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未来在对我们做什么
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推出了他的最新小说，而他又一次极为深刻地观察到了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人类的脆弱。
1983 年 10 月下旬，一个明亮的周六，近 25 万人走上了伦敦中央的街头，因为世界两个超强大国间发生核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人群之中有一位叫石黑一雄的年轻作者，他刚刚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石黑一雄的母亲在 1945 年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幸存，因此他加入游行队伍更有种出于个人的责任感。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他高喊着口号，要求西方放弃核武器，希望东方随之。从大本钟走到海德公园的路上，他们挥舞着标语和横幅，人群中涌动着亢奋。同时，整个欧洲都出现了反对者，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他们好像真的可以改变什么。但是，石黑一雄想到了一个问题：他担心整件事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理论上，单边放弃武器是好的，而实际中，它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许苏联会像人们预想的一样回应，但石黑一雄也想到了一个不那么和平的结果。即使他认可游行处于好意，但恐惧人们会屈服于大众情绪的诱导，偏离轨道。他的父母与祖父母经历过法西斯的消涨，从小，就听到关于大众的力量的可怕故事。虽然 80 年代的英国与 30 年代的日本很不一样，但他还是认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部落主义、对区别细微之处的不耐烦、要普通人选择阵营的压力。作为一个温和而慎重的人，石黑一雄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才认清自己选择了错误的事业。
这些焦虑在他当时写的小说「浮世画家」中找到了发泄口。小说的叙述者小野增二是一位等了太久才问自己，是否支持了错误的事业的人。作为生活在日本 40 年代后期的年迈画家，小野遭受了道德的鞭笞：他那大量赞美日本帝国主义的画作，曾是荣耀与名誉的源泉，但在战后的时代变得可耻。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试图与自己的选择和解。尼采曾经如此精炼地解释心理压抑：「记忆说，你如此做了；但自尊回复，不，我不可能。最后，记忆屈服了。」石黑一雄的小说里，在小野强烈的辩言背后，自尊与回忆的艰难战役牵扯出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自己隐藏的东西。
现年 66 岁的石黑一雄，如今已接近他年轻时想象的那背负羞耻的主人公的年纪。如果说他没有像曾经担心的一样，生活在错误之中，那就低估此事了——石黑一雄，这位含蓄的大师，近 40 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2017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作家能得到的对其存在性的最高认可。在宣布获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形容道:「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无论是「浮世画家」中的小野，还是「长日留痕」(获 1989 年布克奖）中叙述的英国管家史蒂文斯，都是曾鲜少认识自己的人。直到晚年，史蒂文斯才意识到自己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拒绝了心爱的女人，浪费了最好的年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一个同情纳粹的主人服务。
早在诺奖宣布之前，石黑就已经获奖无数了，但赞誉从未阻止他提出 1983 年时困扰他的问题:「如果我错了呢？如果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怎么办？」2017 年 12 月 7 日晚，他对获奖演说的听众坦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把小说的房子建立在了沙滩之上。「最近我醒悟过来，意识到这些年自己生活在泡沫中，」他在镶金的演讲台后说，「我意识到，我的世界，那充满幽默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文明又激动人心的世界，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退欧和川普崛起暴露出的喧嚣和不满，迫使他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我从小就理所应当地认为，自由人文主义价值观不可阻挡，」他说,「而这可能是一种幻觉。」
石黑一雄的新书「克拉拉与太阳」是他获诺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或多或少衔接了他在获奖感言中提出的问题。小说设定在近未来的美国，在那里，社会比现今更加分裂，自由人文主义的价值似乎快要消失。而且在小说中，我们接触世界的窗口已经不是人类，而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仿生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克拉拉（Klara），或者应该说「她」的名字——这个代名词的选择是小说的背负道德的关键。本书对人类自我认知的范畴的转变，提出了一系列紧迫但被忽视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可以在机器中复制意识，那么谈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是否还有意义，或者，我们自身的特别性是否会像晶体管收音机一样，走向消失的路？
不似他笔下尴尬的叙述者，石黑是一个古怪有趣的、自嘲的人，对自己的天赋感到运用自如。最近，他对记者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写的剧本，我想它会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电影。」他指的是「伯爵夫人」(2005 年），一部完全失败的片子，由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和伊斯梅尔·莫尔昌特 (Ismail Merchant) 拍摄。两人在「长日留痕」改编的电影「告別有情天」(1994 年) 中运气更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也许，当每个人都在说你有多么了不起时，反倒更容易谦虚一些。石黑一雄似乎平均每年都能拿到一个奖，但他身上有种东西，一种闪烁的风度，让你觉不管在哪种模拟生活中，他都会是这个样子。罗伯特·迈克鲁姆 (Robert McCrum)，他长期的朋友和前编辑说:「他身上没有黑暗。或者即使有，我也没见过。」
他的人如此，于是他写，石黑一雄的写作无需证明什么。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比如说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或萨尔曼·鲁西迪 (Salman Rushdie) 的小说，有时会像是一种才华的载体，华丽的散文和精湛的技巧向读者扑面而来，但是，各个部分加起来的美并不等于整体的美。石黑一雄则是一位自谦的工匠，他采取了一种与惊艳相反的方式。乍一看，他的书会显得很普通。
「看来，这些天来一直在我心头盘桓的那次远行计划越来越像是真的要成行了。」
这是「长日留痕」的第一句话，谈不上惊艳。真正的作用发生在字里行间，或者说在字里行间的背后，就像史蒂文斯如此辩护他喜欢的感伤浪漫小说:「它们能以非常有效的方式，加强一个人对英语的掌握」。至于它们也能为一个心灰意冷的中年单身汉提供幻想，就是读者要去推断的了。石黑将夏洛蒂·勃朗特列为对他影响最大的小说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简爱」中，他学会了如何用第一人称写出对自己隐藏感情，却能让别人看出来的叙述者的故事。几年前他重读「简爱」，看到一些情节，他会想总是想：哦，天哪，我只是对它的拙劣模仿！
石黑一雄的新小说延续了这种有益的「偷窃」。主角克拉拉是一个 A.F.（Artificial Friend，即智能朋友），类似于家庭教师，正在找工作。我们第一次见到她（暂且先用「她」来称呼）是在一家店面的橱窗里，她正急切地期盼遇上未来的主人。与此同时，她只好去适应街头生活。小说开篇的有趣之处在于，可以看到克拉拉崭新的、合成的意识是如何渐渐苏醒的。刚开始，她认识了诸如空间、颜色、光线等东西（A.F. 使用太阳能发电），但很快，她开始思考更多深奥的现实问题，比如塑造了这个社会的僵化种姓制度，而她既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又是这个它的见证者。
从青少年起到二十岁出头，石黑一雄还想成为歌手兼作曲家。他当时留着齐肩长发，山羊胡，穿着破旧的牛仔裤和彩色短袖到处走。不过现在，长发和胡子都消失了，他也只穿黑色的衣服（他的女儿 Naomi 对记者说，他讨厌购物，但想穿得好看，所以有回直接买了一千件黑色 T 恤）。这个采访的夜晚他看起来很酷，穿黑色衣服，戴无框眼镜，坐在显示器前。他的右边有个书架，装满了企鹅经典系列丛书，他左边的床上挤了些毛茸茸的动物（因为记者想看一看他的房间，他就义不容辞了）。
石黑一雄喜欢把他们在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比作「船长二世」中巴斯特·基顿扮演的角色。影片经典的一幕中，巴斯特·基顿正站在一栋房子前，房子的外墙倾倒在他身上，但一扇开着的窗户正好干净利落地穿过了他，把他救了下来。
石黑一雄用适当的、平稳的语调说:「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多么幸运。如果早那么一点出生，我们就会经历战争和屠杀——所有野蛮之事。」而他们却继承了一个无比舒适的物质世界， 60 年代后性解放运动的顶点还让这个世界达到了成熟。他说:「对我女儿这一代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安全了。在西方，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任由大规模的不平等加剧，结果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也许不适合我们。」
故事的另一个主题则是永远在变得更加复杂的技术。「克拉拉与太阳」中，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产生了一个永远失业的阶级，继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抗和从上至下的镇压。当代大多数有关人工智能的故事，就算是写得很好的，比如亚力克斯·嘉兰的「机械姬」和伊恩·麦克尤恩的「像我一样的机器」，都是关于作为奴隶的机器人崛起，推翻人类统治的老生常谈。石黑一雄的想象则更加实际，也更加凄凉。克拉拉和她的同类并没有反抗，只是让政府和公司更有效地控制人们。
在哲学层面，人工智能也给人类是特殊的传统观点带来了压力。正如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所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某种不可企及的东西，让我们之所以为自己，然而，这只是个错觉：人类仅仅是一系列生化过程的总和。石黑一雄说:「自由主义的一个假设是，人类具有内在的价值，且这种价值不会以对社会、经济或某种共同事业做出的贡献为条件。如果现在起，我们甚至可以被简化为一堆算法，那么，它将严重侵蚀这种理念——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因此值得尊重和关心，无论是否能为共同的事业做出贡献。」
当然，石黑一雄是小说家，不是哲学家。他的书的力量来自于，能将这种抽象命题中的人面临的危险变得清晰可见。从克拉拉在商店里的一堆 A.F. 中被一位叫乔西的年轻人挑选出来时，这种危险就开始出现了。乔西患有一种不知名的疾病。起初，她的家人仿佛像读者一样，不知道该如何与克拉拉相处。在他们看来，克拉拉就像是介于互惠生和家用电器之间的东西。石黑一雄在这些矛盾中显出了极大的同情。前一秒，克拉拉还很高兴地看到乔西像对待姐妹一样向她倾诉，下一秒，她又粗暴地命令她离开房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拉拉只是无怨无悔地站在角落里，等着为大家服务。
伟大的文体家诸如阿米斯，会通过对物理世界的去熟悉化让我们重新认识它，比如，将纽约市人行道上的栅栏中升起的蒸汽描述为「带着地铁气息的食肉精灵」。但石黑一雄更繁也更简：他会用相当简单的句子，把人类的境况去熟悉化。在他的作中一次次看到的，那因痛苦而扭曲的陌生生物的脸，原是一面镜子。在评论家 James Wood 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小说之一」的「别忘我走」(2005）中，叙述者是一位叫 Kathy H. 的克隆人。年轻时，凯西就读于一家名为 Hailsham 的英国著名寄宿学校，在那里，她与其他像她一样的人接受了扎实的文科教育，同时逐渐领悟到了自己真正的社会角色：为非克隆人充当器官捐赠者。毕业不久后，这个非自愿的事情就开始了，直到捐献者「完成」(即死亡）时才结束，而一般「完成」时他们才 30 岁出头。
凯西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她讲述了她的故事，似乎接受了她的命运，没有自怜或惊慌。她描述这一切的方式几乎有一种隐忍的幽默感，仿佛国家批准的器官盗窃只是生活中的另一种小烦恼，就像纳税申报或停车罚单。「他们为什么不尖叫？」读者对这些死亡集中营里的囚犯感到好奇。他们的境遇似乎是噩梦般的，是一种虐杀式的被缩写的人生悲剧——直到我们意识到它与我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细节中，迟早，我们都会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克拉拉与凯西大致相同。当乔西对她的新 A.F. 投入越来越多情感时，也反映了读者投入的情感。随着书中时间的推移，「它」与「她」之间的裂缝逐渐缩小。这条裂缝是否能够，或者说是否应该消失，是一个挑衅的开放式问题。然而，克拉拉在越来越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上从事繁重的情感劳动的经历，和我们自己的经历是有相似之处的。石黑在谈到他对看似离谱的叙述者的偏好时说:「你可以让读者放下防备，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一直在读的这个人并不那么陌生。我想让他们意识到：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
与「格尔尼卡」和「切尔诺贝利」一样，「长崎」这个词比起实际的地名，更像是人类毁灭的象征。然而，对于年轻的石黑来说，它只是他的故乡。1954 年，当他出生时，这座城市已经基本重建完毕，没有人在谈论战争。早年，他是在榻榻米和障子门的三代同堂之家度过的，这样的家经常出现在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象征着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没有洗衣机，没有电视。为了看他最喜欢的节目「独行侠」，石黑一雄得去隔壁的朋友家串门。
石黑一雄的父亲石黑镇雄是一位海洋学家，他对风暴潮的研究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兴趣。1960年，他把年轻的家庭搬到了距离伦敦一小时车程的小集镇吉尔福德，从事短期研究工作。和长崎一样，吉尔福德也是一个有传统的风俗习惯的地方。狭窄蜿蜒的小路经常被奶牛堵塞，牛奶仍由马车运送。石黑一家到达时，正值复活节，他们被不断在镇上看到的可怕画面所震撼：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从他的两侧溢出。那里的每个人都是白人，连欧洲大陆人都是稀罕物。然而，初来乍到的一家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石黑一雄很快学会了英语，在学校里，他学会了把自己的外国性变成自己的优势。比如，他说自己是柔道专家。他还开始去教堂，变成了唱诗班的负责人。他的家人认为，重要的是要尊重当地的方式，无论这些方式看起来多么古怪。
搬去英国本来只是暂时的，但石黑镇雄每年的研究经费都被延长，返回日本的时间也被推迟。作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的人，石黑一雄以一种近乎人种学的疏离感吸收着周围的环境，同时也对他 5 岁时离开的遥远故乡，构建了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形象。 他从母亲静子（一位前教师）那里，听到了战争时期可怖的生活场景：一个被原子弹爆炸完全烧掉了皮肤的人，在一盆水里活了下来；从一趟行驶的火车车窗里瞥见了一个牛头，然而牛的其余身体不见踪影。他祖父母定期寄来的漫画和书籍中，则描绘了一幅更吸引人的日本。对石黑来说，身为日本人是一种私人的信心来源，但他在英国扎根得越深，就越难想象如何回去。1960 年代末，他的父母决定永远留在英国，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与许多未来的小说家不同，石黑少年时并没有大量地吸入经典。他把时间都花在了听音乐和创作音乐上。1968 年，他买了第一张鲍勃迪伦的专辑「John Wesley Harding」，从那里开始回溯。他和朋友们会坐上几个小时，跟着迪伦晦涩难懂的歌词点头，仿佛他们能听懂每一个字。他告诉记者，这就像是青春期的一个缩影，假装自己知道，却什么都不知道。不过，石黑并不只是在虚张声势。从迪伦、莱昂纳德·科恩和 Joni Mitchell 那里，他了解到第一人称的可能性：如何用寥寥数词就能召唤出一个人物。
石黑的女儿 Naomi 也即将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共同点」(Common Ground)。她告诉记者，在父亲笔下的所有角色中，她都认不出他的影子，后来她又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浮世画家」中小野顽皮的孙子对「大力水手」和「独行侠」的痴迷，透出了新生的美国文化霸权，很可能石黑当时也是这样子的。然而，在这里，相似性就停止了。借用歌手兼作曲家 Amanda Palmer 的概念，Naomi 说:「有的人把艺术的搅拌器调得很低，所以你能看到所有东西的来源。有的人把它调得很高，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石黑的艺术搅拌器开到了高档。就像 Colson Whitehead 或 Hilary Mantel 一样，他更容易袒露出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心声。
然而，将石黑小时零碎的移民经历和他后来追求的局外人叙事角度之间画上连线，还是很有诱惑力的。「长日留痕」中的史蒂文斯是个完美的英国管家，但正如他的美国新老板指出的那样，他长期被禁锢在庄严的房子里，几乎没有机会真正看到英国。在雇主的建议下，他去到西部乡村旅行，途中他仿佛一个无助的外国游客，迷路、没油，完全听不懂当地人的话。其实，让史蒂文斯困惑的不是英国人，而是一般的人类。书的最后，史蒂文斯在海边的码头上看夕阳，饶有兴趣地观察着附近聚集的一群人：
「我一开始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趁此良宵结伴外出的一帮朋友。可是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谈话以后，这才发现他们不过是碰巧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偶遇的一帮陌生人。 显然，他们刚才全都一时间驻足观望，等待彩灯初上的那一刻，随后才又继续友好地攀谈起来。此刻他们就在我的注视之下，一起开心地大笑。真是奇怪，人们相互间居然能这么快就建立起热络的感情。 」
就像克拉拉从店面的橱窗里凝视着人群一样，史蒂文斯可能正在观察极光，他对司空见惯的事总是感到惊奇。
在肯特大学学习英语和哲学之前，石黑在美国四处搭便车，回国后他打过各种工，甚至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为伊丽莎白王后捕过松鸡。大约一英里的战壕后，伊丽莎白王后和她的客人拿着猎枪坐等着，捕松鸡的人们会在荒原上的石楠树上跋涉，将鸟儿驱赶到射程内。在赛季结束时，女王陛下会为捕者们举办一个酒会。石黑一雄被她的亲切所打动，尤其是她是如何让他们知道该离开了：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但她并没有开灯，当太阳开始落山时，她喃喃地说:「哦，天很黑了」然后邀请客人们参观一系列的画作，这些画作恰好摆在通往出口的走廊上。
如果说这段经历让他看到了一座宏伟的老式乡村别墅的幕后场景，那么他毕业后在伦敦西部一个帮助无家可归者寻找住房的组织中找到的工作，则让他了解了社会光谱另一端的生活。在那里工作时，他认识了来自格拉斯哥的社工 Lorna MacDougall，后来与她结婚。MacDougall 是石黑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读者，她的评论可谓不吝啬。在读了他上一部小说「被掩埋的巨人」(2015 年）的前 80 页后，她告诉他，华丽的对话根本不起作用，他需要重新开始。石黑照做了。
他一直乐于接受反馈。1979 年，石黑一雄申请了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并被录取。他的一位老朋友，当时正在攻读文学硕士的 Jim Green，还记得石黑在 19 世纪小说研讨会每周阅读的反应。Green 说:「我对他谈论司汤达、狄更斯、艾略特或巴尔扎克的方式印象很深，仿佛他们是同道中人。没有一丝傲慢或夸张的感觉，但他把他们当成了创意写作课的同僚，他们正在向他展示自己的作品。就像，啊，好吧，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原因，它就是这样完成的，嗯，不知道这一点行不行得通。」
石黑一雄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在东安格利亚大学时期开始创作，主要以一个心灵中的日本为背景，是他 5 岁时离开却再也没有回去的一个想象中的家园的仿制品。就像他以后几乎要写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是一部焦虑的自我辩解的独白，叙述者一直称觉得没有必要为自己辩解。悦子是一位生活在英国的日本中年妇女，最近，她的女儿自杀了。一开始，读者就期待着人物对悲剧的某种觉醒，而相反，悦子继续谈论到多年前在长崎认识的一个女人，和她顽劣的女儿。渐渐地，我们才开始怀疑一种叙事转移的行为正在发生，被悲伤麻木的悦子正在将她对女儿的难以控制的感情，转移到这些过去的人物身上。如果不是因为这种转移的实验明显成功了，这本小说可能会获得「实验性」的标签。小说于 1982 年出版，受到普遍好评，当时石黑还只有 27 岁。第二年春天，文学杂志「Granta」杂志将他与萨尔曼·鲁西迪、马丁·艾米斯和伊恩·麦克尤恩一起列入英国最佳年轻小说家名单。杂志的认可让他胆子大了起来，他决定辞去工作，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
石黑不是那种听从人物口述的作家。他从未坐在书桌前即兴创作，突然开始启动小说。他会耐心而细致地计划。在开始正式写作之前，他会花上数年的时间与自己进行一种开放式的对话，记下基调、背景、观点、动机等他所要构建的世界的来龙去脉。「凯西的自欺欺人不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比如小野、史蒂文斯等），而是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2001 年初，他在为「别让我走」写的一本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澄清了叙述者的心理特征,「是不是不要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类似监狱的环境中比较好？」几天后，他对克隆人提出了疑问:「他们是否应该生活在一个更广阔的社区里？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让他们被控制、被贴上标签，让他们履行职责？也许没有：一个他们不知道是监狱的监狱是最好的。」
等到为整部小说绘制了详细的蓝图之后，他才开始撰写详细的句子和段落。在这一点上，他也遵循着一套精心打磨的程序。首先，他的写作速度非常快，而且不需要停下来进行修改，他会用孤注一掷的方式起草一章。然后，他会通读一遍，把文字分成若干个有编号部分。接着，在一张新的纸上，他会把刚才写的内容做成一种地图，用简短的要点概括出草稿中的每个编号部分。这样做的目的是了解不同的部分在做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它们是否需要调整或更多的阐释。根据这张地图，他又会制作一个流程图作为第二份更辛苦、更仔细的草稿的基础。当这一稿子完成到他满意的程度时，就终于会把它整理好。然后，他转入下一章，又重新开始这个过程。
石黑一雄说，自己对工作完全不执着。有些作家写作几乎不会想别的，而他可以一连几年什么都不写，也不会被困扰。「克拉拉与太阳」只是他的第八部小说。相比之下,「Granta」榜单上与他同代的鲁西迪、艾米斯和麦克尤恩分别已经写了 12、15 和 16 本作品。当他没写作时，就喜欢与朋友共进午餐，或弹他的吉他来打发日子（自 2000 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在为美国著名爵士歌手 Stacey Kent 写歌词）。
12 月初的一个晚上，石黑一雄对记者说:「你可能比我工作更努力」。他正坐在他的第二个家的办公桌前，那是一座位于格洛斯特郡乡村的 17 世纪的石灰石小屋，他与妻子经常在那里度过周末。疫情期间，他们有了一套餐后的例行事项。坐在厨房的餐桌前，MacDougall 会大声朗读英国经典犯罪故事集「伊甸园中的蛇」(Serpents in Eden)，而石黑则在用餐区踱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像一只笼中的猫」。身穿黑色 T 恤，外罩黑色连帽衫的石黑说:「侦探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英国的古老挂毯或希腊神话之类的东西，有这种奇怪的、神秘的认知，这往往是让他们破解谜题的原因。」
谈到较少的作品数目，石黑说:「对此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想，可能我只是对自己的职业没有那么专一，因为写作不是我的第一职业选择。这几乎是我妥协的东西，因为我当不了歌手和作曲家。写作不是我每时每刻都想做的事情，而是我被允许做的。所以，我写的时候，是真的想写， 不想写的话就不写了。」
当他真的想写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写出来的。他用四周时间就速写出了「长日留痕」的初稿，这段期间从早写到晚，只在吃饭时才停下来。当时，这种做法对他很有帮助，因为他与妻子需要新的预付款。不过，石黑现在已不能速成了。他对现代办公室，以及必须总是待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方式，把工作场所当成一种不在场证明。如果你想避开情感生活中困难的地方，你可以直接说，对不起，我现在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受邀消失于对职业的承诺中。」
石黑一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成为作家，当时，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席卷英国和西方，这种发展让他完全措手不及。在谈到年轻时的自己时，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要革命，但确实相信，我们可以朝着一个更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成为更慷慨的福利国家。在我成年后的生活中，很长一段时间，都相信那是共识。我在 24、25 岁的时候，意识到撒切尔夫人开始让英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虽然他的书中从未明确涉及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却反映了它对人们产生的沮丧后果。对于石黑一雄的人物来说，不工作不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癖好。史蒂文斯对管家的职责非常投入，以至于他离开父亲的病榻，去楼下侍候客人。克拉拉算是史蒂文斯的升级版，不需要睡觉，也不需要吃饭，甚至连半点私人生活都没有。
当他在诺贝尔演讲中告诉听众，一直把人文主义价值观不可阻挡的进步当做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在谦虚。事实上，我们当前自由主义秩序的缺陷，以及其受益者的选择性盲目，在他的作品中受到了审视。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向读者举起了一面镜子（和他们一样，我们终有一日会死），虽然非克隆人的人物也是如此，但这些普通人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对他们同类的大规模屠杀。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有关克隆人饲养条件的骇人消息传出后，一度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但没有人愿意回到无穷无尽的器官供应停止了的世界，一个癌症和心脏病仍然无法治愈的世界，因此，系统性变革的讨论化为乌有。相反，进步的寄宿学校 Hailsham 成立了，这是一个稍微进步的妥协措施，让人们一边不用实质性地改变现状，一边缓解自己的负疚感。克隆人仍然会被培育成死神，但其中一些人有机会在迎来手术刀之前，在一个愉快的乡村环境中读诗、玩艺术。
你无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也能看到石黑的小说与现今社会的经济分配之间的相似处。在过去的一年里，零售、医疗和其他行业的低薪工人，其中许多都依靠按时发的工资生活，他们每天都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是饿肚子，要么是把自己暴露在致命的病毒中。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被委婉地称为「捐献者」，对克隆人和人类而言，这个词都掩盖了他们处境的非自愿性。在美国，「必要的工作者」和「前线英雄」这两个词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与此同时，全国亿万富翁们的财富集体增长了 1.1 万亿美元，比去年 3 月同期增长了近 40%。当然，这场大瘟疫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揭示出制度的本质残酷性。对于选择去看到它的人来说，残酷性一直都很明显。对于当下可见的不公现象，究竟会有变革性的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采取渐进式的妥协措施，还有待观察。
也许「别让我走」中最令人心寒的共鸣之处是克隆人之间缺乏团结。尽管他们的痛苦是集体性的，但他们只能想象个人的抵抗形式。他们不罢工，不反抗，甚至不尝试逃跑。他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传言上，即「延期」可能被批准给少数人，即那些能够证明他们真正相爱的情侣。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在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有力文章中，认为石黑揭露了个人主义这把 「双刃剑」。受过文科教育的克隆人开始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存在，弗雷泽称之为「人格和内在价值的标志」。而在学校之外，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充当身体零件，但学校教育让他们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现实。弗雷泽认为，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过程:「正是作为个人，我们被劝告承担起独立生活的责任，被鼓励通过购买和拥有商品来满足最深层的渴望，并被引导从集体行动转向个人的解决方案，寻找珍贵的、不可替代的自我。」
「克拉拉与太阳」并不是石黑最优秀的小说（它有第三幕的问题，乔西和她的家人的形象也有点奇怪，着墨少），但它提供了一个愿景，即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种对自由的约束性观点，我们将走向何方。它所想象的未来，最让人不安的不是像克拉拉这样的机器越来越像人类，而是人类越来越像机器。我们慢慢发现（希望避免剧透的朋友现在应该跳到下一段的开头），乔西神秘的病因是一个基因编辑手术，以提高她的智商。这个手术有高风险，也有潜在的高回报，能让她成为职业超级精英的一员。那些放弃或根本负担不起手术的人，基本上让自己成为了经济上的农奴。
数百年来，人的可塑性一直是小说家们迫切关注的问题。石黑一雄告诉记者，他一直羡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 19 世纪作家。他们在创作时，古老的宗教信仰正因进化论的兴起而受到质疑。他说，在那一刻，似乎很自然地问出了在近代看来是先兆的问题：人类的灵魂是否存在？如果它不存在，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人的生命意义的理解？
石黑说:「我成长在一个你并没有真正问过这样问题的时代，但在我看来，科学技术巨大的突破迫使我们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并问道，个人究竟是什么？」
这是石黑刚开始写作时，以自己的方式一直在问的问题。从他书中的可怜人和温顺人来看，他对人的看法似乎很模糊。「别让我走」中，凯西的朋友露丝在一次关于「possibles」(指可能是克隆人模型的真实人物)的争论中说:「我们是以垃圾为原型的。如果你想找到他们，真的找到，你就该去找阴沟里的人。去垃圾箱里找，去厕所里找，就会发现我们是从哪来的了。 」当然，这也是石黑笔下大多数人物的去处，不论是人与否。一旦社会从他们身上夺走了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
但奇怪的是，我们从他的书中走出来时，并不会感觉到生命的廉价和虚无，恰恰相反。在「别让我走」中，凯西的工作是「护理员」，一个克隆人开始捐献器官，就会照顾他们的人。她的病人包括她的老同学露丝和汤米，他们曾经是一对情侣。凯西和汤米自小就被对方吸引，但现实总是分开他们。小说的后头，他们终于在一起了，有过短暂的幸福。他们相信自己有资格申请延期，于是追踪到他们的一位老教师那里，却被告知延期只是一个神话。不久，汤米去世，凯西得到消息，自己捐献器官的时候到了。
虽然她很珍惜与老朋友的回忆，但凯西说她并不沉湎于过去:「我一生唯一放纵过一次，就是在听说汤米已经去世的几个星期后，开车去了诺福克。」这是他们三个人曾一起去过的地方。在一条安静的乡间公路上，她注意到田野边缘有一道铁丝网和一群树，被垃圾填满了。「它像你在海边看到的垃圾一样，风一定是吹了这些垃圾好几英里，最后才碰到这些树，和这两行铁丝网。」这种景象让人想起书中早些时候露丝的话「我们是用垃圾模型做的」，但凯西对她眼前所见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反抗性的对比，像一支为被忽视和被抛弃的人所写的淡淡的挽歌：
「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站在那，看着那些奇怪的垃圾，感受风从旷野上吹过来的气息，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幻想......我在想那些垃圾，树枝上飞舞的塑料，铁丝网上夹着的海岸边的奇怪东西，我半闭着眼睛，想象这里就是我从小失去的一切被冲上岸的地方，我现在就站在这里，如果等待的时间足够长，一个小小的身影便会出现在田野对面的地平线上，然后逐渐变大，直到我能看清，他是汤米，然后他挥手，或许会叫我的名字。」
石黑一雄在最近一集 BBC 广播 4 台的「书友会」节目中谈到「别让我走」时说:「我觉得这是对人性的一种乐观的想法。」爱情和友情可能无法逃过死亡，但它们会变得更强大、更深刻，直到最后一刻。在他看来，这种柔情，而不是克隆人所受的剥削，才是小说的道德中心。
究竟什么是个体？首先，我们都是未完成品，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科技寄托了人类完美的承诺，但在石黑一雄看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抵制的承诺。我们犯的错误就是发现的钥匙。
几乎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石黑一雄就只尝过成功的滋味。记者最后一次与他交谈是在 1 月中旬，特别想知道他非凡的职业生涯中的最主要的失望会是什么。
「它们就像平行的生活」他说，将接受采访、拿到奖项的公开的自我，与日复一日在书房，努力将想象中的世界变为现实的私人的自我分开:「大多数时候，我写完一本书后，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没有把想写的东西完全写下来。这可能也是我坚持写作的原因。我总觉得有种要回到书桌前的紧迫感，因为从来不觉得已经写出了我想写的东西。」
当我们讨论艺术上的失败和挫折这个话题时，他的思路把他引向了一个旧的记忆。高中毕业后的夏天，他和一群音乐家朋友在苏格兰西海岸 Loch Fyne 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住了几个星期。他们带着乐器和一台便携式录音机，日夜不分地录制歌曲。石黑早有一个想法，要把他一直很喜欢的歌「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重新编曲，这首歌由 Jimmy Webb 创作，Glen Campbell 的演唱让这首歌成名。他回忆道:「我真的哄骗了我的朋友们，把自己弄得很痛苦，叫他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中的一个人，当然不是我，恰好是一个超级棒的吉他手，还有一个人是位很有天赋的歌手，这一切都发生了。」后来，这首歌和他设想的几乎一模一样。
「那个在我脑子里的东西，抽象的东西，变成了现实，就在那里，」他继续说道，眯起眼睛，压低声音,「它非常非常接近我一直想达到的东西，记得当时有一种奇怪的高涨的情绪。」 石黑自言自语地轻笑了一声，记忆中开出了久违的夏天:「当时还以为这种时刻会经常出现，但回想起来，后来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