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试图变相限制堕胎 将制造悲剧也自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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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了维持生育率、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想要限制堕胎，而这将是对于女性权利的进一步侵害，并且更加重底层负担，很可能招致工人与青年激进情绪的进一步反弹。9月底，中共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提到：“将减少非医学需要人工流产，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实际上就是限制堕胎。但中共真的能借此脱困吗？

中共政权执政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粗暴地强制堕胎、强制安装人体避孕装置等）伴随经济因素，加剧了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造成劳动力在过去10年缩减逾4000万。在资本主义复辟后，无产阶级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原有很大一部分依托公有部门执行的社会保障职能被严重破坏，使工人无力负担医疗、教育、住房等生活必需，更遑论养育小孩。这导致无论是当前的中国育龄人口比重还是普遍生育意愿，都积重难返。

父权制度与文化带来的重男轻女也是重要因素，不仅是传统使然，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也被贬低为生育机器、在家相夫教子即可。许多农村地区的女婴在出生时就被杀死，妇女因为无法生育男孩就被迫离婚，这也造成了畸形的性别结构来阻碍健康的生育环境形成——特别是育龄妇女规模的剧减：在未来10年，中国23-30岁的女性人数将减少40%以上。并且，在盛行的职场歧视中，女性更容易丧失经济独立性，从而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再者，由于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与持久的核心家庭保守性的矛盾，许多城市女性也降低婚姻意愿、提高择偶标准，这对生育率改善很不利。

中共政权不仅受到自己造成的历史性因素困扰，也更无力让当今的工人阶级摆脱贫困，它提出这些政策完全不会有任何实质帮助。

中国本身有很高的堕胎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7年中国有统计的人工流产数量为962万，约占全世界5500万人工流产总数的17.4%。这是长期以来政府在青春期性教育上的低投入、父权制下针对女性的性压抑使得性教育变成禁忌、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性低避孕用具普及率导致的。

尽管打着“自愿”、“性生活清洁”的旗号，工人与青年仍对“指导意见”作出强烈质疑，并正确指出其很可能招致的恶果。

一位武大学生就发帖谈到：“减少非医学需要人流”在实际中会变成所有公立医院严格控制“人工流产指标”，迫使意外怀孕的妇女转向医疗卫生条件更差、安全系数更低的“莆田系”医院转移。也有网友表示，意外怀孕带来的生育压力对于低收入者是无法承受的。在资本主义的当下，中共官僚提出硬性政策，受害最大的是缺乏经济保障的工人阶级。

工人妇女在上述政策的压迫下受害尤为深重。在中国当前的性文化下，妇女未婚意外怀孕生下孩子后，往往要承担独自养育孩子的风险，或者被强迫嫁给孩子的“父亲”。尤其在强奸案件中，由于未来非医学需要堕胎权利的削减，妇女更可能被迫生下强奸犯的孩子，甚至因此被迫嫁给强奸犯。

同样，由于中国盛行的职场性别歧视风气，以及传统的“男外女内”家庭结构问题，缺少经济独立性的女性，更可能因为无法支付意外产下孩子的养育费用，而被迫进行更强的超负荷劳动来供给生活开支，甚至走上犯罪或杀婴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大力打击女权运动，害怕它们反对父权压迫对现行制度带来的威胁，因此试图抑制一切群众自我组织。

从这一点上来看，普遍贫困下的刺激生育政策，很可能导致女权运动与工人政治运动进一步相互同情、更可能形成团结斗争，促进工人阶级意识的激进化。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工流产是妇女生育权的体现，它必须是自由的。我们不仅反对父权制的保守性道德，也反对中共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而采取的强制生育措施。我们要求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拥有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幅增加医疗开支、提供免费安全堕胎条件、让妇女生育自由得到真正保障，国家妥善抚养儿童、并建立充足资源、以人为本的性教育体系。

在当今中国形势下，也需要女权运动、LGBTQ运动、工人运动等联合起来终结独裁制度，这样才能落实革命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从而消除不平等、性别主义与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