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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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26.“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9-11-13 17:12: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766

“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

高王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大跃进”的发动和高潮

二、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

三、粮食短缺：危机来临

四、农民的呼吁和抵制

【注释】

“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挂帅推动的主要经济社会运动之一，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仅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人民公社”，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国营化”并且剥夺了农民的个人权益（即“共各种产”），而且带来了粮食危机和大饥荒。“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人民公社制度保留了下来，后来成了农村改革的对象。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为了改变毛泽东这一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境，进行了调整，而这又埋下了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种因。可以说，不了解“大跃进”，就无法理解毛泽东时代贯穿始终的一些重要历史线索。“大跃进”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常常以“人民”的名义宣传鼓动，而官方媒体则大量报导“人民”对“大跃进”的“热烈拥护”。究竟中国的农民们当时对“大跃进”抱持什么态度？以往关于“大跃进”的研究，或者侧重分析上层的政策性争论，或者介绍“大跃进”在底层造成的惨烈后果，本文则重点介绍“人民公社化”初期农民的反应。

一、“大跃进”的发动和高潮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中共恰好首次在国际共运中地位上升到最高点，而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袖赫鲁晓夫的资望不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雄心勃勃的毛泽东急切地希望，中国的快速发展能把他送上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最高领袖的位置。当时，他在莫斯科宣称，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初“大跃进”拉开了序幕。自1月起中央和地方就不断制订和修改农业生产计划，竟相提出高指标。在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利害。[1] 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将1957年制定12年的农业发展任务一下子缩短为3年完成，并把它与“超英赶美”联系起来[2]，高指标引出了“浮夸风”。浮夸始于1958年年初，夏收时“成风”。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宣布小麦单产2,105斤，放出了第一颗“卫星”。几天后报纸宣布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单产创4,353斤。从此全国展开了一场“放卫星”竞赛活动。[3] 6月14日，毛泽东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千斤，猪肉1百斤，油20斤，棉花20斤”。[4] 8月初《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夏粮大丰收说明，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8月3日，该报社论又声称：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问当地干部，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5] 9月30日新华社报导，中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7千亿斤以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粮食总产量基本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后的指标。[6]

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大跃进进入高潮。[7] 头脑热度达到最高点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同时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完了，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8] 1958年6月，毛泽东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并且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央认为，光靠“洋炉子”完不成钢产量的新指标，因此决定靠“土炉子”，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规定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于是，9月全国开始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到年底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到9千万人。[9]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泽东等人萌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想法。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之后，中央正式提出了将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主张。有关部门起草了合并大社的意见，于成都会议通过，4月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后正式下达。其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为“人民公社化”打开了大门。[10] 1958年2、3月间，毛曾经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刘少奇等人一起谈到“公社”这个名词。5月，陆定一讲到，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到6月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合作社，并开始尝试“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实验。[11] 8月初，毛在视察中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及“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等，并计划在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12] 然后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13] 在这次会上毛谈到：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几年以后，可能产品非常丰富，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此后在1个月内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14] 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在9、10月间达到巅峰。[15]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报导，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区办起了公共食堂，并予以提倡。11月10日的社论又指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据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已达到70至90%。[16]　

由于推行毛泽东主张的“一大二公”，各地刮起了“一平二调”（ 国家调用公社的资源，公社调用生产队的，生产队则调用社员的私人财产）的“共产风”，贫富拉平，“共”各种“产”，同时还刮起了“命令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它们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等合在一起，即所谓“五风”）。[17]

二、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

“人民公社化”是农村经济“国营化”的高峰时期，它表现在劳动力的调拨、财产的支配、生产的安排和产品的处理等几个方面。　

从1957年冬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就出现了“大兵团作战”，即农村劳力的大规模调拨，到1958年1月在工地上的农村劳力已达到1亿人以上。到1958年中，开始推行“全民办工业”[18]，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调离农业生产，1958年全国投入各类“小、土、群”工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到6千万人以上[19]，“大炼钢铁”调拨的劳力就更多了。　

笔者在山西太谷县调查时了解到：当时农村劳动力长年有一半在外面修水库，也有去外县的（如静岚、文水等地），以及去阳泉开矿；麦收大忙季节又让上山栽树；秋收大忙，全县把劳动力集中在北阳等地深翻土地（60、70岁的老太婆也得半夜三更去挖地）；同时还“大炼钢铁”，留在村里务农的就是婆姨、娃娃、老汉，当时硬说3个劳力的活1个劳力就能干。[20]　

“公社化”以后，农业合作社的全部公有财产转归公社所有；公社一级享有极大的调拨权，它不仅可以在大队之间“平均分配”，也调拨各大队的财产和劳力用于各种社办工业、学校、公共食堂以及办公楼等。[21] 据安徽省凤阳县的统计，在队与队、队与社之间无偿调拨的现金达2百多万元，粮食3百多万斤，烟叶3百万斤，棉花3万斤，劳力34万人，耕畜2千多头，农具2千多件，种子2百多万斤，禾苗90多万亩，生猪2千多头。[22] 由于人民公社含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又是“政社合一”（这使“共产风”与“命令风”结合在一起，一切“平调”都以行政命令方式下达），县以上的国家机关也参与了对人民公社的直接调拨，据估计1958年全国各级政府用掉农业社的钱可能达到20至30亿元之多。[23]

当时各地农村生产方面的许多事都不归原来的农业社管了，而是服从上级的命令。笔者在山西省太谷县访谈时农民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形：队里的事情，实际上做不了主，人都调走了；麦收时，壮劳力还在水库上；叫去栽树，麦子扬了很多；秋收时让去深翻地和大炼钢铁，收萝卜用犁耕；收不过来，公社来人教把上一截铲了，堆起来，上边来人就说已经清了；庄稼扔在地里有一半多，地也荒了不少；种麦子，叫下一二百斤的种（平常下30至40斤），说明年能打1万斤（实际只打了2百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24] “生产瞎指挥”的又一个结果是1958年有大量的粮食烂在了地里。另一方面，“浮夸风”盛行后全国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许多，征购任务也相应地加大了。如在安徽省凤阳县，1958年实产粮食1.5亿斤，上报4亿斤；报实受批评，报假受表扬。[25]

凤阳县的“共产风”范围很广，土地、房屋、粮食、劳力、耕畜、农具以至家禽、锅、碗、瓢、勺等都被“共产”了，甚至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为了完成粮食的征购任务，有些地方组织了“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先是搜查粮食，以后就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干部甚至公开扬言：“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口牙是你的”。后来为了“大炼钢铁”，县里提出了“家家挖潜力，人人献钢铁”的口号，有人把剪刀、铁锅也献了出来。[26] 在太谷县刮“共产风”时，私人的金银铜铁锡、珠宝玉器药非献出来不可，私人的房子队里想拆就拆了，说今黑夜就到共产主义了，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有人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外边套件烂的，要不就怕共产了。[27]

人民公社说是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所谓供给制主要是指在公共食堂吃饭或吃粮不要钱，绝大多数公社除了让社员按低标准吃饭以外，发不了多少工资。据太谷县农民回忆，当时干部们认为既然是共产主义了，可以吃国家的，吃大锅饭了，于是村里开着两个灶，各取所需；连外村人路过也吃，而且是挑着吃，走到哪吃到哪，5里地一个饭铺（好像毛泽东专门讲到的《三国志·张鲁传》中所说的情况），但到过年春天就闹饥荒了。[28] 在凤阳县，公社化后群众批评是“六个一样”（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住的一样，做的一样，照顾一样）、“五不分”（干不干、照吃饭──好坏不分；多劳不能多得──强弱不分；规定每人3碗饭──大人小孩不分；小农具、小菜园、野鸭集中归队，社员占用公家东西──公私不分），社员分配越来越少（有的队自1958年到1960年平均收入由37元下降到10元、5元，每个劳动日值仅5分钱），而集体扣留的部分却越来越大（占到70%以上）。[29]

三、粮食短缺：危机来临

如果说一开始许多社员尚抱有侥幸心理、想吃“国家饭”的话，经过对个人财产、权益的剥夺，经过1958年秋后的分配，他们开始清醒过来了。但谁也没料到，粮食问题已悄悄地上升为一个严重问题，成为对他们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现在许多人以为，大饥荒是“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1959年以后才发生的，实际上，许多农村在1958年冬季或1959年初就没粮了，早在“大跃进”发动的当年就已经发生饿死人和疾疫流行的现象。　

1958年秋，农产品收购和调运中已出现危机的征兆，7至10月全国的粮食征购数量下降了440万吨，10月底粮食库存减少好几百万吨，若干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已显得紧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紧急指示”，在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高征购运动，结果这年的实际征购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22%。[30] 毛泽东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说：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31]

1958年秋天，安徽省灵璧县由于天灾和强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饿死5百多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河北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流行，波及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32] 该年10月10日，云南全省因肿病死亡39,172人，发病38.8万多人。[33] 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同时，城市的蔬菜定量供应降低到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一时期1天只能吃到1、2两菜。广东一些地方也发现因饿浮肿（10,930人）和饿死人（134人）。[34] 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有人提到了该年的“大春荒”：河南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湖北春天5百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2、3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35] 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去的实情，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1958年底，由于感到人民公社中存在一些问题，“大跃进”进入了所谓“纠偏”阶段。“武昌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并决定从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用5个月的时间整社，对农村的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组织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各省相继召开了规模达千人左右的6级干部会议，许多县召开了5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36] 在山西，省委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召开了有5千多人参加的6级干部会议。会后太谷县召开了县、社、管区、生产队、作业组5级干部共7,500余人参加的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5百多贫、下中农，也有富裕中农以及“观潮派”、“算帐派”和右倾情绪比较严重者。会议宣布了不戴帽子，言者无罪，允许保留意见的几条规定，因此谈得比较彻底，检讨得比较深刻。群众除了对人民公社体制和相关政策提出许多批评外，在粮食问题上意见也很大。太谷县的与会者反映说：“自从入了人民公社，每日起来常受饿，……打下粮食吃不上，每天只吃斤二两。明里做，夜里受，打下粮食不管够。搬瓮子翻箱子，找寻粮食闹吃的”；“天长夜短两顿饭，斤三两粮食怎么办”；58年麦子丰收，整整吃了一麦秋，秋后吃饭变了样，早晨喝的稀溜溜，晌午两个窝窝头，晚上肚里咕噜噜；“一天吃两顿稀的，社会主义好在什么地方”；“今后要想多打粮，政府必须加口粮”，要求改吃三顿饭。太谷县群众认为，缺粮首先是因为高征购（在粮食已经短缺的情况下还在强调完成征购任务）；其次是1958年的粮食消费量也偏大；还因为1958年“夜战收割扔一地，往回拉路上丢失，场里鸡吃猪吃，下雨生芽，打场不净，偷喂牲口，食堂浪费，外调数不清楚，大批霉烂等”。[37]

但1959年初毛泽东认为农村并不真缺粮，而是农民瞒产私分、深藏密窖。他说：“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38] 2月份广东省委一份报告说，雷南县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千万斤，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毛对该报告极为重视，批转全国。[39] 随后决定由国家尽可能地把粮食管理和控制起来，要求制订一个“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万年”不变。这一政策对当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各地农民纷纷就粮食短缺告急，但中央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瞒产私分的斗争”，不仅造成了农民的严重不满[40]，而且终于引致大饥荒的“卒然爆发”。

四、农民的呼吁和抵制

事实上，农民们对1958年“公社化”和“共产风”充满了不满。　

据山西省太谷县档案记载，就在该县上述有7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群众提了大量意见，可是这些意见并未引起上级的重视。当时群众编了许多顺口溜，下面引述若干：　

“十不满”：一不满把强劳力调走和浪费劳力；二不满不等价交换；三不满实行劳动评级；四不满丢了粮食；五不满做假报告；六不满强迫命令，不走群众路线；七不满只管生产不管生活；八不满干部说话不算话；九不满工具改革改的多用的少，重数不重量；十不满动不动就处分人。　

“十多十少四没有”：“批评指责多，体贴关怀少；布置任务多，检查帮助少；农具丢的多，购置修理少；老弱残病多，青年壮年少；脱产干部多，参加劳动少；平均分配多，按劳付酬少；报纸杂志多，阅读的人少；提的意见多，解决的问题少；打的粮食多，社员吃的少；公社权利多，大队权利少”；“一没权，二没钱，三没劳力，四没好房间”。　

“走了公社全心全意，社员干劲惊天动地，……秋天分配来了个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有些妇女是装神养病，伤害了群众的生产情绪，远地近地谁都不去，请假不和干部联系。”　

“十不该”：一不该大跃进缺乏计划；二不该大积肥拆掉民房；三不该植树造林烂了麦子；四不该种麦子不求质量；五不该深翻地扔了庄稼；六不该强种麦误了打场；七不该修土铁路丢了白菜棉花；八不该集中睡觉一户分成几家；九不该假报成绩受到表扬；十不该妇女深翻地带上娃娃。　

“共产党领导真是好，内里的奸臣也不少，不顾收秋深翻地，奸臣出了坏主意，社内的劳力到处调，粮食扔的也不少，今年怎么把生产搞，大人一斤小孩少，……哪里大人能吃饱，牲口饲料减的多，……牲口受饿不说话，人民受制上级把权力霸，一切财产交公家，见了干部把他怕；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电灯现在不见面，句句话来把人骗。”　

“劳动不记工，一律要拉平；那时大跃进，我先闹不同；粮食不收打，拉夫很严重；有心提意见，害怕大辩论；共产主义都有份，再提意见不顶用；算了吧！这时我就装了病，那有心思再劳动。”　

另一个“十不该”：不该乱放卫星，夜间把小学生全部集中；不该虚夸假报，老实人受了批评；不该没计划把口粮调尽又调……；不该把基层民兵集中，不干活串门，吃饭还放卫星；不该深翻地把棉花踏平，不见人只见灯，浪费灯油几千斤；不该下命令叫老人小孩病人都出阵；不该推翻固定不记工分；不该全公社打乱平分；不该说现在共产主义已经实行。

平均主义的危害：“一不利”，不利巩固公社；“二乱”，思想乱、工作乱；“三顶牛”，任务顶牛、调动劳力顶牛、调动农具顶牛；“四歪风”，共产风、并校风、礼拜六风、乱吃风；“五消极”，劳动消极、工作消极、建设社会主义消极、计划措施消极、爱护公共财产消极。[41]　

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的生产自然要受到很大影响。例如，由于实行平均分配，许多社员在家装病，三请五请不出门；劳力多人口少的户本来是生产上的主力军，但收入减少最多，因此他们劳动情绪消沉，休息多干活少，不满地说，“共产党没良心了，说的是按劳分配，实际是谁苦战苦了谁”；有的管区有48个人拄上假拐杖不参加劳动；耕地不能及时翻好，致使出现荒地的现象（有的村竟1,500亩地都没耕）；同时肥料少，农具缺，水也不足。这与上级想象中的“大跃进”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42]　

上述反映和情形不仅是太谷县一个地方的现象。例如，在广东新会也出现了“四多四少”：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有人称当时的人民公社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各地的劳动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也普遍下降。基层干部受到影响也消极起来，甚至随波逐流，对1959年的更大跃进缺乏信心。在全国许多地方，备耕工作重视不够，肥料准备不足，耕畜养护不好。[43] 不少地方发生了宰杀和停养牲畜、禽畜的严重现象，如山东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广东不养猪了等等。据李锐回忆，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陶铸说：“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李云仲在金县一个生产队调查，去年有猪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44]

总的来说，在农民们眼中，1958年9月“公社化”以后是99%的缺点，东西也不分你我乱拿；公社化俨然就是“共产主义”，一切都归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干部假借查卫生的名义到处搜寻粮食，致使群众害了怕，觉得社会变了样；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紧张”；群众思想混乱，害怕共产；有“十五气”，第一气领导干部“带了疯气”，人们心里有一股怨气，可是又不敢说，觉得自己就是个受气疙瘩，吃了一年的钉子；人们开始半信半疑，觉得世道不对了；领导上说话不算话，群众对政策也不相信，开始和党脱离；无论是派任务还是调劳力、物资，都顶，形成上下顶牛；并开始哄上头，据说是，干部哄群众，哄一成，群众哄干部，哄九成。……[45] 江西省委党校甚至有80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在1959年初的“鸣放”中也提出：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46]。

经历过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农民实际上已经明白，“集体经济”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从此农民们与共产党离心离德，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和“坚决抵抗”（毛泽东语）。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变相罢工”，不生产或是不多生产，表现为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为造成的田地荒芜，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从另一方面讲，在农村经济高度“国营化”的情况下，农民也产生了依靠国家和依赖上面的思想。换言之，在国家“共”他的产的同时，他们也梦想着“共”国家和别人的产。这一时期农民的另一个反抗方式就是瞒产私分。从1959年初的情况看来，瞒产私分是相当普遍的，但不如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　

无论是怠工、不生产，还是瞒产私分，都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农民行为的共同特点。显而易见，1958年的“大跃进”事实上把政府和农民逼到了对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说双方已经“正式开战”。而在以后的3年里“两军对垒”的结果，自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大为折损，从此他再未尝试争夺国际共运主流阵营领袖的地位，而是针对国际共运的主流阵营发动了“大批判”。　

究竟“大跃进时期”导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统计显示：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2.22%，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减少1千万整；1961年为65,859万。实际上这几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是不真实的。《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不真实的问题。此外，当时很多列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实际是饥饿致死的。例如，在甘肃，“死了人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对死人区分正常与非正常死亡，“是很难分清楚的”。[47]　

《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的减少数实际上比公布的1千万多；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数应当是64,508万人，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3年累计人口减少数为1,486万人。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48] 另据一项对农业劳动力的统计，1961年比1957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了2千万人。[4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唯一一次认真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结果，是执政党最后不得不断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念头，在1970年代末期重新回到了农业集体化之前的原点。然而，中国的农民为了这一试验却付出了数千万条生命，但又有谁向死者表示过悔意呢？　

【注释】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653页。

[2]　出处同上，第667页；《当代中国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第141页。

[3]　《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45页。

[4]　《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第185页。

[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39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56页。

[6]　《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46页。

[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50页。

[8]　出处同上，第690页。

[9]　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1至709页；亦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4、123、143页等多处。《庐山会议实录》第63页还提到，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北戴河会议内定了6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查看、撤职、开除党籍。

[1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28至730页；《中国农村4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编，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第121页。

[1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30至735页。

[12] 出处同上，第736至740页。

[13]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称：公社化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69、84页。

[14]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41至744、749页；《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51页。

[1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06页。

[16] 《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第186、196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49页。

[1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56至765页。

[1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6页。

[19]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08页。

[20] 录自1994年9月笔者在山西太谷与游墨则、李来富、胡二娃，杨臭小、郭丑等人的谈话。

[2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58至760页。

[22] 《乡村三十年》，第178页。

[23]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62-763页。

[24] 出处同注20。

[25] 《乡村三十年》，第181至182页。

[26] 《乡村三十年》，第178至181、165页。

[27] 出处同注20。“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有了”的说法是河北省徐水县推广的经验，见《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56页。

[28] 出处同注20。

[29] 《乡村三十年》，第172至175页。

[30] 《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61-162页。

[3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4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第436、530、584至586页。

[33] 云南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第319页。

[34]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14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215页。

[35] 《庐山会议实录》，第20、28至29、71、94、96、111页等。

[36] 《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63至168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18至120、125页。

[37] 太谷县档案：3－1－58，第4、8、10、11、12、14、24、28、34、40、50、57、60、127、134、135、136页。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第70页。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第52至54页，毛批示说：农村大队小队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9页。

[40] 《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66页。

[41] 太谷县档案：3－1－58，第2、10、11、12、14、16、23、34、130、18页。

[42] 见晋中地委“关于以算帐为中心的整社试点工作的报告”，太谷县档案：3－1－54；太谷县档案：3－1－58，第4、11、12、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页；还参考对胡二娃的访谈（1994年9月）。

[43]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27至128、131页；在湖南，据说农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见《庐山会议实录》，第372页。

[44] 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56、26、48等。

[45] 太谷县档案：3－1－58，第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 26、28、32、132页。

[46] 《庐山会议实录》，第42页。

[47] “甘肃省农业合作制简史”，《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第24、38页。

[48] 《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6至9页。

[49]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第558页。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11-25 17:51

我和张黎群办《中国青年报》遭难记

钟沛璋

2003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我认识黎群同志，还在1949年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在上海创办新中国第一张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的《青年报》。有一天，报社来了一位年轻、英俊、潇洒的客人，他就是张黎群。他是看望当时调到《青年报》工作的爱人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看来十分年轻，与我们当时在《青年报》工作的二十来岁的同志们年龄相仿的人，原已是有丰富经验的老革命。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老革命后来竟成了我的领导和同事。

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中国青年报》担任副总编辑。不久，张黎群也被调到报社担任总编辑。在黎群领导下工作，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勇于开拓和创新，二是能够放手使用干部。整个中国青年报社，与比它早几年创办的青年报社一样，都是充满活力的创造集体。我从上海到北京，到《中国青年报》工作，一点都不感生疏和拘束，很快就可以施展出自己的才智。我和另一位副总编辑陈模同志分工，他负责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的宣传，我负责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青运和团的工作宣传，是鼓舞和引导青年，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是要培养青年成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必须要强调指出的：当时青年团的领导人是胡耀邦同志。他是一位在少年时代就参加红军革命的热情的革命家、思想鼓动家、青年真诚的导师和朋友。他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要召集我们到家里研究报刊的宣传工作。他说，《中国青年报》应该成为鼓舞青年的响亮的号角。我就以此为题，在报社作了一次工作报告，动员报社同志出谋划策，如何把报纸办得更有战斗力和生动活泼。在黎群同志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合力创造下，我主持办起了当时在新闻界很有影响的副刊：《辣椒》和《星期天》。《辣椒》副刊是号召青年在积极创造美好的新世界的同时，要勇敢地抨击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和新中国干部中刚刚露头的腐败作风。《辣椒》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认为副刊上许多尖锐而又是与人为善的批评，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辣椒虽辣，但是营养丰富，能使人发汗，能治病救人。许多报纸特别是青年报刊，纷纷仿效办起了与《辣椒》类似的副刊或专栏，形成一股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却使有些人坐立不安。《星期天》副刊丰富了青年的业余生活。当时，不论男女老少都穿着一种颜色、一种款式，被称作“人民装”的衣服。它曾被西方记者讥为“蓝色的蚂蚁”。尽管已经是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中国，青年们仍被“看戏不能笑，走路不能跳”的封建老传统束缚着，似乎越不讲生活情趣，就越是“革命化”。记得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日本时，日本青年就好奇地问我：“你们中国青年找爱人讲不讲漂亮？”《星期天》副刊就告诉青年：既要善于工作、劳动，又要懂得生活，要敢于带头穿“花衣服”，学会如何美化生活，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中国青年报》还设立一些受读者欢迎的栏目，如《思想三日谈》。这个栏目刊登了许多短小精干、生动活泼的思想杂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剖青年的种种思想疑虑，被青年视为指路的思想明灯。一篇《永不摔跤永远不会走路》的短文，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毛泽东说：“我就爱看《中国青年报》，不爱看《人民日报》。”的确，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不但青年爱看，连中年、老年都爱看。一些兄弟报刊都来向《中国青年报》学习。我记得《解放军报》创刊时，就派了一个小组到中国青年报社来取经。我曾经诚惶诚恐地接待、介绍经验。面对如潮好评，黎群同志告诉大家，不能骄傲自满，还要不断革新、改进。他亲自选了几位同志，成立一个总结经验小组，起草进一步改进《中国青年报》的方案。改革方案起草了一稿又一稿，还没有来得及定稿，一场厄运已经逼近《中国青年报》，也逼近了全国人民，这就是所谓“反右斗争”。

原说是“整风”，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后来却说这是“阳谋”，是“引蛇出洞”，是抓“右派”。黎群同志在1957年5月的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上，谈了一些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其中有一段话说，报纸不能简单地成为“传声筒”、“布告牌”，而要有自己的风格、特点的语言，要有不同的声音。《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新闻座谈会。张黎群这段讲话和其他一些人的讲话，摘登在《人民日报》上。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奉最高领导的指示，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反右斗争”开始。一些开诚布公的改革意见，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一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张黎群这段关于“布告牌”、“传声筒”的发言，白纸黑字地登在《人民日报》上，当然也跑不了。再查查他领导的《中国青年报》，《辣椒》揭露丑恶，那不是“丑化社会主义”吗？《星期天》提倡“穿花衣服”，那不是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吗？简直是在劫难逃。幸亏那位领导“反右斗争”的领导，慧眼识好人，认为张黎群还是一个好人，是好人说了错话，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认错的文章，就让他过关。那时，黎群思想很乱，怎么也写不成认错的检讨。团中央的一位书记对我说：“你帮他写写吧！”当时我已奉命为《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检讨过关的文章——《整风以来本报几点错误的检讨》。这时，我也就奉命用扣大帽子的办法，为黎群写了《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黎群总算过关了。

张黎群过关了，但是报社的同志们还是艰难地过不了关。原本是生气勃勃的创造集体，却从副总编陈模、编委刘宾雁到《辣椒》编辑舒学（现名舒展)等十多名骨干，纷纷落马成了“右派”。对我这个曾经领导《辣椒》、《星期天》等工作的副总编，在报社全体干部中进行反复的激烈的讨论，除了行政部的两个干部外，几乎全体都不主张把我划为右派。团中央党委决定：留党察看，下放劳动，但还是在劫难逃。1958年，反右派斗争已经宣告“胜利结束”。我在山东农村劳动，忽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团的中央全会（当时我是团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几天，主题是检查共青团对接受党的领导的态度。会上把反右派斗争前一年的1956年团中央书记一次会议（我列席参加）讨论如何改革团的工作，开好团代大会的发言都翻了出来。认为项南、梁步庭和我在会上的发言，都是右派性质的言论。项南和梁步庭都被撤除团中央书记的职务，受到处分，而我则被戴上右派帽子。

张黎群被贬回到四川他的老家工作。我戴着右派帽子先后在山东莒南、莱阳、高唐劳动改造。之后是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回报社当编辑，编《知识》副刊。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我与黎群没有见过面。我再次听到黎群的消息，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的著名报人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因写杂文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张黎群在《四川日报》上写过一些杂文，被打成四川的“三家村”首犯。消息传来，报社立即挂出一张从三楼到一楼的大字报，宣布我和另外两位“摘帽右派”（一位是陈模、另一位是我的老伴陈敏）是《中国青年报》的“三家村”。真是受苦受难的难兄难弟！

我再次见到张黎群，是在连续不断的政治暴风雨过去，已是改革开放的艳阳天。我已回《中国青年报》重操旧业，担任报社副社长，并任团中央研究室主任。我感到广大青年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有许多困惑、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团中央研究室不能光是为领导起草文件，而应该成为研究青少年问题的机构。我建议共青团中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我的建议获得了中央领导批准。当时张黎群在浙江担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他很想回到北京工作。我对他说，“你来担任青少年研究所的所长，我继续当你的副手吧！”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难兄难弟又走到一起工作了。张黎群对回到青年工作的岗位感到十分高兴、十分自在，因为在他身上始终奔流着年轻的血液。他像他所敬重的老领导胡耀邦一样，热爱青年，真诚地为青年服务，为共产主义新人的成长服务。因为他坚信，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有我们光明灿烂的未来。但因年龄的关系，我们终于先后离开了青年工作岗位。我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他被调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后来我们又都先后离休了。

对于离休，离开自己热爱的革命工作岗位，对我们这样在少年就接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思想的难兄难弟，实在是心犹不甘的。特别是白白耽误了生命中最宝贵的20年时间，总想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尽力补回来。黎群写了一本《没有写完的书》，表达了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心情。结果都是离而不休。黎群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终于我们又再次走到了一起。我们都当了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我负责主编《东方》杂志。这是一本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为新时代开拓新思想的大型的学术性刊物。创刊四年，受到海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重视。黎群十分赞赏我的工作，认为我们老两口（我和老伴陈敏）在晚年能办好这样一本刊物，是非常值得、有意义的。当《东方》杂志莫名其妙地遭到“停刊整顿”时，黎群又焦急地为之设法奔走，力图挽救。这是我与黎群最后一次难忘的合作。

因为年龄关系，年逾80的张黎群，先后辞去许多社会工作，但是有一项工作他始终没有辞掉，这就是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的工作。他不愿意看到他所热爱的青少年被罪恶吞噬。像他这样一位身体里始终奔流着年轻血液的战士，没想到竟被人类到今没有征服的癌细胞悄悄地吞噬了。张黎群始终没有屈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思考从人类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生命的力量。他想到马克思，想到鲁迅、毛泽东，想到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张黎群一起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过的画家裘沙，按照黎群的意愿作了一幅图，名为《张黎群升天图》。我想，这幅图的另一个名称应该是：永远年轻的战士。（2003年6月6日于杭州）

（责任编辑　程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