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魔岩唱片的总筹牛佳伟聊了聊这三十年还有音乐

牛佳伟去年50岁了，不光牙疼，还掉了一颗门牙。在古代，这个年纪落齿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老掉牙的他捡起了快三十年前放下的酒瓶，每天嘬几口，舒缓一下牙髓腔内被暴增的压力煮沸的神经。

最近几年，他迷上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醉心于没有情感倾向的表达。不需要为英雄蒙冤嘶声力竭，只要把他受难的全过程拍下来就行。潜移默化地，他整理记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交代事情发生时的背景，然后说清最终的结果。仅此而已，至于过程和以什么样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就不必说了。」

修改看待记忆的方式进而塑造了他讲述的面貌。比起讴歌和盛志民，他的讲述更加冷峻。他顶佩服昆汀。再残暴的事情，也能用小的细节中呈现，虽然画面血腥，却有一种平实之美。人生也是如此，事件震骇，但亲历者往往平静，就像风暴的眼。

从汽配城到录音棚

牛佳伟喜欢音乐，但小时候只在学英语时听收音机里放过不少国外歌手，熟悉披头士还有约翰·丹佛。和之前采访的人不一样，他没有少年时就搜罗专辑和亲自演奏的习惯，唯一知道的中国音乐人是崔健。除此之外，他与正在发生的音乐史秋毫不沾。

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会在未来的几年中听到窦唯，知道红磡，偶尔聊起关于性和毒品还有狂荡之事的八卦。在1989年末，一切的可能改变，他加入了王晓京的公司，几年后成为北京最熟悉摇滚明星的人之一。

王晓京

预热文章中介绍过王晓京——北京的第一批富人，也是崔健当时的经纪人。曾经他是个出租车司机，也倒腾汽车，开了汽修厂，位于亚运村。往前三十年，这一带还是荒芜的农村。所谓的工厂坐落在农家院里。

王晓京是牛佳伟入行的领门人。在领他干音乐之前，先带他做了汽车配件工。

牛佳伟与王晓京在重庆

八十年代北京路上跑的大多数汽车只有暖风，没有冷气。想在夏天驾驶不被热中暑，就得在 DIY 一个电扇。王晓京的工厂就生产这种小电器，牛佳伟负责攒到车上去。

牛佳伟每天上午骑着自行车到北边，下午骑车看夕阳回家。干了几个月后，王晓京突然问他，想不想干音乐。他刚结束与崔健的合作，准备自己做音乐公司，即日后捧红指南针乐队以及罗琦、陈琳的星蝶唱片公司的前身。王晓京擅长组合出不一样的音乐味道。指南针乐队原本是纯演奏曲的乐队，但他将罗琦加入，制造了日后奇妙的化学反应。

牛佳伟见识过了崔健排练摇滚的现场，想起了小时候听收音机的乐趣，毫不犹豫地说想。他得到了音乐界的第一份工作——录音棚打杂。实际工作是记录文件，整理杂物，整天订饭订水。

棚是北京音响器材厂的，但业内人都叫它百花棚，因为它在百花深处胡同——出现在陈升的歌词中，也孕育了无聊军队。当时北京的录音棚不多，但也不算少，在复兴门和广电驻地都有。但只有这里属于北京音响器材厂，门口只有一个传达室，而不是如雕塑般的持枪武警。民间的音乐团体进出方便。这里也是当时为数不多刚有数码录音技术的录音棚，大受乐手们欢迎。唐朝、黑豹、指南针、《垃圾场》何勇、《姐姐》张楚都在这里录过。

图自录音棚官网

这段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是他为赵牧阳的磁带专辑拍摄了封底。封面是曾年拍的，一位出走法国作品被收录到图片社四十周年的摄影大师。

这张磁带的版权在一年多后准备卖给台湾人。当时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复杂，一方面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觉得台湾属于花花绿绿的资本主义世界。王晓京公司里的态度也很复杂，想冲出国门，又担心「台湾特务」暗地里搞鬼骗走版权。

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而不是还没发生的事情。等到两帮人坐在桌上的时候，之前的担忧都不成立。

那时台湾来人已经签约了唐朝乐队，做起了正儿八经的摇滚乐。牛佳伟太喜欢摇滚了，打动了王晓京。后者极力支持他，赵牧阳的版权没卖出去，但把牛佳伟「卖」给了台湾来的魔岩唱片公司，让他更好地发挥自己。

牛佳伟陪伴丁武从德国大使馆走出。把青春唱完P49。

2020 年了，牛佳伟依然怀念王晓京，言语间必称晓京哥。他念念不忘晓京哥去世前几年的一次聚餐，干音乐的人都来了，在深圳做投资打高尔夫的王晓京赫然在列。他走过去，和永远的晓京哥聊了半天。

魔岩选择了北京

牛佳伟为王晓京工作的八十年代，并不广为人知。因为九十年代的北京摇滚太耀眼，让后人目盲，以至于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制造的现代音乐起始于此，再往前都是港台舶来的靡靡之音。

事实上，北京并不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声。真正的先锋在广州。早在 1987 年，捞仔就在广东组建乐队被签约，弹唱得风生水起。

捞仔

因为广州比北京更自由，意味着商业氛围更好。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哨，政府把控放得松些，人们的商业手脚活动空间更大。比起北方寥寥无几的音乐公司，广州坐拥几大音像厂，而且有更活跃的制度——交点钱买版号就能自由出唱片。

非要追究的话，这肯定是国有资产流失，但当年掌握国有资产的人意识到再不让它去市场中活动，只有变废品的下场。这种潜规则市场经济流传至今，等到能收割的时候出台一个细则而非一部法律，纳入荷包。

广州不仅有制度上的优势，还有地理上的。香港就在水对面，制作精良的音乐轻松就能逆江而上，飘进南国夜里的千家万户。从香港辐射来的还有音乐口味。大家喜闻乐见欢快的曲调和贴近生活的内容。

只要进口唱片，就要付香港的公司版税，如果走私则要承担法律风险。那些早已活络起来的音乐公司一合计，能卖你的陈百强怎么就不能卖我自己的毛宁？于是，广州的中国录音公司和中国唱片公司为代表的两家国营企业还有白天鹅音像和太平洋影音为代表的一干民办音像公司租录音棚做起了唱片。

民办唱片公司先驱

由于有市场氛围，乐手们直接受到消费者的激励，绞尽脑汁去制作他们喜欢的流行内容。一如黑人创制爵士乐，不是为了追求独立，而是想靠演奏在酒吧里混一口饭。但用商业逻辑组织创造的做法历来有效。

北京则不然。大家对于商业没什么概念，宛如生活在空中楼阁，讲求的还是政治氛围，贯穿思维的依然是宏大的远离烟火的概念。再加上各大音乐学院加上国家和部署的歌舞剧团都在北京，聚集了众多以音乐为生的人。他们以及后代就是摇滚的坚实力量，因为这些人具备极强的超越性，不甘心只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就是为什么批判的摇滚乐会诞生在北京。广州的音乐制造欢愉，为生活添彩；北京的音乐狠命鞭打现实。

而这正是中国音乐行业不成熟的表现。旺盛的市场里没有如此鲜明的割裂。经济的不断震荡，摇匀了愤怒和享乐，让所有听众一口饮尽。但在那时的中国，要么痛苦嘶吼，要么逆向而行。时至今天，音乐中多的是犬儒，全无九十年代关涉社会现实的精神。讲究中庸的中国总在走极端。

张培仁带着团队到北京，去外交人员大酒家。他被崔健的演出震撼，抱柱落泪。台湾来客们惊讶于台上的音乐之丰富。摇滚、朋克、流行，一晚上轮番上阵，而且都是乐队的形式。站在台湾，放眼华语音乐界，这些都是独一份。

张楚、郭大炜、张培仁、张有待。把青春唱完P110。

滚石唱片决定进军北京，去好好发掘这片土地。

母公司滚石唱片要延续名字中的石字，同时与摇滚乐的 Rock And Roll 呼应。至于前边的魔字，则是张培仁等元老在北京惊异地发现心目中的穷乡僻然居然生长出了比肩西方的音乐，特别是最顶端的摇滚乐。而音乐行业更成熟、社会斗争议题更深厚的台湾，却没有。这种反差有让他们惊异的魔力，就以魔字冠名。

就这样，魔岩唱片诞生，和牛佳伟走完了近十年。

魔岩人马

人们对于魔岩的魔总有奇妙的阐释。流传最广的传说是魔乃魔教之意，摇滚乐在当时的音乐市场中是不折不扣的小众和异类，这班人马也以反主流自居，就自比江湖中的魔教。

牛佳伟回忆说：「这应该是在Landy老贾回来后，与腾讯合作《大事发声》时拍的。」左起为张有待、张培仁、牛佳伟、高原、高旗、贾敏恕。

尽管这是假消息，但也说明了另类进取的决心。

张培仁盘算带着台湾的制作人来大陆闯荡，还找过李宗盛。但没人愿意离开舒适区，到想象的一片废土中开辟天地。

跟来的是方无行和贾敏恕。

牛佳伟和方无行的接触不多，刚进公司参与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后者即将离开。方无行是最早引进西方音乐到台湾的，牛佳伟对他充满敬意。

贾敏恕在台湾不是一个混得开的制作人。他有自己的青年乐团（台湾把乐队叫做乐团，乐队长唤做团长），主打另类，毫不商业。辗转了几支乐队，都输在了吃不开市场上。他来到北京，听了这里长出来的音乐，施展不开的创意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演出后台，窦唯逗熟睡的贾敏恕。把青春唱完P117。

制作人对音乐的重要性超乎想象。迈克尔·杰克逊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巨星，与昆西·琼斯分不开关系。

相比台湾来客，国内的制作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缺乏经验。好的射手要数万颗子弹才能喂出来，技术超群的制作人也必须一个小样一个小样听上无数个。从作品到商品的过程经手多了，自然知道怎么处理。昆西带出杰克逊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年经验打底的老牌制作人了。

贾敏恕就是这样一个老手，知道乐队运作中会遇到哪些问题。他做起了签约乐手们的政委，聊音乐技法，谈人生理想，教导他们学会配合。他凭借丰富的经验，梳理录音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段声音能够达到的极致，然后告诉乐手和录音师，齐心协力调舵前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正方向，大到情感的呈现，小到音符的细节，都在脑中的罗盘里一清二楚。

贾敏恕的音乐直觉精准，把一首曲子敲碎成颗粒，一粒一粒打磨。他的产能也数一数二，魔岩唱片百分之九十九的专辑都由他参与、把关。

贾敏恕正在酒店打电话，1991年。把青春唱完P29。

贾敏恕看到了北京新兴的种子的潜力。他是个好园丁，又施肥，又浇水，又松土，弄出了一棵健硕的树。

牛佳伟此前在王晓京的音乐公司里只是打杂，现在来了魔岩，成为贾敏恕的助理，一上手就要为 MV 拍摄准备道具，屋子里的家具、桌上的字画，都是他一件一件找来入镜。

室外的选景，他也得参与。这是一项颇有风险的工作。拍唐朝乐队的 MV，和拍地下电影没区别。虽然没有监控，但朝阳群众不输今天。九十年代几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在街上走，不一会儿就有警察过来找。

牛佳伟与李杰、窦唯、周凤岭和王澜坐在排练室门口。把青春唱完P62。

他的统筹能力越来越强。

台湾来了一位录音师，颜仲坤，英文名叫 Paul。他来大陆出差，做窦唯的《窗外》。那时贾敏恕分身乏术，没办法顾得上所有的制作，牛佳伟和Paul与贾敏恕探讨，在总监制的授意下，同时兼了制作人的活儿。

魔岩的钱不厚实，一分钱要扳成两瓣花，根本不够提供星级酒店的钱。正巧制作人也住腻了千篇一律的酒店，想体验北京的生活，负责接待的牛佳伟就带他去住广电部招待所，不贵却特色十足。这是个国有单位，台湾人入住本无可能。牛佳伟心思活络，每周给看门的老大爷一条红塔山，就这样住了两个多月，直到冬天结束。

临走时，Paul 想见见冰雪。他生在台湾，没离开热带，只见过冰箱里的。牛佳伟和高旗一合计，想到了带他去远郊的密云水库。还得找到辆车作陪。牛佳伟想到了刚买了跑车按耐不住炫耀之情的邓讴歌。两边一合计，一大群人直奔快乐的冰雪山区而去。

是不是第一次见到彩色的《把青春唱完》的照片？牛佳伟、高旗与讴歌在玩耍。

Paul为了当年的理想留在了北京，近十多年来一直都在。他和羽泉、高旗、张亚东等人保持合作，而今又与崔健往来密切，参与了不少录音。

陪伴Paul去旅行看雪的众人。把青春唱完P261。

极富挑战的工作教会了他关于音乐制作的一切。

先得花钱租录音棚；然后找到工作人员，从乐手、录音师、摄影师、MV 导演、专辑封面设计师。

同时解决硬件问题，比如那时北京找不到一段好的琴弦和一张鼓皮，还得托台湾来人坐飞机背，在张赤军律师（中国第一代版权律师）处理好进出关的事宜后，牛佳伟背到了排练现场。

做出音乐来还得缩混录音，处理母带。当年懂技术的人少，不得不拿到海外请人制作。等到一切搞定，就得盯下厂管印刷报版号。

张律师的妻子赖姐主管中国火的行政和财政，配合公司决策，给牛佳伟用有限的预算去执行每一个专辑的项目。这让他养成了平衡全局的习惯。

多年后他成为统筹数万人的演唱的导演时，面对问题，都从这段经历中受用无穷。

猛石下山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称「魔岩三杰」是营销包装的产物——三人都很小众，难以让大众接受，不如打包一股脑儿推出来，集中有限的宣传火力。但这是谬误。因为魔岩唱片的campaign是「新音乐的春天」。既不是西方的摇滚乐，也不是传统的民乐，一种全新的音乐形态正在北京冉冉升起，所谓三杰是外人叫出来的。

红磡演唱会前，张培仁与唐朝乐队还有「魔岩三杰」出席香港的发布会。把青春唱完P122。

魔岩的 Marketing 是少不了的，绝不是以盲目取悦受众为中心去打夸张的广告，而是从作品的意蕴和歌手的气质出发。张培仁曾私下建议崔健称摇滚乐为刀子歌，用更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宣誓与西方的决裂。

这种做法延续到了中国火的全盘运作里。团队人数不多，开会时见不到包装之类的字眼。他们中形成了不言的共识——谁都不要去提包装，一旦开这个头，就刹不住车。

魔岩的营销推广主要依赖乐迷的口口相传，再就是邀请评论家。

从 1991 年起，大陆开始出现音乐电台，有专门的 DJ 连接音乐家和乐迷。比如第一批从业者张有待。他将科特·柯本的作品从香港引入中国。直到今天，他都会在自己的九霄俱乐部里干老本行，带着监听耳机放音乐，看玻璃墙外舞动着的人群。

1992 年的冬天，唐朝乐队出了同名专辑。魔岩的工作人员决定仿照台湾先进的营销方式，把签售会来配合发行。

那张专辑与丁武的吉他。把青春唱完P44。

其实，签售会在大陆不是什么罕见事物。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合法音乐销售渠道集中在新华书店。在国营味道浓郁的空间里，摆上几张桌子，音乐家本人面对稀稀拉拉的观众（不少还是带着孩子来买字典的家长），草草收场。当然，也有火爆的场面，比如在廿一世纪火了一把的李双江，在过去同样不甘沉寂，他的签售会来者甚众。

但为这张了不起的专辑准备的签售会相当寒碜，不但没有联系专门发布新闻的王府饭店，而且也没有联系新华书店，直接在平安音像总代理的库房搞。它位于北京火车站，虽然不是城市的边缘，但绝对是文化氧气稀薄的高原。去那儿的人都行色匆匆，和音乐完全搭不上关系。

魔岩唱片也没有为火车站库房发布会打什么宣传。那天现场来了近万人，核心的乐迷足有四五千。

人多到火车站前派出所无力应对，惊动了北京市公安局。小巴警车能做 20 来号人，一口气来了好几辆。

签售会现场。把青春唱完P45。

 就连唐朝乐队也进不去。他们坐在车里，望着窗外乌压压的人群，寸步难行。按喇叭也没用，人们一门心思要挤过去买磁带，舍不得让开位子，但他们不知道堵住了签售会的正主。乐队成员堵在半路上，跳车徒步前进，警察用人墙扛出了一条路，让他们赶到目的地。

那时候只有中学生羽凡还没有羽·泉。签售会当天，他早早逃课去了现场，想在中午赶回学校去广播室放给同学们听。

签售会现场被挤在中间的警察。把青春唱完P46。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魔岩根本没有营销。好在大道永远至简。

市场仿佛也占到了他们这边。

九十年代，大陆掀起了音响热。家家户户都买。有一台播放设备，就得有光盘去填充。哪怕是摇滚乐这种不占主流的音乐，也能吃得盆满钵满。牛佳伟预估对了，黑豹乐队和唐朝乐队的销量让他们更坚信理想主义。

一张又一张的专辑热卖再加上红磡，让他们觉得新音乐的春天提前到来。

魔岩这块猛石，终于带着雷霆般的声响滚起来了！

到公司最需要的地方去

1996年前后，牛佳伟被公司安排去做电影事业。回忆起来，他觉得很突然，但没有任何反对，直接就去了。

滚石从日本挖来了皮特·洛尔（Peter Loehr，中文名叫罗异），组建电影板块。

罗异此前在台湾和日本生活了 7 年，能讲流利的日语，但不会讲中文。来了大陆跟牛佳伟一起租了个两居室。罗异能干又好学，白天去北师大攻读中文，到电影学院学电影。晚上回家和牛佳伟研究工作。他们总吃包子，顶饭又顶菜，节约下时间来看电影。

罗异的妻子，著名电影制片人史晓晔女士在朋友圈回忆夫妻二人与牛佳伟同住的时光。

不久，他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筹建了西安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艺玛在国际上声誉优秀，顶着中国第一家独立制片公司的头衔。这家公司的英文名称叫I.M.A.R，就有人戏称这是I Am A Rock的缩写。

牛佳伟的工作，就是配合罗异，找到资源。他把总筹中国火积累下来的东西都带了过来。艺玛电影最早的两位导演，张扬和施润玖都是给为中国火拍摇滚 MV 的。他们后来拍了《爱情麻辣烫》《美丽新世界》，再到后来的《洗澡》还有《落叶归根》。贾宏声的那部《昨天》也诞生于此。

为电影部门服务的时候，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与音乐相关的部分。他参与了《爱情麻辣烫》中的配乐和选曲。

大张伟和其他的乐手

九十年代后期的花儿乐队嫩得像一朵花，大张伟距离成为油滑的混子还有十多年，还是一个相信摇滚的少年，才情折服了牛佳伟。他在北影一号棚里找了三个导演为花儿乐队拍MV。后来，大张伟作品的海外版权由魔岩代理，卖给了莫文蔚和杨乃文。

当年有个网站叫声音，一个北京本地的朋克音乐网站。开发者是叫 David，一个美国德州爱尔兰裔青年，也是个朋克。他把无聊军队的地下音乐录下来，上传到声音网。

David一米九高，瘦削，脚踏马丁靴，第一次和牛佳伟见面的时候，正在地下婴儿乐队的舞台上吹笛子。牛佳伟一眼就看出这人不是职业乐手，去后台找地下婴儿谈合作的时候，了解到 David 的只言片语，在北京读书，但从不去上课。但那时，牛佳伟并不知道声音网，更不知道这个洋朋克就是它的主人。他们成了朋友。

等到电影业务做起来的时候，公司把罗异和牛佳伟派去追逐互联网的风潮。罗异遇到了声音网，准备谈收购，转发给牛佳伟看。他了解后得知这是老朋友David 的手笔，大喜过望，水到渠成。

牛佳伟介绍道：「这件体恤衫足以证明那时我很关心朋克！David写的关于无聊军队的书中就用了这张照片。David就是当时在北京做了一个网站，专门介绍北京的地下音乐，后来我们收购了并加入了其他内容，成为了滚石投资的内地第一个娱乐网站：伟酷WEIKU.COM。」

老员外打趣说：「（预热文中称牛佳伟是）一个警方和摇滚乐手之间的协调者，T恤上写着POLICE.......这不是协调者，这是卧底吧！」

不久，David 就来魔岩工作，和几个热爱音乐的技术男一起，在声音网的基础上，增添了电影和旅行板块，分别冠以 COOL 字，并重新命名伟酷网。

为了为网站找到真正酷的音乐，他疯狂听了无数小样。来自武汉的乐队生命之饼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时武汉还没有被称作朋克之都，只是一个在音乐世界寂寂无名的中部城市。他来了劲，专门跑到了武汉，见识一番。紧接着又去了成都，把当时活跃在小酒馆的乐队都签了。

他一口气拿下了五十四支乐队其中就有继续寂寂无名了几年的二手玫瑰。保护性的开发措施应运而生，每支乐队授权三首歌，网站付授权费5000元，在互联网上做半年推广和营销，以及允许日后进行优先经营，半年后版权依然归乐队所有。

牛佳伟还策划了一个特别有时代惊异感的酷事儿。

九十年代，行走神州的背包客中没有中国人。于是，他划定了两条线路，找来两对年轻人，配备了笔记本电脑、上网卡、照相机和一部全球通讯的铱星卫星电话，记录每天的行程和见闻，把当地的风土人情传到 BBS 论坛。

要知道，那时人们还在讨论互联网之于生活的意义，甚至用 48 小时只靠网络联络外界的生存挑战来检验真章。伟酷网已经用互联网去创造和联结。

就在牛佳伟以为魔岩将继续勇猛的势头升腾下去的时候，这块石头触到了谷底。新千年刚过，伟酷网解散，紧接着魔岩唱片彻底离开北京。

后魔岩时代的反思：钱

伟酷的命运不掌握在酷的人手里。魔岩戛然而止，牛佳伟对它的思考却没有停下。他必须作出新的选择，迈进未来，但只有理清过往与上一个十年和解才能成为可能。二十年来，他自己没有想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也不敢妄下判断，但没放弃思考当年的人与事，努力让模糊的遭遇变成清晰的经历。

他不觉得是盗版泛滥的环境逼退了魔岩，而是主事的人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那时他们要对抗的只有盗版，并非毫无战胜的可能。即便是几年后，杀得音乐行业落花流水的互联网已然来临，就职于华纳音乐的老员外挑起了引进林肯公园的担子，用周边和见面机会发起营销，硬是在盗版卖了一年的情况下，卖出了十万张正版碟。

正在交易的盗版商。

 魔岩离开大陆，一夜之间丢失工作的大陆雇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经历的是从音乐到电影再到互联网的一次次转型。谈及魔岩在大陆的这些年，所有人脸上写满了无奈和讳莫如深。直到最后，滚石内部的几派意见对魔岩撤走大陆也没给出明确的原因。

直到今天，这桩世界音乐史上的悬案依然没有告破。

九十年代，牛佳伟有个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发小回来想吃中餐。他一挥手，说哥哥带你去吃小龙虾。到发小楼下等他。等了半天，一个打着领结的西装男从楼梯口出来了。牛佳伟一拍手，你以为这是去什么高档餐厅啊，到那儿就差光膀子了还穿这么正式！

他没有想到，这件不起眼的事情，将成为魔岩在未来因为文化差异而离开的隐喻，习惯了商业社会西装革履的滚石在大陆笨拙地吃小龙虾，最终不体面地离席。

有太多中国特色的东西超出了台湾来客的认知。这不是它独有的窘境，而是所有外来者的宿命。脱胎于滚石香港分部劲石唱片的红星，也面临着相似的危机。

比如由于水土不服接踵而至的预算问题。

拨款的滚石没想到会在各种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撒银子。到了正式拍摄 MV 的时候，大家惊讶地意识到了一个早就明白的事实——账户里的钱所剩无几。创意脚本中列出的拍摄地点都是要花不少的地方，比如敦煌沙漠，差点被砍。好在导演挺身而出，自己找钱完成了作品。

唐朝乐队的MV一瞥。

最终，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据说花费了上百万人民币的制作费，远高于同期国内其他唱片公司，也「甩了几年后的嚎叫和摩登天空好几条街」。

签约的乐队多了，同步进行的项目排满，公司的资金更是捉襟见肘。牛佳伟每天都在想办法通过张培仁向公司多申请钱，尽量把乐队想好的创意都实现。

魔岩不把签约的音乐人看作摇钱树，而是朋友。牛佳伟也秉持同样的观点。为了兄弟他铤而走险。九十年代的中国是有外币黑市的。台湾公司打过钱来，都是美元。牛佳伟利用汇率差，找合适的时间多换点钱，补贴预算。

收入分配也深深困扰着困扰乐手和公司。大陆一直都有版税法律，但版权意识一直不健全。

台湾商业化程度高，来的人知道怎么定价来保证版税收入，提炼利润。但九十年代的大陆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乐手们计较每次录音和巡演的劳务费，但意识不到创作者收入的大头应该来自稳定的版税。这也许是有意为之，利用商业知识不对称，但也许是向有版权法但无人之行的国情妥协。最终，在保障乐手收益和公司未来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些平衡。

乐手拿到一大笔钱，乐乐呵呵走了，发现作品大卖，鼓起勇气回来要分账。方无行就曾因买断制在北三环上被乐手们堵住要钱。历险后，他别有意味地说：「北京摇滚乐手是虚伪的，有着孤高的反商情节却受不了名利的诱惑。」

牛佳伟作为桥接商业运作和艺术创作的人，评述道：「改革开放，不就是希望中国人都过好日子，这一点到今天也没变。收入是获取好生活的主要手段，当然要计算每一分钱。艺术家得到认可，也借此获得物质回报，没什么问题。」

他的看法与乐评家金兆钧在 1993 时的观点不谋而合，但走得更远——艺术家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反思自己和社会，挣钱的同时去创造更长远的价值。

九十年代，这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践，但飞快离场，直到今天。今人已经尝到了这一命题扭曲的苦果，大量的文字、声音、影像没有留存的价值，无法与人心和社会发生更深刻长久的联系。越发反衬九十年代闪光熠熠。

后魔岩时代的反思：人

在家躲避疫情，牛佳伟一口气看完了三季《冰血暴》。他边看边回忆九十年代的人和事。有那么一瞬间，他恍惚发觉剧中故事和自己的经历一模一样：复杂的世界和人际网络中，每个人都没想做坏事，但就是因为对现实不够了解，背离了善良甚至造恶。

据说，滚石担心张培仁在中国壮大，而失去控制，就将他调回台湾。台湾人上班喜欢搞帮派，一个公司也要分成多个派系斗来斗去。张培仁和魔岩的离开有可能就是办公室政治的产物。

牛佳伟偶尔和张培仁通番电话，牛佳伟听出了他的无奈。他肯定是爱魔岩和中国火的，不然也不会珍藏原始海报。多年后，那张海报签上他的大名挂到了双烽镇的墙上。

【双烽镇实景】创办唐朝乐队、发起魔岩文化的张培仁在《中国火（一）》专辑海报上签名，送给了双烽镇。来喝一杯的话，你能看到这张海报醒目地挂在墙正中，用历史见证着当下。（摄影：双烽镇酒友，Joymaster 创始人龙宽）

 贾敏恕也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精疲力竭。他既要处理与台湾总部的对接，又要分出心来解决音乐制作问题。乐手们的音乐越走越远，超出了贾敏恕的能力范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去钻研音乐，他肯定也能随之成长。但负责与台湾总公司的协调与沟通拖住了学习的进程。

老板们内心慌乱，乐手们也不安定。

有人说，没有签约出唱片的时候，北京的摇滚乐手过得太惨了，从外地来北京，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为了节约电费，只舍得在练琴的时候开俩小时，还有人每天只能冲奶粉吃方便面，营养全靠周末回父母家蹭大餐。

牛佳伟听到这儿声音陡然变高：「吃方便面那得什么条件？那可是奢侈品，谁敢吃？」那时方便面五毛一包，只够一顿吃，但够买两斤牛皮纸包裹的挂面。有段时间牛佳伟和前唐朝乐队的老五住一起，只吃得起挂面，一买就买十斤囤着。

成为明星后，大家演出一场就能拿到几千块。挂面肯定是不吃了，而且还要喝啤酒。当年燕莎德国啤酒屋是北京成功人士的聚集地，现在多出了一票摇滚歌手来消费。周末去外地演出，周一周二返回北京，大家只要说起聚餐，必去这个有钱人地标。

从贫穷到发家只用了一两年，乐手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把肾上腺素飙升当成日常生活。

何勇的外号叫大壮，听起开憨厚耿直，人如其名。红磡归来，他变得在意起别人的关注来。倒不是怕失去明星的架子，但别人恭维或者崇拜时，不够彻底，他的眼珠由青变白。

但谁能指责他们呢？年轻人自然梦寐以求激情和快感，美梦成真的时刻当然要不假思索拥抱，紧紧抱住，绝不撒手。而正在迷醉中的人又怎能看清甜蜜的漩涡同样有撕碎一切的力量。如果再来一次，哪怕带着现在的记忆，牛佳伟自述也不会作出与当年不一样的选择。

没有什么是故意做错的。有的只是导向和思路。滚石成长于成熟的商业环境，公司的任何行动都遵从商业的惯性思维。能马上赚钱的事情永远排在第一位，暂时无法赚钱甚至有风险但对长久有利的事情往往被排在后面。脱胎于此的魔岩也继承了这种 DNA。

高旗与超载乐队、吴虹飞与幸福大街乐队……音乐人加乐队的组合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因为当时唱片公司流行的做法是只签主唱，不管乐队，因为认为主唱的才能高于玩贝斯打鼓的。高旗签的是个人经纪合同，超载乐队的成员都无缘分一杯羹。

这种做法当然有承袭旧制度的因素。整个东亚音乐没有乐队演奏的传统。日本最早的 Tiger 乐队也诞生于六七十年代。披头士四人组合的到来，让这里的年轻人模仿，出现了 GROUP SOUND 的风潮。但华语音乐世界受到的冲击有限，所以行走音乐行业的大多是个人，而非音乐团体。

Tiger乐队的发型都有点披头士的味儿。

 贸然尝试新的做法颇有风险。当年签约黑豹，但主唱窦唯出走，让原本的商业计划大打折扣。有了失败经验，采取更保守的策略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也毫无疑问打击了绝大多数音乐人的积极性。

种种这些，都让北京摇滚摇摇欲坠。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意外逝世，给了最致命的一击。

张炬的离世影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甚至成为魔岩离开的导火索。这是一场长达十天的失眠的开始。

当时北京的办公室里主管日常业务的只有牛佳伟和赖姐。他找到了统管行政和财务的赖姐，请教她的老公张律师，在当时唐朝乐队经纪人郭大炜的帮助下，一边对抗悲痛，一边启动料理意外的程序：找交通队、联系台湾总部、开死亡证明……

他从这时起掉头发。追悼会后，他剃了寸头。下葬后，把剩下的茬儿都处理掉。再往后，他戒了烟。过了半年，酒也不喝了。生活失去了活力和乐趣，要美和瘾干什么。 

2005年春节期间，牛佳伟和栾树电话聊天，想到张炬离开已经十年。打定主意要送他一个生日礼物。于是，他联合摇滚群星和新晋的乐手们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礼物》。终于赶上了5月17日张炬诞生这天全国上架。

图中是《礼物》的部分参与者在工体的天音录音室与老狼为某期节目作准备。

2000 年，华纳唱片正式设立北京分公司。这意味着，此前，在外国的音乐公司眼中，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存在值得开拓的音乐市场。

这不是歧视，而是商业上的现实考量。亚洲音乐市场占全球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而华语音乐连亚洲的百分之五都未必有。换个说法更直观些。刘德华的听众至少有十亿人，红成这样，孕育他的华语音乐在世界中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牛佳伟感慨，此前根本意识不到中国市场的贫瘠。就职于魔岩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无垠的市场，有着光明的前途。但这种乐观的判断除了来自理想主义，还有现实的依据。

九十年代唱片公司所有的挣扎和喜悦，成为了牛佳伟和这批献身于此的人们的共同的青春记忆。但论及实际，就像费劲心思爬上了一座山，以为从此走出了大山，但在山顶放眼一看发现四周有茫茫无尽的山峦，远不到出走深山。

但魔岩依然永垂不朽。除了留下今天听来都不过时的经典作品，还如累死的夸父，孕泽了倒下的地方。

台湾的音乐工业与北京的创作奇才结合，孕育了后世传唱的摇滚。但魔岩对中国音乐最大的贡献，在于带来了一整套的工业标准，示范了什么是真正商业化的音乐产业运作。否则，有灵气和才情的摇滚青年们也许要在业余中摸爬滚打相当久，才会发光。窦唯、张楚、何勇等人和众多经典的作品，都是魔岩催生。而堪比红磡演唱会的高光时刻，恐怕要推迟数年。

也许是它太懂如何做买卖了，以至于商业环境不完备的旧北京无法施展拳脚，反而受制于此，一点点拖垮了前进的决心。它连同它缔造的昙花一现般的摇滚盛况，也只是一颗果子，有待众人去各自品尝。

音乐还在继续。

北京摇滚那页翻过去了。接替它的是北京新声，是汪峰的鲍家街 43 号，是花儿乐队，是石头乐队，是沈黎晖的清醒乐队，是新裤子。他们不做苦难现实的冷眼鱼，也不做社会顽疾的白眼鸟，告别苦大仇深，拥抱美好、城市、消费。

干回音乐，更彻底地

有在魔岩干电影和互联网的经历，按照今人熟知的路径，牛佳伟不出意外会成为一个制片人，凭借足够老的资历和足够广的人脉在电影圈内捞金；又或者会加入互联网的早期大潮，以元老的身份在十年后实现财务自由。

人永远只有一条路。

做电影时，他关注的是音乐。至于互联网，让他觉得与音乐水火不容。

世纪末，他去香港与当地的互联网公司谈音乐版权。这些财务官法务官当然热爱音乐，但只在晚上的酒吧里畅聊对音乐的见解。决定音乐未来的是白天一场又一场的会，可根本不聊音乐，谈的都是资本、法律、互联网技术。

一个月下来，牛佳伟发觉，互联网音乐行业根本不需要音乐。这一观察堪称跨越时空的洞见。二十年后人类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愈发衬托得这话正确。

去成都小酒馆签约的经历启发了牛佳伟。比起西南的中心，北京更有乐队的氛围。离开魔岩后，他承包了CD 咖啡，换设备请乐队，做起了 Livehouse。

2002年，在CD咖啡演出的脑浊乐队。

他赚门票钱，原来的老板拿酒水钱。他也做乐队运作，其中就有伟酷时代认识的二手玫瑰。

他做对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意识到二手玫瑰的魅力在于现场演出，只听唱片，人们会误以为又是一支哗众取宠的乐队。所以他顶着与梁龙的分歧，坚持现场道路，并且升级人马，请陈劲来做队长，从音响师到摄影师，重新做了一套班底。几年后，Livehouse 培育的二手玫瑰绽放工体。

第二件，是整体签约乐队。当年不懂音乐生产的做法横行，主唱+乐队的起名方式随处可见。名字只是名字，真正受影响的是乐队整体的积极性，凭空给乐队制造裂隙。

牛佳伟谙熟于心。他明白窦唯厉害，也得三个默契的伙伴帮衬。因此他极力争取整体签约，退而求其次就一视同仁给不能签约的成员发工资。母公司是不会为这种不符合传统的开支报销，牛佳伟就巧立名目，用杂七杂八的预算挪腾出一笔钱，让大家都有钱吃饭。他独立运作二手玫瑰时，有了自主权，一改魔岩的做法。

那时行走江湖，牛佳伟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鼓捣演出的。就这么闯来闯去，直到 2007 年。

索尼中国的第一任总经理叫赵青，正巧认识张艺谋也认识牛佳伟，就把他贩弄到印象系列实景演出的工作中。牛佳伟没怎么犹豫就去了，「这可是演出届的 MBA，不给钱也想去！」

从此，驻扎了海南近两年，极少见张艺谋。牛佳伟每个月四分之三在岛上，一个礼拜飞回北京。但整件事情遭遇了中国特色的失败。牛佳伟离开的时候，新来的地方领导一声令下，所有印象海南岛的项目都停摆。

演唱会场里红色的电子横幅就很中国特色。摄影者为及建鹏。

 他又回到北京，在热波传媒做 VP，干了两年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喜欢上管理公司这件事，刚直本性也让他难以接受运作中的种种鄙陋，就索性辞职。

在过去二十年中，旁人看来，牛佳伟有无数个跃迁高位的机会。但在他自己只觉得无路可逃，「选择音乐是因为没有更多的选择。看似可以做电影，搞互联网，做传媒，但人其实只有一条路可走。」他早年接触摇滚乐，过乐队生活，即使在商业中摸爬多年，坐在高管的位子上也很难不任性。他恳切分析后，觉得因为这个短板，总有没做成的事。

长阳音乐节是他重返一线后的第一个作品。在留声机没有发明的年代，音乐都是在现场演出，那时它叫做现场演奏。唱片发明后，音乐行业被称作唱片工业。互联网时代来了，音乐又成了流量经济。每个阶段都有无数人蜂涌进来，追逐最喧闹的部分。

牛佳伟不想随波逐流。他关心音乐的本质，一如在魔岩唱片的时候想方设法帮助摇滚乐手们精进，「总得有人去研究怎么弹吉他，怎么把那几个和旋按出好听的声音来，再不济也得有人去更新迭代作曲软件吧！」

汪峰的现场导演

牛佳伟干回现场演出这一古老而纯粹的音乐形式，开始与汪峰合作。

他俩的渊源能追溯到上世纪末，北京新声刚响起。牛佳伟去东直门外的一个歌厅（如今是孟京辉的蜂巢剧场）。台上来了一队年轻人，叫鲍家街 43 号。比起其他演出者，他们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孩子，是专业军，音乐完成度高，演出也整齐得有模有样，主唱站在台上不仅不紧张，还有意识地拿捏台风。

他是带着魔岩的工作任务去看表演的，要找到新的音乐人，当即决定要把这支几分钟前还没听过的乐队签下来。他进后台，准备直接找主唱说话。刚到门口，就被拦住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么一个小乐队还有专门负责经纪的人，小韦。

这支乐队不得了，牛佳伟满腔感慨回到了公司，力主签约事宜。汪峰的音乐功底和未来的目标都让人难以忘却，特别是主唱的嗓音堪称天籁。小韦面对大公司毫无惧色，站稳脚跟谈条件，和魔岩有来有回，最后还是不满意条件拒绝了。

2007 年底，牛佳伟和汪峰再次相遇。这次，牛佳伟为汪峰的工体演唱会做总筹，上至报批和票务这样的大事，下至与公安干警开会讨论安检细节，都有他出马。

因为汪峰演唱会接受采访。

魔岩工作的经验让牛佳伟信奉复杂。谈到人，总说人性的复杂多变以及局限。谈到事情，总强调不能单一归因。哪怕谈到自己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不愿意盖棺定论。他喜欢用经历来指代自己主动的选择，用遭遇来描述不可抗力带来的事件，至于自己的人生究竟如何，他说：「有些遭遇不是我想要的，事后我努力把它变成经历。」平衡二者间的张力，构成了他的一生。

他擅长于平衡。曾在有限的预算和繁杂的需求之间求索，现在只不过加上了消防和安保，政治和卖票的考量。

六年间，牛佳伟和汪峰合作了四轮主题演出，其中一轮持续两年，进驻了四十个体育场，后来还去了澳大利亚。汪峰的门票号召力极强，2014年就在鸟巢卖爆了门票。大陆歌手个人演唱会破四亿，近一半来自汪峰。因此，他也被称作汪半壁。后来成为半壁江山体的源泉。

牛佳伟是这些宏大演唱会的重要保障。

汪峰在「岁月全国巡演」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舞台创意：在舞台上加设一个巨大的人偶，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展望者，人偶不是古代的武士也不是现代的宇航员，而是人工智能，没有身份和性别。它不只是一个人偶，而是一个介质，穿越古今还能飞往未来，与岁月的主题相呼应。

光立一个不会动的假人还不够，得有一个小孩子代表人类，飞往高处与人工智能汇合，点出「岁月」的主题。

汪峰的《岁月》巡演

演出的导演要考虑创意如何落地。这个设计听上去很美，但实现起来美景破碎。有些不成熟的导演会抱怨甚至愤怒，认为收到了不合理的要求。但牛佳伟统统理解：「我的屁股是坐在这儿，他的屁股是坐在那儿，对他来说合理也易如反掌的事情，相比其他执行部门，他并不知道实现难度有多大。」

他负责最终实现，「有一百个创意不重要，能完完全全实现一个才是关键。」当年，何勇拍《垃圾场》的 MV 时，想有爆炸的荷尔蒙，希望能赤膊上阵，对抗寒冬。他的要求是出于创作的完整性，唯一没考虑的就是冬天有多冷。 最终能顺利拍摄，多亏了牛佳伟和摄制组反复沟通才得以实现——找了个室内的澡堂子。

汪峰放出了演出现场施工图，但有网友指责这是在抄袭英国乐队Take That的创意，怪罪到了整场的设计上。牛佳伟顶着很大的压力，等到正式开演，抄袭风波烟消云散。岁月巡演顺利进行，第一站设在北京鸟巢，再一次卖爆了门票。

牛佳伟懂得如何带着预算的镣铐起舞，实现音乐家的创意。2019年，汪峰开启了「就这样」系列巡演。这次的场地不是体育场，而是体育馆，门票收入有限，但牛佳伟作为导演同时参与了视觉小组，创造出天顶地板还有四周都架设屏幕的视觉效果。

汪峰的《就这样》巡演。摄影者为及建鹏。

在业界

牛佳伟留恋音乐行业。多年后，他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音乐诞生的地方，现场舞台。在没有黑胶唱片也没有数字版权的年代，音乐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都在一个空间中完成。

有主办方找他来办音乐节，他们要求喇叭出声灯光能亮就行，丝毫不在意实际的效果，视觉和美术还有选曲都忽视。牛佳伟直接拒绝这种不认真的主办方。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变潮水的方向，也自嘲「快饿死了」。

今天的业界让他沮丧。

衡量音乐产业的繁荣与否，只要看看有多少歌正在流行。要不是翻唱《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还在埋没。流行的歌在离音乐和乐迷最远的地方——抖音。在这里，无数音乐人耗费心血终结了十多年的响度战争再次打响，连一首歌的真实混音效果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让听众培养好的品味。

这不是什么居高临下的自以为是，而是音乐的使徒传播美的福音，虔诚地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好的作品——好的方向各不相同，但与坏有着清晰而稳定的界限。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互联网以肉眼追不上的速度普及了音乐。

但牛佳伟在香港开会时担心的事情也成为现实。做互联网音乐的人是不懂音乐的，被技术异化的他们只会扭曲音乐的本质，百度音乐这种打包下载的产品就是铁证。有人问牛佳伟，如果魔岩没有离开，而是坚持下来，培育出完整的唱片工业体系，平行时空中的今天是否会比现在更好。他想了想，说绝无可能，音乐行业或许死得更彻底。一旦倒戈互联网，唱片公司握有的版权越多，打击越致命。

很难说网络会增进大众的音乐审美。2000 年前一首歌想要流传，得经过专业的编辑把关，层层选拔后，质量最高的作品才会出版。

2000 年后，网络杀死了把关人，赋予受众以权力。从此，听什么不再是做音乐的人说了算，而是听音乐的人说了算。这解放了压抑已久的听觉冲动，什么《钟鼓楼》什么《高级动物》，去他的晦涩难懂，就要听朗朗上口的《两只蝴蝶》，就要用《老鼠爱大米》来表达对伴侣的爱。在互联网时代，你接触到水准平庸的作品的概率远大于以往。

创作的民主化是好事，但必须熬过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平庸的初期。直到今天，中国依然处在全民音乐审美的初级阶段。

有人指责这是老百姓审美不高的缘故。牛佳伟绝不同意。

九十年代，摇滚乐手写歌词不去照顾没耐心也没能力阅读的人。他们动不动就拽文言文，引经据典，还以写现代诗的方式编织行文，张楚就是其中翘楚。可老百姓就是愿意买帐。哪怕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能听懂何勇歌中的愤怒和讽刺。大家愿意把这些音乐当作生活的一部分，摇滚也愿意以不摇滚的现实入歌。

是因为那时的市场更好吗？绝不。多年来，大众的品味从未变过，包罗万象。什么都能听，也都愿意听，市面上流传什么就用什么来充实一天。

大众迭代音乐品味，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这些路，欧美在半个世纪前已走过。现在轮到了中国。迈出的步伐，需要的是有音乐人踏踏实实地耕耘。

演唱会工作现场。摄影者为及建鹏。

牛佳伟相信今天自己坚信的东西会产生效果。「影响力如中国火那般形成潮流不太现实，毕竟势单力薄，」他的声音低沉下来，但又一转充满戏谑：「但也能做反面教材啊，让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平台和做口水歌的音乐人嘲笑像老牛这么做就是把握不了机会、满足不了市场、死路一条。」说话时分，他坐着的咖啡馆里响起了凄冷的钢琴声。

音乐被绑架的命运没有改变过。

九十年代是唱片企划，今天是媒介平台。只要能稳稳赚到钱才会去做，否则连想都不会去想。只图谋眼前利益，让从业者到创作者都没办法好好和音乐相处。有的内行人一年看几十次现场，听成百上千的专辑，但依然没有在音乐生产中体现出丝毫专业素养。因为平台说了，什么火，你照着什么来个一模一样的。他们只是两毛钱买进三毛钱卖出的买卖人。

正是这些墨守陈规的家伙们喊出了口号，要在中国的各地复制一个西南偏南。

牛佳伟不厌其烦地在私下或公开的场合去普及真正的西南偏南。它不是音乐节，而是独立的音乐和电影再加上前沿互动科技的交汇；也不是一个玩乐的聚会，而是业内人士聚焦最新动态的平台。台上展示的电影和播放的音乐，不是让游客驻足，而是让同行看到自己的成果。这是创作者的节日，企业家的派对，那些反艺术也反创造的人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东北偏北，山寨一个有消费有流量的音乐节。

牛佳伟没有本能地恨流量。疫情爆发前，他为尤长靖——一个偶像出道的小鲜肉——做了现场演出。

尤长靖的演出

事后他连连赞叹：「真是有实力。」不是针对五秒钟卖完北展演出现场的票，而是他的演唱实力和对音乐的追求，以及对与MV的美学要求，曾跑到俄罗斯取景，找当地的导演。顿了顿，牛佳伟补充了一句：「他的粉丝也不脑残。」

但今天的时代就是流量的时代。有人无端揣测牛佳伟是个活在过去的老古板。

恰恰相反，他执着关注音乐和技术的前沿。最近三年，他一次不落地参加了西南偏南——1986年音乐节起家，很快成长为涵盖电影、互动艺术的文化盛典。

奥斯丁城中以会展中心为核心的周边六个街区，有超过一百家可演出的酒吧，会成为接待全球逾 2000 支乐队演出的地方。各大酒店则变身会展区域，宴会厅也隔成整整齐齐的豆腐块，格子间里上演一个个论坛和讲座。这是用整个城市作为展厅来办盛会。牛佳伟幻想，三里屯能有这么一天吗？

西南偏南揭示了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创作歌曲的不再是人，而是人工智能。电脑谱曲不是新鲜事，上世纪中后期的《Daisy Bell》敲下了第一个音符，但距离成熟还很远。互联网时代的音乐行业不需要音乐，人工智能时代的音乐行业也许不需要人。

对于未来带来的技术颠覆，牛佳伟并不介意，一如他在过去经历音乐的变化时没有抱怨。最早是模拟录音，接着是数码录音，现在数码录音的格式也越分越细，窄段、中段各有千秋。播放介质也变了一轮又一轮，黑胶唱片、磁带、CD 光盘、纯粹的数码文件。

技术变迁是客观的，不管反对与支持，都会碾压时代，不留下选择的余地和时间。今天的人们没来得及反思互联网的裨益，音乐行业就被全面接管。更高效的人工智能只会比终结者更迅猛。但人能决定自己做什么，专注音乐，哪怕只是减轻过往的精神传统堙灭时的痛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依然是拥抱技术，让音乐更新，寻找春天。

牛佳伟说：「未来也许没人踢足球了，但会有足球电竞运动员。」如果爱足球爱得真切，那只能在二进制里捍卫竞技体育的最后尊严，不然再往后没人知道你爱得足球是什么了。

如果以足球做类比，不管是看还是踢的人，都比过去增加了几个数量级。一如萨义德说，理想状态下，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普及会诞生更多的音乐家。但他又悲痛地指出，现实中，世界范围内，音乐中的人性和思想以及对存在的超越越来越稀缺。

在产生过贝多芬和瓦格纳的德国，在德彪西和拉威尔的家乡法国，与历史上音乐的丰沛截然相反。这里有越来越多懂得器乐的人，技艺精湛，谙熟乐理，但真正懂得音乐本质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演奏，只是在拆开重新组装一段段声波，而不是关照空气的震动的发源。中国也不例外。网络音乐平台上每年诞生无数的歌曲，但有多少深入人心呢？

然而，牛佳伟不同意萨义德。

越来越多的人消费音乐并以之为生，长远来看会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繁荣。现在已经摸到了门槛，人们获取音乐的方式越来越便捷，听多了网络神曲总会腻，到那时就需要以前听不进去的东西。人人都能听歌唱歌的年代，更突显音乐家的可贵。

这就是为什么站在 2020 年怀念九十年代的北京摇滚。那群年轻人昆乱不挡，将欧美几十年来的摇滚精华兼收并蓄，用字正腔圆的中国话唱出了中国人的声音。

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直到今天都在市面上流传，小众的厂牌还会悄悄发行。崔健历久弥新，在 2015 年推出了《光冻》，在未来都有人会重听。窦唯做的不一定系列，探索出了当代中国音乐的一角。说起这些，牛佳伟语气激昂。他渴望为音乐服务，最终诞出这样的作品。

说起这些，牛佳伟充满憧憬。他不奢望制造经典，但相信哪怕音乐是商品，也得品质经久。这也是他做演出的原则。曾帮宋柯做过一次不插电的音乐会，叫新红蓝白。不是商演，说起来他满脸骄傲。

他渴望带着记忆回到 1994 年，红磡前夕。牛佳伟一辈子以现场人自居，但缺席传奇的红磡演唱会。这是他回忆往日时诸多遗憾中最大的一个。 那时埋下了太多不经察觉的地雷，他想一个一个排掉。当年他挑战了荒芜、空白还有窘迫，但无奈离开。

少年时未竟的音乐理想终会困扰一生。他年轻时，中国的音乐行业也刚降生。他成长了，历练了，步履愈发稳健，只见音乐行业跌跌撞撞逃亡到今天。现在，他带着一身本领，回到了曾经战斗的地方。

疫情爆发前，他去医院检查掉落的门牙，意外发现青年才会冒的智齿。今天是 2020 年 4 月 21 日，牛佳伟 51 岁了，那颗智齿正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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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臧天朔最后的那三年》。一个人人都以为是黑社会大哥的人，其实有着可爱的模样。

5.《盛志民的三次以退为进》。有着丽都坂本龙一美誉的盛志民导演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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