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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希望？五毛有文化？

冷眼

2021 年 12 月 9 日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百姓；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做五毛挺好的，都不需要逻辑和数据，只要高喊“我支持共产党”，任何胡说八道都有人点赞，这就是五毛口中“反智反中”的马特市。（#五毛乐园马特市）自由的土壤不一定结出硕果，但独裁统治必然形成扭曲人格。

显然某些人历史学到歧路了还在刻舟求剑套在西方身上。感觉很"智慧"很“忧国忧民”的样子。

更可怕的是连历史都不懂，张口闭口野史野史，一问他历史，就是毛泽东好棒棒。这样的人不要说学术有问题，就连人品都值得怀疑。毕竟不懂装懂和睁眼说瞎话，都不是什么好事。

东亚的格局与日本

孙文在日本

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和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左的思潮影响着世界，再加上战后秩序等一系列复杂原因。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本土意识日渐抬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独立趋势不可阻挡。因此，如果认真研究这个问题，自然会考虑到台湾民族自决与日本的泛亚主义。

1928年，台湾共产党于上海法租界成立，其党纲阐明追求「台灣民族獨立」、「建设台灣共和國」等，是最早期的台湾民族自决思想。

推动亚洲殖民地解放的，有日本的功劳。基于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思想。同时也是为了掠夺当地资源，实现八纮一宇的军国理想（一种说法）。但，不论基于何种意识，客观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欧美殖民势力，同时使得亚洲国家开始出现独立浪潮。亲日派在亚洲开始播种，直到今日，日本重新走向东南亚。摒弃法西斯主义，开展平等的国与国关系。反思历史，携手共进，而不是借着历史问题敲诈勒索，甚至搞霸权主义，强权思维，引来东亚国家的集体方案与防备。

于中国而言，北洋时代，国民政府时代，以及共产党政府时代，依靠列强的力量都没有改变过。不同的军阀依据地盘决定投靠的列强支持。如亲苏的新疆盛世才，陕西冯玉祥，山西阎锡山；亲日的奉系张作霖等。

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与赣南地区，有着世界规模第一的钨矿等稀土矿。钨矿成了对外援助的大宗物资，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媒介。同时，共产党的早期苏区与武装叛乱，需要的大笔物资也又偷采，走私钨矿获得。广东军阀陈济棠作为反蒋、连省自治的一员，对于任何反蒋势力均采取拉拢的措施。甚至在国民政府实施剿共时期，勾结日本，发动“两广事变”，致使共匪获得喘息时机。

赣南无出海口，因此，共匪控制的矿场要换取物资，必然要寻求一个不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进行走私活动。因此，陈济棠控制的港口就成了共匪走私的场所，同时，苏联也借由此向共匪运输武器等物资。此时破坏中国工业化的恰恰是共匪集团，不仅毫无建设思想，并开展血腥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实行烧杀抢掠策略，如土匪般流窜地方。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福建党史月刊》2008.10，作者王增勤。（五毛觉得是野史的，自己去找福建省委问个明白，这是你们共产党放出的材料，且写的遮遮掩掩，不过并非孤证）

可以说，落后的农业国要进行工业化追上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找列强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不论是其他军阀还是国民党，共匪集团，背后都离不开列强的影子。因此，在东亚日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日本作为亚洲列强，打击了东亚欧美势力，扶植了武装势力，培养了日后反抗的种子。苏联的颜色革命同样在世界其他地区播撒共产党势力。如中共，朝共，以及外蒙共产党等等。均以民族自决为由，实行“共产主义革命”。

不靠共产党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照样实现工业化。试问今天共产党没了，消失了，大陆就亡国灭族了，就不发展了？地球离了谁都照转。中共长期宣传的“自力更生”，则是夸大事实真相的虚假宣传。不论是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工业援助，还是美国在1972年后逐步开始的工业产业化对华升级，中共都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比较，血腥残酷的中共工业化政策，长期头重脚轻，不计成本与后果。最终导致集体化政策崩溃，在户籍制度与严密监控之下，仍产生了基于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包干政策。

（1953 年5 月，中共以国防军事工业及其有关的配套项目为重点，与苏联签订了第二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共91个项目，即2个钢铁联合厂，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8个有色冶金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3个洗煤厂，1个石油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7个化学厂，10个火力电站，2个生产磺胺、盘尼西林和链霉素的医药工业企业和1 个食品工业企业。1954 年10 月，又与苏联签订了第三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引进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项目共15项，并决定扩大原订141项成套设备项目的供应范围。至此，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这就是以后通称的“156项”。）

落后的工业化与沉重代价

中国食人史，人为制造的大饥荒

西方的政治和工业发展是两条线。一方面是社会科学，社会运动的迸发；一方面是科技上的创新。这其中既有残酷的社会运动，和人权思潮，也有科技进步，政治让渡的原因。

工业化发展只需要掌握技术，拥有原材料、资金和劳动力，就可以像复印机一样快速复制。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就是因为工业化是个复制过程。但是城市的本质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态系统，是建立在一套基础设施之上的复杂的功能机构分工网络，只能慢慢生长出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这就形成了上文描述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结构性格局———（《徐建国：中国城市化接力工业化》北大国发院）

日本对于中国科技，工业，农业等的扶持

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是外资的开端，也是中国工业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开端。闭门造车发展科技是不行的，起点太低，花巨大力气在某些科技取得进步，绝大多数顾不上的科技方面就会大幅落后。中国与朝鲜在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饿死不少人但造出了原子弹，等到原子弹造出来了，美国计算机和其他技术早已领先几十年。这样就导致了科技越追赶，水平距离发达国家水平越远的结果。

国民党收复租界，五毛眼中的卖国；共产党开出租借，反而成了“爱国”。可见这个爱国不爱国都是统治阶级的口吻而已，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么神奇。对于超国民待遇的外商，五毛心里有数。

以海南当年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去开发洋浦，较好的选择是采取以土地使用权换资金、技术的模式。协议规定熊谷组投资31亿港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洋浦建立重化工，包括消化天然气而建立45万吨乙烯联合企业、52万吨尿素厂、300万吨炼油厂、300万吨标箱玻璃、钛白粉厂等……占地较多，30平方公里才能满足。这是日资对于中国经济，工业做出的贡献，也是日本长期致力于日，中亲善的一个缩影。

小岛镣次郎多次前往青海考察访问，并不断在当地援建各类工程，在青海、中国西北部乃至全国影响巨大。为发展青海的教育、文化事业，1986年起，小岛镣次郎陆续捐资在青海援建了一系列大型文教设施，包括青海大学语言研修中心、青海省小岛文化教育发展基地、青海省博物馆新馆、青海民族学院体育教育馆、青海柳湾小岛彩陶博物馆等。

除了日资以外，献身于中国化学工业的丸沢常哉、中国天水-兰州铁道的建设者南古正直、中国动画电影界的开拓者持永只仁等一众日本专家。都是中共长期不大力宣传的外籍人士。中共长期操弄民族主义，破坏日，中关系，最终使得日本采取对抗中共的政策。

中共研究员对于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政策做出“温和批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其他视角审视历史。

【1975年5月22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并没有予以赞同，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后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决议。（损害农民的政策，即统购统销）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农业政策中的思想火花和当时制定的农业机械化规划一样，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酝酿和发展，就被突如其来的“文革”中断了。被大力宣传的，是充满着理想色彩的“五七指示”。文革”中，毛泽东试图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首先，他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
1974年10月，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1975年开展了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形势。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毛泽东在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时，又始终坚持一个偏执的原则：必须把“革命”放在首位，用“革命”促“生产”，不允许为生产而抓生产。由于他所说的“革命”，在当时主要是指“文革”，因此，所谓“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代表了“文革”期间多数情况下的冲突。
文革”全面发动后，与生产的第一次大冲突是1966年11月的全国工交计划座谈会。国务院和各部委负责人主张工矿企业不搞“四大”，工人八小时以外“闹革命”，不搞群众组织和串联。中央文革小组则坚持要工矿企业也开展“造反”。11月10日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安亭事件，毛泽东明确赞成了张春桥先斩后奏的支持“工总司”造反的行为。从此，“文革”的动乱扩大到整个工交企业，农村运动也由“四清”转入造反夺权。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纠正了经济领域的部分极左错误。但不久，毛泽东又认为这是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倒退”。1973年5月毛泽东指出：各级领导同志不能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生产当然要抓，但要注意路线问题。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生产就搞不好。②[②谭宗级：《周恩来与中共十大》，《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7月，他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这一批评也写进了中共十大报告。
……1964年制订“三五”计划时，农业和国防建设投资发生矛盾，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安排，提出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的一把双刃剑。他的根本失误在于，“文革”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因而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只能破坏生产。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期间经济形势的特点：一方面，经济建设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谈话中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的错误做法：“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⑤[⑤《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1973年6月，毛泽东接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又说：“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⑥[⑥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
1973年，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人提出的从西方引进预计43亿美元的化纤、化肥、冶金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及其后复出的陈云、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抓住有利时机，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掀起了自50年代156项工程后中国的第二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大规模经济交流活动，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具有奠基的意义。】

【】内为此文原文摘取。同时也反映出西方资本在中国的重要作用。

虽然中共的研究机关隐晦地批评毛泽东，但在文中闭口不谈的是中共政权来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共产党统一价格的“统购统销”政策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垄断的经营管理体制，忽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得价值规律无法在价格调节和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了粮食产量，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简单的说，五毛口中，共产党发展了工业化，只能算对了一半的结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放弃了广大的农村，以及制造了无数的冤案，血案。中共的研究机关作者在叙述历史时，也采取了“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不仅没有揭露共产党的刺刀政策残害的广大农民，工人，也闭口不谈毛泽东的奢华腐败。仿佛只是“走了一段弯路”那样轻松，完全虚构历史，突出中共在邓小平之后的“转型”利好，表面上是对于共产党的客观评价，事实上则强调了“党内调节”。变相的维稳文章。这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话里有话，话外有话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要认识到，任何一个政府上台，都会积极发展工业，搞好外交。在中共与苏联决裂，投入美国怀抱同时，不可避免的成为美国多边体系的一环。

中共践踏人权，破坏和平的例子。“和平珍珠项目”。

在1986年，美国援助中共的和平珍珠项目，改造解放军空军的歼八二，然而，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共血腥屠杀，镇压广场学生，促使美国开始转向军事制裁共产党政府，在大陆，共产党长期宣传这是因为美国漫天要价导致项目告吹，实际上则是他们闭口不谈的独裁血腥屠杀。

千禧年之后的意识形态之争

樊纲当年以反驳章家敦敦《中国即将崩溃》而出名。但以美国的出版，言论自由环境，章家敦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也不代表美国学术界的共识。同时，美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西方经济体均给予中国优厚的援助与扶持。比如直到2021年，我们才看到欧洲放弃给予共产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至今的20年时间中，除去因为六四而导致的武器禁运外，经济上，西方对中国采取接纳的态度。最近中概股在美国全面退市，习近平当局经济硬着陆即将到来。恒大地产的暴雷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长期以来，中共经济体制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