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切尔·阿布拉菲亚：打倒哲学工厂

打倒哲学工厂

米切尔·阿布拉菲亚/文

王立秋/译

Mitchell Aboulafia, “Down With the Philosophy Factory”, Jacobin, https://jacobinmag.com/2018/08/academia-philosophy-research-productivity-exploitation。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米切尔·阿布拉菲亚，美国哲学家，曾于多所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现为曼哈顿学院伦理学中心研究员。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马克思说，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新自由主义的大学则认为，卖书才是关键。

在一次会议上，你正在图书展示区逛。以前的一个同事和你打招呼。聊上几分钟后，她问出了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你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做”，你说。你的同事显然压下了脸上的震惊，但这未能掩盖她心中黑暗的想法：你是根行走的“朽木”，更糟糕的是，你竟然还敢承认这点。你很快补充说，“但我在主动参与新领域的研究，以后肯定会有一系列文章或书出来。”瞧，这朽木还没死透。只是暂时没有工作。永远不要让人说（甚至想），这家伙没生产力了。

我电脑桌面上堆着三篇多少写了一些，但都没写完的论文。我已经好几个月没碰它们了。我写书的计划也没啥进展。我写了一些博文，其中有一些和我的领域哲学相关。我还写了一些零散的，没发表的杂文。但我已经停止写作学术论文了。

这个决定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一直在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无疑，使我丧失写作动机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个人和家庭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当前异常令人不安的政治气候。但我已经相信，我弃写学术论文的近因，是专业哲学——和它反映出来的，当代文科实践普遍存在的问题——越来越让我感到失望。

我们时代的学术学科一直服从于这个原则——生产得越多越好，多得更多又更好——这个原则引发了某种生产综合征。虽然我们可能会抱怨说质量也很重要，但你听说过有人会因为同事说他的作品质量不可接受而没有获得晋升或终身职位吗？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但我想让你们思考的是，它有多常见。

在多次担任内部和外部评审后，我得知，在评选中获胜的关键在于成果的数量和级别。但你没法保障顶刊发的文章、牛社出的书质量就一定好——我们都知道，上面也会有垃圾或水文。但数量更容易评估得多。X教授有18篇论文，12篇书评，21次会议发言，2部专著，还编过1本文集。棒。通过。

学院文化——和更广泛而言的美国文化一样——痴迷于生产，把它当作成功生活的标志，量化也变成了决定什么才算成功的首要方法。虽然学者也会（温和地）抵抗行政强加给他们的生产指标，但他们也同样热衷于测量自己。

我想起几年前，一位青年哲学家告诉我，他想在X日期前发100篇文章，在Y日期前发150篇。我们都记得，古人警告我们，不要被玛门或玛门的替代物诱惑。而对学者来说，这个替代物就是认可和名声，它们总是要求生产和更多的生产。

生产综合征不但影响了那些谋求终身教职的人，也影响了那些已经拿到终身教职的人。它也是剥削临时教职工的系统的一部分。终身聘用和非终身聘用的学者薪酬与福利不一样的理由之一便是，前者比他们的兼职同事更高产。看看他们生产的文章和书比后者多多少就知道了！

当然，如果有终身教职的人一学期还要在不同的机构教五六门课的话，那么，他们的生产力怕是要大打折扣了。而且，一旦一个人连续几年不生产很多东西，那么，他实际上就不可能找到终身聘用的职位了。这里的假设是，一朝在生产上失败，就永远是生产上的失败者了。好一个惊人地险恶的自我实现、自我证明的剥削框架！

更重要的是，那些真写出点东西的兼职同事，还必须把他们的作品投给那些因为投稿量过大，所以同行评议进程无比缓慢的刊物。这个拖延对那些本来就没有多少作品可投的人的伤害，肯定比对那些能同时投好几篇文章的人的伤害更大。无疑，如果不是那么地为生产原则所迫，那么，同行评议的效率会更高。

对不起，苏格拉底

哲学本应不同于其他学科，或者说，在大约四十五年前，在我“上钩”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哲学家本应像苏格拉底一样，成为无畏的批判者。他们本应靠后站，告诉人们，嘿！可别不加批判地接受社会的价值哟。他们本应反思。提问。这些价值真是好生活的价值吗？而如今，太多的哲学家已经决定把老苏格拉底丢朝一边，跑去拥抱生产原则了。更糟糕的是，许多这样的人还混得风生水起，成了这个行业的面子。

曾相信哲学会不一样，是我天真了。但在过去几年里，我心中还是抱有一些希望。而如今，我近乎于绝望。差不多从当上教授起，我就在关注学界对生产的痴迷了。21世纪初，在几家能提供哲学硕士学位的机构教了二十多年书后，我当上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在那里，我见证了生产问题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的发展。

有博士学位的教员（当然，不只在宾大如此）对职场晋升的执着让人感到窒息。对研究生来说，那些教员起到了行业行为模范的作用。可你又看不出他们的行为是受哲学启发的结果。他们中的许多，更适合成为那些想在华尔街工作的人的榜样。在那里，底线总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这和我工作的下一个地方，茱莉亚音乐学院（我曾是那里的文科主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有哪群人，比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工更卷了。他们会在质量上猛卷，但他们不会化质量为数量。重点不在于你演奏过几首海顿的四重奏；重点在于，就这一首而言，你演奏得有多好。我不是说，那里就没有事业心了。

但在那里，事业心不像在主流学界那样，和可量化的生产挂钩。我要说的是，系统让人太倾向于用数量代替质量、用生产代替思考了。虽然我很喜欢茱莉亚音乐学院，但我知道，如果我留在那里，那我就再也不会和哲学专业的学生打交道了。所以，当我看到我家附近一家还不错的地区性机构——曼哈顿学院——正在找一个系主任来帮助重组它的哲学系的时候，我跳槽了。

我原本预期，历史上一直强调教学的曼哈顿学院会不那么地受制于生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它也的确如此。但无论你去哪儿，学生的希望和期盼头上总是笼罩着生产综合征的阴影。如果他们决定去学界，那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种文化。

名义上，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在智识上主动探索，开拓疆域，另辟蹊径。但无论你面对的是像学术分析(Academic Analytics)那样的公司，还是像《哲学报道》(Philosophical Gourmet Report，一个所谓的权威性的哲学评鉴报告)那样的不科学的声誉调查报告，你都会发现，它们的做法依然痴迷于测量和排名。按它们的标准，研究最受认可的东西，总比冒险搞新的东西好。比如说，既然引用率那么重要，那你为什么要冒险进入一个没多少人在做的领域呢？去人多的领域它不香吗？那一窝蜂的研究者可是都有可能引用你的作品呢！

学者的罢工

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想什么：老古板、不现实。人总得拿到终身教职。这样他们就需要以可被测量的方式来生产。这不是他们的错。我同意，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系统的锅。不过，人们也可以努力抵制生产原则的支配。他们可以试着通过比如说，修改自己院系授予终身教职和晋升的标准，并向行政充分说明为什么新方法是合理的，来防止数量被用作最重要的成果指标。

学者们也可以去不那么执着于生产的地方工作，并让别人知道，这也是一种选择，而不是未能在学院谋得席位之后的退路。学院可以给教师一些时间来改进教学和设计新的课程，而不是默认教师的所有时间都要用来研究，然后再根据可量化的产出来评价他们的研究。

但要撼动多年来一直在高喊“生产！生产！生产！”的社会习得(sociolization)很难。在被问到“那么，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不给出一个理直气壮的回答也很难。在把生产伦理视为福音的文化中，没人愿意被当作懒人。

这么说的意思不是，我们不应该写作哲学（或人类学、文学批评、历史）。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写，这些理由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与传统密切相关。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表达自我的活动，和那种表达的商品化与商业化分开。

这是另一个建议：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要发表学术成果。向同事们宣布这个决定。愿意把这点说出来：这是为你自己好，也是为你的领域好。承认你需要实践来反思，对生产的执着对你的领域、对作为学者的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个挑战会逼你去思考这点：学术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其中，教学和研究一样重要），而不是孤立的非凡之人（他们在接受了启蒙的苹果后，生产出大量改变世界的散文）的工作。

那么，你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