生涯轉折,對於未來有更清楚的規劃外,也不免想著社工職場存在已久的困境。

「低薪與勞心的雙"辛"社工」

作為兼職投入社會工作教育將近10 年的社工實務工作者,每逢畢業季時,自己總不免與學生們聊一下未來,也希望可以邀請更多畢業生投入助人工作的行列。然而,這並不是一件討喜的差事!對於將要畢業的學生而言,四年的本科教育加上在實務現場2到6個月的實習,對於社工工作多少有了定見:錢少、事多、責任重,是學生普遍給社工工作的標籤。因此,畢業班的學生,能有半數投入直接服務的社工工作,已是高標。有時,社工工作比較是學生們先嘗試其他興趣工作之餘,才有的最後選項。又或者,如人力銀行的調查,因為社工工作的求職等待期相對較短,所以在學生還沒找到興趣工作之前,社工工作成了暫時安身的工作選擇。

在沒有足夠人力投入的情形下,依自己在實務現場的觀察,社工職場長期處於缺工的情形,幾乎是隨時歡迎新血的加入。但這是否帶動職場勞動條件更優化的變革,恐怕現階段的答案仍是偏於負向循環的階段,特別是由「低薪」與「勞心」所形塑的勞動環境。

根據1111人力銀行針對108年的社工薪資調查,擁有大學學歷,剛進入職場第一年的社工平均薪資不及3萬元。換言之,有相當比例的社工新鮮人是低於這個平均薪資。如援引相同調查資料,5年後的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僅約8%。相比鄰近專業的心理師或護理師,無論起薪或薪資成長幅度,均明顯處於相對劣勢。雖然,政府於109年起透過制定社工人員薪資制度相關政策,引導社工薪資向上調整,但整體所帶動的效果,還須更長時間的觀察。

除此之外,情緒勞動帶來的創傷影響,也是社工勞動環境不佳的原因之一。由於特殊的工作屬性,社工得經常與貧窮、家庭暴力、身心疾病等各型態服務對象工作,長期累積的負向情緒接觸,不免造成心理健康的負擔。對於許多在第一線服務的社工而言,上班與下班之間,往往沒有界線,有時也會因電視新聞畫面或與工作不相干的生活事件,引發壓力、焦慮與恐慌。如按台北市社工師公會的調查,有超過七成的受訪社工認為工作引發了憂鬱、悲傷、沮喪等負面情緒,又或者對自己感到失望。

「跳出弱弱相幫的框架」

    在有關社工職場環境的許多資料中,常可以見到弱弱相幫的詞彙,用來說明社工作為助人工作者,本身的生活環境與工作條件,也同樣屬於弱勢狀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社工領域不斷倡議政府與社會重視社工勞動權益,雖然換來部分關注以及薪資制度化的發展,但有時跟著蘿蔔一起來的,是更大的棍子。例如在卻乏充足社會資源的條件下建置社會安全網,讓社工有時是獨自地承擔一個需求極大援助又伴隨著安全風險的家庭或個人。因此,除了持續倡議一個合理性的薪資外,還須建立可以支援社工情緒勞動與工作風險的機制,尤其是跳出現有框架,如何藉由當前不斷鼓吹社會創新的風潮中,改善既有的社會福利服務方式,讓社工可以有多元的資源網絡和工作策略,將會是更為全面且系統性地改變現有困境的可能方式。

    近期,台灣氣溫持續攀升,對於每個在外勞動的工作者都是挑戰,無論是帶著工作證與救濟物資前往弱勢家庭進行輔導服務的社工,或是穿著粉紅制服至點餐家庭送餐的外送員。在他們為家庭帶來福祉、為社會帶來安全,或僅是為個人帶來便利的同時,社會也能夠給予更多關注與保障。因為,脫下滲滿汗水的安全帽時,他們是我們的朋友、家人、學生,一個我們所愛的人。

(已登載於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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