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可以去拍A片呢？”

一位成人片女演员，为何能被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演讲？

因为好奇，我跑去看她写的文章；看完后，我把那篇文章翻译了出来。

我喜欢那篇文章里，一个女人酣畅淋漓的一生。

女星名为坎迪达 · 罗亚尔（Candida Royalle），纽约人，年轻时在顶尖的帕森斯设计学院读大学；对课业丧失兴趣后，又跑去了洛杉矶做爵士乐手；再后来，为了养活爵士爱好，踏入了色情片行业。 

色情片演员，听上去光怪陆离让人浮想联翩，可在现实世界——尤其是色情业高度产业化的美国——这份职业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充斥着长时间的劳作，枯燥的重复，和身心的疲累。当然，比起其他职业，它还需要从业者有在全剧组面前脱光做爱的勇气，和被无数观众凝视、议论甚至辱骂的胆量。

罗亚尔凭着十足的敬业，和强大的心脏， 在五年内拍了25部片子，做到了这一行的顶尖。

行至巅峰后，女星决定从屏幕前退下来。那是美国色情产业完全由男人主导的上世纪70、80年代，导演、编剧、摄像、发行清一色全是男人，色情片充斥着男性视角，各种偷窥，颜射，程式化性交，甩在脸上的性器官，甚至肢体暴力等等镜头。罗亚尔无法再忍受现状，开始反思，为什么不拍些女性爱看的片？为什么不满足女人的性幻想？为什么不用色情片传达美好的性爱而非男性夸张的臆想？

革命就这么开始了。1984年，罗亚尔成立了「Femme Productions」——美国乃至世界最早一批给女性拍色情片的电影制片公司之一。那时没有女性色情编剧，罗亚尔就自己写；没有女性导演，她自己当；没有女性摄像，她自己掌机；为了传达性爱的真实，她选情侣做演员；为了自然，她不预设剧本，捕捉流动的现场。她拒绝颜射，拒绝套路，拒绝生殖器的大特写，也拒绝对女演员的伤害和剥削。

电影拍出来了，她带着片去找发行商；发行商摇摇头，拍拍她的肩膀，“这是男人主导的行业”，“你的片不会有市场”。她不信邪，一家家谈，一个个聊，用着极少的宣传费，成功推了三部片到市场。

可罗亚尔的困境，不只来自异性的垄断，还来自同性的质疑。 

当年（甚至是现在），众多女权主义者不接受“女性主义色情片”。部分人认为，性别不平等的大背景下，所有色情制片都是对女性的物化和压迫，都该被抵制；也有人认为，“女性主义色情片”说是为女性而拍，却总沦落为男性的猎奇之选；还有女性认为，区分男性色情片和女性色情片，本身就是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固化，不能给女带来性真正的自由。很长一段时间，罗亚尔被众多媒体口诛笔伐，被指责“在用胶卷卖淫”。

罗亚尔不把这当回事。她是想拍片给女人看，可她从未想过要扯到什么“主义”上去。如果非得提什么“主义”，她更愿意用的词是，“人文主义”。她觉得她通过作品表达的更真实、流动、平和、温柔的性爱，不仅仅是女性的欲望，更是全人类的渴求。

她坚持做她认为对的事情。她继续拍片；她创立了自己的电影发行公司；她举办讲座撰写文章普及性教育；她上各种节目宣传自己的作品；她与一位荷兰设计师合作生产了一款跳蛋；她还出了一本书，教授男人取悦女性的性爱技巧。

之后十几年，女性权利不断崛起，女性欲望被广泛承认，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色情制片行，“女性主义色情片”正式成为了一个名词，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概念。水涨船高，罗亚尔的工作也得到了更多关注和肯定。她被众多性学机构和知名大学邀请演讲；她的文章被哈佛大学收录；她被视作女性主义色情片的先驱；她的工作被夸赞为，推动了色情行业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的性别平等。

可在罗亚尔看来，这远远不够。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了色情片导演，可她们的影片却因为迎合发行和市场，比男性的更下流猥琐；大众媒体总是错误理解女性色情片的概念，它们无法厘清“女性制作的片”和“推动女性的片”两者的天壤之别；观众并没有懂得女性色情片的精神内涵，他们只将此视作博人眼球的低俗娱乐。

于是罗亚尔号召更多女性去表达自身性欲望，去颂唱自身性幻想，去创造自身性语言。她比任何人都知道，性从不只是性，性更是一种权利——女性将这份权利让渡了太久太久，是时候夺回它，拿回它，将它紧紧地握在手中了。

（以下文章翻译自Candida Royalle的《“What’s a Nice Girl Like You ”》，为方便阅读，部分内容有删减，也增加了分段与章节。欢迎大家阅读原文，如能指点翻译就更好了。）

1.

每次坐下来接受采访，几乎无可避免，我会被问到的首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踏入色情行业的？我常觉得，他们真正想问我的是，“像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会）......？” 

尽管艳星珍娜 · 詹姆森的名声很大，可人们心中色情女星的形象，仍是那些为搞毒品艰难凑钱的街头小混混。

（珍娜 · 詹姆森，Jenna Jameson，意大利裔美国色情女星，有全球最著名的色情明星之誉。）

社会无法相信，一个相对理智的年轻女性，除了走投无路，会因为其他任何原因从事性行业——这违背了所有关于女性的文化标准。

把女性性工作者边缘化也非常重要，社会生怕温顺的年轻女孩们，对这个禁忌行业有任何想象。

一百年前，如果妻子比丈夫更渴望性，她会被宣告是“色情狂”；如今女性终于有权获得性满足，但双重标准仍旧存在，女性总是因为恐惧被贴上“荡妇”的标签，陷入被控制的处境。

成为性领域工作者则跨越了那条禁忌红线：我们怎么敢用身体或性来谋生或表达自己？谁给了我们权利，让我们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性和身体？

2.

我也不总是这么性开放。虽然早在青春期有了性感知，把我和邻居的芭蕾舞练习变成了对对方身体的探索，可在18岁正式地交男朋友之前，我都还是处女；直到19岁，我才第一次有了性高潮。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性革命盛行，我也积极参加了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

当时的女权运动拥护性自由，倡导女性有权享受健康、满足的性生活。但很快，运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裂。尽管女性健康性生活的权利被热烈用户，但有些人认为，只是为了性体验而选择男人，无异于和敌人上床。我越来越觉得，愤怒和指责，正在取代我和女权闺蜜们曾因共同目标和友谊，而共有的美好感受。

也是在那时，我对大学学习丧失兴趣，在家乡纽约的生活变得暗无天日，干脆打包行囊，去了阳光明媚、自由自在的旧金山。

在那里，我初涉了商业性行为。

在旧金山，我脱掉了印着“闺蜜就是力量”的T恤，开始和怪胎、嬉皮士和异装癖混在一起。无穷的创意和无限的自我表达在这所魔幻之城蓬勃生长，催生了嬉皮士运动。我脱下了朴素过时的灰褐色制服，穿上了从二手店里淘来的，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复古服装，还抹上了大红唇。我和狂野的戏剧人厮混在一起，比如，“可卡特”（Cockettes）戏团的创始人，以及他们的接班人，创办了“光之天使”（the Angels of Light)的那帮人。“可卡特”戏团在同性恋平权运动中壮大，名声极差，常搞些以毒品和致幻剂为灵感的奇葩演出，后来一些团员从中出走，自立门户，创办了“光之天使”。 

（嬉皮士运动，又称爱与和平运动，Peace and love movement，是指在1960年代的西方，由年轻人发起的反传统、反道德、反主流生活方式的运动，倡导性解放、摇滚乐和反战。）

和“光之天使”同台时，我用“小番茄”当艺名，身涂红绿闪粉，唱着自己创作的同名无伴奏爵士乐，在旧金山首次亮相，一炮而红。

就在那时，我给自己改名为Candida Royalle。Candida，是我本名Candice的拉丁语衍生词，而Royalle这个词读着很顺口，我很喜欢，听上去像馥郁的法国甜点。

作为一名职业爵士乐鼓手的女儿，唱爵士乐似乎是我的使命。因为痴迷爵士乐的拟声唱法，很多人称我为“白人版的埃拉·菲茨杰拉德”——于我而言，这是种莫大的荣幸！

（拟声唱法，一种爵士乐即兴表演方式，歌手用一些随意的单字或无意义的音节代替歌词演唱，模拟乐器的声音。）

（埃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黑人爵士乐手，爵士乐第一夫人。）

我开始跟着阿卡贝拉爵士乐团，一些先锋爵士乐团，以及我自己的小爵士乐队大量演出。

但那时，我们完全避开了“物质主义”。除了偶尔接些零活儿或者卖画挣点钱，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在免费演出。我们总觉得，出于热爱而表演，以及给观众带来免费表演，要比为钱忧心忡忡重要得多。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我得付房租。

而这最终，变成了我接触色情片的原因。

3.

因为要养活我的艺术，我接了个裸模广告。在众人面前脱光让我羞涩，但因为以前写生课上画过太多裸模，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

真正让我震惊的是，经纪人居然问我，是否有兴趣接部色情片。

一部A片都没看过的我，气得直接冲出了办公室。

不过呢，我当时的音乐家男友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很快，他就在安东尼·斯皮内利的电影《为辛迪哭泣》里担任了男主。安东尼是当时最好的色情片导演之一，作品熟练专业，也是位很好的工作搭档。于是我决定亲眼去现场看看，色情片到底是怎么拍的。

我原本以为色情片片场都是些可怜的吸毒者，或者扛着摄像机的变态，结果没想到，现场有专业剧组，专业剧本，和魅力四射的演员（许多在好莱坞工作的人为了挣钱偷偷来色情片场做兼职）。

我开始理解，如果人们关上门来做爱，并且做爱也没什么不好，那么为了人们能在私下观赏「性」、享受「性」，从而表演「性」，又有什么错呢？毕竟当时是 “自由爱”的时代，大把人在尝试或参与集体性行为，那么，为什么不和一个好看的男孩女孩做爱然后拍成影片呢？何况，这还能赚些钱。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尝试在圆窗表演。我想看看我能否在相机和一堆工作人员面前做爱。当时大量色情明星会为了赚钱去圆窗表演，但他们从不公开承认这件事。圆窗没有任何电影技术的伪装，是窥视秀的一种。窥视秀中，观众投币，窗帘拉开，就能看到有人在圆窗里做爱。

（“窥视秀”，Peep Show，性娱乐方式，观众向设有窗帘的机械窗内投入数量不等的硬币后，窗帘即会拉起，观众就能看到窗内的性爱表演或者女性裸体表演。）

我的首次圆窗秀并不愉快，但至少我知道了我可以在别人面前做爱。从圆窗秀起步，我四处试镜，为了接角色，读剧本记台词。

我逐渐获得了些声誉，被公认为是位技巧娴熟、信赖可靠的演员，拍摄时台词熟练，能演出好戏。

我总是演些妙语连珠的煽风点火者，或者是帮派首领；我也是《性感球拍》和《美味》里，拒绝和饥渴的丈夫做爱的高傲阔太；主演的片子里，我最喜欢查克·文森特导演的《魅力》，这部片演员阵容豪华，有多位有趣有才的喜剧女演员加盟；我还喜欢《情色魔术》——我自编自演的优美年代剧，由我当时的新婚丈夫担当制作人。这也是我最后一部色情片，准确地说，这是我最后一部担任演员的色情片。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新身份，编剧，会给我的未来带来什么。

4.

到了1980年——五年拍了25部电影后，我不再想当色情明星了。一方面是因为，和丈夫相爱后，我不想再和其他男人做爱了，我还是更适合专一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挣快钱无法让我追求更有潜力的个人事业。

那时我一边规划未来，一边给男性杂志写稿谋生。也是在那时，我对演过色情片的这段经历越发不安。

我没有觉得表演性爱供人观看或享受有何不妥，可每次向艺术家、奇葩和纵乐者之外的任何人袒露这份特殊的职业时，我都会尴尬，会犹豫。

为了解决这个困扰，以及生活中其他的糟心事，当时我找了位很神奇的女性求助。这位女性是位社工，曾做过妓女。我知道，她不会评断（judge）我。 

为了理解并接受我曾经的选择，我必须将自己对于色情片的真实看法，和社会对色情片的评价分开。我从小被教育要独立思考，但社会和宗教总是想方设法渗透我们的思想；有时我们真的很难厘清，哪些是我们自身所想，哪些是社会要求我们所想。

反思过程中，我开始研究与性相关的一切事情，从早期的色情艺术，比如庞贝古城的性爱壁画和日本精致的春宫图，到20世纪的色情短片（smokers），黄色电影（ blue movies），偷窥表演（ peep shows），普通人的性爱录影（amateur porn），和色情片“黄金时代”（ “golden age” of porn）那些巨星云集的大预算A片。

我还研究了所有的情色小说和新婚夫妻手册，从日本的《枕草子》，到至今畅销的《爱经》，从阿娜伊斯·宁的作品到萨德侯爵的书籍。

我越来越发现，无论是性的创造者还是消费者，人人都好奇什么是做爱，又该如何做爱。

我得出了结论：情色，或者说是成人娱乐，没有任何错。和先祖一样， 人类对性有着出自本能的好奇。

可到了当代，色情作品里有一件事却明显缺席了——女性的视角和观点。 

从20世纪的色情短片到“黄金时代”的色情片，再到如今的A片，色情图片和电影的整体范式变化甚微。20世纪70年代，文化氛围已经改变，女性无需被婚姻制裁也能追求性满足，可色情片仍旧还是主要关注男性快感，那种女性因为被颜射而狂喜的镜头，真的很可笑。

（庞贝古城：一座人口稠密，商旅云集古罗马城市，后被火山覆灭。繁盛期庞贝城内有二十多家妓院，每间房墙壁上都画着男女风月壁画。

色情短片：smokers，诞生于20世纪前中期的地下色情片，时间较短，十分钟左右，无声；因常在只有男人聚集的地方播放，又被称作雄鹿电影。 

色情电影的黄金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美国色情电影以电影院为主要传播渠道，这十年被称为色情电影的黄金时期。

阿娜伊斯·宁：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出版多本日记，记录自身爱与性。

萨德侯爵：法国贵族，哲学家、作家，作品中有大量性虐待情节，变态文学创始者。）

5.

的确有太多色情片我不喜欢，但整体情况，我觉得还过得去。这让我有种背叛了女权运动的感觉。

因为同时拥有「激进女权者」和「色情女演员」这两个身份，我在很多个场合都被质疑。好像，这两个角色天然是对立的。

我从未对这份质疑给出让人满意的回答，最多只是说，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大多数人对色情片持否定态度，我也不得不承认，哪怕我向来反传统，我还是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希望自己不在意，但对自己撒谎也没什么用。

所以，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经受过教育、接受过培训，却选择了一份被社会主流避而远之，还会限制未来发展的工作呢？ 

是的，许多女性踏入性领域原因并不正面，有些人是因为意义感丧失，有些人是出于自我厌弃。但还有很多女性从事性工作是因为喜欢做爱，或者喜欢为钱做爱，或至少发现这份工作和她能做的其他选择相比，压迫感更少，还赚得更多。

我的选择，包含了以上所有原因。 

于我而言，比起在没兴趣的工作上浪费时间，演色情片要容易得多。

我也开始理解我走入这行的更深层心理原因。

我与父亲一向关系疏远，从未获得过他的爱与认可；我成长的文化一直给我洗脑年轻女孩的最大的价值是“被欲求的程度”，于是性成了自我满足的的方式。毕竟，还有什么比成为一位受欢迎的色情明星，更能确保我能获得渴望已久的爱与肯定呢？ 

反思带给了我平静和对自我的接纳。我曾以为，这趟自省之旅会让我彻底远离色情片，可没想到，它让我在色情世界又进了一步。

获得足够的自省和自爱后，我又能继续生活，可这时，我被一种好奇心占据了——我很想知道怎么样的色情片会吸引女性；在演过那么多排除女性受众、由男性主导的情色片后，我开始渴望给女性带来些什么。 

那么，为什么不拍些能传达实用性知识，或能表达女性欲望的色情片呢？

毕竟直到现在，色情片仍是很多人学习性的唯一渠道。色情片在娱乐观众之外，还有教育观众的潜力，而这，可以帮到女性，和那些希望能更好了解彼此需求的夫妻。

1983年，一系列文化事件撞在了一起，为这个概念的兴盛创造了完美时机。

女权运动准许女性探索性；女人对A片好奇，且其中大多数人对现有的片并不满意；男性也在找新东西，他们希望能找到对象会喜欢的片。

就在此时，电视和录像带出现了，人们突然间可以在家看片了。人们再也不用和穿着雨衣的可疑人士挤在一起，坐在地板粘稠、四下黑暗的三流剧院里看片了，女性可以在自己的安全地带偷偷看片，伴侣也能私下一起看片了。

如今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A片。而这，就是我入局的原因。

（Candida Royalle出演色情电影时，还没有录像带和电视剧，色情电影只能在电影院观看。）

6.

我迎接挑战——那种创造让人血脉偾张、技巧娴熟，以及最重要的，满足女性性欲的挑战。

我相信女性色情片有市场，并下定决心证明这一点。

当然，拍色情片还有个原因，一旦我拍的色情电影在电视或者录像带中出现，Candida Royalle这个名字就没有办法彻底从荧幕上消失了。回归幕后才能让我创造引以为豪的电影，才能让我重塑名誉，回馈社会，帮助更多女性对性自如。

我们仍活在“好女孩有太多不可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电影电视里那些有着强烈、主动性欲的女性角色，必定会受到惩罚，或因性欲的罪行付出代价。可我觉得，成人娱乐也可以成为女性获得性知识的工具，可以为女性赋能，可以帮助男性更了解女性的感受和需求。

色情片的拍摄方式，最应该被改变。我对大多数制片人以为女性想看的，肥皂剧故事不感兴趣，我也不喜欢一到性爱场景，就开始无聊地程式化性爱。

我的首位商业伙伴劳伦·尼米（Lauren Neimi），是位极有才华的摄影师。她有个很棒的想法：从女性角度，拍摄情色摇滚乐视频。当时音乐录像带很火，劳伦来纽约寻找支持者，正好我朋友听到了她的想法，建议她和我聊聊。我们一拍即合。

我的公公是欧洲一位很成功的电影制片人、发行商，投资过几部大预算美国色情片，他说过很多次我会是个很好的导演。在听过我和劳伦的想法后，他主动提出要给我们投资。

命中注定一般，所有条件轻轻松松变成了现实，我不再想抛弃“Candida Royalle”这个名字，向我的使命彻底臣服。 

7.

1984年初，劳伦和我成立了「女性制片厂」（Femme Productions）。

我们看了大量色情片和情色片，希望能让我们的作品更加与众不同，且更加针对女性。

首先，我们认同性爱可以被明确拍出来。我们不喜欢占据画面过多的巨大生殖器镜头或“妇科特写镜头”，但我们也不认为性器官是丑陋的，需要被藏起来。观众来信告诉我们，大家想看到性器官，但是，是以一种有品位的微妙方式，而不是在脸上甩来甩去。

第二，我们不接受颜射。我们发现，百分之99.9的色情片都以射精结束，是时候给观众其他选择了。我们更愿意拍摄演员高潮时的脸庞，抓紧的手，收缩的臀或身体。

第三，我们不要固定公式。我们要把套路扔掉，创造新东西，少关注生殖器，多关注感受。我们想要拍出性爱的连接，温柔，交流，激情，兴奋和渴望。

我们想拍摄形态真实、年龄不同、类型各异、能够与女性观众产生共鸣的女性，也想要拍摄关心另一半、想要取悦和满足伴侣的男性。

落到技术层面，我们得创造一种新的拍摄方式。

传统色情片看上去很死板，因为它就是很死板。为了履行对发行商的义务，传统色情片必须按照拍摄清单，从不同角度，把每个性动作，都拍摄很多次。你可能会先调好灯光和摄像机，从一个角度拍摄口交整整20分钟，然后停下来，再次设置灯光和摄像机，再从另一个角度，把同样的动作，再拍一遍。如此反复。

这样拍摄，效果当然很难自然。而且因为男演员一直试图勃起，他的工作也变得很难；女演员则要在断断续续的设置中，连续数小时费力地让男演员兴奋。

劳伦和我采用了一种更为纪实的拍摄风格。

除了和演员讨论我们认为角色可能会做的事，以及我们想要看到的事之外，我们几乎不预设镜头。我们允许演员在保有角色的同时，把自我带入场景中，哪怕是一些简单的性幻想。我们允许演员挑选合作对象，也首选真正的情侣做演员，以拍出性的真实感。我们允许摄像师不受预设角度和位置的限制，在恋人间自由活动，以捕捉瞬间。

无论是我还是劳伦，导片时都会尽量坐在离演员和摄像师更近的地方，这样就能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低声对他们进行指导。即使我影片的故事线越来越复杂，所需布景和故事板越来越多，可我还是用这样的方式导片。这种导片方式奏效时，演员、摄像师和导演之间能产生一种亲密感，一种纯粹的魔力。你知道你创造了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它能在心灵深处、情欲层面打动观众。这样拍摄方式不总有用，可一旦成功，就能给人巨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创业早期，当我和劳伦尝试并真的拍成了这种风格的色情片时，我们觉得，这也太容易了，以至于我们很惊讶，居然之前没人想这么拍。 

当然，没有人想这么拍，也是因为「女性色情片」以及「情侣色情片」的概念从未被人所知。

不过当时，我的公公对「女性制片场」投资是有条件的：得先找到一个影片发行商。结果，这成了我们的最大挑战。大多数成人公司的负责人只会轻拍着我的头，告诉我说，没有这样的市场，其中一个还会补刀，“这是男人的主场”——而这，只会让我更加坚定。我知道他们错了。最终，我说服了一家相对知名的公司——VCA影业——发行我们的电影。在营销和推广极少的情况下，我们发行的头三部片大受欢迎，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VCA Pictures，VCA影业，美国知名色情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

8.

一年后，劳伦去了其他项目，而我继续呆在了「女性制片厂」。

1986年，我和丈夫创办了「女性发行厂」（Femme Distribution），并与VCA协商，拿回了那三部片的版权，在国内和国际发行。 

随后，我们又制作了五部作品，包括三集「明星指导」系列，邀请了我曾是色情明星的四位闺蜜自编自导短故事。

与此同时，为了在节省昂贵广告费的情况下招揽更多观众，我运用了大学公共演讲课的知识，成为了「女性制片厂」的代言人。

我知道媒体会热衷前色情明星大胆挑战男性主导的色情业的故事。不过，当他们来访后，就会发现我和他们的想象完全不同。开始做发行后，我就从家里的办公室搬了出去，搬进了曼哈顿潮流时尚的苏荷区的一间阁楼。迎接媒体的，不是来自加州色情谷的金发性感女郎，而是一位非常“纽约”的银短发女人。是有记者不认同我，但大多数媒体人理解我的努力，称赞我的成绩。

（苏荷区，SoHo ，纽约市曼哈顿下城的街区，自 20 世纪起是许多纽约艺术家的阁楼和艺术画廊的所在地，有许多时尚高档精品店以及国内和国际连锁店。）

（色情谷，Porn Valley ，圣费尔南多谷， San Fernando Valle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都会区；20世纪70年代，该地成为成人电影先驱地，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色情业，荣获“色情谷”之称。）

一段时间后，「女性制片厂」媒体影响力惊人，上过《时代》、《魅力》、《纽约时报》、《伦敦时报》等无数出版物，及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要电视节目，包括《菲尔·唐纳修秀》。在《唐纳修秀》中，我，一个紧张的政治辩论新手，成功迎战了凯萨琳麦金侬。由此，我成功为「女性制片厂」创造了需求，电影发行商要想进入这个新兴的、不断庞大的女性及情侣色情市场，都得从我这里“进货”。

（《菲尔·唐纳修秀》，美国作家、制片人菲尔·唐纳修的节目，此节目连播26年，播出7000集，是美国电视史上最长寿的脱口秀节目。）

（凯萨琳‧爱丽丝‧麦金侬，美国女性主义者、学者、律师、教师和社会运动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与法学博士，目前任教于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及哈佛法学院。）

1988年，我和丈夫分居了，于是我又得做制作，又得做发行。几年下来，我筋疲力竭，意识到我无法既当创意总监又当发行人员。1995年，我联系了「亚当与夏娃」公司。这家公司属菲尔·哈维（Phil Harvey）拥有，他以政治和慈善事业出名。

经过一年的协商，「亚当与夏娃」以我的女性色情片为由头，创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电影发行部门，同时还资助我的电影制作。于是，我的女性色情片系列又增加了十部片，共拥有十八部作品。

（亚当与伊芙，Adam＆Eve，美国企业，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成人用品。2004年，它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套，情趣玩具和情色产品的电子商务分销商。其母公司为PHE Inc.，总部在北卡罗莱纳州。）

9.

也许，我最大的骄傲，来自常年收到的信件或电子邮件，信中，男男女女感谢我创作的电影让他们感觉到了性的快乐，给他们长期被育儿压力和繁忙生活所累的婚姻，提供了亟需的动力。

其次，性学领域及许多婚姻咨询师、性咨询师认可了我的工作，将我的作品推荐给了需要帮助的女性或夫妻。

1988年，桑德拉·科尔（Sandra Cole）博士，当时美国性教育家、辅导者及治疗师专业协会（AASECT）的主席，邀请我在他们的全国年度大会上做演讲。

1992年，协会放映了我的第四部电影《三个女儿》。这是部成长电影，片中提到了父母对性的重新理解。协会认可这部电影，评价这部作品“促进了性角色的正面塑造”。

那么，色情片与女权主义到底能否共存？我是否还在背叛我的女性主义同盟？还是说，我帮助女性创造了在电影或视频中表达自身性幻想的环境？

早期，有媒体给我贴上了 “女权主义色情片制作人”的标签。一些人认为这个称呼自相矛盾，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在哗众取宠。可其实呢，我从未试图制作“女权主义”电影——“人文主义”可能更准确，而且我也一直很讨厌色情这个词。色情，总让我联想到假惺惺的女人和没吸引力的男人机械表演做爱的画面，或者是那些无感的性——这种性呢，充其量让人无聊，最糟糕的让人厌恶。

「情色」一词听上去则更矫饰，更暧昧，可「色情」这个词更能吸引观众注意。它让人们对我的工作有认识，但不一定能帮我触及到我寻求的受众。 

在19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大多数女性一提到色情片就反感，而今天，色情片一词意味着大胆，反叛。就像“荡妇”这个词，长期用来打击像男人一样主动追求性的女人，可如今，它的力量也在被女性削弱；今天，年轻女性用“色情片”这个词反击女性只喜欢轻柔和缓的色情作品的刻板印象。

10.

早在1990年代初，就有位男记者创造了一个词，“荡妇女权主义（do-me feminism）”，说有越来越多女性主张自主制作并享受色情片的权利。但直到21世纪，我才看到女性导演的色情片数量明显增加。似乎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女性才有足够勇气站在相机身后，制作为了商业销售或只是网络发布的色情片。

但是，仅仅因为色情电影是由女性制作的，它就是女性主义的吗？ 

我常希望从女性导演的色情片中，看到不同的，创新的，有女性在与我交流的内容。但常常，我因为这些片子用着同样的演员阵容，在同样的性爱场景里，做着同样无趣的性动作而失望。有时候更极端，片子的性爱过程以及结束的射精镜头都是一模一样的。

如今许多年轻女导演并没有在色情片领域开拓新图景，反而因为受发行商监督，比男性导演更加龌龊。让我不爽的不是性爱的类型，而是那种当面搞你的粗鲁镜头，似乎导演只想博眼球，根本不在意女性观众是否享受。她们真的觉得女性会因为看一个女人的小穴被一群下流男人搞来搞去、最后还被射在脸上而激动吗？如果她们根本不关心女性要什么，还能被称作女性主义吗？ 

女权运动为女性争取性满足的权利，也在教授男性要学些让女性兴奋和放松的技巧。通过书籍，通过提高意识，我们为彼此赋能，我们能不带羞耻感和内疚感地去了解彼此身体和需求，我们期待可以有尊重我们、在意我们感受、能不遗余力取悦我们的伴侣。

我很希望我能说，我最大骄傲是我的作品对庞大成人产业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不是事实。

就像20世纪60、70年代的大量的社会和文化运动一样，除了少数几位女性的作品脱颖而出，“女性色情片”被大众媒体收编，被剥夺初心，被男性主导的色情业反刍，只一味为大众提供低俗的、哗众取宠的娱乐。

“女性色情片”并没有死亡，但距其成为变革力量、占据应有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女人不去创造自己的性幻想，自己的性语言，那么男人就会继续替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就不会真正理解自身独特的「性」本质。

什么是性，什么是爱，女人对这个话题，有太多可贡献之处。女人的性更加复杂，微妙；女人让做爱过程充满未知，不可预测。如果男人教女人更开放，那么女人也可以教男人更轻巧，让他们无需急躁，教他们尽情陶醉于过程的时时刻刻。

是时候鼓励女性去探索她们极大程度未被开发的，性天性了。我没有号召说色情片一定要轻柔温和；我和很多人一样也喜欢下流的性；我的作品里也有千奇百怪的性幻想，但我在拍摄时，一定是满怀尊重与尊严。我希望女性在看完我的电影后，对自己感觉更好。

也许被我批评的女性导演其实根本不在意她们有没有女性受众，也许这根本就不是她们关心的事项。可让我不安的是，媒体会将她们的作品认定为“女性主义色情片”，哪怕这些作品根本没有为女性发声也没有推进女性主义。我很难过，这么多女性导演放弃了改变现状的机会。

我希望那些足够幸运、有能力制作和指导色情片的年轻女性，能有勇气探索自身，而非复制他人；能有激励其他女性、帮助女性对性更自如、允许女性自我表达的雄心。这是女权主义，也是人文主义。让所有人生活得更美好，不才是我们的终极诉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