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背書的真相，才是真相嗎？

最近寫的幾篇文章，在matters上貼出幾個視頻，引來了一大堆 “理中客”網友的留言。這些留言都是集中在視頻的真實性上，大多數自詡“理中客”的網友，在沒有證據支撐的情況下，就直接下結論說，是“謠言”，也沒有提供相關的證據以及理由相佐證。

還有的網友，把牆內“闢謠”的鏈接發在下面，來作為證明我發視頻為虛假視頻的證據加以回擊。我點進去，和大多數牆內的“電視認罪的視頻”一樣，缺乏正常的邏輯支撐，更沒有對於結論的證據羅列。只是在一位的展現權力，營造出一種“權力即真相”的氛圍。黨媒會直接把結論放在那，然後緊接著就是“造謠者”“當事人”出現在熒幕前，承認自己犯過的“罪行”，最後再傳達出一個信息“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來彰顯權力即法律的威權主義。

所以我們看到了“最高院法官王林清監守自盜”的電視“認罪”，看到了“紅黃藍幼兒園家長“造謠”，“引導”自己孩子被性侵的認罪“， “看到了8名一線醫務工作者”被造謠的通報。在黨媒官方的報導下，好像把人戴上腳鐐，坐在警用凳上就是對於“真相”最好的詮釋，沒有邏輯推理，沒有證據支撐，把刀架在脖子上，聽到當事人嘴裡說出他們想要的話，就是對於“真相”最圓滿的詮釋。

官媒這就是拜權體制下的常態，沒有透明的法律程序，沒有羅列證據的有罪推定，甚至不敢公開“造謠的言論”，這就是在用實際行動告訴大家，在中共國給出你“真相”，不需要支撐真相的推理和證據，權力就是“證據”，權力就是“真相”，權力就是“法律”！

縱觀人類歷史，極權對於真相都是恐慌的。

從蘇格拉底最後被雅典法庭以不虔誠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原因是不相信神）判處死刑；再到布魯諾為堅持日心說，被羅馬教廷處以天主教宗教法庭控以“異端邪說”罪被燒死；伽利略、哥白尼都遭到了宗教異端法庭的審判，被終身軟禁，著作被封禁。

再到最近的1月2日的黨媒報導，抓了8名“造謠者”醫生，並且“闢謠”說“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甚至根據北大教授王立銘微博的文章《我已經出離憤怒》（原文已經被下架）中指出中國疾控中心，已經在新英格蘭雜誌（NEJM）上發表的論文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根據論文裡的圖標說明，中國疾控中心已經在1月初已經掌握了明確人傳人證據，但是黨媒卻在那幾天以

1/10：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1/14：不排除有限人傳人；

來報導給大眾。導致了對於民眾的誤導，促使了病毒進一步的傳播。權力、威權對於真相的恐懼，一直貫穿著人類的歷史，我們不妨看看中共為什麼在明確掌握新冠肺炎人傳人證據後，還要向大眾隱瞞的背後邏輯。它很可能是害怕造成恐慌，混亂會直接擾亂威權的統治地位，中共害怕動搖自己70年所樹立的秩序，所以為了“穩定”，不惜犧牲中國人生命為代價。

面對“闢謠”我們應該怎麽做？

可以用蘇格拉底的反詰法來質疑

“可以讓我們相信黨給出的結論，就是事實嗎？”“能給出更多的證據，以及犯罪嫌疑人所造謠的言論，與真實的情況來判斷他是否造謠嗎？”“可以用證據來説服我這就是事實，而不是單純的通知我，你的調查結果嗎？”

在墻内的話語體系“闢謠”就是給予一個結論、通知，調查取證都是黨自己完成的，且不是公開的，讓你不得不相信，而不是基於邏輯的推理，證據的支撐。

如果以後黨媒每一次的“聲明”“闢謠”都缺少充足的證明，或者違背一個基本思辨邏輯，只是給出一個結論的話，就可以提出合理的質疑。就像上圖裏“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這個結論，應該基於有關所有感染者接觸史的人裏發病的人的比例的具體證據，才能支撐，證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的結論。如果只是單純的聲明，用一個已經爛掉的公信力去證明自己所説的即“真相”的話，其實這種表達的方式與邏輯，就已經與傳播“真相”相背離了，換句話説，這種脫離論證，讓你不得不相信的聲明，是一種展現“强權無所不能”的反智行爲，炫耀暴力的强盜行爲。

儅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新聞權都被黨完全操控的時候，我們更有理由懷疑每一個出自黨媒的消息是虛假，是失實的，因爲數據的采集機構是效忠于黨，行政機構效忠于黨。所以所有帶黨性的組織，都有可能出於維護“穩定”的目的，編造一些數據去維護黨的統治。民衆的權利：知情權，發言權，生命權也可以隨時隨地被踐踏。對於權力的懼怕并不能成爲放棄正常思辨能力的藉口，而不應該自行放棄人的理性的能力。

康德三大批判裏，人對於理論理性的能力，與判斷力的能力似乎在matters上有些網友的身上已經歪曲了。他們在“强權”即正義，“强權”即真相的，拜權社會下，喪失了對於一件事的人所具備的理性觀察的能力，他們對於事務的質疑要事先判斷權力站在哪一邊，本質上，他們也是“唯權力主義的信奉者”從而放棄、背離人性裏特有能力的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