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彰，何以谈权

法治精神，是对自由、正义的肯定，对公俗良序的守护，对个体生而为人的尊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使法治，这株原生于西方的幼苗，始终未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作为现代法治产物的律师，在共产党执掌政权尚未满10年之际，便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中，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蒙难二十年。

尽管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司法改革 ，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司法体系的不独立，使得律师从一开始，就被公检法机关视为讨厌的“麻烦制造者”。

千禧年伊始，经济的腾飞使得中国加入WTO的需要日益迫切，为了获得美国的首肯，中共开始在一些政策上妥协，新一代中国律师也因此获得了成长的契机，他们开始思考自由、宪政、个人权利的意义，开始寻找，在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下，个人如何反抗来自政府不合理的压迫， 新一代律师中，人权律师毫无疑问看起来更为激进的群体，他们充满热诚、大胆敢言，也不惮以前辈们不敢采取的方式向政府发起挑战。 人权律师把捍卫人的基本权利看作一种严格的道德义务，一条坚守的价值底线，他们致力帮助那些争取自己权益的上访者、信仰者、弱势群体和异见人士，虽然人权个案的结果大多是失败的，但在这个很多政治和社会议题都属禁忌，就连某些种类的思想都被禁止的国度里，人权律师的崛起无疑是给人以希望的进展，来自民间的有力声援不断增多，共同谴责并抗议非法审判，终令作恶者有所忌惮和收敛。

但成功最终招致了打压，2013年8月，一份党内备忘录在网上被泄露。备忘录列出了“七不讲”，其中包括西方宪政，及其组成部分：“司法独立”、“普世价值”、“公民权利”。其所涉及的都是共产党寻求遏制的东西。 2015年7月9日——也就是常说的“709”，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后，中国律师遭到的最大规模的打压行动，中国人权观察人士（纽约时报）估计，全国共计有超过300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成为目标，其中27人被禁止离境，255人被暂时拘禁或强制审讯，28人遭政府羁押。这不只是对人权律师，也是对更大范围内的公民与社会行动主义的一次打击。

2018年，是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20周年，但是于2017年出台的《监察法》草案，却为大规模侵犯人权埋下“有法可依”的祸根。

公权肆意违法，冤案接连不断。酷刑、虐待、被失踪，这些令人胆寒的词语愈加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苦难愈深重，人权律师们却愈加坚定 ，作为捍卫人权的主体，他们在吴淦案、陈云飞案、黄琦案、秦永敏案等个案中更是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历史责任。广东八位人权律师组成的湖南肺结核事件律师团是继“709”事件后首次协同出击，展现了捍卫人权的坚定信念。这不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的公民社会的努力，更是对自由、公义、爱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