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TAXI》：他被政府禁拍電影，卻連翻拍出得奬作品

這個伊朗導演背著「二十年不准拍戲」的禁令在身，隨時坐牢，但他不屈服，這齣《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已是其第三齣違例作品。

最初兩齣躲在屋裡拍，到這一齣他則「明張目膽」地走出去，在車廂內完成整齣戲而全無冷場！的士是其前作家居的迷你變形，可以移動，反而博取到更大的空間去紀錄社會面貌。

「這是真的嗎？」觀眾或會好奇《伊》是紀錄片還是「子烏虛有」的虛構作品。第三位乘客便作出了提示－－他認出了司機真身：「你是巴納希(Jafar Panahi)！」

巴納希喜歡在紀實與虛構之間遊來玩去，拍的是有關電影的電影，把「藝術與現實互相介入」這回事擺在觀眾眼前。初段巴納希看來只是隨機應變，利用內置攝錄機即興攝錄，看看有甚麼乘客把甚麼「雞毛鴨蒜」的故事帶進來。但後來的乘客進場出場，調度流輰；劇本結構似鬆實緊，盡見匠人心思。權力與道德、男與女、虛與實、富與窮……

這些張力在不同的「乘客」之間鋪展著，有時是直接面對，有時則隔位呈現。例如他的富朋友被打劫卻體恤匪徒家窮，對比那自己是賊卻認為應吊死犯人的乘客；導演姪女要拍片交功課，學校規定不能有「戴領呔的好人」(富朋友正是戴領呔的)，也須拍「沒有現實陰暗面的現實」。她拍下了窮男孩在街上拾錢的場面，便要求男孩為她演一場「路不拾遺」的戲軌以符合要求。路上又遇見曾為諾貝爾和平奬得主 Shirin Ebadi 辯護的女性維權律師 Nasrin Sotoudeh —— 真的是偶遇嗎？—— 巴納希載了她一段路，收到一株玫瑰作謝禮。

在這樣的環境中，一般紀錄片能呈現多少真實？導演把真假之間的角力化成無法輕易解答的問題，跟上述「肯肯定係有問題」的爭議一併拋給觀眾－－沒有甚麼比「這是真的嗎」這種問題意識更實在。

最後導演把泊在一旁，行車紀錄儀 (監控鏡頭的一種，對審查制度的反諷) 拍攝著有全身黑衣的神秘人走近，繞過一旁。然後觀眾只聞其聲，只道車被闖入，來者目標正是行車紀錄儀。他們是誰？賊？警察？國安？誰知道？

電影得到柏林影展金熊奬，但巴納希無法出國，上台領奬的是其姪女，就是電影中那個要交功課的小女孩。而那位女性人權律師 Sotoudeh，則在2018年因一系列政治罪行被判刑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