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邓时代和习时代的共同点、转承和区别

2023年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被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文革结束的终点。借此时机，2023年12月25日，《财新周刊》2023年第50期发表了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文章针对习近平上台以来回归毛的文革路线，偏离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声称，

45 年，峥嵘岁月稠。1978 年年底召开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果断结束“ 以阶级斗争为纲” ，将全党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掀起了改革开放序幕。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 的关键一招。纪念改革开放45 周年，不只是回 顾过往的艰难历程，不忘初心，更是为了凝聚 共识，斩棘向前。

并强调，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收拾乱局，直面挑战。“ 文革” 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 溃，官方却仍坚称“ 形势大好” ，且“ 越来越好” ，实则民生雕敝、贫穷落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被正在腾飞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 知耻近乎勇。唯有靠实事求是，中国才能跳出“绝对贫困陷阱 ”。

 明显是针对现状，借题发挥，火药味很浓。说明一些体制内人士也对习近平的施政方针和效果相当不满。找到合适的出口，就想表达和发泄一下。 

至今中共建政已有74年之久。虽然其统治的专制本质一直未变，但在国家目标、合法性基础、对社会的管控程度、手段和效果方面却有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好与不同时段的主政者的统治偏好基本一致。虽然不能说这些变化是由主政者完全促成的，但主政者因应了社会要求改变的呼声，并加以利用以增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因而将不同阶段以主政者的名字来命名恰如其分。那么明显的，至今中共的统治可分为毛时代、邓时代和现在的习时代三个阶段。 

毛时代从1949年10月建政起至中共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止，共计29年。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去世之后的两年，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仍然延续毛的“既定方针”，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凡是“被否定，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路线确立。因而这两年归属于毛时代。所谓“两个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两年多，华国锋名义上还是中共党政军一把手，但已经失去决策权，实际决策权主要掌握在邓小平手中，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毛时代的终点，也是邓时代的起点。邓小平虽然从未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职务，但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对邓小平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方针基本未有大的偏离。所以邓时代从1978年12月起，至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胡锦涛卸任，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止，共计34年。习时代则从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起，至今已有11年。 

这三个时代的共同点是以党统国治国、垄断权力和垄断思想。党组织是国家各个层面和社会各界的权力中心，而党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党主席或总书记则是最高权力者。最高权力者和党中央通过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党组织，凌驾于或嵌入官僚系统和其它组织中来管控整个社会，实现权力的垄断。对思想的垄断则靠树立以最高领导人名字命名的或归属于名下的思想或理论为最高权威，搞个人崇拜、禁止言论自由来实现。毛时代有毛泽东思想，邓时代有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时代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指导思想，要求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学习贯彻这些思想或理论，作为学校的一门必修课和升学考试中的考试内容，反复灌输给学生。 

毛时代，中共致力的国家目标就是国家完全独立，彻底摆脱外国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和影响。要“人民当家作主”，当然人民只是个幌子。这也是中共革命的目标，在中共革命成功建政后，延续了下来。赶跑了西方列强，没收了西方资本家在中国的资产，驱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可以完全不理会西方列强的脸色了。受苏联一些干预则是无可奈何。中共是在俄共及苏共的指导和援助下夺取胜利的，在革命和建政初期，还不得不对苏共有所依赖，就不能完全自行其事。但随着中共势力越来越大，对莫斯科的旨意就越来越不买帐，直至关系完全破裂。而合法性基础也是国家独立。只要中共政权不屈服于外国势力的施压，穷横穷横的，人穷志不短，“中国人民有志气“，就能赢得老百姓的欢心。 

追求国家的完全独立，完全自行其事，为所欲为，不受其它国家和世界的任何干预和影响，当然就只能是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并不能“丰衣足食”。毛时代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导致的经济停滞和倒退，人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极度贫瘠，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灭，使得受毛蛊惑的集体疯狂耗尽了人们的热情和精力，在毛时代后期趋于疲软和沉寂，难以为继。毕竟饿着肚子喊口号不是长久之计，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再强大也不济。满足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成了体制内外的主要诉求。因而在毛去世后，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因应这种变化 ，就将中共的国家目标转移到到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上，而发展经济也成为中共统治最重要的统治合法性。就由毛时代过渡到邓时代。 

邓时代在发展经济的目标下，逐步和很大程度上废除了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但并不完全彻底，并提出要恪守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最实质性的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操作层面的原则。其它三条原则在解释上有很大的弹性。这被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是中共后来总结的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邓时代市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外开放则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的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而得到很大提升。对外开放无疑对中共追求的国家完全独立有所损害，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共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接受西方的要价。邓小平则以”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来应对这一局面和说服党内外对此的不满。”韬光养晦“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暂时让步和不出头是为了积蓄力量以期将来不让步和出头。 

邓时代最大的成果就是经济增长取得了持续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虽然人均收入仍然比较低，但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靠后而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最突出的就是贫富悬殊和系统性大面积的腐败，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并未实现。社会对这两种现象相当不满。贫富悬殊在毛时代和等级特权制下其实也存在，但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显得并不突出，比较隐性。到了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时期，经济的膨胀和国力的增强，以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为标志，中共的国家目标就自然而然转向大国崛起。按野生国师金灿荣的说法，”‘韬晦’从历史角度来讲是非常成功的，但现在确实‘韬光养晦’就不太好用了。原因非常简单，你块头太大了，你藏不住了“。民间和中共内部呼唤大国崛起的声量渐大。大国崛起随之也成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大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影响和改变世界格局，比国家独立更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是中国人追求国家独立的跃升。而且这种民族自豪感能消解低收入阶层对贫富悬殊的不满，或者将这种不满转移到外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阻碍上，将收入低归因于外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阻碍上。一举两得，真是上上之策，何乐而不为？但在邓时代的后期，也就是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第二届，大国崛起还没有成为中共外交政策的主方向和怎么付诸行动。而是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后，才成为中共的外交政策和付诸行动。 

因而习近平主政后，大国崛起就成为经济发展之外的国家目标和中共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基础，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中国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国崛起在经济上通过“一带一路”来增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通过“大外宣”和孔子学院等来宣扬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台海、南海和中国周边扩大军事威胁和冲突，等等。外交风格由职业性转为“战狼”外交。习的内政政策则主要集中在反腐，脱贫和加强社会控制，以缓和和压制社会不满。加强社会控制一开始就引起很多不满。通过打击民间资本来加强经济控制，加强言论管制来加强舆论控制等。而反腐，脱贫和大国崛起本来都是顺应人心的政策，但不得法，结果均适得其反，始乱终弃，都烂尾了。习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真正的目的是集中权力，清洗自己不信任的派系和官员，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和重要的位置。而习修改宪法，把国家主席任期限期两届修改为无限期充分暴露了他想终身不卸任的野心，更引发了许多人的强烈不满。脱贫则劳命伤财，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帮扶贫困户，并未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源，缺乏土地产权，最终流于形式。只是数字上脱贫了。或者暂时脱贫了，很快又返贫了。不可否认，对外交流和联系多了，经济份量大了，在全球的作用和责任也必然增大，但中国的大国崛起却是以增强中国对其它国家的控制力和与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对抗为目标的，想要打破现有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这与美国希望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的期望相反。这就引起了美欧对中国技术和经济的反制。而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西方的技术、资金和市场，于是中国经济在遭受三年疫情后继续衰退。这反映出经济发展与大国崛起这两个目标之间具有冲突的一面。经济发展是大国崛起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了，出口增长了，外汇富足才有资本“大撒币“。但大国崛起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的阻击，又损害了经济发展。可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综上所述，毛时代、邓时代和习时代具有共同性和转承关系，并非无迹可循，并非取决于主政者的个人意志，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演变缘由。按中共自己的话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来界定这三个阶段，也大致不错。其中国家独立、“站起来“和大国崛起、”强起来“是同一范畴不同阶段的目标，而发展经济、”富起来“则是与两者相联系和相冲突的目标。要国家独立就不能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损害国家独立；大国崛起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反过来又损害发展经济。 

三个时代的不同则可以从权力垄断、思想垄断和经济垄断三方面的差异、程度和效果不同，以及相应的社会控制手段，以及三方面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和来观察。 

毛时代中共对权力、思想和经济三方面皆实现了高度垄断，三方面垄断程度都最高。毛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基本都依赖于权力运作，政权对人们行为的控制深入到方方面面。经济是计划经济，搞行政权力和指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消费是配额供给。教育，就业，婚姻、住房、生育，看病等等，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均由权力决定或受权力极大地干预。人们被分为三六九等，家庭出身或成份有地主，富农、阶级敌人，贫下中农，小手工业者等，身份有干部和群众，党员和非党员之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家庭出身是不可变更的，身份的变更也非常困难。思想垄断也不遑多让。由于毛对中共取得胜利的卓越贡献及中共对其的神化，毛的个人魅力，毛被绝大多数中国人由衷地崇拜毛泽东思想不仅成了中共的指导思想，而且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真理。由此，毛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实现了“君师合一“。人们的思想和意志完全由毛的思想和指示及中共的宣传所支配。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少得可怜。毛则利用对其的个人崇拜能直接发动群众，凌驾于中共之上，实施个人独裁。总的说来，毛时代思想垄断对巩固和加强毛及中共的权力最为有效，对权力和经济的垄断也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其统治，但无论权力垄断，思想垄断和经济垄断都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使得经济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反过来则极大地削弱了中共的统治。 

邓时代改革开放则在经济、权力和思想垄断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放松。经济放松的程度最大。农村推行了家庭责任承包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发展市场经济，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引进外资，扩大出口，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住房商品化，在婚姻、就业和住房等社会生活方面人们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选择；恢复高考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有很大提高。文化娱乐市场化，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更丰富。新闻媒体机构有长足的增长发展，网络媒体兴起，舆论宣传不再完全由官方垄断。中共内部则由毛的独裁专制转入集体领导。三方面的松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邓时代初期和中期，巩固和加强了中共的统治。但到后期，私有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及滋生的大面积腐败，特别是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自主权，就削弱了中共的统治。 

习时代则又在权力、经济和思想上加强控制，往毛路线方向回归。中共政权内部集体领导转向个人独裁，“定于一尊”。借助于高科技和大数据，权力对社会的渗透和管控无孔不入。个人隐私和自主权大大萎缩。经济上则打压和管控民营经济，特别是在网络和平台经济领域，逐步蚕食民营经济。在思想上，一方面重新大搞个人崇拜。无脑吹捧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之写进党章和教材。官媒及其引导和控制的大众媒体成天累月大幅报道习近平的新闻，对习近平的歌功颂德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则加强舆论管控，删贴、禁言、打压和迫害异见和异见人士。但习时代并没有完全抛弃邓路线，而是毛路线和邓路线的调合，这源自习的“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客观来看，习时代，邓路线和政策的成分和遗效仍大量存在，多于毛时代的成分。现今中共对权力、经济和思想的垄断仍弱于改革开放初期。但从趋势来看，习路线是毛路线的回归，因而可以看成是毛时代2.0版。比较而言，毛时代思想控制的效果大大超过习时代，对毛的个人崇拜效果比习的个人崇拜好得多。但毛时代的控制手段更残酷、简单和粗暴。人们普遍内心恐惧，但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作用下，又将恐惧转化为了爱戴。而习时代，个人崇拜的效果很差，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真心相信中共所说的那一套，习的个人崇拜也大多沦为笑谈。但习时代借助于高科技，防火墙、大数据、摄像头等。控制手段的成本大大降低，覆盖面更广，因而控制手段更精细、精确和差别化，效果更好。人们也非常恐惧，缺乏安全感，普遍处于焦虑、紧张和冷漠的状态，但恐惧和不安却转化成了不满与怨恨。 

就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和大国崛起三个合法性基础而言，国家独立和大国崛起是同类性质，都是基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重在追求权力和控制；而经济发展则是基于民生，重在追求物质利益。对应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两者是单向的促进和冲突的关系。经济发展会助长国家独立和大国崛起的目标和合法性，而国家独立和大国崛起反过来却损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合法性。因而，中共政权及其统治下的中国，将长期在这两大目标之间游移和平衡。目前，尚难预料习时代会多大程度上回归毛路线，但可以肯定不可能回归到毛时代中共政权对权力、经济和思想的高度垄断程度。物极必返，党内外对习时代回归毛路线都有相当多的不满，《财新周刊》呼吁实事求是即是一例。将来会再次回归邓路线，偏重于经济发展，进入邓时代2.0版。而邓时代2.0版将比邓时代1.0版改革开放程度更高，中共对经济、权力和思想的垄断将进一步放松。总体趋势是，毛时代一版比一版弱，邓时代一版比一版强。邓时代3.0版强于邓时代2.0版，毛时代3.0版则弱于毛时代2.0版，以此类推。第三条道路，宪政民主时代，胡锦涛所谓的“邪路”，尚不可预见。但可能开始于邓时代的某个高级版本，中共政权对权力、经济和思想的垄断都大为削弱。同时在中共内部权力高度分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被削弱，地方权力增强，相应地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控制削弱。 

2024年1月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