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69：中調部與潘靜安

2021 年 10 月 1 日

搜尋資料得知，調查部是情報部門，那時直屬於周恩來。1983年這個部門整合到國家安全部。

在保釣運動和中美關係突破的形勢下，中文傳媒左派踟躕、右派保守，《七十年代》可以說是抓住時機，搶佔了海外和香港知識人的輿論市場，銷量激增。當時我們用薄紙印航空版，每期一出版就空運到美加歐澳各大城市，由當地的書店或留學生取貨發行。1971、72年暑假，許多留學生回港，紛紛到我們雜誌社來聯繫。我輪流會見訪客，像醫生看診那樣，相當忙碌。在香港，《七十年代》也風行大專界。

那時學界掀起「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風潮。香港有保釣示威的行動派，但更多的是大學各組織的學習會、討論會，我也常被邀到各大專學校演講。大致是為中國說好話，解釋大專學界對中國的疑慮。那時有學生稱我為「青年導師」，後來我覺悟，深感愧疚，於是自嘲是「青年誤導師」。

這段期間，我新交了許多年輕朋友，他們主動與這份左派雜誌接近，主要是在思想上尋出路，而他們也向我提供了西方和香港大專界的思想新動向，其中特別是台灣情況，台灣人的感情和自主的意識傾向。我將一些知識人的來信，或聽到的獨特看法寫成書面，反映給香港出版界的領導人知道，我的目的其實只是想讓當時對外界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共了解些實情，免除他們隨便把我們的不同意見的文章判作「敵人」。我從來對於「打小報告」的行為很敏感也不齒，我的彙報絕不表達對某個人的好惡，至於許多來信中對於中共一些做法的尖銳批評則會原文照錄。

也許是雜誌的影響力觸動了中共高層，也許是我關於西方和台港知識界的思想動向的彙報引起中共的注意，也有人說是出自周恩來的指示，總之我就被引見了中共在香港的高層，包括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祁峰。而聯繫最多也最直接的是潘靜安。他的職銜是中國銀行的副總稽核，但實際所做的事應該與中行業務完全無關。他的辦公室在舊中國銀行（那時還沒有新行）的二樓，去他辦公室常可見到左派的枱面大人物，如費彝民、王寬誠、吳康民等人。後來有人告訴我，他是中共中央調查部在港澳的負責人。我當時不知道調查部是做什麼的，但從潘靜安介紹我到大陸去聯繫的組織來看，是相當神秘和有權力的機構。我在1977年去北京，被安排與「部長」羅青長談話，但我不知道他是甚麼部長。後來知道就是調查部，亦是對台工作負責人。人稱潘公的潘靜安，周恩來就稱之為「小潘」，關係非比尋常。也許因此而令潘公在香港的中共組織中，具一定的凌駕性。

1972年我被邀請參加國慶觀禮團，應我的要求，被下放到幹校的五叔，被傳回北京與我見面。他那時還沒有脫離文革的厄運，但他多年後對我說，我的到來和要求同他見面，使他的狀況有所改善。

在潘公的安排下，我妻子也在1974年帶同兩個女兒，以「調幹」方式來香港工作，被安排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並有住房。對個人生活來說，這是很大的轉變。

搜尋資料得知，調查部是情報部門，那時直屬於周恩來。1983年這個部門整合到國家安全部。潘公原名潘柱，1916年出生香港，2000年在北京去世。他1938年參加共產黨，在日治時期擔任中共八路軍駐港機要秘書。電影《明月幾時有》所講的轉移大批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到內地的故事，實際負責轉移工作的就是潘靜安。潘公擅書法，篆刻，直到現在，他的書法手稿仍見之於拍賣市場。他在香港一個人獨居，沒有家屬。他待人寬厚，語言風趣，一點官架子都沒有。我那時常去他辦公室談話，麗儀調來香港後，她與潘公更多接觸。到1975、76的文革後期，麗儀對中國的極左傾向不滿，常向潘公當面質疑，潘只是閉口不談。我認為他因為與周恩來、羅青長的關係，加上他國學根底深厚，對文革理所當然會有自己看法，但卻不能講出來。1976年《七十年代》要搬遷，他親自去為我們謀劃地址，後來又為我們要成立的天地圖書搜集書法字體。1982年他調回北京，那時《七十年代》已經與左派割裂。在我決定要離開左派陣營時，他沒有找過我談話，我和麗儀也沒有問過他意見。他一生為中共效命，已寄命於黨，他不阻止我的脫離，我覺得已經很厚道和通達了。在麗儀調來香港的事情上，他是促成者，我感激和懷念他。他去世時，《大公報》前社長李俠文說：「潘靜安是共產黨幹部中的稀有品種，可以說是絕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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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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