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能否离开“中国制造”？

原载【世界博览】2023年第22期，转载请注明。

1）欧洲的去工业化与“中国制造”的崛起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遭受巨大挑战，工厂停工，海运停摆，货期延迟，长期仰赖亚洲进口货物的欧洲各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商品紧缺。对全球化自由贸易习以为常的民众，在危机带来的影响下，开始重新关注全球贸易话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这个在过去二十年被世界广泛知晓和接受的概念，被欧洲政客媒体频频提及，民众热烈地讨论着一个问题：欧洲能否离开“中国制造”？

20世纪50年代，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重振旗鼓，在工业革命打下的技术基础之上，以法德为代表的西欧迎来了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国民经济水平随之提升。70年代，强调自由市场和全球分工机制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推崇，走在经济发展前列的欧美各国，随即把目光投向劳动和原料成本更为低廉的亚洲各地，并靠着离岸外包实现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得益于此，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迅速崛起，成为第一批依靠劳动转移和国际资本投资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随后，坚定落实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在20世纪末期正式登上世界贸易舞台。凭借着人口红利和丰富资源带来的制造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更为有利的关税条件，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被销往世界各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由此确立。

与东方大陆上迅速崛起的“世界工厂”相对的， 是走上去工业化之路的欧洲大陆。从1970年至今，法国工业占 GDP 的比重从35% 降至不足20%，根据 INSEE 的数据，在 1995 年至 2006 年间，工业在欧盟增加值中的份额从 20.5% 下降到 17%。逐年下降的工业占比带来的是欧盟对中国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2021年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依然较上年猛增三分之一，达到2490亿欧元，欧洲民众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这是比较优势和全球贸易的必然结果：产品对生产制造不断流向价格更为低廉的地方，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依靠进口满足消费需求。

2）离开“中国制造”：欧洲的艰难抉择与绿色契机

过去半个世纪，人们很少质疑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正当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各取所需：发达国家的人们花费更低价格购买商品，发展中国家借此契机实现经济发展。但新冠危机让早已习惯大肆消费进口商品的欧洲民众，猛然意识到全球化的巨大弊端：对别国制造的过度依赖。2022年初，俄乌战争爆发，欧洲陷入能源危机，这更促使人们深度思考自由贸易背后深藏的地缘政治风险。上至各国政府和跨国集团，下至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如何实现更高程度的商品与能源的自给自足，成为欧陆最热门的公共话题，货架上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商品首当其冲，成为了被讨论的焦点。

后新冠时代，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已成为欧洲各国的共识，然而，在将共识变为现实之前，欧洲人必须作出艰难但必要的抉择。以笔者生活的法国为例，2018年，席卷全国的黄背心运动爆发，这场近十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运动，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将黄背心们推向街头的最终导火索是燃油附加税的提升，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年来法国中下收入群体购买力下降的事实。法国的中低收入群体，与因去工业化而失业的工人群体高度重合，这群生活在城市边缘，也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因产业转移而失去工作机会，却也能靠着社会福利和廉价的能源，商品维持一定水平的物质生活。只是，这种平衡是脆弱的，能源价格的微小提升，便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生活的捉襟见肘。过去两年，如何提升购买力的讨论在法国尘嚣甚上，在此之前，很少有民众意识到，法国乃至整个欧美社会的强大购买力，实则是建立在第三产业带来的高收入和全球化带来的廉价商品之上的。

疫情和俄乌战争以后，欧洲消费者对产品产地变得前所未有的敏感，“欧洲制造”成为全新的营销热点，这反映出欧洲民众重新崛起的本土制造意识。但是，在去工业化道路上一往无前的欧洲，不仅人力成本是亚洲各制造大国的数倍，大部分原材料也只能依赖进口，这让”欧洲制造“毫无价格优势可言。以黄背心为代表的中低收入群体，在已经感受到巨大购买压力的当下，即使有心离开“中国制造“，也无力支付“欧洲制造”的高价格。如果“保持购买力”依然是大部分中低收入民众的核心诉求，且不愿意放弃以往的生活方式，作出节衣缩食的妥协，垂手可得的“亚洲制造”和“中国制造”产品便是唯一的选择。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大部分普通欧洲民众来说，维持购买力和离开“中国制造”只能二选其一。

但维持购买力并不是欧洲民众唯一的诉求，当人们不断见证着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难，环境议题便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实践和寻求更低碳排放的生活方式，是欧洲民众除购买力外最强烈的诉求。“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中国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贸易顺差和亮眼的GDP，但我们之所以能将大量商品远销海内外，是资本主义模式影响下，各国消费者对物质享受的推崇。当下，欧洲民众开始集体反思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塑造出的缺乏理性的消费观，这一重要的变化，必然会对所有出口贸易型国家带来新的挑战。法国一项社会调查显示，82%的受访民众认为减碳是当下社会最重要的议题，57%的民众表示自己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用以购买更低碳排的产品。诚然，在实际购买过程中，民众依然会审时度势地决定为减排付出的成本，但笔者强烈感受到，对环境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确实正愈发深刻地影响着欧洲民众的消费习惯。产品以何种材料被生产，在何地被生产，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产生了多少碳排放，这一系列过去大家置之不理的问题，正成为影响欧洲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环境保护意识的广泛建立，也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制造“的另一批评——中国整体的能源结构依然高度依赖煤炭。2021年数据显示，中国63%的能源来自于煤炭，其次是水力发电（15%），其他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力）仅占11%。相较之下，以欧洲最大的煤炭消耗国德国为例，该国对煤炭的依赖在1990到2018年间下降51%，2021年总占比降至28%。俄乌战争的爆发虽打乱了德国的清洁能源转型计划，但德国乃至整个欧盟坚持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未来发展但重中之重，并加速摒弃对化石燃料和进口天然气的依赖。

为了在 2050 年前达到温室气体排放中性的目标，并实现2030年三个主要的气候和能源目标（ 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至少减少40%，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耗中至少占32%，整体经济活动降低32.5%的能源消耗），2020 年6 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了一套针对可持续经济活动的完整分类方法（EU Taxonomy）。这份文件是欧盟范围内的首个对可持续经济活动进行定义与分类的官方文件，也是全球范围内首个对“可持续活动”进行详细定义与分类的官方性质的方案，其出台与实行意味着，在全欧洲范围内，只有符合欧盟分类法的项目才可以被称为“绿色项目”，只有针对这些项目的融资才可以被称为绿色融资。该分类法对的施，将对中国等制造业大国产生重大影响。

以笔者所在的公司为例，公司战略清楚要求各国供应商，必须在2026前实现厂区建筑100%使用可再生能源这一目标。政策宣布两年以来，所有工厂都深切感受到绿色经济带来的压力，改变能源结构是一笔巨大的投资，短期内很难看到直接回报，但大部分制造业从业者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努力适应这无法阻挡的减排趋势，等待自己的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由此可见，对于欧洲民众来说，能否离开“中国制造”并不仅仅是关于购买力的简单选择，环境议题带来的思考，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

3）欧洲重拾工业化所面临的挑战

为回应民众愈发高涨的对本土制造的需求，欧洲企业正试图将制造业重新搬回欧洲大陆，这一改革能否成功，会直接影响“中国制造”在欧洲的未来。

近期，一条关于巴黎奥运吉祥物的新闻占据了各大头条。巴黎奥组委日前公布2024年巴黎奥运吉祥物「弗里吉」（Phryges），这个造型可爱的玩偶被立即带上热搜，因为它们绝大多数将会是“中国制造”。在网上积极发言的法国民众生出不解：为什么我们连一个小小的玩偶也无法实现“法国制造”？这一拷问直指欧洲制造业当下的窘境：去工业化后的欧洲，不仅没有足够数量的产业技术工人，也丢失了众多制造加工工艺。虽然以罗马尼亚，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近年来靠着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吸引了一众投资者，但大规模整体产业链但回流，尚需时日。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自行车产业为例，2021年，欧洲大陆总共生产组装自行车140万辆，占自行车销售量的6成。但深入分析便能发现，欧洲制造的140万辆自行车所需的零部件，6成以上来自中国，只有不到两成“欧洲制造”，且多集中在金属材料和生产自动化程度高的产品上。为保护本土自行车制造商，欧盟从1993年就开始实施针对中国自行车进口的反倾销税（税率48.5%）。而后，该法案延伸至零部件，要规避反倾销税，欧陆的自行车生产商必须仔细计算原料成本，以确保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不超过限额。

反倾销税确实有效保护了欧洲的自行车组装厂商，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能离开中国独立生产自行车，在绿色经济的大背景下，欧洲可能更需要“中国制造”的支持。以自行车所消耗的铝材为例，欧洲虽有以hydro为首的多家大型铝企，但随着消费者对低碳排产品需求的增加，更为清洁的水电铝正成为自行车制造商的首选（水电铝能充分利用高落差河流产生的自然能量，而传统电解铝的加工主要靠化石燃料提供能量）。与中国相比（中国主要的水电铝企业集中在水资源丰富的云南省），欧洲可以生产水电铝的地理条件相对有限，目前只在北欧设有产线，地位环境的局限性，预示着未来欧洲对水电铝巨大的需求，还是需要由“中国制造”来满足。除了原材料的限制，自行车大多数零部件，如车架，花鼓，轮胎等，仍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欧洲高企的人工成本，也为这些产线的回流设置了巨大障碍。

长达几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让欧陆不再具备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要素，虽然欧盟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资金为制造业回流创造条件，但要脱离“中国制造”尚需时日。当下的能源危机，更为这一努力蒙上了新的阴影，德国的制造业开始去往能源成本低廉的美国，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较量中，地缘政治带来的诸多影响，正成为欧盟想要大力发展“欧洲制造”的阻力。至少，在完成能源转型的目标之前，欧洲很难成为理想的制造业基地。

4）“中国制造”的如何应对挑战

虽然欧洲和世界无法在短期内彻底离开“中国制造”，但摆在中国制造业从业者面前的，是逆全球化和绿色经济时代的新挑战。中国该如何应对以适应新的需求？

首先，笔者认为重塑“中国制造”的形象必不可少。工业4.0背景下的中国制造，已逐渐脱胎换骨，以纺织为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加速转移，留下来的，是更高精尖的高附加值产品。曾为廉价产品代名词的“中国制造”，已经在某些产品领域实现了转型。遗憾的是，这一积极转变，尚未被外国民众所熟知。笔者周围的大多数人，对“中国制造”的印象依然停留在过去——价格低廉，质量平平。如何重塑“中国制造”的形象，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再次，随着欧洲乃是世界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如何回应消费者对工业产品越来越严苛地审视，也是“中国制造”能否保持乃至扩大影响的重要课题。当下无法忽略的现实是，在如何就气候议题进行深度合作的问题上，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发展中国家间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在近期闭幕的埃及COP27气候峰会上，双方在控制地球升温的目标上依然各持己见。再比如说，欧盟提出的10亿欧元的援助基金以设立一个包括补偿损失与损害在内的基金也遭到中国的拒绝，此外，中国也因迟迟不愿加入去年由美国与欧盟牵头签署的减低甲烷排放协定而饱受诟病。当然，中国等发展中国国家的诉求并非无理，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产业转移，自然不再承担直接的工业碳排责任，但全球化背后的终端消费者，也是碳排放的贡献者，这一基本事实，需要在商议中得到充分考量。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提供更多支持，发展中国家是否愿意接受更激烈的短期转型阵痛，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需要以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姿态，继续积极对话，促使更多共识的达成。

刚结束大规模封锁的中国，正积极准备着重新回归世界贸易的舞台。新冠三年，世界各地都在经历巨变，全球化呈现出走向尾声的征兆，新自由主义在极右势力崛起的背景下遭受着巨大挑战，我们已身处历史大变革的浪潮中。“中国制造”的下一个十年，绝不会是过去十年的简单重复，挑战和机遇已一并到来，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适应全新的需求和变化？是继续拥抱改革开放，还是掉转船头向内求生？历史正催促我们作出命运攸关的重大抉择。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更愿意拥抱一个开放自由并寻求相互理解的世界，一个商品和人都能自由流动的世界，只是，我们也必须思考如何更理性地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并肩前行，如何担负起守护地球这个人类共同家园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