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习近平的多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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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大路皆通往2022年”这是《日本经济新闻》的中国事务资深评论家中泽克二指出的话——这是指明年10月，中共将召开五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二十大）

《社会主义者》杂志社论

习近平计划在党大会中完成他成为中国终身统治者的加冕仪式。中共的党大会只是个橡皮图章，并不是一个进行辩论和民主投票的政治会议。这次大会和中共内部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或将迫使习近平做出一些妥协，这会是他首要的任务。习近平政权的每一个政策和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巩固从“一党专政”过渡到“一人专政”的过程有关。

这个过程的结果并非个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随着全球和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国内不断紧张的社会情势，以及以新冷战为表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协调的经济和外交攻势爆发，中共极权国家机器内部不断积累的极端矛盾。一般来说，历史上的一人独裁政权都代表着深重危机的出现。

这也就是中国今天的处境。习近平的统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多重危机叠加的阶段。事实上，他的政权在采取行动“解决”现有危机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危机——从香港和台湾，到人口危机，再到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进行了近6年的经济“去杠杆化”，但债务仍然像病毒一样在经济中蔓延。当监管机构对债务问题的注意力从一个经济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时，任何原本暂时下降的债务水平都会反弹。

日本病？

中国人口危机对从消费到债务水平再到养老金和养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口恐怕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来得比大部分预测提早10年。中国在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就出现“未富先老”噩梦，似乎越来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当中各数字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结果也被推迟了一个月才公布，令人怀疑数据遭到篡改。和谈到其他所有政策时一样，政府机关和媒体只能报导各种“胜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个亲中共的智库）的黄文政认为，中国人口危机、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劳动力萎缩和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中国迫在眉睫的潜在危机已经充斥着“日本病”特征：经济放缓和“人口增长停滞”相结合，恐将延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时间，甚至让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以美元计算，中国的GDP目前约为美国的75%。日本在1990年达到了类似水平，但随后陷入经济危机、长期停滞和“失去的数十年”。今天的美国经济规模已经比日本大四倍。

中国人口危机显示，尽管社会普遍误以为中共有能力提前计划，中共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没有更早地实施新政策？这可谓习近平的另一大挫败，更加剧中共内部权力斗争，部分反映出对习近平统治下的“政策转向”甚至政策瘫痪的焦虑。4月，作为国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极反常地介入此事，发布了一份有关人口转型的报告，敦促彻底改变人口政策。这种公开批评标志着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人行因其经济作用而享有稍大一点的自由度，而其他国家机关只能保持沉默。人行该篇报告指责政府的“观望态度”，并警告说“如果没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宽政策就没什么用了。”许多评论员认为人行这个特殊的部门已经成为脱缰之马，现在采取措施加紧对它的控制也没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报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开、甚至更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显然已促使政府采取行动。但中共政权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带来恐慌。5月政府颁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随后在7月出台了一项更明确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来实施的对计划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罚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时，公众压倒性地怀疑这个政策，甚至是对此很愤怒——规定的改变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新华社》的一项民调显示，93%的受访者完全不考虑生育第三胎。该民调在数个小时内被移除。网上的一条评论总结了当时的流行情绪：“政府觉得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 ”

带有负面影响的“胜利”

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40年里，中共独裁政权被普遍（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及其机构）认定是可靠的经济与政治管理者。是的，独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体、银行、关键经济部门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机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体系约束，可以做许多其他较“轻度”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的事情。但他们也会失败，有时是遭遇灾难性的失败。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共政权经常被自己的审查制度、来自地方政府的虚假和夸大的统计数据，以及下级官员害怕说真话会招致习帝不满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护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冲淡或阻挠。

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汉开始并严重爆发，然后在中央政府作决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这些因素似乎也让人口危机演变到现在政府补救恐为时已晚的地步。这将需要国家进行大规模干预，以降低房价、提高工资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结束在职场和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将医疗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并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费用。若要实现这些政策，我们需要革命性的反资本主义变革，而这只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可发挥这样的作用、完成这一任务。中共政权若要实施这些政策，第一步就会丢掉权力，所以它没有能力采取这样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没有退路 

习近平通过强硬的民族主义镇压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统治越来越在自身宣传制造的假象中深陷迷胧。其的政策往往使现有危机加倍严重并制造新的危机，将社会紧张情势推到极端。习近平政权在新冷战中的失误，例如对现已崩溃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过度自信（这促进了拜登对欧洲的拉拢），令中共的反习派抱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被抛弃。

香港是另一明显的案例。习近平的镇压、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许实行一人一票真普选的早前“承诺”，以及当年雨伞革命结束后的白色恐怖，极大地触发社会紧张局势，随后因最终导致了2019年的社会爆发——逃犯条例修订不过为次要问题。习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阵风暴。

从此，由于习近平的字典里没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制香港，消除香港与大陆的区别。习近平还利用对于香港的全面控制，虚张声势表现其政权拥有无上权力，不像冷战中美国领导的阵营“虚张声势”那样陷入瘫痪。

当然，在香港的战斗双方力量差异悬殊，北京几乎掌握着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资本主义之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这并不是衡量力量对比的可靠指标——如果习近平政权相信自己处于绝对优势，他只会犯更多的战略错误。在台湾和南海，美国的反击将更加猛烈，并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军事和外交联盟网络，以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

就内宣而言，香港作为宣传习近平这个强人的“胜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义。但这需要付出代价。对香港的镇压极大地令北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更为棘手。两岸冲突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从来就不高，现在则更是几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负面影响也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后显现。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劝告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则，使敌人举国屈服，不战而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但习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顽固手下们已经开始大肆逮捕、颁布禁令、清洗反对派与进行恐吓。他们现在甚至查禁儿童读物。中共这样做是在“毁掉”这座城市，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计划移民。在撰写本文时，每天约有千名港人出逃——这还是在许多疫情旅行相关限制取消之前。

跨国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为其亚洲总部的基地，尤其是因为香港在华盛顿的命令下遭踢出“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随着外资陆续撤出香港，中国大陆的资本和企业将填补这一真空。习近平最近打压中资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阻碍他们在美国上市的计划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们需要依赖香港。

但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未来显然不同于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来将更多与上海和深圳竞争，而非与纽约、伦敦甚至新加坡作竞争。这个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过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义上的长期“大陆化”也成为必然。因此，“亚洲国际都会”的命运将成为新冷战时代去全球化的缩影。

毛泽东时代的教训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为服务于中共政权的有用工具，以规避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华保护主义和遏制政策。这是香港在过去担当的传统角色。即使是毛泽东的非资本主义政权也允许英国人继续控制香港，因为让英国殖民者留在那里是“有用的”——如果他们愿意夺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时内占领香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后却被北京出卖。这段历史显示了习近平政权与之前历届中央政府在外交灵活性和“务实”方面的鲜明差别。

在新冷战爆发前，中共所谓的超级经济大国形象给贪婪的外国政府和资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涌向中国，抓住一切机会与中共高层官员打交道。中国对新冠疫情的迅速抑制（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灾难性反应）暂时突出了中共制度的“优越性”，这当然也是习近平宣传的主题。但是，中国现在激增的多重危机的数量，令人怀疑中共政权是否真的有作出过计划。

人口危机：独生子女政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遗产

• 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劳动力减少了4500万，未来五年将再减少3500万劳动力。
• 中国政府的一个研究小组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1/3。
• 根据2019年的政府报告，中国的养老金将在2035年结余耗尽。在几乎半数省份，这个金融危机已经来临。
• 日本和美国等其他经济体也面临人口老龄化，但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和养老金水平根本微不足道。
• 1979年至2015年中共政权的一孩政策极大地加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政策持续了1/3个世纪，恰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大部分时间已经没有了“计划经济”。长期执行如此苛刻的政策导致社会态度和家庭结构发生深远变化，但主要还是经济因素驱使这一变化：在资本主义的中国，养育孩子成本极其高昂。
• 此外，一孩政策造成女性明显比男性少——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万。由于重男轻女和性别歧视的思想（但主要还是由于经济压力），社会上普遍更想要生儿子而非女儿。在一孩政策下，选择性别的堕胎变得普遍。育龄妇女的减少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
• 政府正在逐步将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由于退休的祖父母是绝大多数家庭照护儿童的主力，这可能会抵消其刺激生育的努力。中国缺乏可负担的公共服务，包括托儿服务。根据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父母退休后夫妇生孩子的可能性会增加44%-61%。
• 去年（2020年）全国的出生人口为1200万，低于2019年的1460万。这远低于过去20年每年1630万的平均水平，仅是1980-1990年代实施一胎政策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