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79）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因事件而绝望的人往往是懦夫，但对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未来处境有信心的则是疯子。除了一些事件本身的荒谬之外，权贵各方或是因为智力发育，或是因为利益相关而产生的反应，更让人绝望。不论是主子、奴才还是奴隶，一层欺负一层，最底层的则是互害，好一点的是自欺。

在武汉市普爱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医院认为某些问题或改革很复杂，的确复杂，但复杂的不是正常的医患关系和医医关系，而是关系网，关系非常简单，就是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核心价值观，谁都能想明白但实现不了，因为真正复杂的是错综交织暗通款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分配和利益输送，而这些相关利益，既是医患的权益，又非常巧妙的避开了医患，被人偷走了。再加上看似是解决医患问题的各种制度，实际执行过程中不仅是失效的而且又被人利用了一遍用来攫取利益中饱私囊，本来是服务体系，却成了吸血机，所谓的医患问题医患矛盾，背后成因与这些失效的管理体系脱不了干系，至于体系为什么会失效，先进性不足是一个原因，另外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的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这些作为不受监管，也是我们很容易能想到的。

举个简单例子，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不是特指李文洲和袁英红，而是某些中层干部）来晚了也有停车的位置，这还是保卫科及一些保安人员的奴才心理在作祟（指望李文洲袁英红等人滥权以便中饱私囊？）。换句话说，如果北京民航总医院的院长书记等人报警或喊几个保卫或在医务处备案，孙文斌等能够砍死院长书记吗？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晚上能够有多少值班医生的车停在医院，那些非值班医生的车是哪些人的？周围的住户，商户，特权人物，还是有人攫取利益中饱私囊？如果武汉市第四医院周边多一些市级区级领导，不知道患者就诊是否更加困难？实际上，以前网上就有人发帖对某些人占用武汉市协和医院的停车场发表过评论，又不是看病的或治病救人的，占那么多公共资源干嘛？当然，尽管有些人，甚至一些保安人员很愚蠢，也很恶毒，但是解决不了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问题。因为，李文洲和袁英红在武胜路院区连个车位和插队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能够指望他们维护医患权益，还能够指望他们实现医院的自由民主富强？

胡适则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是他们的话大都被当时的人当作耳边风。如果今天不能摆正自由和强院的关系，可以毫无悬念地说，武汉市第四医院将继续在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的滥权上栽跟头。一个正常的医院必须尊重人身自由和正义公平，让医患免于滥权的恐惧。如果医患连基本的公平正义都得不到保障，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死亡又怎么能够避免？如果随便发个贴就有可能被扣上“寻衅滋事”乃至“煽动颠覆”的罪名，在派出所、看守所受尽屈辱，那么很多人就会因恐惧而变得懦弱。一个令人恐惧的社会貌似强大，但是一个让医患恐惧和懦弱的医疗改革只能是一个春梦。

如果武汉市第四医院保卫科以及保安人员，没有思想和信仰的自由，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获得什么经济或人身的自由，只能等待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的滥权来中饱私囊。如果连隐藏在你脑子里的思想或信仰都掌控在国家手里，国家可以像动外科手术那样对你进行精准洗脑和严密管控，那么在这样的国家还能奢望什么外在的人身或经济自由呢？如果多数人受到思想管控而成为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僵尸，甚至连动物的血性都没能留下，剩下的一点小聪明都用在尔虞我诈、相互投毒的自我伤害上，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自由或富强呢？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附属医院。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