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恐慌和互联网的起源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联社会开始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科学和工程成为新的文化标志。后斯大林时代的新一代人着迷于人造卫星、核电站和电子数字计算机。客观真实的计算机的流行形象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呼吁科学和社会改革运动的工具。在控制论的旗帜下，这场运动抨击了斯大林主义科学的教条观念和苏联社会科学充满意识形态的论述。
控制论最初是由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于1948年提出的，是一门关于动物和机器的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在苏联的背景下，控制论获得了更广泛的解释。苏联控制论专家渴望将西方阐述的各种控制论理论——控制论、信息论、自动机研究等——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总体概念框架中，作为一种通用方法论的基础，适用于广泛的自然、社会科学和工程。
苏联社会越远离斯大林主义，控制论项目就变得越激进。苏联控制论专家一步一步地推翻了早期对各学科数学方法的意识形态批判，提出了整个科学事业“控制论化”（cybernetization）的目标。在控制论的保护伞下，在斯大林时期被压制的科学发展方向开始以新的控制论的名称出现，并开始挑战斯大林时代的正统观念。“生物控制论”（Biological cybernetics）（遗传学）挑战了生物学中的李森科学派（Lysenkoism），“生理控制论”（physiological cybernetics）反对生理学中的巴甫洛夫学派，“控制论语言学”（cybernetic linguistics）（结构主义）反对传统的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和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苏联控制论爱好者设定的目标是，通过以统一、正式的方式代表各个学科的主题，并向着科学的综合化方向发展，实现现代科学的全面“控制论化”（cybernetization）。他们渴望将所有科学知识转化为计算机模型，用控制论的“精确”（vague）语言取代社会和生命科学中充斥意识形态的“模糊”（precise）语言。
苏联控制论的全球抱负借鉴了丰富且看似普遍的控制论语言，我称之为“网络语言”（cyberspeak）。它出现在维纳和他的同事们的“控制论圈子”（cybernetics circle）中，他们在1946-1953年由梅西基金会主办的十次会议中定期会面。这些会议的参与者包括数学家、工程师、哲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其中包括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威廉·罗斯·阿什比（William Ross Ashby）、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控制论提出了广泛的人机类比：身体是一种反馈操作的伺服机构，生命是一个减熵的装置（entropy-reducing device），人是信息源，人类交流如同编码信息的传输，人脑是一个逻辑网络，而人类思维是一台计算机。数学模型、解释框架和引人入胜的隐喻的组合呈现了一幅相当混乱和折衷的画面。将其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系列跨学科的联系：同样的数学理论描述了控制工程中的反馈和通信工程中的降噪；信息论与热力学联系在一起，因为信息等同于“负熵”（negative entropy）；信息被解释为秩序、组织和确定性的衡量标准，而熵与混沌、噪声和不确定性相关联；大脑神经元被建模为逻辑元素；思考被比作计算。
控制论者（Cyberneticians）结合了生理学（稳态[homeostasis]）、心理学（行为和目标）、控制工程（控制和反馈）、热力学（熵和秩序）和通信工程（代码、信息、信号和噪声）的概念，并将其中的每一个概念概括为同样适用于生物体、自我调节的机器（如伺服机械和计算机）和人类社会。在他们看来，机器、生物体和人类社会都被视为自组织控制系统，它们在特定的环境中运行，通过与这个环境进行通信以追求其目标（达到目标、增加秩序、实现更好的组织或达到平衡状态），即通过反馈回路发送信号和接收行动结果的信息。
维纳的《控制论》在1948年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欢迎。《纽约时报》称其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其意义可与伽利略、马尔萨斯（Malthus）、穆勒（Mill）或卢梭的著作相媲美。控制论承诺通过信息处理和反馈控制来解决广泛的社会、生物和技术问题。用控制论的术语来描述复杂的社会和生物现象，看起来更简单，更易于管理。通用的控制论语言掩盖了这些现象在性质和规模上的差异，使人们可以在广泛的学科中使用相同的数学技术。当翻译成网络语言（cyberspeak）时，生物、技术和社会问题似乎都有类似的——控制论的（cybernetic）——解决方案。从字面上理解控制论隐喻，许多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把控制论的边界推得比维纳和他的同事最初设想的还要远。
随着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广泛引入，维纳最初在思维和模拟计算之间的相似之处扩大到包括数字计算机。把人类思考说成是计算，把数字计算机用拟人化的术语描述成“巨脑”（giant brains），这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被控制论广为流传。《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发表了一篇关于控制论的通俗文章，标题颇有争议：“被视为机器的人”（Man Viewed as a Machine）；哲学家弗兰克·乔治（Frank H. George）向英语杂志《哲学》（Philosophy）的读者提出了挑战：“你不能告诉我任何你妻子能做的事情，而机器（原则上）不能做的事情”。政治科学家谈到控制论的“政府神经”（nerves of government），工程师、经济学家和记者描述了由智能机器人填充的光明技术未来，商业顾问开始推销“管理控制论”（management cybernetics）。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誉为自动机械新时代先知的维纳，对控制论的社会含义持有矛盾的观点。他认为自动化机器既是“威胁又是希望”（threat and promise）。维纳宣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这将带来完全自动化的工厂，无需人工干预。在他看来，这场革命蕴含着 “善与恶的巨大可能性”（great possibilities for good and for evil）。他认为，控制论技术和科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丰富的时代前景，尽管它们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比我们所知的更具破坏性的社会毁灭和扭曲的可能性”。维纳警告说，自动化“必然会使人类大脑贬值”（bound to devalue the human brain）。他写道，“技术娴熟的科学家和技术娴熟的管理者可能会幸存下来”，但“普通人的成就一般或更低，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任何人花钱去买。”维纳对资本主义的美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不相信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有能力建立经济和社会平衡，或控制论意义上的动态平衡。他的社会观明显是悲观的：“没有任何的稳态。我们陷入了繁荣与失败的商业周期，陷入了独裁与革命的交替，处于人人都输的战争中。”
维纳认为，控制论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希望。《控制论》问世两年后，他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在书中，他对美国麦卡锡主义和俄罗斯斯大林主义下对社会通讯的普遍控制进行了控制论的批判。他认为，用控制论的术语来描述社会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装置，将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控制通讯手段是“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反稳态因素，它会使社会失去平衡。维纳指出，在大西洋两岸，“政治领导人可能试图通过操纵信息流动来控制他们的人口”，并认为“俄罗斯有贝利亚（Berias），我们有麦卡锡”，这并非偶然。他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被他的同事和朋友德克·斯特鲁伊克（Dirk Struik）总结得最好：“双方都不得好报”（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双方”都对控制论着迷，这也说明了创造者对其创造的有限权力。控制论方法的普遍性前景是诱人的；控制论的无限适用性唤起了无限权力的形象。但比起控制论的吸引力，人们担心控制论可能会成为冷战中另一方手中的武器。
20世纪50年代初，在反对西方对苏联科学影响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的浪潮中，苏联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抨击控制论是“时髦的伪理论”（a modish pseudo-science）和“反动的帝国主义乌托邦”（a reactionary imperialist utopia）。苏联的批评家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修辞工具：哲学论据（指责控制论同时偏离了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学分析（给控制论贴上了“技术官僚理论”的标签，其目标是用顺从的机器取代罢工工人）以及道德攻击（指控制论者渴望用“冷漠的金属怪物”取代充满良知的士兵）。像任何宣传一样，反控制论的话语充满了矛盾。批评家称控制论“不仅是帝国主义反动的意识形态武器，也是实现其侵略性军事计划的工具”，从而把它描绘成伪科学和建造现代自动化武器的有效工具。
斯大林统治多年后，赫鲁晓夫的政治“解冻”打开了科学界自由化的大门，控制论很快得到了恢复。苏联控制论专家从根本上扩展了控制论的范围，包括各种数学模型和数字计算机模拟。控制论成了计算机的同义词，计算机成了进步的同义词。1961年10月，就在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苏联科学院控制论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名为《控制论为共产主义服务》（Cybernetics in the Service of Communism）的书。这本书概述了将计算机和控制论模型应用于从生物学和医学到生产控制、运输和经济学等广泛领域的问题的巨大潜在好处。
在控制论学术委员会（Academy Council on Cybernetics）的支持下，一大批过去被边缘化的研究趋势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包括被重塑为“经济控制论”（economic cybernetics）的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整个苏联经济被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控制论系统，它包含了大量相互联系的控制回路”。经济控制论者把苏联经济概念化，认为经济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反馈控制系统。经济控制论者渴望通过管理信息流动，将苏联经济转变成一个完全可控和最佳运行的系统。苏联控制论专家建议通过创建大量的区域性计算机中心来收集、处理和重新分配经济数据，以实现有效的规划和管理，从而优化这一系统的功能。将所有这些中心连接成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将导致“一个控制国民经济的单一自动化系统”的产生。
二十二大上通过的党的新纲领，把控制论列入了在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的科学。新纲领大力宣称，控制论、电子计算机和控制系统“将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和运输的生产过程，以及科学研究、规划、设计、会计、统计和管理”。大众媒体开始称计算机为“共产主义的机器”。1962年，科学院控制论委员会主席、海军工程师阿克塞尔·伯格（Aksel Berg）宣称：“无论这对一些不愿理解基本真理的保守派来说多么不寻常，我们将在最广泛地使用电子机器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这些机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技术、经济和生物信息。这些机器，恰当地称为‘控制论机器’，将解决连续最优规划和控制的问题。”
尽管控制论狂热者们夸夸其谈，但苏联政府官员仍对彻底的全国性经济管理改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经济决策的潜在计算机化威胁到现有的权力等级制度，并面临着苏联各级官僚机构的顽固反对。通过无休止的审查、修订和重组过程，苏联政府机构减缓控制论的改革，并最终使其停止。随着全面经济改革的想法逐渐消失，全国计算机网络计划也随之消失，而这个计划已不再有明确的目的。
然而，苏联控制论拥护者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媒体运动引起了华盛顿的严重关注。一位美国控制论评论家写道：“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完全一体化的、受控制的经济，运用‘控制论’的原则来实现各种目标，那么苏联在达到这种状态方面将领先于美国”。他警告说，控制论“可能是赫鲁晓夫威胁要‘埋葬’西方时所想到的武器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分支机构来研究苏联的控制论威胁。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显然把苏联控制论专家的狂热与实际的政府政策混淆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控制论特别工作组报告说，“苏联决策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采用了控制论方法”。该特别工作组警告说，“由于生产的控制论化，经济生产力大幅提高，可能会导致世界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1961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研究人员报告说，苏联准备应用控制论控制技术，“不仅用于自然科学和经济，而且用于塑造整个社会”。自动化教育的控制论方法旨在培养“新共产主义者”（New Communist Man）。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总结说：“创建一个模范社会和使西方社会经济道德沦丧将成为意识形态的新武器。”
1962年10月15日，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的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控制论特别工作组组长约翰·福特（John J. Ford）向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作了非正式报告。福特通过吹捧“苏联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从根本上实施控制论战略，对美国和西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吸引了听众。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演讲被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的消息打断。
就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时候，肯尼迪政府的高级官员要求福特提供更多关于苏联控制论的信息。10月17日，福特向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提交了一份他未完成的演讲摘要。福特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言（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控制论没有采取官方立场），他警告说，“共产主义者有一个全范围的计划，致力于控制论的研究、发展和应用，以确保东西方冲突的结果对他们有利，而美国既没有一个计划，也没有为实现国家目标而开发控制论的哲学”。“对苏联战略这一方面的持续漠视”，福特总结道，“等于武断地忽视了敌人的中心意图，并无意中遵守了世界共产主义的主要战略。”
三天后，随着导弹危机的全面爆发，对控制论的恐慌逐渐蔓延到肯尼迪政府。施莱辛格写信给罗伯特·F·肯尼迪说，“苏联对控制论的全面承诺”将给苏联带来“巨大的优势”。施莱辛格警告说，“到1970年，苏联可能会有一种全新的生产技术，涉及全部企业或工业综合体，由闭环反馈控制来管理，使用自学计算机”。他总结道，如果美国继续忽视控制论，“我们就完了”。
1962年11月，导弹危机一平息，施莱辛格就向总统本人提出了苏联控制论问题。肯尼迪总统随后要求他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建立一个控制论小组，“来看看我们在做的和他们在做的，以及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威斯纳曾领导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他非常熟悉控制论，并把诺伯特·维纳视为自己的导师。威斯纳聚集了该领域的顶尖专家。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沃尔特·罗森布莱（Walter Rosenblith）主持了小组讨论，小组成员还包括生理学家威廉·罗斯·阿迪（William Ross Adey）、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电子工程师约翰·皮尔斯（John Pierce）、数学家约翰·图基（John Tukey）、计算机科学家彼得·埃利亚斯（Peter Elias）和威利斯·威尔（Willis Ware）以及数学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该小组在1963年召开了几次会议，直到肯尼迪被暗杀和威斯纳随后的辞职结束了这项研究。
威斯纳在1963年2月收到的一份题为《共产主义改革》（The Communist Reformation）的手稿，其中描绘了苏联体系按照控制论的思路进行根本性改造的世界末日景象。“控制论正式成为苏联的主要科学”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改革’的先锋”，作者是匈牙利移民乔治·帕洛齐·霍尔瓦特（George Paloczi-Horvath），他声称。“控制论在苏联行政、经济、工业和科学的各个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开始改变共产主义的管理和控制系统本身。”帕洛奇·霍瓦特（Paloczi-Horvath）警告说：“如果不尽快采用新的应急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和西方公众舆论将担心‘计算机差距’和‘程序员差距’ ，而不是导弹差距。”虽然威斯纳认为正在出现的“控制论鸿沟”的想法“极其荒谬”，但他确实资助了帕洛齐·霍尔瓦特（George Paloczi-Horvath）的进一步研究，并出版了他的修订手稿。
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拉响警报。1964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苏联控制论的秘密报告，除了其他战略威胁之外，还提到苏联计划建立一个“统一信息网”（Unified Information Net）。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国防部、国务院、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安全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100人分发了这份报告。1964年11月，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一次会议上，福特公开发表了一篇论文，调查苏联控制论，并预测政府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成为“未来15年新型国际竞争”（a new kind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during the next 15 years）的战场。他的公开呼吁惊动了一些军事官员。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对外技术处的指挥官总结道：“除非我们美国人民，尤其是我们空军，理解这些重大趋势，否则我们可能没有太多选择。这个系统可以从莫斯科的一个独裁的、中央集权的、网络化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强加给我们。”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过分高估了苏联的网络威胁。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指出，“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正在为苏联‘自动经济信息系统’（automated economic information system）的中心拟定技术计划，该中心将设在莫斯科一个已经选定的地点”。事实上，1963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是为了发展计算机化的全国经济管理系统的概念，该研究所没有自己的大楼，其工作人员挤在几个没有计算机设施的房间里。新大楼的建设花了10多年时间；直到70年代中期才完工。1965年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一个分散的“卫星”计算机中心网络正在形成，其中一个中心的信息处理输出被交叉输入到其他卫星中心和中央计算机。该报告称，到1967年，这些卫星中心将在区域基础上相互连接。1966年的一份报告声称“统一信息网络是1965年讨论的控制论最有意义的计划应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确定了350个计算机中心，这些中心“可能成为苏联政府‘神经系统’的节点”。
事实上，苏联的计算机严重短缺。1968年，整个立陶宛只有9台计算机。少数几个幸运的组织能够得到一台电脑，但对电脑的使用控制得很严，而且无意与外人分享。所谓的计算机中心很少有一台以上的机器，也没有连接到任何网络。1967年，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得到了第一台计算机——Ural-14B，这是一台速度慢、不可靠、内存小的机器，完全不适合大规模信息处理。由于没有自己的大楼，研究所将计算机安装在当地一所中学里。研究所开发的第一个“网络”由两台计算机组成。这是被迫采取的措施：由于Ural-14B的能力非常有限，该研究所将其与位于该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的功能更强大的BESM-6计算机相连接，以便能够运行一些实验模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控制论经济学家试图说服正在建设自己网络的国防部领导层将其转变为双重用途。得到的答复很简短：“我们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用于技术开发。你们什么也得不到。如果我们合作，我们谁也拿不到钱。”由于缺乏政治和财政支持，研究所很快将自动化经济管理信息系统从其研究议程中删除，而把重点放在优化数学模型的开发上。实际的改革被纸上谈兵的优化所取代。
维斯纳小组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对苏联的控制论做出了清醒的评价。该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将苏联在数学经济规划方面的努力斥为“不过是美国工业公司正在进行的运筹学研究工作的总和”。他强调，尽管苏联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数据，“但没有人真正能够弄清楚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大堆材料”。阿罗对基于计算机的理性主张持高度怀疑态度，并认为即使美国能够“使我们的政治决策计算机化”，经济也不会达到“完美的稳定”。他的结论是，只要提高智力水平，就可以制定出效率高得多的经济政策，而计算机可能只是“精确性的神秘象征”（a mystical symbol of accuracy）。1964年，在离开总统科学顾问的职位后不久，威斯纳访问了苏联，亲眼目睹了他所谓的“控制论狂潮”（cybernetics binge）的成果。他能找到的唯一现代化的自动化生产设施是一家香槟装瓶厂。
另一位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希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也参与了控制论小组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一份厚厚的报告，内容是关于所谓的“苏联企图用控制论征服世界的伟大阴谋。[……]唉，我们的小组太诚实了。如果我们向维斯纳汇报苏联的控制论项目是真正危险的，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将拥有未来几年可能用到的所有资金。抛开诱惑，我们报道说中情局的文件是一个童话——事实证明是这样的。”
无论小组成员是否能够摆脱诱惑，当时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确实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推动。从1963年开始，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慷慨资助麻省理工学院的MAC项目和其他人工智能项目。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回忆道：“那简直是天堂。这是你的慈善机构，由你的学生管理，没有限制，也没有委员会。当然，没有办法花那么多钱，所以我们造了一些机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从来不需要做任何艰难的决定，是资助一个项目还是另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可以同时投资两个项目。”
IPTO的负责人，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长期以来一直对控制论感兴趣。“二战后，剑桥发生了巨大的知识界的骚动”，他回忆道。“诺伯特·维纳每周组织四五十人聚会。他们会聚在一起聊上几个小时。我是这方面的忠实拥护者。”利克莱德旁听了维纳的讲座，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聚在一起讨论控制论”的教员小组的一员。“我一直坚持参加”，他回忆道。利克莱德与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沃尔特·罗森布莱（Walter Rosenblith）密切合作，他们后来是威斯纳控制论小组的成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利克莱德和威斯纳的关系也很密切，当威斯纳成为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时，利克莱德被任命为科学技术交流小组的负责人。利克莱德就这样把他的时间分配给了ARPA和威斯纳科技办公室，这让他的五角大楼老板有些懊恼。
利克莱德对心理学、计算和通信的综合兴趣帮助他将计算机概念化为一种通信设备，而不仅仅是一个大的计算器。在他1960年的文章《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中，他概述了他对“思考中心”（thinking center）网络的设想，这是一个多用户计算机分时系统，它将“结合当今图书馆的功能，以及信息存储和检索的预期进展和共生功能”（incorporate the functions of present-day libraries together with anticipated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and [man-computer] symbiotic functions）。利克莱德的“共生”生物学隐喻呼应了人机之间界限模糊的控制论。随着利克莱德的文章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获得了“统一参考点”（unifying reference point）的地位，它将控制论的观点（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传播到了这些学科。
通信的控制论概念超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在控制论世界中，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交流，最终形成无缝的人机交流网络。利克里德向五角大楼官员大力宣传人机交互。“指挥和控制的问题本质上是人机交互的问题。”他回忆道：“我认为基于批处理的指挥控制系统太荒谬了。每次我有机会发言，我都说任务是交互式计算。”IPTO资助了美国各地的大量项目，每个小组都开发了自己的分时计算系统，与其他小组不兼容。利克莱德开玩笑地把这个研究集团称为星际计算机网络。1963年，他给这个非正式社交网络的成员发了一份备忘录，敦促他们将系统标准化，这样数据就可以从一个系统传送到另一个系统。“考虑几个不同的中心被网络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他写道，重要的是“发展综合网络操作的能力”（to develop a capability for integrated network operation）。
1968年，利克莱德与1965-1969年担任IPTO负责人的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合著了一篇名为“计算机作为通信设备”（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的论文。在泰勒的领导下，IPTO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步骤，通过开发ARPANET，将“数字隔离”的研究小组联合成一个“超级社区”，最终发展成互联网。
历史学家保罗·爱德华萨斯（Paul Edwardshas）认为，模糊了人和机器之间界限的“人机话语”（cyborg discourse）与冷战时期的“封闭世界”（closed world）话语相融合，后者将世界描绘成可被计算机模拟、操纵和控制的世界。“人机话语（cyborg discourse）是封闭世界政治的心理/主观对应物”，他写道。“封闭世界的话语定义了政治叙事和技术系统的架构，人机话语（cyborg discourse）塑造了信息时代的文化和主体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机话语（cyborg discourse）以抹去其在维纳控制论视野中的根源为代价取得了胜利。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维纳坚定的和平主义立场使他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并对他的思想投下了怀疑的阴影。随之而来的控制论恐慌在美国进一步给这个领域抹上了共产主义的红色，并为联邦资助控制论研究设置了障碍。“他们想尽快摆脱控制论”，著名控制论专家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回忆道。"它没有被压制，但他们忽视了它。”尽管ARPANET起源于人与计算机通信的控制论类比，它的控制论谱系却被抹杀了。
在苏联，网络语言（cyberspeak）主导了科学讨论，而在美国，人机话语（cyborg discourse）渗透到文化中，并被普遍接受，甚至到了看不见的地步。美国的科学家们用网络语言（cyberspeak）交谈，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ARPANET最初的目标非常简单——在研究小组之间共享计算资源——并且脱离了将社会视为反馈调节机制的明确的控制论观点。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被证明是可行的，而苏联控制论专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宏伟计划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
互联网——终极的控制论机器——已经将人与计算机、控制与通信、信息与言论自由编织在一起。正如维纳所设想的那样，数字通信（digital communication）既可以用来解放也可以用来控制。人工器官、在线虚拟角色和无处不在的计算使得控制论中的人机隐喻几乎成了字面意思。维纳基于信息自由交换的社会控制论观点已经在万维网上成为现实。这个故事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美国拒绝控制论，但实现了控制论的愿景，而苏联却恰恰相反：它口头上支持控制论，却搁置了实际的控制论项目。控制论引起的恐慌不仅使美国科学管理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机交互上，也使控制论的明确提法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怀疑。结果，美国人追求的是狭义但可行的技术项目，而苏联人的目标是乌托邦式的大改革。这给了我们一些关于话语力量（power of discourse）的启示：它不在于公开的宣言，而在于微妙的隐喻，这些隐喻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并最终重塑了我们的世界。（it resides not so much in overt declarations but in subtle metaphors that change our mode of thinking and ultimately reshape our world.）
作者斯拉瓦·热罗维奇（Slava Gerovitch）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数学史讲师和研究项目主任。他是研究俄罗斯科学技术史的专家，著有《从新语言到网络语言：苏联控制论史》（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 A History of Soviet Cybernetics）和两本关于苏联太空探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