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闇与幽光—对弗洛伊德《释梦》的理论解读（2）

遗忘与联想

一位律师，正在面对某些不利证据时，所采取的最有力的反击策略，是质疑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例如，采取逼供、欺骗、窃听获取的资料不能作为呈堂供证，证人的合法性与人格也会对证据的可靠大打折扣。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类比在释梦时遇到的困难，质疑弗洛伊德释梦方法的人完全可以提出以下看似中肯的评价：谁能保证说出来的梦就是真实经历的梦？

这一质疑看似直指要害，它拿我们觉得不可靠的记忆做文章，既然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遗忘，错构，虚构某些事件，那么有什么理由表明，梦逃过了记忆的肢解和扭曲呢？相反，事实表明，人类对梦的记忆非常不可靠：人们常常感觉整夜都在做梦，但只记起只言片语，岂不存在这种可能，恰恰将最重要的内容都遗忘了？无需推论，即使对余下的残片，梦者自己也不敢打包票。

那么，谁又可以保证，某些完整、连贯、清洁跌宕起伏的故事梦忠于记忆呢？“在对梦加以回忆时，我们是否添加了任何新的、任意选择的材料，将一些不存在或遗忘了的空隙部分填补了，以及我们是否对梦做过润色、修饰，乃至无法断定其原始内容如何·······”难怪有人断定，凡是梦中符合逻辑的部分，都是在回忆时人为添加的。这些看似合理的质疑，将释梦理论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弗洛伊德想要证明的东西在一开始就是不可信的，那么再完美的论述也是无稽之谈。

在此，我不禁想到了侦探和警察遇到的无数麻烦，谁也不会指望，罪犯在案发现场会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1],相反，罪犯会试图抹去一切有可能暴露自己的痕迹，还可能故意留下混淆视听的假证据。我们要不要认为案件本身都是假的，或者是超自然现象完全超出了侦破能力呢？尽忠职守的侦探和警察自然不会如此，而他们所做的，和弗洛伊德极为类似：对案发现场开展最细致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也不会先入为主的说这是重要证据，这个与破案毫无关系，这不可能，这太荒谬了等等。而那些“福尔摩斯”们，常常从看似极为普通或极不可能中发现被疏忽的真相。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顺带一提，弗洛伊德熟读过柯南道尔爵士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这曾让康斯坦丁诺维奇.潘科耶夫（狼人）感到惊讶。

我之前强调弗洛伊德的耐心，以及他不带偏见的倾听病人们事无巨细的倾述。他也如此看待梦，不管是极具感情色彩，还是平平无奇的片断。柯南道尔借福尔摩斯之口说，最困难的案件往往是那些平平无奇的，反而是那些离奇古怪的案件容易侦破。这点已经被刑侦实践反复证实过了。弗洛伊德也说：“每一个分析中都可以找到大量实例表明，梦中那些琐碎的元素，对释梦来说恰恰是不可缺少的，若我们很晚才注意到那些细节，则必然会延迟释梦任务的进行。”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是，那些案件或梦里那些离奇古怪的元素都太引人侧目了，总会因此被找出破绽，反而是那些平平无奇(或是被伪装的平平无奇)的地方，因为不起眼而遭到忽视。如果因故不想暴露，就得隐藏原先的身份。古人因此说：“大隐隐于市”。

我们不妨学习侦探的方式，对记起的梦中，不管是不起眼的内容，还是明显不符合逻辑与幼稚的表达方式一视同仁，并以此作为起点，顺藤摸瓜或许能找出隐藏的梦念。在此简要摘录一个弗洛伊德自己的荒谬梦[2]：

我收到家乡市议会寄来的一封信，是1851年产生的一笔住院费用，我那时因突然发病被送进了医院。我觉得这事挺好笑的，因为一来1851年我还没出生，二来和这事有关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走进隔壁他的房间，他正躺在床上，我就把事情告诉了他，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想起来自己在1851年曾有一次喝醉酒，被关了起来，亦或是被拘留了，当时他正在为T公司做事。“这么说，你也是常醉酒的了“我问道:你是在不久以后结的婚吗？我算了一下，由于我出生在1856年，感觉就像随后那年（指1851年）出生的。

[2]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397-400

在此我不打算复述弗洛伊德的解读，只想提醒读者留意一点：1851在梦中出现了4次，而1856年只出现一次，梦的结尾似乎认为1856和1851没什么区别。可是，若没有必要的原因，这些数字断不会从天而降出现在梦中。由这些数字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通向了真正的隐藏梦念：51年和56年相差了5年，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 弗洛伊德受到一位同事在事业上的大力资助；因为贫困，推迟了5年婚期；一位病人，她需要耐心等待4、5年时间来痊愈··，这个梦想夸耀说，对于长寿的人来说，5年根本不算什么。可沿着另一条线分析，51又和死亡恐惧有关。

某些研究者赞同梦在形成过程中经受了伪装，可他们只看到了梦的伪装中最外面一层，也就是弗洛伊德说的润饰作用。第六章曾详细探讨过它的作用，认为这是理性思维对梦的二次加工，目的是为了让梦有个易被接受的皮囊，进一步降低可能引发的冲突。（这让我想到某些网络游戏被人举报涉嫌色情暴力，而不得不将血液改成绿色，或给某些较为暴露的角色加点布料。）严格来说，润饰作用不属于梦的工作，那些真正把梦伪装的面目全非的过程都发生在潜意识领域。问题是，这种伪装到底是漫无目的，还是有迹可循？弗洛伊德批评先前的研究者忽视了“精神活动被决定的程度”。也就是说，精神生活漫无目的是不可能的，它有着明确的目标，并被多重因素严格限定。“任意”是完全说不通的，当一种思想无法决定某一元素时，另一个思想立即会取而代之。总不能说，我现在做的事情，说的话完全不经过大脑（尽管这是一句贬损的话）.人在清醒时，对梦的编辑—添加、删减、歪曲也绝不是任意的，也绝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它们与被取代的（原始）内容通过联想作用关联在了一起，并向我们指明了通向这些内容的途径，而梦的这一内容也可能是另一个内容的替代物….。[3]

在整本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反复强调他在伊丽莎白.冯夫人案例中发明的自由联想的重要性：“…我要求患者将他们关于某件个主题时出现的念头和想法全都告诉我，他们于是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梦，因此我发现，梦可以嵌入思想链条中去，而这精神链条是可以按照病理学的理念被追溯到患者记忆中去的，那么将梦作为一种病征来对待，并将用于思想链条的解释方法应用到梦身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4]针对某一主题的连贯思想链条就是所谓的联想，精神分析要求联想时“必须放弃对感知到的念头采取批评态度，··他能否注意到并报告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所有内容，不能因为一个念头对他来说不重要，或者与当前主题无关，或看起来没有意义就将其压制下去…”[5]

[3]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482

[4]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86-87

[5]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86

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学者误解自由联想，认为这种“不受控制”/“无目标”的联想会越来越偏离原本的思想轨迹，起码对当前的目标毫无帮助。关于后一点，精神分析部分赞同，毕竟这是一项需要假以时日的工程，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认为自由联想完全不受控制，那可大错特错了。至始至终，我们放弃的只是意识的批判力对联想的压制，一旦这种斥力消失，另一些不受意识控制的（不自主的）思想就会粉墨登场，它们是平日不起眼的思想或未知思想的附庸，从属于整个思想网络中阴暗的角度，弗洛伊德因此推测某些“潜意识的存在”，就像天体物理学家根据引力扰动推测不可见的黑洞存在一样。

精神世界服从某种目的论，但也能随时变通：正如西谚云“条条大路通罗马”, 联想也许会走错路，但总会达成（至少部分达成）目的。思想可以比喻为国家的交通网络，也许某条，某些道路因故阻塞了，换一条较远的、较难走的路也是可行的。在疫情期间，由于常走的回家路都被封了，我不得不绕远路，由于常去的早餐店都关门了，我只好选择在家解决；由于猪肉价格上涨，我只能购买更便宜的替代品。我因为环境变化而改变行为，自然不是任意的，而是一系列思想综合抉择的结果—有果必有因。一个人可以虚构、错构某些思想内容，引发行为改变，就像我绕远路一样，可背后必定有复杂的动机，这些新的思想行为也不是天外来客，它们通过联想链与旧思想行为关联（尽管有时非常松散）,是旧物的替代。精神分析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需要改变？”或者“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改变？”再或者“改变对主体有何意义？”等等。

这种改变无关大小，往往都可以作为解决疑难的切入点。有时候，梦或顽疾看似刀枪不入。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办法：如果病患讲的梦很难理解，就要求他们再复述一遍。结果复述的内容很少和初版一模一样，那些微小的、不起眼的变动，往往暗示了弱点的存在。弗洛伊德在此引用了《尼伯龙根之歌》的故事：英雄齐格弗里德身上只有肩胛部位未曾沐浴龙血，是唯一可能受伤的地方。恶徒哈根诱骗齐格弗里德的妻子克里姆希尔特在丈夫上衣要害处锈一标记，后乘齐格弗里德不备时从这一要害处刺杀了他。梦或顽疾的薄弱处就像齐格飞的要害，通常被隐藏起来，想要揭示它就得花上一番心思，还必须留意任何细节。通常我们会给予病患一定压力（如要求复述，说的更仔细一点），表明我们对此很重视，不找出谜底不肯罢休。这对病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危险，出于抗拒的冲动“…他便仓促地采用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话来代替那些可能会泄漏秘密的措辞对梦加以复述。这样，被他抛弃掉的那些表达就引起了我的注意…”。[6]弗洛伊德因此推断出梦的外衣上绣有标记的位置。

[6]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483

过于理智的批评者对此表示怀疑，谁能保证复述的就更真实呢？他们总爱拿记忆的不可靠做文章，宣称梦不可知。可如果采取可知论的观点，对梦（以及其他心理过程）还有什么比记忆更值得信赖呢？无论是残缺的、错误的、虚构的记忆都是联想过程的产物，总会在心理地层中留下轨迹。只要我们不被困难吓倒，也不被过分的理智误导，集中注意力并且克制自己的先入之见，就能可能重构大致的场景，就像古生物学家根据一些牙齿、骨骼化石重构一种史前动物一样。至于这种重构是否会与真相相去甚远，我倾向保留意见，因为对潜意识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同流派都有自己的观点[7]，何况，真相也不只一面。

[7]例如 荣格对狼人之梦的解读之一是：梦中几只狼代表了弗洛伊德的几位“委员会”成员，他们的画像都挂在诊疗室内，不过荣格可能搞错了数目。

我们早就见识过稽查作用，也了解到梦不得不通过凝缩、移置伪装自己。但有时候，伪装并不能完全抵消稽查，我们自己都会怀疑，某些细节到底是不是真的。看来，稽查作用虽然为梦的形成放开绿灯，但依然感到不对劲。就像谍战剧里主角即使通过了层次考验，但依然不能完全打消反派的怀疑一样。有趣的是，对复述内容的怀疑——这也是稽查作用的衍生物，总是避开显眼成分，反而在不甚清晰的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如果考虑到移置和替代作用——这导致了隐藏梦念和梦之间，精神价值的反转即梦中元素的重要性不是以显眼与否来决定的，就好理解这种避重就轻的怀疑了。伪装就是要掩盖原本突出的特征，代之以平凡形象，也就是弗洛伊德说的“精神价值的贬抑”。稽查作用虽然挑不出大毛病，但仍隐隐约约的觉得那里不对劲。可以说，至少在梦的解析中，怀疑在那里，问题就在哪里。这种怀疑更多是一种俗语所谓的直觉，与潜意识更加接近，有时会显得不可理喻。谍战剧卖点之一就是“怀疑”:如果有一个人看起来非常正常，相处起来也非常正常，反复试探也非常正常，是不是该服从理智?二战最著名的反间谍权威，荷兰人奥莱斯特·平托上校不这么认为，他写的书《我的间谍生涯》中，有这么一个案例：某个身材魁梧，与懒惰的法国人很不一样的流浪汉被抓来，平托怀疑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德国间谍，可这人假装不懂德语，表现的滴水不漏。多次失败的平托差不多要放弃了，于是布置了最后一个陷阱，他假装专心致志的签署完一份文件， 无奈的用德语对流浪汉说：“你被释放了.”那位假流浪汉终于露出了破绽——他长舒一口气，耸耸肩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这种反间谍工作和我们的释梦工作有几分相似——只要梦者说:“我可能梦到了这个那个，但不是很确定。”我们就要把可能当做确定，还要进一步划上重点。如果拘泥于初始素材的完全可靠性，那恐怕包括梦在内的任何研究都无法开展，陷入不可知的泥潭中。如果释梦者配合了这种怀疑，就会暗示梦者，他再次骗过了稽查。那些潜藏其后的联想内容，也可以继续高枕无忧了。弗洛伊德因此说：“怀疑是精神抗拒的工具与派生物。精神分析就是合理的怀疑，它的原则之一是，任何干扰分析工作的过程都是抗拒。“[8]

[8]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484，弗洛伊德在1925年的脚注中，承认现实因素的存在使这一说法有些武断，但强调被分析者可能夸大了现实因素来服务抗拒的目的。

大众认为遗忘是自然现象，有意无意的忽略了精神抗拒的动机因素，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其他著作中有更多更详细的例子，在此不多论述。[9]有时我们只记得做梦，内容则忘得一干二净。这种遗忘并非由于清醒和睡眠状态的迥异，而主要归于心理因素，即稽查作用为避免某些不想接触，也不愿多看一眼的思想内容被发现，因此抗拒它们成为意识。就像大人物为避免丑闻曝光而对新闻媒体施压一样。如果分析能抵消抗拒，梦和相关记忆就会重见天日。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有人纠结回忆的“完全可信”，他们还是搞不清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不一样。

[9]  参见《日常生活的病理学》或《精神分析引论》。

遗忘常常针对梦，但有时也涉及对清醒思维梦做出过的解析，弗洛伊德因此评论说“…就某人做了一个梦，醒来以后立即动用全部心智予以以解析。成功之后，他于是心满意足的继续睡了，可第二天醒来，无论是他的梦还是解析，都消失的无影无踪…”[10]如果我们认为理智活动和梦之间有一道鸿沟，就不能解释这种遗忘。

[10]参见李韵译《弗洛伊德心治疗理案例三种》，《五岁男孩的恐惧症分析》,留意弗洛伊德最后的补记和评论：当赫伯特.格拉夫（小汉斯）长成青年后，偶然发现了关于他童年的记录，此前他完全忘记了分析的经验。

即使充分考虑了遗忘因素，我们也应该对自己的记忆抱有更大的信心，只要听一听家中老人讲的故事，就能轻易证明这一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老人依然能如数家珍，但精力充沛的高中生忘记单词——如果不考虑动机因素，这完全没法解释。如果可以克服某些动机，就会发现对梦的记忆完全不亚于其他心智活动，以我自己为例，8 年前我曾初次分析过自己的梦，当时以为解释的很充分了，可现在再仔细回想，发现自己忽略了最重要的细节，梦的内容是我在彻夜等待一个对我无感的女孩，当终于等到时，却像麻痹一样动弹不得，女孩也没看到我，径直走了。我当时认为自己“害怕再被拒绝，不想看到最坏结局，所以才不能动，不能言 ” 。那是一次失败的追求，以我当时的状态而言，有充分的、不能成功的动机。虽然不能多谈这部分，但今天我已经克服了当时困扰我的东西，还有几个梦亦如此。解读这些梦有种恍如昨日的感觉，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为什么了。弗洛伊德从研究神经症出发，认为梦具有类似的结构，解释过去发生的症状要比目前的简单，解释过去多年的梦通常也如此。如果梦者对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梦仍记忆犹新，那对于理解梦者的心智发展史和症状一定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例如：狼人之梦。

我自己梦的例子也说明，自我分析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分析者必须提高自己对内心现象或平日不曾留意的感受的敏感度，还要提高对此的耐受度——容忍而不是抗拒它们，这其实是相互矛盾的。就算充满热情且坚定不移，也会由于某些原因解释的不够到位，有时自满也是阻碍深入的原因。弗洛伊德总结说“必须努力避免各种任何先入之见，不展开任何批判，不带任何情感或理智的偏见。他必须铭记克劳德·伯纳德给实验生理学家们提出的忠告：“travailler comme une bête”（像牲畜一样工作），也就是说，必须坚持不懈，又不能斤斤计较工作的得失。[11]

[11]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489

今天，对梦的深度解析已不局限于经典精神分析，针对同一个梦，其他学派，以及荣格学派可能各有不同的解释。也许每个解释都很有道理，这毫不奇怪，弗洛伊德早就把“多重限定”即多重因素共同决定某一心理过程奉为原则，这对我们理解潜意识的不同面向极为重要。不过，但不能过度解读梦，尤其是认为梦需要”神秘’的解释，需要揭示更严肃和深刻的思想。这种观点至今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且不说绝大多数梦根本不需要神秘解释，但神秘又是什么？因为完全不了解就认为具有超自然属性吗？那样的话，古人一定会认为现代科技是神秘的魔法。太平洋战争（1941-1945）期间，美军曾拜访过还处于原始社会的美拉尼西亚群岛，当飞行员驾驶战斗机降落时，生存在岛屿上的土著人，惊讶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美军给他们可乐、巧克力以及各类罐头，当然还有啤酒，他们认为这是“神”所赐予的“天上美食”。当美军全体离开后，留在这里的各种产物，成为土著“敬拜”的对象。若干年后美国人再次返回时，发现当年他 们遗留的物品跟图腾摆在一起，甚至还有用藤草编织的飞机，这些土著人时不时就要举行仪式，想要“神”再次回来。对了，神的名字叫做“先知约翰”，他们终于归来了。

知识可以弭除神秘，但有些人热衷于制造人为的神秘（哪怕对已被科学多方论证过的，理由是：科学太年轻，也太狭隘，最后这点我也部分承认，因为脑科学的发展曾天真的让一些研究者重拾梦单纯是一种躯体现象的谬论，不过狭隘的其实是一些人，而不是科学）他们不一定是不可知论者，背后有何动机不一而论（例如，中国的开国帝王总是会杜撰离奇的传说以昭天命），就梦而言，显然是想把我们的目光，从日常生活关注的重要事件（性欲、情感、关系）引到岔路上去。有时候，梦的确能巧妙的表达一系列清醒生活中高度抽象的思想，梦者也能轻易的理出其抽象含义。不过对于梦中元素排列组合的形式，只有精神分析才能给予解答。

从事实出发，我们也断不能说：每个梦都能解释清晰。因为释梦实际是两种—想要探明真相，与想要掩盖真相的力量的针锋相对。一般来说，勤勉工作总会有一定程度的进展，足以证明梦有意义，有结构。有时我们会遇到“系列主题的梦”,对第二个梦的解析证实并加深了对前梦的试探性理解。持续数天、数周、数月的一组梦往往有相同的基础，在数年以后，再度出现的梦往往意味着“相似情境、相似心境的再现”[12]就相互连贯的两个梦来说，一个梦的主题往往是另一个的边缘成分，这里先解释一下。我们已经知道，不止一个愿望参与了梦的形成，这些愿望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争先恐后的想要表达，但也必须形成联盟（凝缩作用）但只有最强烈的，能量最大的那个才能占据中心，其他的只好屈居次席。这就像一次会议围绕着一个主题附议其他话题，但下次会议的主题又可能是上次附议的话题，它们相互补充。但是把这些会议，或这些梦综合起来，还是能发现一个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主题。

有一点需谨记，即使再怎么“完善”的解释，也会留下一处晦涩难明。我们看到洞穴某处有幽光，便借此深入观察洞穴结构，但越过某点后，光照就彻底被常闇吞没。弗洛伊德把梦中这一点——通常是一组难解的梦念丛成为梦脐，[13]认为梦就是从此处，由潜意识突破进入前意识的。这一点下面都是“未知的心智世界”,就像地底世界板块和岩浆永无止境的运动，在薄弱处形成地鸣和喷发。

[12]参见《少女朵拉的故事》（Freud1905）中对朵拉第一个梦的分析

[13]台湾翻译

我们追随弗洛伊德的脚步，似乎讨论了大多数记忆和遗忘的话题，但还没考虑这种极端状况：有人宣称自己这辈子从未做过梦。幸好现代科学已经能通过扫描脑波证明，这些人也会做梦，只是醒来全忘得一干二净——这种遗忘的倾向是极为普遍的，只是不常这么极端，一般而言，要么在夜间就整个忘掉，要么醒来后逐渐忘记——我们说这是因为抗拒（服务于稽查作用）导致，那些宣称自己从不做梦的人，也许是因为抗拒作用太强大了，将梦留下的痕迹完全清理，好像它从未发生过。可是，还不足以“完全阻止梦的生成”，就像清醒生活那样。只有睡着了才会做梦，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睡眠状态可能削弱了某种精神稽查力量，但肯定不会完全剥夺它的力量，因为加诸在那些晦涩的梦上的伪装就是最好的例子。或许我们只能假设，和白天相比，夜间的稽查作用较弱。现代科学也证明了大脑的部分区域（特别是掌管高级理智活动那部分）在夜间处于休眠。如果稽查机构在夜间怠惰放过了梦，那么当它清醒，也就是恢复力量后，就要格外勤勉的把这些漏网之鱼全部驱逐。但弗洛伊德还假设，或许在抵抗作用未曾减弱时，隐藏的梦念也可以绕过稽查机制进入意识。这或许可以比作纳粹德国取道比利时，绕过马其顿防线浸入法国。但也暗示，并非潜意识和前意识所有交汇之处，都存在稽查，也许存在某些“渐进中和，无冲突的区域”,这就是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创立的自我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了。弗洛伊德本人倒是没继续深入研究此课题，部分原因是因为病魔缠身。

最后，释梦理论还面临一重质疑：我们的解析根本不算有理有据，而是刻意编撰的结果，就像作家写幻想小说一样。反对意见认为，我们是在人为的操纵联想，从而得出符合精神分析要求的所谓愿望，在此必须澄清一下。精神分析采取的释梦程序是：暂时放下批判态度，以一种“自我观察”态度对待梦整个梦。我们把梦视为若干有联系的画谜，从单一元素出发，记录任何发生的与之相关的，不具目的性的自由联想，然后用相同方法处理下一个元素，我们不干涉联想进程，如此从一个元素、一个部分到另一部分，并且相信把这些联想组合起来，就能得出想要的隐藏梦念。

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在主观臆造，理由看起来也很有说服力：联想本来是畅通无阻的，直到遇上障碍。如果此时另择元素开展联想，实际上联想的范围就受限了，因为先前的联想还非常新鲜；第二个联想和第一个有关，明明是记忆干扰的结果。精神分析却自以为找到了所谓的“联系”.每次联想，都遗留了上一次的痕迹，结果就是联想网络越来被人为控制，我们还沾沾自喜，以为找到了联系所有梦念的枢纽，殊不知，这只是想当然的结果，是前面的记忆影响后面造成的。精神分析追踪这些漫无目的的思 想序列就能到达梦的隐意，或许是利用了某些奇技淫巧，却没有任何已知事实和理论支撑，任意虚构所谓的解释，实在是自欺欺人。

为了辩护，我们就要指出，对梦的某一元素进行联想时，有时会发现它和梦的其他成分之间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联想，就像某人忽然发现了遗失的物品，从而填补了一段记忆一样。梦者可能会恍然大悟说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如果梦没有某种先前就存在的精神联系，这样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用这种方式解读梦，和治疗神经症十分相似。有效性可以用症状的呈现与消失证实。要是漫无目的的联想能重复性的做到这点，那实在难以置信。

如果有人认为，在虚构的世界就能不受任何限制的“胡思乱想”,我建议他听一听马克吐温的名言：“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因为虚构的小说也要遵循一定逻辑，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如果某个文学故事毫无逻辑，自相矛盾，那么它连被印刷的资格都不会有。那么艺术创作就是自由的吗？鲁迅就有疑问：“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三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就算科幻作家设计外星生物，又有哪个脱离了地球生物的蓝本？

是时候承认我们“不自由”了，不仅被物理规则束缚，被现实生活束缚，被肉体束缚，连精神也不自由。精神分析允许没有目的的不自主观念浮现，可没有目的、不自主是相对意识而言的，这些观念就像古人熟知的金星和火星，被看不见的太阳引力操控，古人对此一无所知，反而认为太阳在内的所有星辰都围着地球转。潜意识的引力控制着思想，尽管精神分析也未能完全洞察其规律，却能坚决的指出，没有任何无方向、无目的的思想，就连精神错乱也一样。至于偶然的器质性精神障碍是否会出现这种思想，现代神经生理学也持反对观点，因为会有其他部分的脑神经来替代病变区域的工作，虽然效率低下，也至少能维持生命的需要。或许有人会举出重度精神病的木僵状态（对外来伤害毫无反应）来反对,那我就得举出自杀的例子——必定有某些比生存还重要的理由迫使当事人放弃生命。

那么，该怎么解释那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呢？就像在俚语、笑话、段子、谐音、字谜中玩弄字词，或是我们常常拿名字来开玩笑的那些牵强的联系——比如Freud这个词，德语指“我的快乐”，就常常让小时候的弗洛伊德感到尴尬。这些表面上的牵强联系通常被视作联想不受目标观念影响的确凿证据。梦中思想的联系，粗看起来往往就是这样不着边际。可深入分析下去，就会为其巧妙和深刻折服。迫于压力，双关语往往一箭双雕，段子往往话躁理不躁，苏联的政治笑话让我们笑过以后，又感慨它们诞生的环境，梦在这一点毫不逊色，尽管面临稽查作用的抗拒，还是出色完成了从一个思想到另一思想的过渡。表面的牵强附会，甚至令人反感，实际上隐含了另一个更深刻的合理联系，只是被稽查作用阻滞了。换言之，牵强的表面联系是为了避开稽查作用，就像地下党的谍报工作必须隐藏在公开身份下。一旦思想正常的联结路径受阻，就会改道以达成目的。我之前做过一个比喻：所有的近路都因疫情封锁，我只好绕能通行的远路了。

有时，稽查作用并不反对单独的思想，而是思想之间的联系，就像初高中反对男女学生恋爱一样。所以这些思想为了携手能进入意识，就隐去真正的联系，代之以正常情况下难以想象的联系。弗洛伊德认为“..它通常以另一种角度联结于某些复杂观念，不同于由此观念派生出的，遭到压抑的某些重要联想..”[14]另一种情况是，两种思想都遭到了排斥，于是都改头换面，并且以较少受怀疑的联系来替代彼此之间的真正联系。这可以类比我上面提到的地下党碰头。由于思想观念的移置作用，正常、严肃但不能接受的联系变成了没有意义的表面联想，在理智看来，追寻其联系毫无价值。但精神分析坚持以下原则：如果B元素紧挨着A元素出现，就要认为AB有某种内在联系。

弗洛伊德因此总结出两个可作为基石的原则：其一，如果有意识的意向观念遭到放弃，对观念流动进程的主导权就会转移到潜意识意向观念上，其二，表面联想只是通过移置作用替代了被压抑的深层联想。[15]无论梦者说什么，说的看上去与治疗多风马牛不相及，他也是在说和自己的，和治疗有关的，也是和当前的治疗情境，和治疗师有关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让病患畅所欲言就因为如此，深知病患有些话现在说不出来，有些事现在做不到，所以尊重他们目前采取的不那么经济的替代。

关于梦的遗忘和联想就要暂告以段落了，弗洛伊德向来擅长从反对意见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不必把在释梦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联想都归于梦在夜间的工作”[16]梦的解析与梦的工作，虽然是相反，走的路径却相同。我们关注的是白天思想与梦之间的联系，或许，清醒思想活动恰好碰触到隐藏的梦念，并以此挤进梦和解析中。和潜意识思想一样，清醒思想在梦中也可能受到抗拒，偏离原轨迹，不过弗洛伊德看重它们指出了一条通往隐藏梦念的路，并不关心其数量和性质。

[14]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495

[15]同上

[16]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