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下，小区的管理政治

我去小区门口志愿值班第一天，问门口保安大爷：“那我要怎么向进出门的业主证明我有资格让他们出示通行证呢？”

大叔从门口大棚的桌子抽屉里掏出来一个印着“xx社区业主志愿者”的红臂套拍在桌子上：“这就是权力的象征。”

志愿工作的内容是为小区住户进出时登记时间、记录体温、以及查看通行证。我县病例暂时较少，但小区上周开始也已经用上了通行证作为每家每户的出行方式。对于这种通行排查方式我从一开始有些质疑，想要提一些建议，我妈说“你要提建议那你就得自己去做了看看才有资格。”好嘛，反正人类学学生最好的研究方式就是进入田野，于是招这周志愿者的时候就让我妈把我名字报上去了。

我最开始的质疑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至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不小，也就是说，进入小区时的测量体温方式之下可能会有漏网之鱼，当然，以我县的感染密度来说暂时可能性还算比较小；同时，门口测量体温的保安加志愿者共有四到五位，白天十二小时每一天一小时轮班一次，一天加起来门口长时间聚集的人数将近30位。聚集的人数众多，无法做到有效的隔离。

不过以上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感染密度较大的前提下，这些猜测在我县实现的可能都极低，同时，也需要好几个节点串联起来才可能形成。对于这种通行方式的质疑并非此文的重点，我记录的志愿日志之下的观察才是时隔将近一年重启本号的原因。同时，瘟疫之下采用的这类通行手段是否合法、合理也不是我所讨论的对象，我仅仅试图在本文里从治理逻辑的角度来理解小区管制的方式是如何沿袭并采用了这样的思路。

这几天在看周雪光教授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我对政治学和组织学都了解甚少，只能算是一个学习和摸索的过程。生活是政治的，政治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每天居住的当代小区，也是当代政治的一片温床。之前曾经阐发过一些没有调查支撑的想法，例如小区是如何通过门禁、门禁卡、出入登记、小区物业对陌生人和住户身份的勘查、甚至一些小区所采用的人脸识别等方式来治理居民的，这也是福柯治理术之下讨论过的“全景监狱”的一个印证。不难听到例如“小区物业管理所采用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安全”等说法，不过，每个小区居民都应该熟知的，“外卖、快递可以通过穿工作服的打扮方式随意进出小区”、“小区保安并无核实陌生进出者信息真实与否的能力”，在前面所述的这些情况下，都有可能在应用多样治理术的情况下出现“安全”上的遗漏从而导致“安全问题”。这时候也会收到常见的反击，“那你说怎么办？你有更好的办法吗？”我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研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那就不会需要研究者了。

小区的这类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全景监狱手段使我思考：如果这些手段极有可能会无法对提出的“保护安全”等目标产生根本上的作用，那为什么仍要推行这些手段？我需要寻找一些答案，而这次的志愿工作，为我打开了一些窗口。周雪光的研究也给了我很多思路：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检查阶段也令人困惑：一方面，检查方大张旗鼓、精心部署，被检查方风声鹤唳、全力应对；另一方面，检查过程时松时紧，各种谈判运作充斥其间，问题发现后常常不了了之。”

要怎么来理解这一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呢？我想这对于理解权力一方管理过程中的逻辑和运作方式是很有必要的。我在这次志愿工作过程中也观察到了同一思路的推行方式以及一系列疑惑。首先是红外线发热检测仪的失灵，我不太清楚仪器本身的设计缺陷，不过我在志愿的过程中时常发现检测仪在五秒内测同一个人体温差别较大，同时，对于一位坐在开着空调车内的业主和一位开电瓶车吹着冷风的业主，两位测出的体温显然是可能会有误差的。于是我向旁边测体温的保安提了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是的，就是这样的。”当然我此刻不可能去逼问保安这样一个非权力个体关于这样做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我的计划是更多角度的观察整个运行机制的思路。我也时常会在志愿值班过程中遇到“漏网之鱼”，例如没有汇报居住信息的业主直接进了小区、没有带通行证的业主直接出了小区（显而易见的是TA回小区的时候仍然也没有通行证），此时又是一系列问题在向我袭来：“既然没有通行证也能以各种理由出门，那么通行证的用处在哪里？”“在管理过程中的松垮和施行时的紧张动员，两者之间出现了怎样的‘误差’、或者说，‘有限的反馈’”？

周雪光写，“在以卡理斯玛权威为实的支配形式下，向上负责的官僚体制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也可以解答一部分疑惑，“委托方只关心承包的结果即政策执行结果，所以他不但持有制定政策目标的控制权，而且保留检查验收的控制权，目的在于确保‘承包契约’的预期结果”。不难看到，在疫情爆发后，湖北省以外其他省市动员行动非常迅速，上至省市镇级政府下令，下至村落小区楼道监督管理，一系列的排查运作都表现得井然有序，但仅从一个小区的排查我就发现了一些肉眼上可见的漏洞，而居民和下达命令的委托方也乐见于在强大的行政命令下达后所展示出的权力集中下的结果与口号：小区进行了严格的进出检查和体温检测，不放过任何一次疑似与可能。这样的结果想必也被从物业层层上报至社区、街道、市级甚至省级单位，成为了每日通报中的某一个排查字眼。这样的逻辑其实很好理顺，尽管它本质上确实极为复杂，而我也仍然在梳理的过程中徘徊寻找线索，但就从小区这样一个治理术下的微观视角可以看出来，周雪光提出的卡理斯玛权威下的治理逻辑，是一个“中央政府—中间政府—基层政府”的模型，而当这个模型运用在更小的基层单位时，它将成为“市级政府—街道社区—小区单位”这样的微观模型。小区单位受到上级单位下发的指令，有责任执行此自上而下的政策，而上级单位则负责验收基层是否有效地执行了相关命令——或者换句更直白的话说，“是否圆满完成任务”。而卡理斯玛治理逻辑的其中一条，就是卡理斯玛的权威者依靠反复轮回的重大任务与运动来获得光环，这样的光环进一步巩固了卡理斯玛的权威，因此，不难想见的是，权威者下达的任务通常在地球不毁灭的情况下都进行了且能够进行“圆满的完成”，圆满完成的验收标准是基层单位是否在形式上行使了命令与规定，而非命令与规定是否真正达到了效用。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思考小区的排查方式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会太过简单化，但可以给予一些思考的空间与角度。小区的测体温与出入通行证登记本质上是一种向上负责的管理逻辑，以应对上层命令的下达与偶尔的抽样调查，来完成上层下发的政治任务，相比之下，小区的住民则是向下的被治理对象以成为政治任务完成中的一个螺丝钉，而非被检测是否发热生病的自由居民与公民。

写到这里，我会认为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测体温更像是当代管理中的一剂安慰剂，即使深知测出的体温可能不够真实，也甘愿用它聊以慰藉瘟疫带给自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