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 深渊里的回声，何处是归程？|萧瀚
野兽按：继续因重读李静睿的《幸存者笔记：鼠疫里的异乡人》而引发的思绪，这篇来推介一下李静睿的先生萧瀚。李静睿回忆道：
”我和萧瀚在相识后迅速恋爱，迅速结婚，新世界轰然而来，它是幸福、恐惧与前路茫茫的混杂物，让我想不清楚爱憎，一如北京的春天。
最开始，我们只聊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沈从文，毛姆。我给他买李洱的《花腔》和诺曼·马内阿的《论小丑》，他让我去看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我阅读政治意味浓厚的文学作品，却很少将其与窗外的青天白日建立联系，我和一个在课堂上讲六四的大学教师谈恋爱，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可能隐藏的深渊。我们在盛夏的傍晚去后海喝酒，看见光照在水上，却已迅速败退，有那么一段时间，光明和黑暗相安无事，在中间隔离出暧昧不明的阴影，我们就住在那里。
不可控制地，话题半径慢慢扩大，文学不再能满满填充爱情，因为生活就是如此。他提到刘晓波，我去查了一下，哦，是个诗人，但诗写得一般。他提到王军涛，我又去查了一下，哦，辩护律师是张思之，我知道张思之。他提到许志永和滕彪，呀，我知道他们，我是记者，记者总该知道孙志刚案。他重点提到郭玉闪，我就重点查了一下，哦，学经济学的，参加了两个 NGO，一个叫传知行，一个叫公盟，是个胖子。
2009年7月的某一天，我们去吃米斯特披萨，在通州家乐福一楼，他接了个电话，几分钟后挂掉后跟我说：许志永被带走了。
那个时候我不像现在，对“被带走”这件事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应答程序：被谁带走？国保还是派出所警察？有没有给手续？手续是什么？传唤还是拘留？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罪名是什么？这个罪最高是判几年?有没有提前签好委托书请好律师？
那个时候我只是呆呆地说：啊……那怎么办？
就像后来每一次有朋友“被带走”，大家开始商量怎么办。但其实永远不会真正找出“怎么办”，他们有监狱，我们只有信念、道义，和爱。想到这些，我恐惧得要命。
我恐惧萧瀚甚至自己有一天都会进监狱，但又无计可施。我27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相爱的男人，总不能为了一种让人恐惧的可能性就放弃当下爱情。然而我又是个软弱的人，平生经受的最大肉体痛苦不过是拔智齿，切菜切到手也要落几滴泪，从来没有想过，谈一场恋爱需要做好这样奋不顾身的准备。
忘记了后来到底是“怎么办”。好像萧瀚包了一个黑车四处奔波找人在公开信上签名。好像郭玉闪半夜打来电话，两个男人罗里啰嗦聊了五个小时，中途我几次醒过来，看见窗帘外的黑夜渐渐不那么黑，又转头昏睡过去。再后来，许志永出来了。
2010年下半年之后，环境一点点恶化。并不是说此前环境有多好，而是这几年总如此，在我们以为事情糟得不能再糟的时候，发现又糟了那么一点。
在此之前，我们几个家庭大致算有正常生活。萧瀚是大学教师，时不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他的博客虽然总被删帖，但总还是留在那里，“上面”偶尔会有人通过学校提醒他，不要对某些问题发言。但这些提醒云里来雾里去，不妨碍我们沉浸于婚姻生活，在夏日的半夜十二点走长长的路去吃烤串，燕京冰凉，板筋上洒满辣椒粉，馒头不刷酱。吃饱了走回家，夜风撩人，月光照出前路，我们故意不去看两旁的沉沉阴影。
在境况发生点滴变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时时意识到危险，可能是因为迟钝，更有可能是当房间里有一头大象，暂时没被踩死的人都容易选择性失明。明知道洪水终会涌进生活，但水位只是缓慢增长时，我们开始还在高高兴兴游泳，后来又以为只要爬到高处，就能挣扎求生，却忘记了头上有天花板，我们早已接近顶点。
萧瀚的博客被关。被学校停课。微博账号不停被删除。有一天我们去两广路上的孔乙己和朋友吃饭，快开到终点，一辆没有牌照的桑塔纳逼停我们打的黑车，两个男人将萧瀚拽出后座，塞进他们的车。我茫然在路边站了一会儿，车声喧嚣，排出浓浓烟气，每个堵在路上的人都烦躁不已，刚刚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是整个世界，但整个世界却并没有看到渺小的我们。我决定继续去吃饭，赌气般想要多吃点，吃完一碗米饭，又叫了一碗米饭。
他在半夜两点回家，精神抖擞，吃了一饭盒我给他打包的生煎包，给我说，他们给他戴了黑头套，去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又戴上黑头套把他送回家来，他没吃亏，还抽了好多他们的烟。我无话可说，只能问他：“包子好不好吃？什么馅儿的?”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孔乙己，虽然里面有我最喜欢的东坡肉，每次去崇文门都下意识想避开那个右拐路口。在某一个夏天，广渠门桥下淹死了一个男人，当时我们在四川老家，新闻里直播了对他的救援过程，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被洪水没过头顶，走向死亡，在一个全年下不了几场雨的城市里，他死于一场暴雨。现实世界早已写好寓言，我们不幸地在里面扮演角色，无从逃避。
2012年4月底，警察来抄了一次家，萧瀚被带走八个小时。抄家过程像一场被反复演习的噩梦，并没有什么超出想像的部分，当下我也不知害怕，只是一直神经质般翻一本加菲猫漫画，加菲说，Look at the bright side，at least Mondays only happens once a week（想点儿好的，毕竟一周只有一个周一）。我想，哪里有什么光明面，如果周一就在前面。有个警察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先是感慨家里有这么多书，又开始询问我“你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到底能挣多少钱”，最后看到萧瀚放在书桌上的毛笔字，啧啧称赞了一会儿，说“哟，你老公真有文化，你看这字写得多漂亮”。我再次混乱，不知道应该拿出怎样的姿态面对他，无论怎样，我都感觉自己有罪，要不有悖情感，要不有悖教养。
绝大部分时候，“异议分子”的荣光只存在于微博和朋友圈之中，他们的存在代表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丁点儿人，守住那些在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认真朗读会显得可笑的价值，比如自由，或者正义，我们轻快地越过他们，用转发和点赞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而他们，却实打实要面对如此没有退路的人生。在玉闪和夏霖被抓之后，陆续有一些国际媒体报导了他们的故事，但我知道，报导会越来越少，直至销声匿迹，他们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的事业，是一把冰做成的刀，有过锋利的时刻，但“时代”是太过灼热的词语，他们终将融化，并无痕迹。
萧瀚：中国2018，何处是归程？
题记
我们的沉默，是提前自办的葬礼；
扭头闭目的，是提前自掘的坟场。
前言
一直很喜欢《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名句，其中有一句“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作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死轮回于这片土地的人们，或许都能体会这种心境。远的历史不去说，就说这最近六年来，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外交等几乎所有与生活有点关系的领域里，都能在喧嚣的死寂里听到房梁脆裂的回声。这种折腾感、无力感、无常感，对于大量中等收入的城市居民，尤其震撼——那些之前就一直被压在底层从未被允许动弹的人们，这种震撼会因久压的麻木而延迟发生。
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研究权力以及探寻驯服权力方法的人，对于这样的局势，我除了感到愤怒与悲哀，更多的是屈辱感。由于发表平台的全面丧失，我对诸多罪恶从最初的无法发言，已经逐渐变成麻木与熟视无睹。这种回避，就像哈夫纳回忆录《一个德国人的故事（1914-1938）》里对自己的剖析，他像第三帝国时代无数人那样，假装集中营不存在。然而，真相是集中营存在，就如现在的新疆，它存在。回避并不能让它变得不存在，只能提高一个国家坠入深渊的速度。
屈辱感逼迫着我写下这篇文字，它本来只是我的一个独白，之所以会公开发表，是因为我不相信康德所谓的内在自由，而更倾向于汉娜·阿伦特的意见，公共生活中的自由，若不能外在展示，它就不存在。在公共生活中，所谓内在自由常常只是怯懦与犬儒的遮羞布罢了，公开发表这篇独白也是要扯下我自己的遮羞布。
我希望自己不再装作看不见屋子里这头大象后，可以继续我之前和现在的思考，而不至于在屈辱感中不得安生，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求其放心而已”。
这六年里发生了什么
早在2009年年底，李庄案第一季时，我就惊觉当时的重庆模式可能会是中共试图锁死中国的未来模式——所谓重庆模式，以当时论，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继续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破产，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起死回生，即使无望，也要挣扎；
加大力度打击一切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组织性与废组织性力量，包括宗教信仰、新闻出版、法律、NGO等一切中共认为危及其统治的社会存在；
进一步搜刮中高经济阶层，其中部分收益用以收买底层的安于奴役；
扩军备战，走军国主义道路，在政权面临严重危机时发动战争以解困。
简而言之，无非进一步加强中共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控制，永葆其僭政中国的预期。薄熙来的倒台无关这一大局。到2012年下半年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始执掌中国政局后，这一路径即变得日渐清晰，直到现在的全国山河一地鸡毛，因为他们的做法比我当时能想象的还要蠢很多。
我无法知道这一切如何发生，只能罗列这六年来的现象。
在中国这种极权国家，伪政治早已被异化得成为生活的灵魂，每个人的生活都多多少少受它的侵蚀，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与政治无关的人，即使有些人自认为与政治无关——我们的可悲，在于以与伪政治捆绑在一起来表现政治，而这正是极权主义的本质，它在根本上是反政治的。因此，政治上的变化，会直接甚至全面地影响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
内政方面，党进民退的经济政策，背后是中共在政治上进一步掌控经济的图谋；而对民企颠三倒四的政策性碾压，则是经济掌控与经济下行矛盾下的仓皇失措，如有网友调侃的，是家暴渣男用水果刀在自己胸口上刻下“爱”字后的下跪求饶，无半点诚意可言；国税地税的合并，背后是中共财政的抽血泵在加大功率；对习近平个人的造神运动，是政治独裁在收紧绞索方向上的超常努力；而前年杭州G20峰会的超豪华接待，则是万国来朝迷梦的政治海洛因；冰封房地产市场则是多标靶射击，既想维护金融稳定，又要为将来的房地产税征收运动关门杀猪；而最近半年以国税总局对地方税务政策出尔反尔的否定，对包括演艺界在内诛求无度的征敛，更是权力无限制下的恣意妄为；去年以来，以北京这个首恶之区为典范，对城市外来打工移民的打砸暴力驱逐，将部分国民置于奴隶不如的境地；各地政府朝令夕改，强行拆除商家店铺的牌匾，已是几如癫狂的政治精神病；对香港的持续大陆化，势头有增无减；对西藏、新疆的高压暴政，更是到了让人几乎无法喘息的地步，新疆的状况尤其让人震惊，集中营问题正在成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度重视的议题。与此同时，消灭所有反抗暴政的声音与行动，则变本加厉，在这六年中，中共借助科技的更新换代全面提高极权能力，对人们的公共生活进行了无孔不入的监控与打压，新闻、出版、法律、NGO等稍有公民社会性质的健康力量在持续的颟顸暴力重击下，已濒临绝境。
外交方面，即使因颠三倒四的经济政策、官僚机构的继续膨胀和财政支出上的挥霍无度带来财政紧张，多年来这个国家依然在国际上毫无基本理性地肆意撒币送钱，广交各种国际流氓，罔顾国内公共服务上的各种亟需。国际上，因长期不遵守WTO而与西方交恶，无力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国际关系继续沿着“一带一路”恶化，缓解乏力。
在这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全面急剧恶化的境况下，所谓军队改革却以扩军备战为基调，从军区调整、军区名称的变更，到航空母舰的建造，以及中国军舰在公海以及有争议海域的招摇，都在增加国内国际紧张感。
至此，中共这幅张牙舞爪的国际牛二嘴脸呼之欲出。
中共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中共发迹到现在，已将近百年。在这百年里，中共从它降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从未改变过它的基本形象——一个依靠残忍、坚韧和无耻的不择手段最终窃取国家政权的窃国集团。
无论小偷还是赌徒、土匪，对于偷抢等不劳而获的财物，向来是不会珍惜的，中共这个盗国集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也是如此，从未有一刻珍惜过。
1949年以前，中共为了窃取政权而不择手段，包括勾结国际专制与极权势力引狼入室，对苏联如此，对日本也如此，而在其伪政权掌控的区域里，则对人民横征暴敛，在苏区如此，在西北亦如此——甚至种植鸦片，依靠制毒贩毒补贴财政。
1949年以后，中共终于如愿以偿，窃取了国家政权。荣登大位后，中共先以镇反、土改等全国性的大屠杀立威，继而以欺诈性的缓兵之计获得底层人民支持，不久即翻脸不认。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即城市的公私合营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无非出尔反尔、强行剥夺原先承诺不剥夺的人们所有自由与权利。这些暴行从最初的大资本和外国资本开始，逐渐扩展到小工商业者，再到农民、知识分子（反右），最后就连他们自己的各级政府官员都没放过（文革）——20世纪的各国共产党政权都热衷于大清洗式的自相残杀，这一点中共自建党以来就没消停过。在国际上，中共闭关锁国与意识形态外交同步进行，这导致了国家利益长期以来的巨大损失。中共这种以敌对和杀戮为基本风格的僭政，在其毛泽东时代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以至于这个国家政治恐怖、经济崩溃、民生惨绝、国际形象恶劣。
古今中西罕见的暴君毛泽东死后，经过短暂的停滞，邓小平上台，1978年以后，奉行以有限开放国门和有限松绑内政为基本特征的所谓改革开放，这唤起了国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数十年间，飞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到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GDP第二的经济大国。
对于中共来讲，目前中国在全球令人瞩目的经济地位，并不是邓小平时代所敢希望和预见的，更不是邓小平所设计的，所谓“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头衔，并不符合事实。邓小平的成就恰恰在于他没什么设计，设计是个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产物，而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可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只负责制造大饥荒，不负责创造财富。
执政者的作用在于维护公平的市场，创造市场是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事，不是执政者的事，但是僭政者共产党——不管哪国哪个时代的共产党——在其本性上，都是敌视市场、并且热衷以权力扭曲甚至消灭市场的马克思信徒，他们只相信权力会带来财富——正如强盗相信抢劫致富，即使因为权力取代市场而失败了一万次，他们依然会向着第一万零一个实验基地冲刺，就像现在的雄安烂尾工程。而共产党自从僭政以来，不管国家被治理成一幅什么鬼模样，至少那些各个层级权力顶峰上的僭政者，都充分品尝过权力扭曲甚至取缔和取代市场的权力快感，并且成瘾难戒。
巨大财富任由支配，权力瘾头难以戒除，再加国人奴性深重（我从自己身上就能看到很多惯于受奴役导致的事实奴性状态），这三重因素理所当然会成为极权的血脉与养料。邓小平以来看似雾里观花般的中国路径，于是瞬间变得清晰无比：作为巨型利维坦的中共与数量庞大的中国自甘奴，这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将中共推向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当然绝不可能通往自由民主化与宪政改革，这不只是有目共睹的，更是可悲地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这个以东方专制主义臭名昭著于古今历史的老大帝国，自近代以来，曾有过数次的现代化尝试，但都不幸地失败了。
晚清的洋务运动是最早的一次尝试，但只学器物不改制度与人心的中体西用论没有能够改造旧制度，大清帝国不免于黯然退场的历史命运。中华民国的政治现代化尝试，因其不知缓急的操切与悸动，也因其从未下过功夫研习外国的经验吸取别国的教训，再加本国毫无共和根基和国际风云变幻，仅仅不到16年的时间就失败了。如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早在1912年就指出的，妄图在一个从未有过共和传统的地方建立共和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全球左右两股极权势力甚嚣尘上的国际大潮下，更由于中国自身的孱弱及其乌托邦迷梦的催眠，还由于二战各盟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暧昧与自相矛盾，这片土地终遭厄运，没能幸免于被共产极权征服。
从中国历史传统来看，中共征服中国，就像古代的王朝更替，只是再一次的历史循环；而从全球史角度看，中共征服中国，符合了英美西欧之外另半个世界的潮流，这一潮流要到1989年之后才逐渐乏力退潮。
中国的不幸，在于其现代化步伐与国际政治潮流的关联时机总是满拧。
全球共产极权退潮的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还在探求以温饱为目标的道路，所有所谓改革的思路也都只是一种相应的低级诉求，所谓“开放”打开的那条缝隙，只够运进一点点粮食，国门外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自由民主化运动，中国人既无法全景远观，也无心近观，它既不能在制度意义上有效影响中国的改革，更无法在民心层面默化中国，最多只是让少数中国人产生“我们也能走上自由民主化与宪政改革道路”的幻觉——即便仅仅是个幻觉也在六四屠杀中破灭了。
更不幸的是，上述满拧尚未结束，中国和世界简直像事先约好的那样，立刻又进入新的满拧。
沿着以温饱为诉求的所谓改开路线30多年后，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破衣烂衫换成了紫衣红袍。长期以来，历朝历代不得不忍受权力奴役的中国人，对于财富，向来有着饕餮般的追求动力，因为这是朝不保夕的生存中唯一最有可能抓牢不脱的东西，就像犹太人一样，这只是一种由历史和家族经验顺着血脉流传下来的难民理性。这种渴求财富的难民理性不仅为中国人个体自身打开一条勤劳致富之路，也将整个国家带上一条富裕之路，虽然这种富裕也因共产党僭政无能与挥霍无度而大打折扣。无法否认，这个国家的经济有着富裕繁荣的一面，不管它有着多么严重的内在危机。
就在同一时间段，新兴的第三波政治民主化浪潮却遭遇了全球性的寒冬，开始进入低潮状态。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民主制度运行不畅，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问题。于是，非民主制度的中国与这些失败的新兴民主国家的对比，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都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人们为“中国模式”与民主制度之间的优劣发生各种争论。甚至有些严肃的研究者也由于缺乏全面真实的研究材料而得出了中国体制优于民主制度的结论，“中国模式”成为了部分人青睐的制度模式。不仅是新兴民主国家规模化地遭受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危机，更早时代即已进入民主制度的许多国家，包括英国、欧洲大陆，也由于一些另外的原因而经济乏力、社会问题丛生，导致了他们民粹主义力量的重新崛起，这些现象也都变成了某种程度上支持“中国模式”优越论的外援——因为中共向来除了高压打击任何反暴政力量，也极其善于利用外宣掩盖中国国内的问题，让国家看起来一直都歌舞升平。
这一中国与世界虚假的模式比较，不只是让许多无知国民片面理解本国经济成就，无视其代价，更是让中共通过经济的绩效合法性来论证自己僭政的合法性，尤其重要的是，这给了中共长期僭政统治中国以强大的信心——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长期以来对人民犯下的暴政罪行是正确的。习近平上台后，千方百计为数十年前邓小平不痛不痒定调过并且错误的毛泽东功过论翻案，欲将毛泽东这千年难遇的暴君重新扶回神坛，这不仅仅是习近平建立自己独裁王朝所需的合法性渊源钢印，更是近几十年来的经济绩效带给他的幻觉。习近平试图用目前的经济成就证明中共向来是从不犯错的伟光正——所有的罪行都只是探索罢了，至于无数人都被“探索”得多么悲惨至少对他们来讲是无所谓的。
20世纪以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共和这些理念，已经成为全球政治伦理的共识，即使是所有极权国家也要给自己披上它们的外衣，就像现在中国刷满大街小巷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政权的意图是偷天换日，将自己的奴役等级专制极权的内容填充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共和名下，这种鱼目混珠的手段比直接反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共和更有意想不到的杀伤力。这种做法已经不是以前反击性强辩式红脖子型对抗，而是一种志得意满居高临下鸠占鹊巢式的暴发户型征服，这完全仰仗了中国经济目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占的份额。由于经济上的缘故，这种所谓“中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共和”，对国内国际大量的人们都有很大的欺骗性。
正是在这一经济的绩效合法性掩护下，中共对于走向自由民主宪政之路是嗤之以鼻的，遑论这原本就不是他们的理想，不但不是理想，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为此，中共借助目前尚存的巨大经济体优势，欲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宪政道路分庭抗礼，这是在全球化时代保证中共长期僭政中国意图中的最后一块拼图。
中共成功的可能性
中共是否能够达到上述目的？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是件见仁见智的事，更是一件需要时间来检验的事。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尤其是首当其冲的中国人，更急迫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我们自身的焦虑，这种焦虑既包括我们的安全焦虑，也包括我们的伦理焦虑，两种焦虑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分析中共上述僭政战略可能性的工作，是随上述焦虑而发生的。
如果没有今年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国际形势的突变，中共的上述僭政战略至少表面上看极有成功的可能，但美国对中共的警觉并且迅速采取遏制战略予以反击，完全打乱了中共之前的如意算盘。习近平政权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双重乱政，对国内经济和国际形象的打击都十分严重，尤其是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外交上既四处树敌又到处结交流氓政权的做法，也都严重反噬内政，尤其是经济领域。再加因权力不受限制导致的盲目行政，政府支出无度，却又蔑视经济法则、不珍惜企业家信心，于是横征暴敛进一步加剧，企业倒闭潮迅速到来，内外夹攻之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若以中国古代历朝为史鉴，则可以清晰看到，目前中共僭政中国的状况，颇类似于古代的帝国中期阶段。中国历代的帝国中期阶段，通常都与帝国早期不得不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带来巨额财富相关。比如两汉、唐、两宋、明、清，帝国中期通常开始于帝国开朝60—70年间，经过数十年的和平积累，一般到这时候帝国的国力处于最富强的鼎盛阶段，这个时候通常也会是一个帝国开始进入下坡模式的阶段。之所以会开始走下坡路，原因多重，一则财富让统治者顾盼自雄，睥睨四海，轻则四处撒币、挥金如土（如乾隆皇帝），重则轻启战端、虚耗海内（比如汉武帝）；二则随着官僚机构的迅速膨胀，先前的轻徭薄赋政策难以为继，于是敛收重税、滥征无度、竭泽而渔，国内生产与市场全线面临危机；三则，官僚集团随着社会财富增长也开始进入全面腐败模式，整个社会在强权笼罩下，人们要生存要发展，都必须通过服从和贿买与官府和谐相处，于是国家开始掉进全民腐败的泥淖。
上述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中期综合征，在当前中国也正在展开。古代王朝因其技术手段落后，经济体高度封闭，权力无制带来的腐败和经济恶果也往往不会那么迅捷地以爆炸性后果呈现。在没有外敌入侵的前提下，即使帝国中期已是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但从帝国中期走向帝国末期的全面瓦解常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当代的帝国中期综合征后果的呈现方式，或许会与古代迥然不同，至于到底会如何爆发，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很难遽然得出结论。
包括现在在内，中国的经济传统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腐败经济学问题。所谓腐败经济学，就是腐败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经济角度考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下对错好坏结论的命题，因为具体事项的伦理评价和抽象的总括性伦理评价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这股张力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显示出完全对立的结果。比如，一个无辜者被冤枉为杀人犯，按照正常流程，他会被处斩，但他的家人通过行贿，使得案件得到重审，并且无辜者被释放。对于这种以行贿绕过恶法的行为，如何进行伦理评价呢？再比如，当年犹太人被纳粹大屠杀时，流亡途中，大量依靠行贿获救，这样的行贿行为是错误的吗？是应该在伦理上受谴责的吗？类似的问题——通常没有那么极端，在所有专制国家都会发生。改革开放以来直到现在，中国都有大量的企业家因受恶法限制，不得不用行贿来润滑管制通道，从而获得恶法下相比其他受管制者的某种特权，赚取财富。旁人到底是在伦理上该谴责他们，从而在事实上为奴役的平等辩护，还是在伦理上支持他们，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那些被恶法限制的其他竞争者？这样的伦理两难无法简单评价。
除了个体德性的伦理评价困难之外，腐败在经济伦理评价方面也同样存在两难困境。以行贿受贿为主要方式的腐败，一方面冲破了固有的恶法管制，开拓了市场，为繁荣的经济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管制者从对市场的破坏性管制中获益，这也成为对他们滥用权力破坏市场的一种激励。然而，可悲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这些腐败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在后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些腐败，市场难以冲破权力管制与垄断；没有这些腐败，中国的市场难以繁荣。
然而，适度的腐败能够润滑专制的管制通道，并不意味着腐败在专制制度模式下是万金油。腐败本身对经济体的侵蚀不仅仅是带来不公正的竞争，还会败坏所有的经济规则，从而无法构建健康的市场。同时，腐败还会遵循腐败的市场规律，展开腐败内部本身的竞争。于是，消费者的成本将随着腐败成本的提高，而不断加重分摊腐败成本的生活成本，直到人们无法承受这样的市场。因此，专制政体几乎总是试图平衡腐败与经济体承受力之间的关系，但自古及今，没有哪个专制政体能够做到并且保持这样的均衡——如果存在过这种专制政体下腐败与经济体健康状况的平衡，也是普通市场和腐败市场在动态的经济运行中共同达到，并且随时都会因市场和腐败本身的继续运行而回归非均衡状态，专制政体最后的经济都会随着腐败的外部性扩张而脆性瓦解。由于不存在这种均衡的稳定状态，对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体，研究这种均衡并无实用价值，因腐败市场产生的腐败成本，在恣意的权力之下，并不存在稳定的定价机制，那也就不可能产生腐败均衡。
中国历代政权在维持腐败与稳定的均衡方面可谓殚精竭虑，但从未成功过。当统治者发现统治阶层的腐败特权反噬统治本身时，往往会进行权宜性反腐、运动式反腐。由于官僚机构的非中立性，这种反腐从未逃脱过大清洗式派系斗争的宿命，古今皆然。目前的习近平政权反腐，力度再大，其性质依然是政治清洗，作为制度性、功能性和结构性存在的腐败，即使可能在高压态势下暂时休眠，依然不可能制度性改变，更不可能消除，仿佛机关枪扫射蚊群，其效果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前述所分析过的腐败经济学原理下，腐败被遏制时，许多情况下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专制下反自由市场性质的管制与垄断，一旦失去腐败对管制通道的润滑，市场就会严重不畅，经济必然因此受挫。然而，如前所说，反腐还是任由腐败，这个中共亟需的均衡无人能解。
上述种种严重问题的存在，并不能立刻得出中共无法实现其长期稳定僭政中国的结论。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其版图相当于整个欧洲，其内需市场之庞大甚至远超过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即使是专制制度下，如果统治者不瞎折腾，闭关锁国也照样可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只要不回到连国内市场也彻底取缔的毛泽东时代。至于中国国内的反专制力量，只要经济没有出现严重危机，都很难凝成足以改变中国的力量。
总体上说，中国依然是个人民安于奴役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奴性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长期坚持不懈的暴政及其对几代人的洗脑。有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共和观念的中国人，在全体国民中的比例非常低，而对这些观念和具体的制度有过较深入思考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这些观念在遭遇长期的政策性消灭之后，已经成为一个门槛很高并且非常狭小、越来越少人问津的领域。
如果排除国际因素，仅以中国本国情况论，中共对中国的长期僭政不但不是不可能的，更是可能的；甚至由于中国国土和人口数的庞大，国际因素若没有达到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地步，中共依然可能长期僭政中国。至少以人类个体的渺小寿命衡量，未必能够看到多少希望。
中国走向何方？
就像晚清时代的中国人会焦虑于中国将走向何方，“文革”时，当时还只是中学生的杨小凯先生曾因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身陷囹圄，在后来的一生中，无论身在牢狱，还是负笈异域，抑或成为华人里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杨小凯先生都未曾停止思考这个中学时代的问号。
今天，这个问题再次成为许多人中国人的焦虑之源：中国会走向何方？
也许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从1840年中国被英国人一脚揣进近代以来，迄今近180年。在这180年里，中国人可有一代人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的？没有，一代也没有。剔除第二次抗日战争这十年时间不论，在这170年里，零星遭受的国际战争（比如八国联军、日清战争、朝鲜战争），对民生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经济负担，除此之外，权力缺乏制度性制约的本国统治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直接灾难，才是主要的。而所有这些灾难中，中共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则是灾难N次方的灾难，除了它所制造的生命与财产和自由的实时性全面灭杀，它对中国残存良好民情的摧残也几乎是根本性和毁灭性的。
邓小平时代到胡温时代的中国，曾因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力量有所萌芽与发育，但这种势头无论是在邓小平时代，还是江泽民时代，抑或胡温时代，都只是艰难环境下的挣扎式发育，到胡温时代的晚期即已开始进入最后阶段，而到习近平时代，即使不是死灭，彻底休眠也已经是其最佳状态了。显然，中共在创造它自身长期稳定僭政条件的同时，也创造这个社会脆性瓦解的一切基础，完全没有给中国留下未来的希望。
孱弱到几乎消失了的公民社会，及其隐伏下来的自由派，未必能够成为未来危机时刻的担当者。不得不承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正常的政治伦理。中国历史上，人们唯一认同的只是暴力征服，从无妥协与共赢的传统，大一统毒瘤正是在这一传统中形成，并且数千年地毒害这片土地。大一统的“九犬一獒”特性，使得中国历朝历代在王朝鼎革之际，无法保留任何规模化的仁慈、妥协、信用等富有人性温情的一切美德，它成为一切肮脏、残忍、邪恶和无耻的终极避难所。大一统荡涤了原本就脆弱的政治美德残留，并在漫长历史中永久性地消灭任何规模化的高贵品质，它导致了中国历朝历代掌权的精英阶层，几乎从未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承担过应有的责任，而中共这个奉行唯物主义的政权，甚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更缺乏担当的精神气质。
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能否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有责任感，往往是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告别烂泥潭甚至地狱的根本原因。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数十次的全局性王朝鼎革，从未有过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的负责任政治精英，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专制地狱里轮回。古代不去说，就说现当代。真正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应该能够意识到在这个民族国家时代，既要让人民的个体人权得到保障，同时还要保证在主权利益与人权发生分歧时如何确保公正地解决纠纷以及和平的秩序；如果这种状况一时办不到，那么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以及权宜之计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何在，如果权宜之计会损害公民权、人权，应当如何弥补……诸如此类，这些问题都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精英阶层应当考虑的。比如，像佛朗哥那样明知自己独裁统治很残暴的同时，却花费20多年时间，精心培养一个为未来民主化转型做准备的民主国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社会力量在夹缝中适度崛起，不惜血腥镇压极左势力的同时，又淡化意识形态分歧而强调西班牙的团结。
但显然，中国不存在这样自我否定、自我矛盾的暴君，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精英阶层，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向来只干两件事：一件是横征暴敛、鱼肉民权，在人民面前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还有一件，就是在暴君面前唯唯诺诺摇尾乞怜，再荒唐的政策，他们也敢往下执行。这样的所谓政治精英，自然不会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任何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从未有过佛朗哥那样对国家未来负责任的僭政者，至少他们的行为，都只是很纯净的僭政者，不夹杂一毫的民族责任感。
中共能够征服中国，正如当年国民党北伐后征服中国，都只是成王败寇的结果。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曾经分析过胡适的理想为什么会失败，他非常精准地看到，因为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精神要求人们按照理性的方式安排生活，而这在中国没有土壤，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这一视角，与古斯塔夫·勒庞指出辛亥革命必然失败是因为中国从无共和国传统，是类似的视角。许多人都认为自由派软弱，殊不知，自由派天生就该是“软弱”的，他们首先必须讲理，必须有许多事是不能做的，有诸多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软弱”正是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个人主义者）看似无能实则维护正常人间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暴力时，它也讲究必须是防卫性的，并且应当适可而止，而这依然与中国的政治传统格格不入。
培育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十分不易，需要和平环境下几代人的持续接力努力——中国从无这样的环境，但摧残起来十分容易，一场毛式政治迫害运动足以让中国的自由派再次全派覆没。光是群众斗群众，就足以让他们或屈服、或自杀、或投降，毛时代都早已验证过。因此，指望自由派在中国语境下掌舵国家的航船，完全不现实，他们既无实力，也无能力，更无机会，甚至连意愿也没有。在所有各种社会观念的派别里，无论从人数还是从行事能力上，自由派都不堪重任，因为它所需要的民情基础实在过于庞大，而中国并无这样的庞大民情基座。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是无法存在的，就像当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
无法走向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共和的未来，谁来主宰，结果都差不多——包括短暂存在而无法巩固的民主化运动（毫无准备的民主化运动通常都难以巩固），无论现在正在冉冉升起的极左毛派，还是其他任何可能壮大发展的新力量，或现中共。中国将依然在传统的民粹与独裁之间板荡，如果现中共经营不善，会导致经济与社会崩溃，这必然让中国进入暴民时代——很难确定什么时候会爆发，暴民时代将会在数百万到数百个再到数十个候选毛泽东中决出新的毛泽东，这个新毛泽东当然毫无疑问会比现中共更坏——民粹的最终结局总是独裁。这当然是最坏的结果，然而中国历代王朝鼎革时，何曾有过不是最坏结果的时候？——大一统本身就已经是最坏的结果。
只要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毒瘤不除，“最残忍者胜出”法则就会永续，绝不会退居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式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唯一的悬念只是下一个轮回的时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的《菩萨蛮》或能表达这种历史十字路口前国人的苍凉与惶惑。
生逢此世，我当何为？
我的工作是研究宪政，然而，这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了最尴尬的屠龙术——现在连宪政这个词都已经不允许在媒体上出现。
在这个国家其实还有无数同样可笑的存在，比如反思历史，我们有什么需要非要到历史中才能反思的问题呢？所有能从历史中找到的问题，不都是现成的，就挂在我们眼前吗？我们所有正在经历的东西难道不是最值得反思和羞愧的吗？需要到毛共时代才能找到吗？
中共对新疆、对西藏、对香港、对台湾、对独立教会及其教徒、对律师行业，对新闻出版行业、对娱乐行业、对民营企业家、对街边商户、对外来打工的工人……持续的大规模肆意施暴，所有这一切，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看看：
新疆曾被断网数年不说，如今的所谓教育营跟集中营到底有多远的距离呢？
我们看不见藏人多年来数百人持续不断的自焚吗？
我们看不见香港陆化沉没的速度吗？
我们看不见中共对台湾长期动辄武统的威胁吗？
我们看不见2014年“709”事件以来被中共警察肆意关押的律师吗？
我们看不见警方长期以来、尤其最近对成都独立基督徒们上百人的大规模抓捕吗？
我们看不见2017年底寒冬腊月里被警察连夜驱逐出北京城的弱女稚童吗？
我们看不见这几年被行政当局莫名其妙水泥封堵门面的商铺吗？
我们看不见这两年被行政当局莫名其妙拆掉的商铺牌匾吗？
我们看不见当局正在追征三年前承诺减免的税款吗？
我们看不见当局近乎仇恨地通过竭泽而渔征税法正在全力摧毁演艺界吗？
……
这一届的中共僭政者到底在做什么，他们自己清楚吗？他们得有多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需要这样对待人民（像毛泽东那么痛恨这个国家民族，一定要制造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来一逞恨意）？
这一切还不够吗，不够我们所有假装没看见、不了解的人们反思，需要到遥远的历史深处去寻找反思的材料吗？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11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梁巨川因无法忍受清亡之后整整七年的伪共和乱局投湖自尽，他留给世人的疑问是“这个世界会好吗？”世界并没有像梁漱溟先生回答他父亲那么乐观：“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世界的历程远比这种单线程历史观要复杂得多。加缪在他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里反复昭示过一个简单的真理：与黑暗抗争并非因为抗争必胜，而是因为抗争是黑暗中生活的人们唯一有意义的存在方式。至少从伦理意义上，无论明知可为或不可为而为之，都有过于功利的后果论之嫌。我以为，知其当为而为之，才是生命真正的时刻。
忽然想到波裔美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在“911”之后写的那首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结尾两行恰能表达我此时此刻写完这篇文章的心境：
“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柔光”
2018年12月8日初稿
2018年12月17日定稿
2019：深渊里的回声 | 萧瀚
何必惊讶地抬起眉毛，
要像汽车前窗上的——雨刷，
从脸上赶走莫名的哀伤，
让远方不再模糊。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一
1942年2月22日晚，客居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潮湿山城彼得罗保利斯还不到一年半的茨威格，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判词，他说，“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随后，茨威格和他太太洛特双双服毒自杀。
茨威格、洛特夫妇自杀事件，就像1918年梁巨川先生自沉积水潭，一直都是历史留给这个世界的宏远暮音，回声久久回荡在他们身后的时代：“这个世界会好吗？”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就再没有在北京见过传统的私营早餐馆。我时常会想起楼下那个三口之家安徽安庆人的餐馆，开了不止十年，他们的孩子早已从孕中胎儿走到小学，以前我早起去吃的包子和油条、豆浆和馄饨，包括他们赶早摸黑的勤劳，都已经消失在城管的制服和强拆公司的利润中，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现在何方。那年年末的一个晚上，我和太太开车去几公里外的皮村，那里的夜色，除了北京的标配霾、和漆黑的陋巷里喷涌出来的酷寒，还发散着诡异的寂静，像聊斋里的午夜荒野。那些每天奔波于市区与郊外简陋租室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基本上都已经走了，他们无法在这个寒冷的世界里餐风露宿，正如我们也不能。
今年2019年，离茨威格夫妇自杀已经77年，离梁巨川自杀也已过了百年，人类对“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回答依然闪烁其词。在这一年里，中国和世界继续各自隔墙沉沦，加速向深渊花式下堕。以全球论，不只是中美在继续对抗——我们并不知道暂时的缓和协议能扛多久，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抵制也在加剧，冷战史大师加迪斯几年前担忧世界秩序重回一战前那种混乱状态已是新常态——除了委内瑞拉和巴西的乱局，即便是被视为南美之星的智利都发生了暴乱。以中国论，经济继续下滑已是老生常谈，已持续半年的香港悲壮民运、触世界众怒的新疆上百万维族人被剥夺自由的集中营，成了更加怵目惊心的存在。在它们面前，中共对民营经济的持续摧残，意识形态领域长勒绞索导致的出版业、新闻业、律师业等诸业沦亡，都显得没有那么可怖了。
70年来，党国对少数民族采取的那些莫名其妙政策，正在一个个爆仓。中国人原本是种族意识比较弱的国民，经过中共的努力，不但无谓地区分出许多“民族”，甚至连原先不存在的民族都被硬造出来——比如壮族，以适应所谓民族大团结的意识形态。这种民族政策上的破窗战略，不但没有创造出所谓的民族大团结，反倒人为制造出许多本来不存在的民族分裂。一方面，为了所谓民族团结不惜谄媚各少数民族，中共特意给他们许多有别于汉人的特权，除了少数民族学生降分进大学、在所有大学设清真食堂、在各地大兴土木建清真寺、对汉人搞种族灭绝的计生暴政期间同时鼓励少数民族生育，制造逆向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为了维稳又大肆剥夺维族、藏族等各族本是人人该有的基本人身自由、剥夺他们按照自己习俗生活的自由，他们连到内地住酒店都会遭到更多的限制和盘查，制造无意义的仇恨。荒诞的是，这两套原本南辕北辙互扇耳光的民族政策居然同时同地同对象地进行，迄今大行其道。蒙田说，“摇尾乞怜和趾高气扬是一回事”，在中共的民族政策里，我们找到了几乎最完美的案例。经过党国70年来的不懈努力，现在至少藏族、维族终于和汉人进入水火不容阶段，还有哪些别的少数民族有着类似却被活埋的恨意我不知道。本来，种族敌意是由共产极权衍生的副产品，却不幸成为独立于“极权-自由”冲突之外的巨大政治癌症，多年忍受同一个奴役者的奴隶们，不把精力聚焦于对付极权者，却忙着自相残杀。
在惨和更惨甚至极惨之间选择——其实没得选，只是自然地走向了极惨。这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王朝时代的中国，百姓们温饱都难，倘若运气好，遇上个稍微正常一点能让大家吃饱饭的皇帝，人民一般也享受不了几年，中华帝国的皇帝，要忍住不折腾，实在是件为难他们的事。吃饱饭在中国向来只是个例外，就像最近40年。败家子皇帝迟早都是要出场的，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其实特别习惯——没有战乱就该烧高香了不是吗。前两天我跟太太说，读各种史书，就觉得，古人那句“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实在是太对了，无论如何，战争都是最可怕的。太太说，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这句话。其实，乱世岂止是战争年代，中国的老百姓在官府的“治‘你’能力的现代化”之下，基本上都是处于官府针对人民的内战状态，少有不是乱世的时代。
二
经过几年的强力打压，中共已经将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从微博上悉数驱逐，由年轻小粉红们组成的举报大军，协助党国完成了这一事业。我的微博转世了十年，用了343个账号，现在已经很难再申请到新账号，网上买来的账号也都各种受限，无法使用。随着新闻业的基本消亡，重大社会新闻只剩下几家媒体时不时有点报道，其他的差不多都已告灭。小粉红们不懂，一个消灭了新闻和批评的国度，灾难随时都会降临。
在最初的挣扎之后，随着平台的丧失，我对公共生活也逐渐失语。香港民主运动、新疆集中营事件、台湾选战、英国脱欧、美国众议院弹劾特朗普、华为251事件、北大学生会副主席逼死女友、外卖小哥激愤杀人、杨文大夫被屠杀……，或眼花缭乱，或痛心疾首，但最终并没有说话，力有余心不足。于我，失语的主因甚至都不是公共平台的丧失，“大家伙一块儿说了几十年怎么还越说越回去了”的荒谬感和无奈感，才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以前那种对公共事务频繁发言的冲动和习惯就都消失，陪伴女儿的乐趣，阅读和写作——向历史中搜寻人类良善生活的可能经验取代了这一切。
最近半年，我每天接送女儿往返于托儿所之间，周末两天她才在家。我们时常在路上见到各种人和景象，女儿每次看到卡车都会兴奋地大喊：“卡车！”有一回，我们看到一辆疾驰的卡车，敞开的车斗上坐着一群建筑工人，看着晚秋萧瑟寒风里皮肤黝黑的他们，我跟女儿说，“宝贝，那些叔叔都很辛苦，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平，你长大了要对他们好一点。好不好？”她说，“好！”我知道女儿还不懂什么是辛苦，她的世界里现在还没有苦难，只有小梅趴在大龙猫的肚肚上睡觉，还有愛莎和雪宝，但我希望她将来既要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生存，也能仁慈地怜悯他人的苦难。
以前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会很愛孩子，现在有了女儿，才知道原来那么愛她。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我对她多少有点歉意，但还是觉得，也许我可以用全力去愛她来弥补，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尽力将她培养成拥有自由和愛的能力的好人，也许更重要。
几个月前，刚读了奈保尔《信徒的国度》的太太感慨说，大体来说，整个人类都很烂，以前常常觉得咱们中国特别不好，看了这本书就觉得，可能我们不是最糟的。最近一个月，英国历史学家马佐尔的《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和罗威的《野蛮大陆：二战后的欧洲》（尤其是后一本），让我惊觉20世纪的欧洲比我之前了解的糟糕还要再糟糕一百倍，从各种观念瘟疫诸如宗教分歧、主权竞争、种族清洗、阶级斗争里，人类真是挖空心思地寻找自相残杀的快感。虽然从人口数量上，中国一个太平天国的罹难创造力就抵得上欧洲几百年合计制造的死亡人数，但欧洲依然让人惊悸，因为那毕竟曾是人类最文明的一片土地。
我知道用辽远的历史巨镜来照映当下的生活，显得无厘头甚至可笑，但我依然对明天有着某种恐惧。女儿会长大，她会有许多朋友，在最愛她的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她和她的朋友们能够继续享有和平吗？——其实我们自己能不能躲过战争都还是个未知数。如果遭遇许多不公正，她们会怎么做？如果她们抗争，会很危险吗？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个世界的昨日与今日，与这个世界的明日息息相关，今天的深渊并不是昨日的平原。
三
应某媒体之约，上半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柏林墙的长文——今年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交稿后不久，因为众所周知或众所难知的原因，这家媒体遭到整肃，约稿泡汤，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11月8日去柏林。我和太太想亲身感受一下那堵历史的高墙，虽然只是遗址。
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的30周年纪念日，那天的柏林，寒冷、阴郁，一如其历史。那一周是德国的纪念周，9号那天，照例有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我们从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住处赶到勃兰登堡门，发现人山人海——不过，显然我们无法融入他们。于是，我们匆匆继续我们自己的旅行，参观那些盖着历史印章的战前世界。
柏林之行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那是个过于沉重的地方，连续数天参观各种博物馆，艺术类的最多只占到四分之一，其他的都是纳粹和东德时代的罪恶历史。柏林墙遗址或许是这些罪恶历史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地方，因为墙上还有后来陆续增添的艺术创作，包括东边画廊那幅勃列日涅夫与昂纳克接吻的巨幅画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对许多问题丧失了年轻时那种斩钉截铁的笃信，就像我的牙齿，十年前我还能用它开啤酒瓶，而现在却冷热酸辣都会疼，已经担当不起任何硬核的撕咬。知识人也许是特别容易分裂的群体，对公共问题的态度不一就足以产生过量的敌意。比如，全球知识分子群体中依然存在的左右之争（我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偏右，文化方面偏左），左派总是把右派看成铁石心肠的冷酷者，而右派则把左派看做没脑子的蠢货。动机论和智商论都是辩论大忌，如此各执一词，永无交集。事实上，正如左派没有右派想象得那么蠢，右派也没有左派想象得那么冷若冰霜。他们只是看待世界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异、且各有胜场、各有短板罢了。在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通常总是太左了就会被右回来，太右了被左回来。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勒泽布是个律师，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争自由，在暴民面前为国王争权利，但他的生命终点是断头台。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公正的，当然结局通常会不太好。
我的朋友里自然不会有替官府说话的人——除非官府真的做了超出他们责任之外的好事，而这显然不太可能，不过这种一致并不妨碍也会有分歧，比如人民可不可以批评、伊斯兰教可不可以批评、政治正确可不可以批评等问题上，我的观点以及尤其是我的直言不讳多年来都在招烦惹厌。于是，冲突倏忽而至，在柏林的一次聚会时，当观点分歧变成了对我个人的攻击之后（那天喝多了想不起他们具体是谁，有些幸运在于遗忘），我也顺势自嘲，挽救场面于尴尬边缘。朋友们之间有时难免会争论甚至争吵，但有着现实交往做底，只要不是过于激烈的冲突，总有避免变得敌对的方法。
前段时间，香港问题上，我跟一位多年好友发生了分歧。我在支持港人民主追求的同时，无法赞同针对普通平民的暴力——无论它是来自抗议者还是来自中共假扮的栽赃者，而他认为这是民主社会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罹受者只能自认倒霉。我认为法治是底线，无论谁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当然应该是良法而非恶法），伊都应当受到基于正当程序的法律处罚，民主运动这个标签再宏大，也不该成为犯罪的护身符；为罪行辩护，是与民主运动自相矛盾的。试想，如果我是那个被点燃全身者的家属、亲友甚至他本人，我会认为这跟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吗？有部德国电影叫《柏林女人》，是讲二战结束时苏军对德国女性的强奸事件的。历史上，1945-1947年间，有两百万德国女性被苏军强奸，所以当德军最后败退时，东线的居民也纷纷往西逃亡，人们害怕苏军，苏军也不会因为与纳粹作战就不是流氓了。是不是流氓最终是由行为决定的，西方谚语说，如果一个活物长得像只鸭子，叫声像鸭子，走路像鸭子，那么它就是只鸭子。我们在防止愛国成为流氓避难所的同时，同样有必要防止把民主也变成流氓的避难所。党国已经给流氓恶棍盖了太多避难所，我们就无需再加盖了。
好在这一分歧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困扰，数十年的朋友，观点不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我知道，有些更含蓄些的朋友，对我持这样的观点会既颇不以为然又不露声色，认为我对香港民运无一力支持却吹毛求疵。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运动，有瑕疵是正常的，但要把美女脸上的刀疤说成是美人痣，真做不到。
四
如果要为2019年找个关键词，必定各说纷纭。在我的信息世界里，这一年接收到最多的信息是“举报”——一般都是某某大学某某教授因为在课堂上发表什么言论，被“正义感”爆棚的学生举报了，停课了。举报本来是个好词，是指法治社会里普通公民对违法犯罪现象的纠举行动。但就像《围城》里赵新楣评价大学导师制时说的，“想中国真利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在一个尚未建起法治社会——不但还没有建起来甚至统治者全力防止人们顺利建立起法治社会——的国家，举报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它反映了部分的公民精神，比如对诸如谋杀、盗窃、抢劫、强奸等通常会被全世界都视为犯罪行为的举报；而另一方面，极权社会里常见的两种告密现象成为全社会的伦理绝症，一种是借权力快刀剪除私利障碍（比如微博上一些相互对立的影星粉丝群举报对方明星不愛国之类相互厮杀），还有一种是被谎言教材毒害的学生借用权力剪除观点与教材不同的教师。这后面的两种情形本来也都一直存在，只是至少在十年前，举报还往往会被人鄙视（现在也被许多人鄙视，只是鄙视者毫无公众影响力），是违背江湖道义的同义词，而现在，它却成了不少年轻人对付自己老师的常用手段，无论用它来获取学分，还是用它来报复。这说明，即使社会未必鼓励这种行为，官府鼓励了就特别见效，一些年轻人学着官府做中国梦，不管会不会做成别人的梦魇，至少他们自己很开心，有着超级VR的逼真效果。于是，幻象即美景，认贼作父和认父做贼，一切的黑白颠倒也就无所谓了。
我和太太时常也会议论这些“举报”老师的学生，不经意间就会担心将来长大了女儿会不会也受影响变成这种无耻之徒。一位朋友的儿子，中学时成了班上唯一没有入团的孩子，这相当于当年纳粹德国的中学生没有成为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纳粹时代，全国98%的青年人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员），时常被我们称道。不过，成为少先队员团员甚至党员什么的，我和太太也都不觉得算个什么事，我的师友里就有不少并不太喜欢他们党的党员，当年入党只是少不更事的误会，甚至是想改变他们党的掺沙行动。外套商标并不能决定个人品格，衣服里的肉身具体做了什么才能反映人的真德性，公域私域莫不如此。我们当然不希望孩子长大了变得让我们认不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孩子并不是父母的附件，女儿会按她自己的意志擘画将来的人生，我们做父母的，能提供的参照系最多只是自己不成为自己鄙视的人。如果社会的洪流将我们的孩子卷走，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茅屋太脆弱被冲毁了，而我们也没有抱紧她。
五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仿若游魂的存在——“游魂”这个词原本是余英时先生用来形容20世纪儒家的——不过，现在儒家倒是风生水起。汉学家列文森曾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谈及胡适的自由主义何以在中国无法生存，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这一传统，中国人不习惯。我很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官府和民间的夹击中已经几乎被挤成了一幅遗像，在地底尚未破土，就已枯黄。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做个自由主义者，如王小波所言，知识分子只能做自由主义者。80年代有人投书中青报，问“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成为悬挂于各个时代上空的苍茫问号，迄今在锤击着包括我在内许多人，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路已经窄得似乎最多只配当条未来的草蛇灰线。
自由主义者和任何人一样，长着同样沉重的肉身。每当我和太太去一个地方，在享用了最初几天的当地美食之后，就开始想念家乡的饭菜，有道是，胃是最“愛国”的。自由主义即便备遭故土掊击，依然未必会成为世界主义者，做世界主义者是件很难很痛苦的事，这是沉重肉身的赘疣。即便像茨威格这样天生的世界主义者最终都被抑郁症摧毁，哈金的小说《自由生活》里说流亡者“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这是很准确的感受。帕斯捷尔纳克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向苏联当局请求不要驱逐他，离开俄罗斯他会死。想想当年托马斯·曼的弟弟亨利希·曼落魄的流亡生活，再想想布罗茨基在西方的优遇、焦虑与早逝，哪怕是像托马斯·曼那样随身携带了“德国文化”的伟大流亡者，就知道世界公民也许只是个过于高迈的理想。
这可以解释为何四九鼎革之际，有那么多聪明人即使已经看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依然立于危墙之下；还可以解释当下的许多人眼见这个国家在加速沉沦，依然眼巴巴地不走。侥幸，以及对未知的恐惧，都足够让人与高速飞驰的命运列车迎面相撞，粉身碎骨。
前段时间华为251事件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即使你上学985，工作依然996，得罪了公司还会被251，如果你维权，马上404。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回她网购了两杯咖啡，送咖啡的小哥在路上不小心洒了半杯，他给我朋友打电话告知实情，她说没关系，放在办公室门口就行，她一会儿到。不久那位送咖啡的小哥又自己掏钱去买了一杯咖啡送过来——他没搞清楚“没关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担心被投诉。可见他已经被整得像惊弓之鸟，我们认为很寻常的词语，他也丧失了基本的理解力。
中国电商的高度发达，就是建立在毫无话语权的底层从业者如此战战兢兢基础上的。在德国旅行的时候，我听说德国人绝不加班，下班之后不谈工作。但我们这里，双十一期间，一位快递公司的员工告诉我，他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在两点之前睡过觉，而他们早晨不可能在六点之后起床。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一天最多就睡四个小时，我的朋友梁文道先生一天睡四个小时是天赋异禀，但这些快递小哥们好像不是。
这是个等级制无处不在的国度，一个在公司处处受欺压的白领，在家里可能就是个欺负快递员的人，原因仅仅是快递员好欺负；当电商平台为了利润不顾自己员工死活去讨好市场的时候，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应该自动自觉地去校正。太太和我都从来没有催过快递员，有时候他们为了赶时间需要提前点击送达，我们也都理解。只要投诉，不管有理无理，一概处罚自己的员工，“顾客是上帝”这种变态的论调迄今还有无数市场，契约——公平公正的契约——精神还遥遥无期。梅因爵士《古代法》所谓身份到契约的近现代演进路径，在中国还是条血污泥泞的羊肠小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担心，这一切都会有报应。就像新疆集中营事件将来必有报应，华为251事件以后也会有报应，现在的电商就不会有报应吗——本文尚未杀青，就发生了一起外卖员激愤之下怒杀顾客的事。谁都知道杀人是犯罪，问题在于不就是下单买份外卖，何苦去苛待甚至羞辱跟你一样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天涯同漂？还有各种从事城市服务的工人们，他们每天做什么样的工作，吃什么、睡哪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吗？农村生计无着、受各级官府欺压的农民们，他们的贫穷、委屈和怒火，如何才能健康有效地释放？
所有这一切的报应，会在什么时候，落在谁们身上？这一切都在召唤毛泽东的幽灵亡者归来，再造肉身。这个20世纪人类最冷酷的魔鬼之一，在他的信徒们那里已经成为圣人，压在国都心脏位置上他的巨大停尸房，会不会成为下一轮动荡所向披靡的图腾？追求法治与私权的自由主义中产市民们能在未来可能的国族自残中幸存吗？
十年前，我跟太太说，我们的好日子就要过完了，十年过去，本该知天命，我却更加迷茫。此刻，猪肉开始疯狂涨价，就连鼠疫这样的瘟疫也开始进入人们视野——没有扩散，但我这种喜欢历史的人依然对它有种莫名的恐惧。历史上鼠疫向来是某种重大转捩时代的噩兆，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雅典，欧洲13世纪、明朝崇祯的最后时刻。
未来就是还没有到来，沸水煮开之前，沸腾也没有到来，然而终将到来，只要火继续烧着。我恐惧的未来会是什么并不知道，当下却让我流连。浮士德临终前说，“你真美啊，停留一下。”这是我随时会有的心情——我自私地希望女儿别再长大，可以永远听她说“爸爸抱”，听她在楼下大喊：“萧瀚，我拉完了，下来洗屁屁。”孩子的幼年如此短暂，在这两年里，我和太太除了两次出国加起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和她在一起，其他时间，每天都和她在一起，这很简单，也很普通，就是幸福。不过，幸福向来都是易碎品，愛是种边际效用递增的灵魂食粮，在这个时常破碎的世界里，至少还有一些我们或许能够掌控的完整，珍惜它们是我们少数可能做好的事。
六
年末将至，凛冬已至，我们在一阳来复的冬至之前，带着孩子去一个公共设施最善待孩子的地方。那里的许多建筑，就连上下楼的楼梯扶手都分上下双层，矮的这层扶手是给孩子们准备的；在那里，我们随时可以找到给孩子换纸尿裤的设备，因为几乎所有公共设施里都会有；那里也是世界上最让人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即使只是来呆个几天的外国人，晚上出门也不会害怕。
这次在京都，每天晚上从一个宾馆附近的吸烟区抽完烟，我总喜欢到边上的三条大桥上呆几分钟，看过往行人，看万家灯火后面的静谧，这座日本最古老的石柱桥上还有天正时代的刻字，也许这里向来都有着相似的宁静，除了155年前西边百米远的池田屋那次成就新选组及其局长近藤勇和副长土方岁三的围捕行动。
虽没去过世界上所有地方，但我大胆猜测日本很可能是游客能够体验到全球最佳服务的地方，日本人的克己、勤奋、守时、整洁、礼仪、服务品质、商品质量，无论整体还是单项，都足以傲视他国。至少我们自己，在日本旅行那么多次，从来没有过不好的体验。
然而，就在我们在琉璃光院吃了闭门羹回来的那个下午——那天晚上是今年的平安夜，太太从新闻上看到杨文大夫被患者家属屠杀的消息，是的，屠杀，不是一般的杀害。借来的静好岁月，被来自祖国的血水狂澜彻底污灭。日本医疗已经多年在全球医疗体系中排名第一，2015年我在东京访学的时候，太太曾经为了一个小病体验过一回，迄今念念不忘。那次就医，治疗过程体贴有礼，费用合理、医药分离、疗效极佳，至于医闹几乎闻所未闻——去年在兵库县一家癌症医疗中心刺伤大夫的是一名中国患者，我们的医闹“文明”作为一种软实力和中国梦魇的一部分终于走向世界了。
无论我自己，还是我太太，每次在日本都会感到生活如此的不真实，太太把这种状态视为平行宇宙——“既有世界的那条时间线上的烦恼变得很遥远”。我们喜欢日本，但那不是我们的生活，甚至过来旅行本身都是奢侈的。
前几年看到过一个新闻，2016年4月熊本地震发生时，宇土市政府大楼4层部分坍塌，日媒报道说因为政府预算不够，这栋已经51岁高龄的老楼13年来一直将防震加固的机会让给学校。这种新闻不免让人想到汶川，是的是的，那不是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这里，没有几幢政府大楼不是大大小小的金銮殿。
年初的时候，不少经济学家说，2019年可能是中国接下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现在再过几天就要进入2020年了，明年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甚至未必想知道，我唯一可能知道的是，明年女儿的表达能力会更好，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期待的，是她将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惊喜和满溢得无处安放的幸福——不管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深渊凝望着我们，天空中滚过巴西的惊雷，风中似乎还有百年前的积水潭寒烟。“小梅趴在大龙猫肚肚上睡觉”和杨文大夫被屠杀，是同一个世界的故事，天堂和地狱两面镜子遥遥相对下的惨酷正是荒诞的起点。杨大夫被屠杀居然使我莫名联想到1922年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拉特瑙（一位罕见的天才和伟人）的遇刺事件。我不知道时间之箭有什么奇怪的拐点，也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会有什么无厘头的古怪联系，只是想起历史学家哈夫纳对拉特瑙遇刺的一段评论，他说“显然，未来并不属于像拉特瑙那样的人物——必须努力充实自我，使自己具备非凡特质；反而属于像张三、李四那样的货色，只需要学会开车和放枪就够了。”
再过几天，今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史铁生去世满九年的日子。铁生在世的时候，每次见面完回家的路上，我和太太都会立刻想到，铁生都能这么快乐地生活，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快乐？想起布罗茨基的一句诗：
“何必惊讶地抬起眉毛，
要像汽车前窗上的——雨刷，
从脸上赶走莫名的哀伤，
让远方不再模糊。”
2019年12月6日初稿
2019年12月2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