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公民的自媒说理来制衡臣民的官媒宣传|《野兽爱智慧》
撰文：野兽爱智慧
这是心灵自由写作船第一期的第十一篇作业
今天发现matters上有一篇《"汶川地震"文章集合》，该文发布于2019 年 5 月 12 日。此文收集了在Matters上有关汶川地震的文章。
其中有亲历者的讲述，有川震幸存者的10年变化、有公民调查者之间的情谊、有对崩塌校舍的追问。大家可以通过下文链接和文章题目下方的“关联”文章按钮跳转阅读这些文章。再次回望这场灾难，愿我们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而我于2020年3月5日凌晨因为阅读端传媒的汶川地震十周年专题，而大发感慨，一气写了三篇写作船作业
记忆是同抽象相抗争的最好方式之一，而它是具体的。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这种六百万、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历史，大屠杀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
正因记忆的具体性，大屠杀的意义只能一点一滴显现，换句话说，当我们尝试着在一个一个故事，一段一段记忆中去直面它的时候，否则它就会被抽象数字埋没。而且数字和术语都很有可能引起争议，乃至于某些篡改者会得出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的结论。
抽象是记忆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灾难意味着的不是一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灾难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caring)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
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个人了。我们可能记得自己不关爱的人,例如念念不忘的仇人,但我们却不可能不记得自己关爱的人。
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情的记忆留住的是对共同事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它可以是愉悦的(例如欢欣、怀念、喜悦)，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如愤怒、厌恶、恐惧)。既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含有伦理责任，能否拥有相同的记忆便成为人际关系是否真正深厚的一种测试。
秦晖先生在他的《实践自由》回应到：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
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不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虽然我也崇敬他的学问与人品。1949年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储安平一类人，而不是陈寅恪、钱锺书一类人。而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
争取自由常常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自由主义者既然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就不能强制别人去支付这种代价（这与别的“主义者”可以以“革命纪律”、“理想主义目标”的名义强迫别人付出代价是不同的），而只能自己去付出代价。然而作为斗争成果的“自由”又是一种最具“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财产可以专有，权力可以专有，唯独“自由”不可专有。“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可以以“革命需要”的名义多留一些“劫富”所得然后才去“济贫”，即使对财产毫无所留而全部“共产”，也可以在“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中得到权力这一报酬，唯独为自由而斗争者可能比别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却不可能比别人多得任何东西。
斗争的结局不可能使他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也不会使别人享有比他更少的“自由”，而斗争若失败他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连名字也被人遗忘——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群体的记忆是需要组织的，“无组织的自由记忆”更容易被遗忘。因此组织严密的革命党比松散的自由主义运动往往更能记住自己的殉道者。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秦晖先生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今晚作为一个公民，用公民的自由记忆来唤醒一些集体遗忘的记忆。
之前提过：用自媒的公民写作来制衡官媒的臣民写作。
今天感觉也可以这样表述：用公民的自媒说理来制衡臣民的官媒宣传。
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行政系统一刻也离不开思想控制，宣传因此成为极权统治的基础和核心，或许你认为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政治目的的宣传不那么容易进入你的大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宣传的失败。
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是使人有正确行为。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但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按照所宣传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假面生活从极权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极权或新极权制度，代代相传、延绵不绝的根本原因。或许你认为自己是拥有知识和判断力的现代人，不会那么轻信宣传，也许事实恰恰相反。
现代人是一个丧失了传统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的孤独存在。他是一个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原子，与他人只能结成抽象的群体联系（民族、人民、群众）。宣传为这样的原子个体提供与陌生人和遥远地方相联系的事件新闻。介入这些事件能使孤独的个人有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和参与感，让他觉得与他人拥有同一个生活世界，汇集在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宣传瞄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置于群体中的孤独个体。
长期主导和影响中国公共言论的独语式宣传是造成中国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这种宣传语言充斥着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大众传媒、文化产品、教育用书中，成为对民众语言的日常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它对人们事理认知，说理方式，心理期待，逻辑运用，语言习惯都有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细读既是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人文训练，也是一种“自由教育”，至少让思想免受极权雾霾的侵袭。
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因为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的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的，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
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苏格拉底说，不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对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智的人来说，真正的好生活应该是他自己选择、自己想过的好生活，照亮他内心洞穴，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生活的光亮，无论这光亮多么微弱，都应当是他自己见到的光亮。要追求真正的好生活，就不能食嗟来之食。
拒绝威权的好生活是一种道德价值，而非是功利得失的评估结果：专制集权的好生活给一个人带来再多的物质满足、国家强盛，他也还是因为它不能给他自由，不尊重他的理性而感到不幸福，对于不幸福的他来说，专制极权的好生活就不是好生活。
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而不是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的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时，它欲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臣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专制。
先从细读以下的《”汶川地震“合集》开始吧。
聚光灯外的地震亲历 · 没有模糊血肉、没有救灾英雄、没有调查记者、没有家国情怀
公民社會的崛起：『沒有什麼理由脫軌』的高思發，因為一場地震而擺脫日常
公民社會的崛起：「災情太嚴重，中國政府只好開放民間團體進入」
公民社會的崛起：『十元購買的冊子，大多是溫家寶救災的照片與事蹟。彷彿這場災難由他一人獨撐。』
还有一场深夜对谈：
四川地震中像豆腐渣一樣倒塌的中小學、幼兒園，和埋在廢墟里的五千多孩子。在最初的時候，這明顯的人禍揪住了整個社會的心，但很快就被滅聲了。災難敘事變成了「多難興邦」「救援英雄」「感恩的心」，受害者被連續打壓了十年，除了逼迫他們生第二個孩子之外，政府至今沒有解除對遇難學生家長的維穩……
如果說四川地震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人禍比天災更可怕，那玉樹地震，簡直動搖了我做記者的信念根基：第二次離開玉樹的時候，我知道，這裡的故事，再也不會有所謂的真相了。。。因為在這裡，天災抹平了一個藏族小鎮，在無比正當的理由下，一兩年後，長出的，完全是個漢族小鎮了……
…… 我們多想有台灣那樣，整個社會疼痛之後，帶著痛成長、學習的機會。但在中國，倒不是媒體的責任了，整個社會就像是一台電視機一樣，幾十年來，反復播放著同樣的、割裂的、無法有連續經驗繼承的災難。
（潔平）
2020年3月11日，周三，庚子年二月十六，20：06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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