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son Welles作《另起風頭》：我死了後，會有人愛我

《另起風頭》和它的創造者都是傳奇。這齣戲在 1969 年開拍，在 1985 年導演逝世時仍未完成，直至去年 Netflix 買下發行權，在 2018 年公映，向一個偉大的電影家致敬 — Orson Welles，一個孤單的天才，甫出道便達頂峰，往後的路只能低首。其 26 歲時自編自導自演的《大國民》多次得到「史上最佳電影」的寶座，後來卻在荷里活鬱鬱不得志而自我放逐至歐洲多年，直至風再吹過來。他期望《另起風頭》（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可更上層樓，卻等不到那一天。

1975 年，美國電影學會把「終身成就奬」頒給 Welles，他卻在辭詞時為這齣戲推銷，希望找到資金。他需要比掌聲更實質的支持。《另》的主線正是有關一個為人敬仰但風光不再的老導演 Hannaford，在派對上為賓客放映他那一齣在離世時仍然無法完成的電影片段，戲名也是：《另起風頭》。

風的另一邊有甚麼？有關《另》製作過程的紀錄片 They’ll Love Me When I’m Dead 的戲名或許就是答案。紀錄片告訴我們 Welles 一邊拍攝一邊寫劇本，把他自己的真實經歷寫了進去。戲裡 Hannaford 同樣在多年自我放逐後回歸，拍攝遺作時手上亦無完整劇本；兩人同樣有一個從作家轉為導演的門徒，後者的戲大受歡迎，兩人既親密又有芥蒂，而飾演門徒 Brooks 的 Peter Bogdanovich 基本上只是演回自己。Hannaford 的戲缺少資金，正如 Welles 一樣。戲裡還有眾多以真實人物為藍本的配角，從不耐煩的片商代表到令人不耐煩的影評人，其眾聲喧嘩就是 Welles 眼中的荷里活。或許他想過自己和 Hannaford 的最大分別在於「我最後一定能完成這齣戲」。可惜他預想到兩者的開始，卻想不到自己的結局。

Welles 和 Hannaford 的《另》風格迥異，卻都是排拒大眾口味的。戲中戲的《另》沒有對白，只見一名青年不斷追逐一個魅惑女子，從沙漠到城市，進出商廈、的士高與廢棄火車站，在捉迷藏的過程中有一次未完成的性愛。這令人想到 Welles 在歐洲時期遇上的藝術電影；萬里長沙的唯美畫面似是戲仿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無限春光在險峰》。Welles 的《另》則跟他以前的劇情片風格大相逕庭。那些細緻的深焦鏡頭和場面調度都沒有了，換來的是黑白、彩色更替的畫面；各種尺寸和畫質的影像交錯； 跳躍的剪接和晃動的手搖鏡頭；「無厘頭」但不惹笑的角色和對白。沒變的是高反差的燈光，有點像 1940–50 年代的黑色電影，突出了角色內在的不安和矛盾。看似雜亂的色彩、剪接和鏡頭運動是再現那一群訪問 Hannaford 的年輕人手上制式各異的攝影機拍下來的效果，透露了 Hannaford 的焦慮和失控的處境，亦有 Welles 的紀錄片 F for Fake 的影子。

Hannaford 的電影拍到一半，男主角失蹤了；他的派對中出現不知從哪裡來的侏儒，走上屋頂放煙花；多個用作男主角替身的人偶被帶來派對場地，Hannaford 卻用長槍把它們全部轟掉……這些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情節究竟是故意呈現的失控世界，還是失控本身？對 Welles 而言是後者：資金和人力的問題使他的拍攝計劃斷斷續續；波雲詭譎的國際政局和磨人的法律糾紛更使他的底片被鎖在外國，直到死時仍無法取回。那時候，他只有把未竟之志交託予本已反目的 Bogdanovich。

數十年後，Bogdanovich 和其他電影人，與取得超過 100 小時底片使用權的 Netflix，按 Welles 塵封多年的粗剪版本重新製作。風繼續吹，Welles 在沒有數碼技術的年代，嘗試把多種格式不同的底片融合為一，技術難度太高，也是電影用了半世紀才完成的成因之一。到底是他自高峰起步，看得太遠，走得太前。

（原載於《時代論壇》1633 期，2018 年 12 月 1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