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深夜的列车
长途火车上买硬座票的,除了省钱的学生,还有不那么赶时间的人和做小本买卖的人,剩下就是农民和民工了。而买无座票的人,多半是民工。因为他们接到活儿都是临时通知的,并没有提前准备的时间,所以买不上硬座、硬卧车票是家常便饭——票都被别人买完了。而软座、软卧的票价又太贵,更别提动车高铁的票价了。
运气好的,花点钱补个硬卧票,能睡上一觉;运气次一些,就到处找空余的座位,能坐一会儿;最次,就只能在整趟列车来回走动,找个不挡道的地方蹲坐着,或者站着、靠着车厢壁。
我上火车的时候,属于我的座位上躺了个大叔。我站着看了他两眼,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醒了。他对我说:“你去前面几个车厢坐嘛,那边空得很。”
“我上车的时候乘务员往这边指,我就过来了……”
我无奈地看着他。
我也不清楚接下来的站点上车的人多不多。在车厢里,一个人乱坐就会导致好多人乱坐。人少的话倒没关系。如果人多,总有一个瞬间大家得纷纷站起来寻找属于自己的座位。
放好了行李,我选择了坐在了大叔对过,这样他还能躺会儿,如果一会而人变多了,我也不至于要走很远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但他显然已经醒了,开始和我旁边的大叔聊天:
“今年开工的真的好少,几乎(整个)房地产都停掉了。”
他们聊起了工作。坐在我旁边的大叔是做木工的,河南人。
一听是河南木工,坐在对面的大叔赞许道:
“河南人肯吃苦。河南的、四川的,工地上都怕了。”
“哪个地方不吃苦。”
木工大叔淡淡地说。
“新疆的项目招人,听到是河南人、四川人,就不担心了。”
对面的大叔仍在感叹。
聊了会儿,木工大叔客气地询问:
“你是做什么发财的?”
“搞饭。”对面的大叔谦虚地回答。
他没有说自己具体是做什么的,但听着也知道是在工地上干活的,对工地上的事情十分了解。
听他们聊天说今年80-90%的房地产都停工,好多人都没事做。我又想起了那些烂尾的期房,和维权无门的户主。众生皆苦。
无座的人来来往往,他们大多是民工,有共同话题,相互之间聊得来。
因为坐得太久,大家都成了片刻的朋友。
他们很多人从中国最发达的两个区域来回跑、接活儿,途中多半还要转车。从珠海到上海就没有直达的火车,需要先坐车到广州,才有直达上海的车。他们长途跋涉,坐着最便宜的火车。因为动车高铁的价格很高,负担不起。有那个钱,还不如直接坐飞机。
一位黑皮小哥说从嘉兴到广州的高铁要600多块。
“钱都花在交通上了,”他苦笑道,“没办法。”
我查了一下,其实是700多块:从嘉兴到广州的高铁只有一班,得坐将近8个小时,从嘉兴南站到广州南站。二等座售价754.5元,一等座售价1240.5元,商务座则是2376.5元。我都不明白整个中国,谁会花这么多钱坐车。而T字头的火车也有一班直达,只要192元,但历时18个半小时。这样只有一班直达的便宜火车票很难抢,不一定能买到。
“现在很少有人去购票处买票了,都在网上买了。”搞饭大叔说道。
另一位大叔接嘴:“网上买票贵!我上次多花了50块钱,说是什么服务费。”
其实网上购票和线下购票的价格是一样的,只不过很多购票app都会默认勾选服务费和保险,这样一来,购票人一不小心就会多花钱,售票方就赚钱了。
他们看着我、他们身边唯一的年轻人,忍不住说:“还是年轻人搞得懂,我们都要被骗钱。”
“哪里!”我摇头,“前几天还有朋友和我说买票多花钱了呢。我自己买票也得很小心。”
还有大叔说线下买票也会贵几块钱保险费,“你不说,他就给你买了。所以我每次都先说不要保险。”
“他要先问你的哇!”
“你去试试看?问都不问(保险)就给你买好了!”
按照规范,是否需要保险得看个人意愿,售票处需要询问购票人,确认了才买。然而,不同人的经历也不同。网上购票也有可能被“加塞”,线下购票也有可能多花钱,防不甚防。
其他人开始安慰:“没关系,买了保险到时候出事了还可以赔钱。”
“这种保险要死了才能赔吧?”我忍不住提醒。
他们都笑了,笑完还不忘补充一句:
“保险都是骗人的。”
保险是一种很聪明的现代制度,我很想替保险正名,然而转念一想,保险在中国语境下的确是骗人的。「保险」本身不会骗人,但是销售人员会。为了大力发展保险行业,中国将保险销售的门槛降得很低,在制度完善之前就吸引了一帮油嘴滑舌的骗子,到最后整个保险行业的名声都臭掉了。
他们还感慨现在的大巴座位间隔很小,人坐着腿伸不直,以前的大巴不仅腿能伸直,而且人还能调整座位躺下。他们聊天的内容对我而言是个全新的世界,他们不仅见过,而且记得中国生活的变化。
从别的车厢走来一位黄皮小哥,在搞饭大叔边上坐下了。他拿着手机刷着短视频,他的手机连接着租来的充电宝。他一边玩一边抱怨这种共享充电宝,充的电都不经用,不如自己买的充电宝好。共享充电宝充上的电,没一会儿就用掉了。旁边的黑皮小哥笑着附和,那肯定是不如自己买的质量好。
百无聊赖的黄皮小哥瞥了眼身后,“那哥们还带家伙呢,往地上一铺,睡得比谁都舒服!”而他自己,因为找不到舒服的地方睡觉,也没别的事情做,只好一路刷手机。过了会儿他又回头感叹了一句:“第一次见着坐车还喝白酒的,牛逼。”
在列车的走廊、厕所的对过,在一堆我看不懂的电表边上空出的那一小块地上,他提到的潇洒大哥正在睡觉。他在地上铺了毯子,睡得很香甜。虽然仍然屈着腿,但显然比大部分站票、坐票的人睡得舒服多了。
在长途火车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都是无所谓的东西。能让自己舒服一点,就是一点。
这些民工大叔大哥们,有的人坐了十几个小时,还有的已经坐了二十几个小时。他们的票多半是无座的票,能不能找到座位全凭运气。这次运气好,车厢里空座位还算富余,没有人坐在地上——除了那位“自带家伙”的潇洒大哥,他正躺在地上打呼呢。
我坐过更挤的列车,座位上坐满了人,地上也坐满了,大家歪七扭八地睡着,蜷缩着。因为列车上的小桌板不够大,不够面对面的几个人分享,有些乘客就轮流趴在桌上睡。睡一会儿,到站醒了,再与身边的人交换座位,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趴在桌上睡,这样稍稍舒服一些。
K字头T字头Z字头的火车,座位可不像高铁动车上的那样可调节,它几乎是笔直的。人很难后仰、靠着座位睡。相比之下,趴桌睡这样原本会让人不舒服的睡姿都显得舒服了。(K是快速,T是特快,Z是直达,但比起动车高铁,它们都是慢车。)
黑皮小哥说他以前出门打工的时候,还见人睡行李架。这回年长的搞饭大叔也惊讶了:
“行李架上怎么睡人?那很危险!”
黑皮小哥笑着说:
“是危险,但也有人睡。”
他们聊起来说以前车厢连接处、抽烟的位置也要抢,抢起来还要打架呢。他们还说那时候厕所都没法上,厕所里很可能也有人在打瞌睡。有女孩子因为没法上厕所,都憋哭了。他们说那时候的火车是真的挤,挤得人都没法落地。个子小的女孩子很可能是悬空着的,都不用走,就能被人挤人“抬”上车。
黑皮小哥站着和大家聊天,他的堂弟睡着了,一个人占了三个座位。但他心疼弟弟,就自己站着。其实弟弟长得比哥哥还要高壮一些呢,反倒是哥哥看着瘦瘦小小。旁边的大叔劝他在弟弟睡觉时稍微挤一挤,也能坐,他笑着摇头。一会儿弟弟醒了,看见哥哥站着,立刻竖起身子,招呼哥哥坐下来。
弟弟要去找他的姐姐,先下了车。我看见他走路有一点跛。哥哥说过几天弟弟会来找他,所以他先帮弟弟把行李带过去。他指了指行李架:弟弟的行李箱是个28寸的大行李箱,稳稳地放着行李架上。
深夜,上车的人少了很多。车上的座位也渐渐空出来了一些。终于所有人都有了座位。只有潇洒大哥还躺着地上呼呼睡。他睡得可比别人舒服多了。
另一边,离他不远的搞饭大叔话很多,似乎跟谁都能聊上。只要不在睡觉,就可以找个人唠唠嗑。听他和黑皮小哥聊天,才知道后者是瓦工。大叔虚心请教了很多装修上的问题,我也认真地听着:为什么不要选全包、装修生意有哪些油水、怎样买建材更便宜、哪种工艺又便宜又好……
可惜我连他们聊天提到的术语都不能完全明白,只是听了个大概。
黑皮小哥脑子里的专业知识很多。也许是平时干活不需要动嘴,现在一下子说很多话,就有些磕磕巴巴了。等他要下车时,我才发现他的行李只有背上的一个小背包。弟弟的行李是他自己的好几倍。
“要不是亲弟弟……亲堂弟,”他修正了措辞,“谁还帮你带行李啊?”哥哥提起弟弟,一脸宠溺。看来照顾弟弟既是责任也是快乐,当哥哥的临下车也不忘和我们一群陌生人多说两句。他就这样背着小包,推着大行李箱,笑着下了车。
我们这节车厢的列车员又高又瘦,有点年纪了,发色有些灰白。
他站在走廊,心满意足地望着车厢。我以为他是要下班了很开心呢。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又把门打开,从不知什么地方取了一个口罩戴上了。中国的疫情已经“躺平”了,但很多公职人员的工作要求并没有改变,他们在工作时仍然需要佩戴口罩。
到了交接班的时候,要拖地了,列车员不得不把睡在地上的潇洒大哥叫了起来。列车员说话声音很轻,还用了尊称“师傅”,并且叮嘱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对方“慢一点”,好像生怕他起得太猛会跌倒在地上。
列车员认认真真放水拖了地,仔细检查了行李架,把有安全隐患的袋子取下,找到袋子的主人——按照规定,没有封口的袋子不能放在行李架上,但是可以放在座位底下。
他把旁边的行李箱重新排了排,填补了拿走袋子后留下的空缺,又把一个书包连肩带一起塞好。巡视了一圈,他又回去把自己的金属饭盒用开水烫了一遍,才锁门离开。他锁门的动作十分娴熟,似乎不需要看锁眼在哪儿,身体早就记住了它的位置。等他忙完所有的事情,又过去好长时间了。原来不是因为要下班了所以才笑眯眯的样子啊!他看起来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
等高瘦的列车员下班,过了没多久又来了一位矮胖的列车员。他指着车厢走廊、靠近门的一大包行李,厉声问讯:“这是谁的行李!?是哪个的?”
他的声音大到至少能把半节车厢的乘客吵醒,听他吼了几遍,坐在后面的行李的主人也醒了,默默上前把行李挪到靠边。
“挡住过道的门了!不能挡住门!”
矮胖的列车员教训了几句,就走了。
好不容易睡着的我也被他吵醒,在他走后,没听见谁骂,我就忍不住骂出声了:“自己不会挪挪么?非要把别人吵醒。”他进都进车厢了,说明行李也没完全挡道啊。他生得这么壮,有手有脚的,挪个行李也不乐意。其实只需要挪一下,并不远,而他不仅不愿意自己动手,还非要把人训一顿才乐意。其实那行李是高瘦的列车员为了拖地,自己挪到门边的。但刚拖完,地还是湿的,不方便挪回去。过一会儿地干了,他也就忘了把行李放回原位。而我清楚地了解,就算矮胖的列车员知道这点,他也不会责怪自己的同事。如果那行李不是一个巨大的蛇皮袋,不是“民工专属”的风格,他讲起话来恐怕还要客气些。
被吵醒的人们睁开了眼睛,又开始新一轮聊天。而中年男人聊天的尽头,总是政治。他们畅想了起来,如果当年国民党没输给共产党,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国民党恐怕打不过日军。一直打仗的话,到最后饭都吃不起。
“打起仗来,我们都是炮灰。”一位大叔感叹。
另一位大叔笑了:“炮灰也得上啊!你有的选吗?”
聊起历任国家主席,一位大叔说他们都有背景,另一位则反驳:
“胡锦涛有什么背景?他第一次上台发言都在抖!”
聊起领导人,坐在对面的搞饭大叔侃侃而谈:
“习李习李,你看是不是没人理?”
“胡温胡温,那几年是不是一直有瘟?”
“还是江泽民最怂!记不记得邓小平的死讯是什么时候公布的?跟三国那样,还扎稻草人呢,拿死人坐镇!其实早就死了。邓小平什么时候死的?1997年2月就死了!2月死的,他(江泽民)在收复香港以后才敢公布出来。”
(后来我查了一下,邓小平的死讯是二月公布的。回家问了妈妈,她也说是香港回归后公布的。有网友说是拖了一阵子公布的,但没有拖到香港回归。也许「香港回归后才公布邓小平的死讯」是个广泛流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谣言,既包含了大局观,又包含了阴谋论,引人深思。)
聊到不知什么话题,走廊另一边一直沉默着的大叔也发话了。他其实沉默了一路,不知怎么的突然有兴趣开口了。他说中国民航的飞机都是从美国租来的。话音刚落下,旁边的大叔们纷纷笑了起来:中国没本事造飞机?怎么可能!
“中国问美国租飞机,那是国民党的时候!刚建国是没条件,现在不一样了!”
“造飞机引擎的厂就在中国呢!你不知道了吧?”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反驳,走廊另一边的沉默大叔试图耐心解释,不是造不出来,是不经济、不划算:“为什么中国要进口大米?不是不能自己种,是因为进口的大米便宜。飞机也是这个道理。”
其他大叔继续笑着,觉得他在讲天方夜谭。中国的飞机怎么可能是从美国租来的呢?
坐在他对面的一位爱国大叔激动地说:
“中国的飞机要是从美国租来的,美国早就要打中国了!”
“不跟你们讲,一群井底之蛙喃。”
人激动的时候,说话都会带上乡音。
说着不讲了,他又忍不住补充了两句:
“中国的发动机咕咕咕咕咕冒烟子,美国的发动机声音都没得!”
其他大叔依然哈哈大笑,仿佛他是在讲笑话。
搞饭大叔与沉默大叔是老乡,两个人语速飞快地用方言来回了几句,我只听懂模糊的几个词。他们聊到最后还是一样,一位不停在笑,另一位则不屑于多说。
提起习近平,他们倒像是达成了某种共识:他们不约而同地抱臂在胸前。心理学家把这个动作解读为「防御」。这会儿就连刚才那位爱国大叔,也是一脸冷漠。他们嘲笑习近平不敢打仗,不敢打那个「美国老女人」。也许外国人的名字对他们而言并不好记,只有美国总统的名字耳熟能详,能记住,剩下的就不一定了。
“都骑到头上拉屎了!”
爱国大叔这样形容佩洛西访台。
“非洲人看病都不要钱了,我们看病还看不起。”搞饭大叔嘲讽起了习近平的国际政治策略。他一边嘲讽,一边轻蔑地笑着。看我笑得也很开心,他又将身子向前倾,和我单独说了句:“是吧?”
“网友叫他大撒币。”
我试图加入他们的谈话,但他好像没在听。看起来只是因为他看我听得津津有味,所以才象征性地询问我。而我,则在一瞬间感受到千百年来女性的处境,相同或相似。但我并不在乎是否拥有话语权,因为他们对我而言只是人间观察的一部分。而我对他们而言,也就是火车上的年轻过客。
我坐在当中,听他们从江泽民、胡锦涛聊到习近平。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很想说一句:
“马上要六四了。”
对于这个话题,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以他们的年纪,身边很有可能有许多亲历过六四的人。他们会如何看待胡耀邦和赵紫阳,又会如何谈论当时一腔热血的学生和工人呢?我很想知道,但抬头看了眼装在车厢报时字幕边上的摄像头,就沉默了。中国的摄像头是有录音的,如果我们在摄像头眼皮子底下聊六四,恐怕一个也逃不过。
又到站了,又有人要下车了,沉默大叔提了行李先走一步,继续保持着沉默。
爱国大叔抬头看了一眼临走的搞饭大叔,忍不住说:
“你那个老乡不懂!”
而搞饭大叔则笑眯眯地看着我:
“没得故事听喽!”
他笑得十分友善。这样的“友善”似曾相识:上次露出这样友善笑容的,也是位中年大叔。“你一个小姑娘,听我们一群大老爷们聊股票基金,很无聊吧?”他这样对我说。其实他们聊的东西,不需要真正参与过投资理财的过程,只要长了嘴巴,就都能聊。只不过他们通常不认为女性也长了嘴巴。在我展示了自己的基金收益后,他默默地闭上了嘴巴。——愚昧的人说话多,会显得很可怜;而聪明的人说话多,则显得尖锐而刻薄。所以我喜欢沉默的人:聪明的人沉默,能给别人留些脸面;愚昧的人沉默,就不会看起来太蠢。
搞饭大叔说完最后一句话后站了起来,开始提行李。我看着他,想象了无数种可能: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你老乡懂的最多」,他会有什么反应呢?是稍稍愣了一下,是继续笑眯眯,把我一并归为「不懂」的人?就算是后者,未来某一天,他能有机会知道「真相」吗?他会记得火车上的这些对话和欢笑声吗?他会不会和部分苏联人一样,直到苏联解体,还对已经崩塌了的信仰深信不疑?
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