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6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余英时
野兽按：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男，江苏无锡人，中国作家、文学研究家。晓畅多种外文，包括英、法、德语，亦懂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台湾著名作家、诗人兼讲座教授余光中分析当代中文时，常称道钱西学列于中国人之第一流，两岸三地之作家如陶杰、宋淇，行文之时，亦多交许赞之。
其妻杨绛为翻译家、作家，女儿钱瑗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堂弟钱锺韩为工程热物理学家。
钱锺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钱基成，由伯父启蒙。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钱锺书都跟去。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抽大烟，早上起得晚，婆媳彼此看不起，后来伯父也染上大烟。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锺书，可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六岁入秦氏小学，上学不到半年，大病一场，在家休养。十一岁，和钱锺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这年秋天，伯父去世。十四岁考上苏州桃坞中学。二十岁后，伯母去世。
1929年，锺书考上清华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当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的冯友兰曾说，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真是天才。”钱锺书十八及二十学年的总成绩为甲上，十九年则得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1933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后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平均分数87.95是史上最高，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其间女儿钱瑗出生。193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其夫人杨绛翻译为副博士学位），随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一年的研究。
1938年9月回国，钱刚回国时，经香港上岸，转去西南联大任教授，月薪300元。1939年秋天从昆明回沪探亲后，接到其父亲钱基博来信要其去湖南照顾，故没有回昆明而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1941年暑假，钱锺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蓝田。
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生动地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与心态，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此后在西南联大、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获评为一级教授。
1938年，钱锺书留居蓝田两年，写了《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回到上海，又写了《谈艺录》的后一半。此书于1942年完稿。《谈艺录》问世后，广受好评。文史家曹聚仁说：“胜利以后，回到上海，读了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夏志清认为“钱著《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然而，海外学者一开始对于《谈艺录》的评价并不高。夏志清就说过，“尽管该书‘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却没有能替中国诗的急需重新估价立下基础’”。
1950年到1953年，钱锺书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花费了大量精力翻译毛泽东著作，几乎没有发表文章。1957年，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诗的缺点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当时在台湾的胡适看过这本选注说：“黄山谷的诗祇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钱锺书本人则表示因为“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
1960年，钱锺书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69年11月，下放至河南罗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锺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运动中被逼自杀。
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1979年，在其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钱锺书不仅通过传统的训诂方法澄清了许多学术史上之公案，更在大量文献梳理与互证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精辟与独到的评论。是集数十年功力的学术钜著，尤其对比较文学有所贡献。该书为集合各种学科知识，对中国古典如《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进行论述，自成一家之言，他也因此被推为现在中国的文化批评大师。《管锥编》据说起草于1972年，是文革中期，钱当时无家可归，住在文学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据《谈艺录》、《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记载，钱当时的书桌既是饭桌，晚上还要当床。
1978年赴意大利出席第26届欧洲汉学会议。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88岁。钱锺书临终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逸事
1935年，钱锺书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锺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著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杨绛陪锺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钱锺书的妻子杨绛（本名杨季康）是江苏无锡人，1911年出生于北京。杨绛于1932年春天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期间邂逅钱锺书。据闻两人初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杨绛则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就这样才子配上佳人，继而于1935年共结连理。
胡适与钱锺书夫妇有数面之缘，但胡适晚年在台湾曾表示没见过钱锺书。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一文披露胡适与钱锺书不仅认识，还一起在陈衡哲夫妇家“吃个家常tea”。钱锺书见过胡适是由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介绍的，钱锺书和胡适都常在合众图书馆看书。胡适还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过一首旧体诗送钱锺书，杨绛只记得其中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这张小纸杨绛把它保存到文革期间才毁掉。
这首《题唐景崧先生遗墨》是胡适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二天，是陈寅恪请他题词，全文为“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唐景崧是陈寅恪夫人的祖父。胡适本人可能相当满意这首诗，1931年，胡适还在致周作人信中一附诗云：“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钱锺书晚年饱受多种疾病折磨，计有哮喘、喉炎、肺气肿、高血压、前列腺、白内障、急性大脑皮层缺氧、腱鞘炎、输尿管肿瘤、膀胱癌、急性肾功能衰竭等，接受多次手术，左肾切除。乃至于1998年逝世后，遗体解剖才发现胃中尚有一大肿瘤。女儿钱瑗亦因骨癌59岁辞世。夫人杨绛则直到101岁左右才发现有心衰症状，105岁时去世。
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
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
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l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谑。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 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八九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
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