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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是成为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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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适合制造英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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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18期

文 / 书航 2021.5.14

五一假期期间，比尔·盖茨离婚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人们一开始主要关心的是家产怎么分和基金会怎么办，完全没想到这只是“前菜”而已。后面关于盖茨私生活的各种曝光，才更让大家眼镜碎了一地。

本来“吃瓜”一般都是娱乐圈居多，很少出现科技大佬的“瓜”，但只要一出现那肯定是大新闻。仔细想想，马斯克和贝佐斯都已经离婚，在顶流圈子里这个婚变的概率其实已经不低。

与他们相比，盖茨不仅有一个被“大老婆”默认的婚外情对象，还多了些“裸体派对”“带脱衣舞女回家”“跟性侵大亨交往甚密”这样的幺蛾子。特别是后者，跟爱泼斯坦的关系让人猜测他也有可能找过未成年人，但这也只是猜测。

如果不能靠感情维系婚姻，那么做合拍的事业搭档也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两人在拟定基金会年度公开信的时候，曾经吵到接近要离婚，还有人说他们自 2019 年就已经感情破裂，而选定最近这个时间点是因为盖茨的老父亲弥留，又赶上好友巴菲特举行年度股东大会，不想“冲喜”等等。

然而，也许是考虑到基金会的声誉和投资人的情绪，他们直到最后一刻之前，也依然是宣扬一种夫妻恩爱的对外形象。此前两人合照与接受媒体采访的话语有多么坚定，现在看来就有多么虚假。

众所周知，盖茨缔造了现代个人电脑的基础形态，促进了计算机到家庭的普及，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他从微软退休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其创办的基金会，这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慈善项目之一，对全球消除极端贫困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地球上有相当多的人曾经，或者现在依然将盖茨视为榜样和偶像。在社交媒体快速成就网红的时代就如此，在只有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的时代更是如此。

2003年，曾有媒体调查显示，当时受访的超90%公众知道盖茨的名字和身份，八成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知识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对他的主要感受是钦佩、崇拜，是自我激励的榜样。两年后的另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盖茨和经典革命榜样之间二选一，八成人选择了盖茨。

社长本人也曾在小学作文里表达过对比尔·盖茨的钦佩，对电脑的热爱构筑了社长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从当年的偶像崇拜里找到根源。

时代飞速变化，当年完美无瑕的伟大形象，如今已经成为坊间八卦的主人公，褪去了身上神性的光环。这对于小时候曾立下志愿——“长大后我也要做比尔·盖茨”的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偶像，这次算是“塌房”了吗？

不选“保尔”，选“比尔”

湖南汨罗人黄灯，原是工厂女工，1999年因为下岗被迫考研，接到武汉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从而离开工厂，改变命运。她现任教于广东金融学院，上一次“出圈”是2016年春节期间写了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在黄灯成名前的长达十几年时间里，她一直给海南省作协主办的《天涯》杂志供稿，她不少重要的思想随笔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刊登于《天涯》 2003 年第 6 期的《今夜我回到工厂》是这一系列稿件的第一篇，讲述了她自己亲历的90年代国企改革。文中写道：

“我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并非所有人都渴望过上刺激而又风雨飘摇的生活，并非所有人都渴望建功立业，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比尔·盖茨。更多时候，他们内心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容下他们过上一种安定的生活。”

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比尔·盖茨——但确实有相当多的人希望自己成为比尔·盖茨，不然黄灯也不会这么写。

2003年2月27日，比尔·盖茨第8次来到中国。虽然访问时间仅有两天，但他在中国掀起的热潮丝毫不亚于他在世界其他地方受到的热烈欢迎，并再次紧紧吸引住公众和媒体的目光。《北京青年报》同期展开了一项专项调查活动，询问人们对盖茨与霍金等科学巨匠的认知和看法。

谈及盖茨的部分，调查表明，中国公众对这位居住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了解十分全面。92.6%的被访者知道盖茨这个人，这些人当中又有94.1%提到他“是世界首富”，86.7%提到他“靠白手起家创建微软公司”——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当时盖茨的主要精力还不在基金会上，所以只有61.7%的人知道他“为慈善事业捐款超过百亿美元”。

在与美国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中国，“钦佩”和“崇拜”仍是当时国人对盖茨的主要感情。52.7%的人表示“钦佩”盖茨；51.2%的人“崇拜”他；48.8%的人认为盖茨是“自我激励的榜样”；42.9%的人坦诚“羡慕”，11.3%的人“嫉妒”他。60.6%的受访者认为他“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

受访者的说法还有：

  • “比尔·盖茨的科技致富，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知识的巨大力量”；
  • “他不是依靠投机取巧或钻法律政策的空子，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天才智慧走向成功的”；
  • “比尔·盖茨成为全球首富后没有摆出一副大款的架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比尔·盖茨成功后大力支持慈善事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富豪形象”；
  • “比尔·盖茨的成功说明，一个公平竞争的、成熟的商业环境可以使普通人获得巨大成功”；
  • “比尔·盖茨的纯真和孩子气的笑容让人感觉平易近人，展示了知识富豪的魅力”。

《北京青年报》充满激情地评论道：

“作为财富和天才的象征，盖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似乎只有英雄可以媲美。在中国公众的眼中，他的代名词还包括‘美梦成真’‘白手起家’‘绝顶聪明’等颇多解释，这与国人传统思想中经过几代人勤俭持家而致富的观念截然不同。”
“盖茨的成功给了无数拥有梦想和智慧的青年人对未来和财富的无限憧憬。这个当初没有什么背景和资金的穷小子，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当年甚至大学尚未毕业，也同样能成为世界顶尖的大富翁，我们为什么不行？”

《中国青年报》更是不吝溢美之词：

“面对世界首富盖茨，为什么人们如此‘吝啬’自己的仇富心理，相反对他充满了崇敬和敬佩？……可以说，公众欣赏的是盖茨内在的财富品质，而不仅仅是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
“……成功富豪身上却都存在着极为可贵的财富品质。应对失败的能力，对机遇的把握，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精神等就是财富品质的体现。可以说，一个具有优良的财富品质的富豪，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财富形象大使，是一个奋斗和成功的楷模，是一个富有责任感，勇敢承担社会道义的精英。”
“中国有数不胜数的富豪，但为什么大家会不远万里去崇拜一个美国人？恰恰是一个人财富品质的高低决定了公众的情感取向。”

全国人民都喜欢他，青少年当然不能例外。

80后、90后的小孩子都知道《读者》《意林》《青年文摘》这些杂志，在语文考试中也经常有类似的作文题让你去写。而出现在我们书单和试卷上的传奇人物，英雄典型当中，比尔·盖茨肯定是要占一个位置的。

我们最喜欢在作文当中引用的典型人物都有谁呢？肯定得有周恩来、孙中山、鲁迅这些标配，另外可以考虑当时的英雄典型，比如我小时候还可以写80年代末有一个小英雄叫赖宁，他为了在火灾中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了。然后是“要当孔繁森，不当王宝森”什么的。后来中考前后，好像写一位民警叫任长霞的也不少（此处暴露年龄）。

而同一时期，如果你想写你的偶像是比尔·盖茨，就这么写在作文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老师在课堂上也这么讲。

社长本人就是写长大了想当比尔·盖茨的其中之一，所以当时也买了关于盖茨的一些传记，以免考试中穿帮。有一本他接受国外媒体问答的汇编，叫《比尔·盖茨如是说》，其中提到了一个微妙的点说，盖茨有类似“自闭症”一样的病状，他在与人交谈的时候会躲避他人的目光，还会不受控制的将身体左右摇摆。

社长后来查到这是一种轻度的心理疾病，叫“阿斯伯格综合征”。罗永浩和环保少女格蕾塔都有同样的毛病，不过这是后话了。在小时候，社长本人也有“社恐”，总被家里人批评说话不看对方，但心里有比尔·盖茨坐镇，至少让年幼的社长体会到——这不是一个罪大恶极，不可救药的毛病，从而解下了心里的负担。

可以这样说，现在的孩子如果想写偶像是某个明星，除了在微博热搜上翻找之外，别人不太可能知道 ta 说的这个明星是哪路神仙，大家喜欢的东西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如果你跟老师说“我长大了想成为比尔·盖茨”，那么老师基本不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至少也知道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2005年，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高校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研究小组”针对在校大学生做了一个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保尔·柯察金和比尔·盖茨两人当中二选一，你会选谁？

保尔·柯察金是1933年由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撰写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红军骑兵，在1920年秋俄国内战中负重伤，23岁时全身瘫痪，24岁双目失明、脊椎硬化。但其毅力惊人，凭着口述请人纪录，写成这部基于自身经历的小说，成为苏联的国家英雄。

“保尔”和“比尔”被认为是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价值取向的典型，前者是理想时代的英雄，后者是经济时代的英雄。在两者必选其一的比较调查中，有81%的学生选了盖茨，只有19%的学生选了保尔。当时的报纸写道，

“由此可见，高校学生价值的‘经济型’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当今社会以经济为主导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的。”

在2003年《北京青年报》的调查中，55.2%的人认为中国短时间内不会出现盖茨这样的科技巨富。其中，

  • 78.6%的人认为原因是“中国目前还缺乏成熟的商业运作和金融保障机制”；
  • 75.9%的人认为“我国相关的经济法规还存在诸多问题，对科技致富缺乏有力的保障”；
  • 74.1%认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完善”；
  • 72.3%认为“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比较薄弱，通过科技致富的大环境不成熟”；
  • 49.1%认为“中国目前更趋向于农业之国而非科技或工商业之国，缺乏造就盖茨这样科技巨富的社会大环境”。

2019年，央视记者趁着盖茨访华推广基金会业务的间隙采访了他：“据您估计，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比尔·盖茨’？”盖茨回答：

“中国已经有了马云、马化腾……数十位超级创新的人物。像微软就有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工程师。他们无论是在人工智能，还是办公软件领域，都在从事一些最棒的工作。中国的工程师人数在增加，队伍在扩大。我喜欢去中国，看看那儿出现的新事物，因为现在很多创新都是由中国首创的。”

为什么当年不崇拜乔布斯？

对于现代人来说，在提到盖茨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提到乔布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人对于计算机和科技业界的贡献，以及对他们的历史评价，都在逐渐的拉平。但是，在盖茨名气如日中天的90年代和00年代中期，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

1995 年 8 月 Windows 95 的发布是一次巨大的媒体事件，在个人计算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午夜时分，世界各大城市的街头排起了长队，通宵营业的电脑商店准备迎接第一个收到新版操作系统的消费者。《今夜秀》主持人杰·莱诺（Jay Leno）主持了发布会，滚石乐队的《Start me up》作为活动的官方主题曲。

Windows 95 在日本的首次发布选在了秋叶原，那是日本电脑科技最著名的集散地，拼抢软件的画面上了日本的电视。而在中国，则是选择了紫禁城里召开发布会。这种事情也就是在90年代能做，放在现在？星巴克开个店都被灰头土脸地赶了出去。

同一时期，苹果在 1997 年 8 月召开的新品发布会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那次发布会上，刚刚回到自己创办，但将自己驱逐了好几年的苹果公司的乔布斯，面带酸楚地向与会者介绍大屏幕上出席的比尔·盖茨。在会上盖茨宣布向苹果投资 1.5 亿美元，挽救它于水火。

对于苹果 Mac 电脑、Amiga OS 和 IBM OS/2 等其它操作系统的使用者而言，Windows 95 包含的许多“新”功能比如长文件名和抢占式多任务，都已经是家常便饭。然而，Windows 95 将所有这些功能都引入主流。对开发者的大力支持，和通过 OEM 将系统与电脑整机捆绑销售的做法令其大获成功。OS/2 从最高 6.2% 的桌面占有率和 12.3% 的服务器系统占有率上直线下坠，直到 2001 年被 IBM 放弃开发。

PC 和 Windows 销量猛增，苹果 Mac 销量下滑。到 1998 年，PC 的年销量接近 1 亿台，而 Mac 的销量从 1995 年的 450 万台下降到 1998 年的 270 万台。苹果在 1997 年只能通过发行债券苟延残喘，这就是盖茨以救星的形象出现在苹果发布会的背景。

乔布斯与盖茨之间就其产品的图形界面专利归属曾经争执不休，但 1997 年盖茨的注资，同时将 Office 和 IE 带入 Mac 系统的做法挽救了苹果，也宣告专利权问题告一段落。

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提出，今后乔布斯将创造的伟大产品，将使得他跟盖茨能够在史书中相提并论，大概没有几个人能相信。

既然当时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苹果逐渐回过气来，并且赢得了通过 iPhone 开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船票”的呢？

中国自主操作系统 UOS 的开发商，统信软件总经理刘闻欢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据他的观察，操作系统市场占有率达到 5% 是一个临界点。macOS 在市场份额超过 5% 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

“在这个临界点上，当时很多应用软件厂商将常用软件迁移到了macOS上。可能中国操作系统的市场占有率也会有这样一个临界点。以目前国内终端保有量是4亿台来看，当国产操作系统能够在中国市场拥有2000万以上用户规模的体量时，国产软件生态可能会有一个的质的飞跃。”

乔布斯并不是一上任就直接把苹果带回主流视线的，他成功发布的彩壳 iMac 确实获得好评，但对面 PC 阵营实在太成功了。苹果大肆宣传 iMac 是为互联网而生的电脑，但截至 2000 年 10 月 4 日，苹果在连接到互联网的所有机器中所占的份额仅为 2.84%。

在1999-2002年里，苹果几乎没有成功提升 Mac 在操作系统市场整体中约3%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这期间的新机器销售主要是老用户换机需求，而不是获得了新用户。Windows 仍以 92.82% 的份额遥遥领先，“其他”——包括微软的WebTV、Linux、SunOS、IRIX、Amiga和IBM的OS/2——的市场份额为3.9%。

在此期间，乔布斯唯一值得欣慰的功绩是在一些细分市场建立了大量忠实的追随者。2002年，苹果在瑞士和日本的市场份额是 6-7%，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在图片编辑、视频剪辑等细分行业，苹果电脑也是不容忽视的平台。

尽管苹果通过 Mac OS X 的发布和“台灯”等新款机型的上市，不断精益求精地企图超越，但超越之路越发困难，到2004年 Mac 份额甚至回落到1.98%。拯救这一切的是2001年发布的 iPod，它最初的版本就获得轰动，唯一的问题是太贵了。到后几个版本推出后，唯一能搭配 iPod 同步的 Mac 电脑也跟着提升了销量，从 2004 年年底开始 Mac 的份额出现了回升。

到2008年7月，苹果Mac OS X占据操作系统市场的7.76%，在过去的一年里，Windows的整体份额从93.06%下降到91.02%，而苹果将操作系统市场份额提高了25.6%。

微软自身的麻烦是Mac 迎头赶上的重要原因，Windows Vista 是一款获得灾难般市场反应的新系统，它的失败使得从 XP 以来连续 5 年没有更新的 Windows 系统缺乏一个适合的中间过渡。在奋起过程中，苹果吃掉了“其它”的份额，将操作系统竞争转化为两家之间的竞争。

当我们把视线转回中国市场时就会发现，上述操作系统的份额之争与当时的国人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当年我们实在是太穷了，导致个人电脑在中国的普及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微软首次对操作系统软件“汉化”，提供中文版始于 Windows 3.x 版本，在国际市场推出 3.1 之后，Windows 3.2 是专门针对中文市场的版本号，其他语言并没有这个版本。

1994年12月8日，比尔·盖茨同中国电子工业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开发 Windows 95中文版，中文字体和输入法都得到了改进，产生了后来“烂大街”的中易宋体和改进过的“智能ABC”输入法。

微软能租用故宫作为发布会场地，一是因为它获得了“国家队”的全力支持，二是因为这玩意儿定价实在是够高。一份彩盒装 Windows 95 和 98 售价都在大约 2000 元人民币，在当时接近二线城市中心城区的每平米房价。在社长家乡这种小城市，5 万元已经可以买下一间 100 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当时台式机整机价格也是无比坚挺，而笔记本就更是没几个人见过的神仙玩意儿。1999年，北京电视台的《电视购物》节目播出一款“杂牌机”的售价是7380元，“专门为‘一般家庭’度身定做的实用经济型的家用电脑”的画外音引得一众弹幕吐槽。

如果你买了一台电脑就已经是砸锅卖铁竭尽全力，那后面各种正版软件你更是高攀不起，而没有高速连接的互联网，如果没有软件和游戏光盘配合的电脑跟“废铁”也没什么区别。中国人只有选择盗版这一条路。

在80年代，盖茨曾经对传递盗版的个人电脑爱好者喊话：“请大多数业余爱好者注意了，你们的软件是偷来的。这不公平。你们这样做将使人们不再开发新的软件。”但对中国当时的局面，盖茨却说：

“中国人不会为软件付钱，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的。既然他们想要去偷，我们想让他们偷我们的。他们会因此上瘾，这样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就会找出某种办法让他们付账。”

盖茨后来以大慈善家的身份获得人们的尊敬，但说实话他的基金会并不是将主要投资放在中国的，因为中国消除贫困的艰巨任务主要依靠我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可以说，盖茨对中国人所做的最大的“慈善”莫过于他当初对中国人盗版 Windows 的宽容。就算当初大家都用 Linux 了，事后诸葛亮地看，你真的打心眼里认为我们能从那个一穷二白的起点开始赶上别人？

2008 年，微软对盗版操作系统“收网”，头部盗版作者“番茄花园”洪磊被逮捕；微软对国内盗版系统用户投放了“黑屏补丁”，引发舆论哗然，研发国产操作系统的迫切性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此时盖茨的风评就没有早几年那么好了；而另一边 iPhone 的发布，则悄悄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梅琳达“站起来了”

刚才讲的是中国人对盖茨的看法。在全球范围，盖茨的公开形象又如何？

因为微软-网景的世纪反垄断官司，90年代末的比尔·盖茨被视作“硅谷公敌”。

1995年，网景（Netscape）浏览器推出新版，网景公司上市。盖茨立即意识到互联网将可能导致操作系统地位弱化，跨平台的浏览器将成为系统之上的跨平台应用层，从而架空自己。换句话说，这是那个时候的“刘项原来不读书”。

微软的回答是大力研发性能更好的 IE4.0 浏览器，并在 Windows 98 当中实行系统和浏览器打包捆绑出售，沉重地击垮了网景的业务。

网景向法院起诉微软以垄断地位不正当竞争。这起案件本来可以达成庭外和解，但比尔·盖茨拒不接受，后来参加参议院质询时也吊儿郎当，并没把老朽议员们放在眼里。

1999年美国法院裁定微软涉嫌垄断，司法部建议将微软分拆为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等多家公司。直到这时，盖茨才体现出和解意愿，官司于 2001 年 11 月以和解告终，但此时曾叱咤一时的网景已经贱卖给了美国在线。

虽然盖茨基金会的“官方历史”说，基金会的建立是因为盖茨子女一句话的提醒，但毫无疑问，反垄断官司对盖茨的性格和微软的战略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让盖茨开始关注原本被忽视的新领域。

2010年，盖茨与巴菲特签署“捐款宣言”，承诺至少捐献一半财富给慈善事业。在这以后，盖茨才逐渐开始以慈善家的身份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改善最不发达国家的卫生状况，修建简易厕所，消除疟疾等；以及研发面向下个世纪的清洁能源、人造肉等技术。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盖茨成为对接种新冠疫苗最卖力的“推销员”之一，结合他之前一些推广免疫接种的举措，意外地给他招来了一些“敌人”——反疫苗阴谋论者。他们散播的可笑言论例如：“用疫苗等生物技术削减人口，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精英集团中半公开的秘密计划。”

当然，阴谋论和假新闻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属于需要被打击的范围。真正让盖茨形象遭受重大冲击的，也还是这一次的离婚事件。

说来也怪，本来同类事情放到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不会有太大风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花心一点又怎么了？偏偏我们现在已经面对着一个被“MeToo”等社会思潮深刻改变的世界，同样被改变的，想必也包括盖茨的前妻梅琳达。

根据瓦尔特·艾萨克森（乔布斯官方传记作者）的说法，当年梅琳达与盖茨婚前有一个私下协定，盖茨每年要求与前女友温布莱德共度一周假期，梅琳达不得干涉。盖茨和温布莱德年年都在北卡罗来纳的海边小屋度假，“谈论一些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梅琳达以前可以当心照不宣的“大房”，专心相夫教子；现在不一样，她将更多重心放在慈善上面，并且不断追求性别平等。她在著作《女性的时刻》（The Moment of Lift）中提到婚姻关系中“无形的不平等”，并提出“平衡分工即平衡婚姻”的观点。她说过：“比尔和我是平等的伴侣，男女应该平等地工作。”

从这些情节出发，看现在两人离婚声明当中提到“已经不能让双方一同成长”，实在是让人唏嘘。

由于盖茨是1990年代的英雄，所以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记和著作，满足人们对这位全球最成功的人士的想象和好奇。这些书都是由国内作家伪造，其中讲的经历都是从小报上拼凑而成的，并不一定可信。

社长还保存了其中一本，书名很直白：《嫁给比尔・盖茨：与世界上最富有男人的相处艺术》。该书现已加入朴槿惠自传、希拉里自传、毕福剑自传等组成的“豪华午餐”。

整本书读起来更像是一种教女性怎么通过宫斗上位的书籍，用这来形容邓文迪的人生似乎更合适。书中把梅琳达的人生概括成了：以学霸风格到了微软之后，就想尽办法俘获盖茨的心；在成功结婚之后，又能照顾婚姻和家庭的平衡，同时还要对自己花心的丈夫进行情绪管理。

这本书的画风是类似这样的：

“可以这样说，美琳达的一生，是属于微软的，正像她自己曾认为的那样，或许生来上帝就注定让她成为一位微软人。虽然她从不认为自己先前的生活、学习与微软有过任何联系，但是从她走进微软后，她的职业、情感生涯在不经意中融入了微软，并开始经历着这里发生的一个个奇迹……
美琳达用自己女性特有的伟大的温柔和贤惠，默默地推动着比尔的前进，默默地推动着微软的发展。美琳达用自己女性特有的情感和胸怀，默默地滋养着比尔的心灵，默默地滋养着微软的生命。
美琳达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平凡女性，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动着比尔和微软，甚至世界上每一个崇敬她的男人和女人们。”

里面还出现大量添油加醋和“合理想象”的情节比如：

“有一次，比尔回到家中，有些很神经质地对妻子美琳达说：‘美琳达，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公司的一些员工竟嚷着要我将那份区域报告公布于众，而且……’
‘真的吗？’美琳达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那真好，吃点酱牛肉吧，亲爱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有些员工是很难缠的？’
‘当然了，美琳达，像我刚才说的，包括鲍尔默，有时都要踢我的屁股。起初我被他们弄糊涂了，但我最终发觉，他们是想要我为他们加薪。’”

……吃点什么？酱牛肉？

这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营销号”吧。因为内容并不是取之不尽和无限滚动的，这样的一本书被人买走之后，很可能会反复的咀嚼很多遍，从而把它记在心里。

现在回头看，整个1990年代是非常魔幻的。社会和人民都积极的“向钱看”，而其它很多世界观现在看来也匪夷所思。电视广告用跟现在基本类似的镜头语言，云淡风轻的讲着一些完全不可能被现代人接受的思想意识。

其中最明显的就体现在性别方面。例如“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的广告，成功男士在酒会上跟铁哥们一起喝人头马，旁边的太太团们在一起以仰视的目光望着自己的靠山，偶尔上前给丈夫端上一杯酒，作为成功男士的陪衬和点缀。

现在被唾弃的大导演韦恩斯坦，在当时也正处于事业黄金期。这个世界在那时所做出的很多重大的成就，都是由这些大男子主义的优等男性（Alpha Male）做成的。他们的灵光一现，推动着整个世界的进步。

就像最近传记作者披露的，盖茨年轻时很喜欢参加“狂野的派对”，是“裸体夜店”的常客，“和其他微软员工往往连续两三天编写软件代码，然后出去疯玩，比如去西雅图的裸体夜店开派对，还会带脱衣舞女回家，和她们以及朋友一起在豪宅的泳池里裸泳”。

盖茨当时的生活只是延续哈佛大学时期的生活方式而已，在哈佛求学期间，盖茨就经常光顾波士顿情色表演、脱衣舞秀、卖淫集中的红灯区。即便到了1988年和梅琳达开始交往后，这样的生活方式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到外地出差时，他经常和报道微软、科技产业的女记者调情。

在不尊重女性的前提下，盖茨迸发着自己的灵感，但是当时关于盖茨的传记对此只字不提，只讲了他跟搭档保罗·艾伦是如何痴迷于计算机，以及偶尔在“交通超速”这种无伤大雅的小小犯罪当中，展现出青春期的叛逆。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没人觉得这有多重要。整个世界在当时都是那个样子。

得益于盖茨及其基金会对“媒介形象管理”的极端重视，几乎直到离婚这一刻，我们普通人才知道这些事情。这对“恩爱夫妻、神仙眷侣”忽然宣布离婚，让很多人不知所措，开始怀疑人生，至少开始怀疑婚姻制度的合理性。

秦朔写道：

有一阵有感于国内富豪圈乱象丛生，有点钱就作威作福换老婆，似乎在比赛谁的老婆更年轻貌美，很想写一篇文章：看看人家世界首富贝索斯，老夫老妻25年了，还好好地在一起呢。后来不知道忙什么忙忘了，没写。
还好没写，不久就传出了贝索斯离婚的消息。不过心想，没关系，如果要写，还是可以写的，比尔·盖茨老夫老妻不是还好好地在一起嘛。结果昨天传出盖茨夫妇也离婚了的消息。
看来，我的偏见需要矫正一下，不管是什么经济发展阶段，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不管是什么宗教文化，男人就是男人，中外无差。

时无英雄，“竖子”成名

在比尔·盖茨最风光的 1995 年，他作为人类社会高科技发展的代言人，参加了在旧金山费尔蒙饭店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世界局势论坛”（The State of the World Forum）。

你可能并不知道这场论坛有多么著名，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再搞下去了。但当时的与会嘉宾还包括：出版《第三次浪潮》的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写作被选入中国中学教材的《暗淡蓝点》的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新闻集团掌门人默多克、卡内基基金会主席大卫·汉伯格、里约热内卢环境会议召集人斯特朗等。论坛的主持人是 CNN 所属的特纳广播公司创始人泰德·特纳。

盖茨作为代表科技发展的嘉宾，与来自50个国家的近500名国家高级人物、政治领袖、精神领袖、科学家、知识分子、企业高管、艺术家和青年一起，参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通信技术的社会影响”“塑造21世纪初的新兴大趋势”和“全球价值危机与意义的探索”为主题的讨论。

你可能很好奇，这次聚集了这么多当时顶级大牛的盛会，是谁出面组局，才能有这么大的排面？答案可能更让你意想不到——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自从丢掉世界第二强国的领导地位，并亲手把它弄解体了以后，戈地图拿着一块诺贝尔和平奖，一时无所适从。他的秘书加里森建议他设立一个基金会，并以此组建智囊团，探索两极格局崩溃以后的世界走向。

加里森说，现在需要的是一个“长老理事会”，它来自国际政治、科学、艺术和商业的最高层，用来规划加里森和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1995年群贤毕至的首届“世界局势论坛”上，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讨论，但大部分细分领域的专家讨论的内容都只是自说自话而已，政治家们的争论占了主流。在这次论坛之后，意外地产生了一个主要流传在中国的阴谋论，与其中一位嘉宾——卡特总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奥巴马外交政策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有关。

很多中国人口耳相传说，布热津斯基认为，未来世界将主要由20％的精英们统治——就像他们这波与会者一样；80％的人只能被统治而无法翻身。而要让20％的精英们高枕无忧，80％的人安分守己，就得采取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像安抚婴儿一般，给他们嘴里塞一个“奶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奶头乐”（Tittytainment）战略。

至今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布热津斯基果真提出了“奶头乐”（Tittytainment）的说法，维基百科的志愿者们讨论了半天，也没有建立与此有关的词条。但这东西就跟“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等一样，成为解释中国某些社会现象的万用灵丹，甚至被视为是“颠覆中国的阴谋”，简直“铁证如山”。鉴于它本身来源并不可考，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弄假成真的“另类事实”，不可轻信。

“世界局势论坛”上真正值得后人重视的讨论，是下面这些。

论坛与会者认为国家主权“不符合全球理想”。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是“功能失调”的，他们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形式，用全球意识和统一的“世界政府”取代民族主义的对国家的忠诚。

布热津斯基在其中“夹带私货”，认为可以“率先在一国一地”实现世界政府，换句话说，以美国主导建立单一货币，弱化国界的“美州联邦”。“我们不能一蹴而就地跃入世界政府——最终和真正全球化的先决条件是区域化，通过区域化走向更大、更稳定、更合作的国际单位。”

此类天马行空的设想只遭遇了少数反对声音。来自南非的政要，后来会接替曼德拉出任总统的姆贝基认为，提出消灭国界的建议太早且太不成熟。他的国家刚刚通过反殖民斗争获得了民族解放。然而在论坛的头两天，政治家们只是反复提出这一设想，在第三天就公开宣布。

民族国家都“出局了”。戈尔巴乔夫只欢迎基本上同意他观点的领导人。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局势论坛”办不下去了。

不只是没有人会再这么认真地、超越国界地讨论世界的未来，讨论星辰大海。2000 年世纪之交前的激动和兴奋，似乎随着这个时间点的真正到来，而一下子泄了气。9/11 恐怖袭击更是在人们心头重重一击，把原本朝向天空的乐观主义拉回地面。

如此生活20年，大厦没有崩塌，但也伤痕累累。原本用来给阿波罗11号登月的电脑机能只是我们现在手里智能手机的一丁点，我们拿着这个算力超群的设备，却是刷社交网络和打游戏。当年对未来的畅想是人类早已经以月球为基地，并到达火星，再不济也已经攻克了几门癌症。我们真的很让先辈们失望。

21世纪新的中小学生崇拜的偶像，也脱离了原本的英雄主义色彩。2008年全国妇联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自己最崇拜的三个人”统计中，中小学生最崇拜的人首先是自己父母，其次是“演艺明星/艺术大师”，再次是“其他亲属”。

中国人的标志性偶像，从60年代的雷锋、王进喜，70年代的陈景润、邓丽君，再到80年代的中国女排、张海迪、赖宁，是一个阶段。从90年代的“知识英雄”比尔·盖茨开始，是另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娱乐明星、运动员、企业家；超女、快男等“草根偶像”；乃至嘲弄、调侃、解构一切社会文化的叛逆者，都可以成为人们的偶像。但偶像风潮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此外，有不少人坚称自己的偶像就是自己。

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适合制造英雄的社会，事实上是所有立起来的偶像，都可能会在分分钟之内被人揪出问题，从而“塌房”。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的道理，但是古代、近代那些经过美化和修饰，而且没有事实核查的偶像，比现在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完人，完美无暇的人，都更接近人们理想中要达到的“圣人”的成分。

在社交网络的时代，“圣人”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发现最终让这些人“人设崩塌”的一些事情，也许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啊，但是对被伤害的那个人来说，是一辈子都被毁了啊！人们把这些账本翻开，将这些事情无限上纲。

他们可能并不是真正在意那些被大佬伤害的微小灵魂。他们只是以此作为借口，从而发现弱小的自己可以把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拉下水时候的那种快感。只要目的是正义的，其中的程序和惩罚的力度这些，都可以不重要。

因完美无缺的偶像激励，而奋勇前行，做出常人不能做的伟业，这样的人生是可敬的，值得追求的。但如果预设每个偶像都应该毫无瑕疵，显然让信者经不起“塌房”的幻灭，这也是其中风险。

另外，我们现在不怎么谈“长大了我要成为谁”，也许还是因为已经知道了生活的困苦，知道自己隔得太远，没有动力，也让偶像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消解。所以现在你看热搜，很容易发现有些“偷拍”的场面上榜，都是普通人平凡的一瞬间。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他们火了，然后沉寂，然后继续跟大家一样的生活。这些小人物——“竖子”——替代了英雄的位置。

其实，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他们优秀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跟随，因他们身上不好的地方而一棍子打死所有，则是缺乏了生活的智慧。归根结底，我们对任何美好的向往，都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不是吗？

在1975年之前，人们只能梦想拥有一台个人电脑。少数极客和爱好者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今天，个人电脑无处不在。2020年，全球PC出货量达到2.97亿台，预计随着远程办公地普及，这一数字将继续上升。但根本上讲，正是比尔·盖茨为开放、兼容的 PC 赋予灵魂，带来价格的下跌，使世界人民都能享受个人计算的好处。

这是一切的起点，这足以让比尔·盖茨在历史上站稳脚跟，留下他应有的位置。和其他的英雄、伟人、偶像一样，他都可能私德有亏，但认清这一点与认清他的贡献并不冲突。正如罗曼·罗兰所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也爱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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