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之前把方方的武汉日记搬到matters上存档，自方方的武汉日记（2020年3月3日—2020年3月4日）之后，都是在该篇日记之后持续更新，一直更新到3月25日，方方决定结束这两个月的方方武汉日记。

今天看到二湘的编辑手记，于是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也做个总结。

在方方的武汉日记（2020年1月25日—1月31日）里我提到：

野兽按：2月19日凌晨通过谷歌搜索，找齐了方方的武汉日记全集（那时日记截至到2月18日），包括它之前被河蟹删除的几篇，然后冒风险发布在自己的个人公号上，本做好很快被和谐的准备，甚至预估可能辛劳几年的公号也会被炸掉，结果竟然没有事，2月19日凌晨02：14推送的，到2月29日00：28，那条微信还活在，而且有650条留言，477241的阅读数。对于我习惯于被小众阅读的公号，平时阅读量也就几百，订阅用户也就一万出头，我反而有种不习惯。

后来反思了一下，应该这是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次有公号发布的方方日记全集，因为在2月18日之前的方方武汉日记曾经被河蟹过五篇，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个叫“凹凸智慧社”的公号，在2月19日19：17的时候不告而取，推送了这篇汇编，马上也达到了十万+的阅读数，而且还被中国数字时代给收录了。

之后我是每三天汇编一次推送方方的武汉日记。推送到了两次，2月22日和25日，还都成功了，但在2月23日推送一篇推介胡发运先生的小说《如焉@SARS.COM》的文章没能通过审查，发送失败。而2月28日晚推送的方方武汉日记（2020.2.25-2020.2.27）也审核失败，没法推送。于是只好改为推送《让数字呆在数字的世界，让生命成为生命的主人》。

刚才去每日首发方方武汉日记的“二湘的七维空间”，发现27和28日的推送文章也已经遭遇河蟹了。

故而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备份一下方方的武汉日记。

在方方的武汉日记（2020年3月3日—2020年3月4日）里，我提到：

继续整理存档方方的武汉日记，最近看首发方方武汉日记的“二湘的七维空间”，遭遇河蟹袭击甚多，2020年2月26日、2月27日、3月1日、3月2日和3月3日的日记都消失了。还好有墙外备份。

从1月25日到今天的日记备份，大家可参看文末关联。对于网信办的倒行逆施，已经不想再说啥了。

大家参看韩大狗在3月2日发表于端传媒的《舆情作为社会「疾病」的隐患——网络生态治理新规背后的逻辑》就好。

如果说中国官方从这次疫情中能够吸取任何教训，恐怕最主要之处仍将聚焦于如何应对舆情风险，“莫让负面舆情带乱节奏”。

在舆情工作的执行中，政府实际上早已将社会视为随时需要监控、检测，甚至隔离、治疗的病人。而政府高层自己，则自诩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医生。这个医生有权力决定什么是健康的标准、什么是治疗的目标，也有权力采取他认为科学的治疗措施。真理只掌握在这位医生一人的手中，如果不是来自这位医生的科学结论，则必然成为“谣言”、或是“不良信息”，而手术刀下的病人，无论已经多么痛苦，都需要“等官方辟谣”、“以官方结论为准”、“坚持正能量”。

更重要的是，正如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的，在过去很多年的实际操作中，下级官员和媒体公司为了使自己免于风险，往往采取比上级要求更严格的审查办法，将哪怕有微小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直接从重处理。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也已经有无数个媒体因传播“负能量”（而非“违法内容”）而被处罚、整改、甚至关停的例子。

河蟹方方的武汉日记，我们不确定是微信这个公司做的，还是网信办的命令。但总而言之，官方显然已经讲方方的日记归类于“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的“负能量”。

之前我曾经评论说：方方是用”爱人“的”百姓写作”来平衡“爱事”的“官媒写作”。目前看来，爱人的百姓写作都已经不被允许了，何况自媒的公民写作！原来我还指望自媒的公民写作能制衡官媒的臣民写作，如今看来，在墙内是不可能了。也许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吸引过去不爬墙的人开始用梯子爬墙来看看自由世界是什么模样的。从而兼听则明。

正能量将被传播，而负能量将面临随时随地的打击。虽然《规定》于三月份才开始实行，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延续已久的思路和做法写成白纸黑字而已。正如将李文亮医生等“造谣者”“依法处置”，何尝不是这舆情监测、调控机制的功劳呢。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徐贲先生的那篇写于2005年的极具洞见的预言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里面论述的“极权主义杀人三部曲”令人毛骨悚然，但却在现实中一一验证。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

因为文章很长，在这里做一个综述。全文见以上超链接。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

“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

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

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

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

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

“新极权主义”会不遗余力地提升互联网控制能力，但网上的批评和反抗也会继续下去。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鼠游戏”，尽管其令“新极权主义”感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中，这方面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主义的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甚至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

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

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彩。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

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

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主义”产生了对其理想和价值的幻灭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

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份资源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极权主义”时期，执政党不再能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党员身份不再是人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象征，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必须凭政治身份获取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主义”时期要求入党者依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党员仍然是求职者可资利用的身份。

许多聘用单位之所以愿意选用具党员身份的求职者，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特别听话、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主义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

“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

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采用了民间自制的纪念林昭的纪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该校“停课处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

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

“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

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极权主义原型与“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忽视对自由思想的需要。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新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奥威尔(G. Orwell)的《1984年》和赫胥黎(A.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

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最高权力集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后极权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要想延续权势集团的统治，就必须吸取后极权主义的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

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

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极权主义”堂而皇之地将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视为仇寇的“敌对因素”（如资本主义、红色资本家等）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对许多完全背离其自诩的“社会先进性”的现象（如腐败、糜烂、色情等）表现出极大的容忍。

对“新极权主义”来说，这样的灵活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维持延续了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瓦解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

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变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时，当“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当“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新极权主义”承继下来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

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

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

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

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或许有人想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由党来严密控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或者贫富悬殊？在民主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如此提问题的必要，在威权体制国家里当局一般也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表达否定的态度，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野兽注：现实是习迷恋极权主义原型时期的魅力型领袖毛，于是引入原型时期的组织和宣传，和已形成的新极权时期的技术官僚集团产生了巨大冲突，原型和新极权之争至今还方兴未艾。）

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

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

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

“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

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征。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

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伙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

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的观点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

显然，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到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六四事件”。

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

“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

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

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

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

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

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

“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

于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公然鄙视, “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

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

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

“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

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

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

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

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

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

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

“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

二湘：美好的仗已经打完，有公义的冠冕为她留存|方方日记编辑手记

美好的仗已经打完，有公义的冠冕为她留存

--方方日记编辑手记

文／二湘

去年五月，当一位老师把我介绍给方方老师时，我全然没有想到我会成为2020年武汉疫情一个重要记录的传播者。

我和方方老师并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或者说，我不能算她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我只是她的粉丝。微信连上后，我向她表达了一个粉丝诚挚的敬仰，她和我闲聊了几句，说她女儿的籍贯也是湖南。一点也没有架子，这是我对方方的第一印象。小时候看过她的《风景》，后来看过《万箭穿心》，又看过她那部下架的长篇，都非常喜欢，尤其是那个长篇，当时看了是颇有些震惊的。

说起来也是巧，那时候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白的粉》在《芙蓉》发表后，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等四个文学期刊转载，而方方老师的中篇小说《时于此间》也同时被这几家选刊转载，于是我的名字得以好几次荣幸地和方方老师同框。后来我的长篇小说《暗涌》出版的时候，我寄了一本给她。没想到她还真看了，还微信我说“小说很好看，语感相当棒，节奏控制得很好”，这对于一个文学新手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我的许多朋友是文学圈的，武汉疫情开始后，一些朋友，比如《长江文艺》的曾楚风老师和深海老师，张元珂老师都在转方方的微博，我看了几篇，觉得很不错，就问方方老师可不可以微信转载，她说没问题，我转了几篇，不过很快都被删了。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方方老师突然微信我说她的微博被关两周，问可不可以在我的微信公号上发，我没想太多，就回复她说可以。鉴于前面发的文章被删，我启动了一个没用过的小号开始发方方日记，前几篇都删了，有一篇只存活了一个小时。日记一开始也只是几万的点击，但是很快点击迅速增加，到现在每篇都是十万+的点击，点击量非常大，可以说成了一个现象。说起来，七维空间是从零开始的，没有一个粉丝，而后来就成了一块磁铁，迅速吸进了大量和方方日记同频的人，许多日记是一两个小时就达到了十万+的阅读量。写艾芬访谈被删那篇，35分钟就达到十万点击。

方方日记之所以流传这么广，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日记的真实，方方日记是不同于主媒的声音，大家能从方方日记里找到真实的记录和对个体的关怀，那些小人物的困境和痛楚，她记录了下来，用一个作家特有的悲悯和感怀。第二，日记无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宣泄的途径，许多篇日记我是含着眼泪看完的。而那些在疫情中遭遇了不幸的家庭和无数个困守在家中的人们，他们的痛苦需要一个情绪出口，他们从方方日记里找到了慰藉和共情，也就是一位读者说的呼吸阀。第三就是日记间接起到了一种舆论监督的做用，做得不好的地方，说出来，才能改善这个机制，大家转发是觉得有必须要一起追责，一起深挖到底。第四就是方方日记是一个传声器，这个传声器在“感谢长江日报”和“汉语的次生灾难”等几篇中达到了高潮，对于“感恩”对象的倒置，对于删帖的愤怒，方方表述得淋漓尽致，说出了大家想说却没能说出来的话，大家读了都觉得痛快。

方方的日记如她所述，原本是无心而来，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样目的和结构，就是一份记录。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看，甚至一再表示不习惯这么多人看。日记一开始也比较私人化，比较散，但是逐渐成型，变得扎实。她也有意识地从她的医生朋友那收集一些信息。这个医生朋友其实是好几个人，而且不少是医院骨干，可以说是非常权威的。方方老师几乎每篇都有一个主题，关注非冠性危重病人，关注疫情遗留下来的孤儿，关注滞留在外地的武汉人，关注农民工返工，关注弱势团体，关注人道主义精神，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媒体人，批评删帖，等等，等等。而同时，方方日记也是一次普世常识教育。很多事情，就是常识，然而“越是常识，越能见智慧”。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对于方方日记的点评非常贴切，这里摘录一段：“方方日记就是用一个个启蒙常识构筑了一篇篇实实在在贴近生活，贴近人性的文字，平常不过，平淡无奇，却句句都有穿透夜空，穿透灵魂，穿越人心的力量。”

关于方方日记的文学性的问题，方方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说这份记录是文学作品，它只是一份记录。而一个作家写的东西，也不见得每一个字都必须是文学。万一我写借条呢？”方方当然深知灾难文学需要一点时间反刍，需要一些时间的沉淀，她其实心里也很乱，她甚至自己连手中的中篇小说也没有办法写下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或许这种记录不够“文学”，但她其实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她没有顾惜自己的羽毛，她选择了发声，而不是沉默。她选择了诚实地述说，而不是不痛不痒地说几句。这更多是出于一种良知，出于一种本能，一种作为“方方”的本能。而这种本能是有迹可循的，方方就是这样的人，她一向就是如此敢言直言的。

虽然她自己不认为这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是这份类似于“安妮日记”的记录，其真切和悲悯，其鲜活和细致，其智性和深重，包括它广泛的传播和认可，其文学价值自会有来者评断，其文学地位，时间也会给出最好的答案。当然，这些，对于方方本人来说都不重要，就如她自己在一个访谈里谈到的“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自己活得自在就可以了。他们想怎么评就怎么评，也不关我的事。”我喜欢她的访谈，回答得干脆利落，又透着机智。我有幸看到她的一些没能发表的访谈，犀利，爽直，真是文如其人。

方方日记广泛传播后，有些人说方方成了全民英雄，成了唯一的声音。这真是匪夷所思，一直以来，对方方日记的态度就是分裂的，对方方日记的围追堵截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恨她的人，骂她的人，不屑她的人，不可枚数。

有人说方方自己不出力，尽添乱，没有看到那些在第一线付出的人。其实方方老师在日记里多次向医护人员，志愿者，警察，环卫工人等各种各样战斗在一线的老百姓致敬过，那些批评的人显然是选择性地忽略了她日记里积极肯定的一面。她写了那么多好消息呢。她也提到自己有腰椎盘突出，没有办法去做志愿者。看到那段解释，心里有些发酸，我的母亲也是这个病，严重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方方老师每天伏案，写日记到深夜，太不容易。还有人说方方日记全是负能量，这么说的人没有领悟到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内涵。方方关注的就是小人物的命运，她在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说话，在把弱者的声音放大。如她所言：“记录有分工，吃菜也分大菜和小菜，有时候会像老母鸡一样，护着那些被历史遗弃的人事，被前进的社会冷落的生命。陪伴他们，温暖他们，鼓舞他们。”（2月17日）。

有人说方方都是在制造恐慌，恰恰相反，方方一直在日记里鼓劲，她大声疾呼：“我们绝不能恐慌或是崩溃。如果我们恐慌和崩溃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所以，再多凄惨的视频，再多恐惧的谣言，都不要恐慌，更不能崩溃。”（2月11日）。还有人说方方日记太片面。这的确只是她一个人的记录，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她号召所有的武汉人都来记录，号召所有在武汉援助的医护人员都来记录。“无数个人的声音，才能汇集成这个时代的声音。”

3月8日，网络上突然全面对方方开火，各种责骂、批判、恐吓，举报汹涌而至。那之后，对方方的攻击就越演越烈。我在后台，也看到越来越多不堪入目的谩骂。方方老师的微博下，更是遍地横流，简直让人心惊胆战。好在方方老师有韧性，有信念，特别坚强，特别抗骂，特别能战斗，有武汉女人的硬气，毫不口软。对，她就是一个战士，全中国大概也只有方方，才能这么顽强又柔韧地坚持下来。现在，那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方方留存。

过去的近50天，每天快到午夜，方方老师会把日记传给我，我则快速编辑头一天已经做好的模版，然后迅速发出。有时候，我们会给方方老师提出一些小意见，别字或者是这个事实的准确性。方方老师有时候听取，有时候坚持。总的来说，她是个很有自己主见的人，也是个很好相处的人。题图都是用方方老师的相片，一开始我是从网上搜方方相片，后来方方老师发了一些老照片给我。我和方方老师有提到过打赏的事情，准备把打赏的钱捐出来，但是当知道微信规定打赏的钱不能用来捐赠，我们决定不放赞赏，也不放广告，尽管方方日记流量惊人。

文章发出后，我们会选择性地放出留言。每次留言都特别多，好几千条，很遗憾只能放一百条，我们只能精选。几乎每篇文章我们都放了不同的声音，真正理性的反对声音我们是会放出来的，不过大多留言都是支持方方的，反对声音是少数，而且，多是不堪入目的辱骂，实在不适合放出来，按比例也是支持的声音多。再说，为什么要把世界留给你鄙视的人？评论区的留言越来越精彩，很多朋友说在别的地方看了日记还要来这里，因为这里有理性和精彩的评论。

方方是人，不是神，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是在造神（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而是在传播不一样的声音。有一个留言说对方方日记的态度，就看得出他爱国多少，我是不赞成这个观点的。对方方日记的态度只是我们这个分裂的社会的又一个实证。我们不能以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来简单分类，不能粗暴的非友即敌。即便是支持方方日记的人，也对方方日记某些言论持保留意见。日记的留言区能看到很多客观冷静的思考，包括对隐私的态度，包括对中医的态度，有许多不赞同方方的声音。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是有判断力的，并不是全盘接受。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只听得到一个声音。

日记发出后，我陆续收到了一些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也收到了很多善意的提醒，当然，也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其实我也顾前瞻后，怕这怕那。文章一篇篇被删（有一天一下收到三个删帖的通知），七维两度被封，九维原来的号主要求收回公号，十维不能留言，文章后台发不出去，留言被封，一次一次的升维又降维，也曾让我退缩，让我沮丧失落。有一次，文章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删了，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眼前的机器那么庞大，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蚂蚁。那篇文章被删后，方方老师说，那还发吗？我说，接着发。我是个有些拧劲的人。记忆最深刻的是那篇《错错错》一直发了十多次都没发出去。我只好发了个通知，“我尽力了”，结果很快就有读者在留言区留言，一个个接龙成了一篇完整的方方日记。特别幸运的是每次升维或者降维之前，我们都有备用空间可以启动，因为我们知道形势险恶，所以提前做好了跳维的准备。

中间又蹦出来不知道哪个好事者从网上凑的关于我的文章，大概是几年前的消息，居然都没有提到我最新的长篇《暗涌》。因为这篇文章，网上某些素不相识的人对我发起辱骂和无端指责，他们还编造了一些信息，制造了所谓的阴谋论。对此，我除了觉得莫名其妙，也觉得很不舒服。然而更堵心的是遭到熟悉的人的质疑和斥责，还有一些我的老读者因为我发方方日记，愤而退群。我觉得很难受，但是也只能表示遗憾。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无意中入场，根本没有想那么多，目的也不是某些人想得那么不堪。因为在做，就想着把这件事情做完，有始有终，是对方方老师信任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记得有个读者留言“写什么留言，反正也活不过12个小时。” 我给他回复“当然要写，从无到无之间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和镌刻在心底的印痕”。有一句话说“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在恐惧下仍能往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勉强算得上一个勇敢的人。其实，我做的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但却需要鼓起勇气来做，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一开始就是一个人在做后台编辑，后来有一次开会忙不过来请好友梅玫帮忙，她之后就帮着放留言，也就是大家留言中常见的小编。她是个非常尽职的人，有一次文章发不出去，发了一个非正式版本，她手动回复近千条读者留言告诉文章的链接。

发方方日记一个多月，辛劳有之，感动更是无尽。感谢朋友圈师友们的支持，感谢那么多热心读者后台留言给我鼓励和支持，谢谢你们，尤其是无私奉献的吉它木影，兔子和小七，我都记在心里了。也庆幸好运气一直陪伴左右，使我得以把方方封城日记发出来，虽然许多已经被删。最后一篇方方老师的题目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看到题目，眼泪就忍不住落了下来，方方老师给了我太多的感谢，而其实是应该我感谢她，感谢她的这些记录，感谢她给了我这么崎岖而美好的发文经历。

疫情是个放大镜，我们看到了善，也看到了恶。那些编造谣言污蔑的人，那些用同样的头像，描述和相似的名字假冒N维空间的人，还有那些见利忘义的人，怎么说呢，有些人的确是没有底线的。顺便说一下，“二湘的N维空间”，是“维”不是“纬“，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是，N从六到十一，记住宇宙只有11个维度，超出11的都是冒牌货。

发日记这些天，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总会有人质疑，清者在龌蹉的人的眼里永远无法自清，他们总能从你的文字里读出他们眼中的污浊（包括我这篇手记），那么，做就好了，自己问心无愧就好。

第二个深彻的感受就是独立思考在这里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独立思考的第一步是听到不同的声音，没有信息的触动，怎么能够引发思考？方方老师在做的，就是把这种不同的声音，把思考的必要性传递给大众。

第三，我深深感到文字是有力量的，文学是关照人心的，“它经常与落伍者、寂寞者和边缘人为伍，它关心和鼓舞那些为前进的社会所冷落的人。”这一次，方方用非虚构的文字实践着她的文学理念。方方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是一个卓越的记录者，她用自己的文字和情怀打动了千万人心，也连接起千万人心。在文学越来越小众的今天，方方为文学赢得了最纯正最响亮最清澈的声誉。

短短60天，方方日记已成为一个热搜词，而我似乎也和方方日记挂在了一起。我无法深谙这其中的曲折和命运的旨意，我是个宿命的人，我深知自己不过是无意中被挑中，做了方方日记的一个后台编辑，一个微乎其微的注脚。方方日记已然成为这次疫情深重厚实，无可忽略的一笔，而二湘的N维空间，则是一个小小的底板，承载着这些日子里我们共同的悲伤、感动和反思。多年以后，当我们回答2020，我会想起在一个个空间里穿梭跳跃而发出的这份记录，至于这份记录将会折射出什么样的历史印刻，唯有奔流向前的时间之水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回答。

最后，我借用作家林白写给方方的这首诗来完结这个手记：

终篇致方方

文／林白

多好啊，

六十篇

走过了七维到十一维空间的

漫漫长途。

从花朵到污血

张开被罩住的嘴

地上的事情

暗中的光。

大海以全部的力量，

无尽汹涌，

你一个人

劈开了这海。

封城的日子

一篇篇开向子夜

60篇

洁白、硬朗、携带阴影

我看见你持久的忍耐：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而你离开海岸的时候，

大海还在那里咆哮。

（2020/03/25，晨，二稿）

【作者简介】二湘：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著有长篇小说《暗涌》《狂流》，小说集《重返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