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事小 XX事大

​ （这篇发微信公众号上不到一小时被删了。我觉得我已经尽力避免用关键词，有微弱可能性不安全的词我都加了间隔符号，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猛的文章，够温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这都能给删除了。要是人工智能那也太高级了，要是人举报我也很无奈，就写着玩玩，只有几十人看而已，至于吗？我也懒得搞一个无删减版了，把原文（包括标题副标题）弄到下面，谁想看谁看吧。）

近日西京出了一个孕妇因为怎样怎样所以流产什么什么的事件，而事情的细节我也不了解，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今天（一月六日）早上看到官报说处分了一些人、歉也是道了、文中也说此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所以我觉得事情的定性问题已经尘埃落定，不需要小民多嘴。此报底下有精选机制的评论，有荣被选上的评论大多是痛陈生命之可贵，严肃处理的必要，和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教训。

可是疫情以来，类似的事件我总觉得是隔一段就发生一次，发生完了就追责、做些补救措施，然后高呼“汲取教训，下次一定……！”于是此事的后续表态并不让我觉得这些人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决心，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情果真不再发生了。当然，现在据说西京要统计各处的孕妇信息，算是以绝后患。但是如果过两天出现了一个急性肠胃病因为怎样怎样不幸去世的，那西京是不是又要上门采集诸君的粪便以防万一？当然，我不是学医的，可能急性肠胃病不会死人，但是好像能出.事的又不止怀孕，统计孕妇让我觉得有些不足以应付所有情况，可能给西京住户都免费做一个全身体检比较好。

有些人会说，这样的处理结果完全英明。吾国百姓一向有社会责任感、有严明的道德纪律。只要大家忍那么几天，这种措施马上就会过去，统计不统计孕妇信息也没什么紧要的了，后续处理其实也是一种权宜。可是当前疫情当头，难保西京之后没有另外什么地方又被该死的病毒侵扰，而一被侵扰又难保女人不生孩子或者宠物狗不被无害化处理，所以私以为研究这些事情的起因比事后做好看的姿态要有用多了。

我还在共城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病例。这种破城市大概有病例的人也不会来。直到过了几个月，京沪广深已经允许开门做生意，街上涌出人流了，我的故乡仍然是将人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我和我的同学偷偷去闪着灯的店铺帘子后头吃一些暂时非法的麻辣烫。愚笨的我有一日被家人点醒，“谁敢担这个责任？”“与其……不如来得狠点，让他永远不会出事，这样乌.纱.帽至少……”。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敝乡领导上面的指令如果是安全，那么就要做到最大化原则，其他的干扰性因素比如经济、小市民的生计、生活的便捷……一概需退出考量。这样一来，就算其他干扰的东西做的不好也无关紧要，反正上面只看最重要的目标，可以永保帽子不丢。古人的智慧，做事四平八稳，XX事小，XX事大。

观敝乡大人们的作为，实在是十分现代，略读过哲学的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西方大名鼎鼎的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模型！泰西边沁、密尔诸公，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觉得人类活动并不牵涉什么基督教道德或者什么道德直觉，只要将效益最大化就完事了。人类如果趋向快乐，讨厌痛苦，那整个社会把快乐搞最多就完事了。放在共城，大人们看到“疫情防控，不出现病例”就是最重要的效益，那把它最大化就是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可是效益主义也有些问题。昔孟子说看到孩子落井而救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这是说因为恻隐之心而去救，而不是因为效益去救。当代大哲学家罗尔斯也说，效益主义无论如何变体来解释，比如有间接的效益主义（救童乃间接助于社会最大效益），最终错的地方在于没有把人当目的(ends)，而当了手段 (means)。做好事应是为了做好事，而不是为了效益来做好事。给人足够的追求好的生活的条件是因为人之为人，而不是因为效益最大化计算的要求。

当然，吾国官员想必也是读过罗尔斯的，他们并没有将效益主义发挥到极致。听闻东方有一个小国，大关国门，入境就.枪.毙，这绝对是把安全最大化了，疫情肯定是常年为零。想边沁如若地下有知他的理论在东方得到了贯彻，一定会在UCL手舞足蹈。

为什么要说效益主义呢？可能追求的效益也不一定是“清零”，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但总之这里的思想是把人当手段而不是当目的。于是乎就可以想到，近日在敝乡的防疫也是非常安全，一个没人去的景区现在也是外省人不能进入，外市人也要各种检测；又听说又一城市有三例就封锁；前一段说西南边陲有一个城市已经多少多少日如何；又说西北如何如何……有些得到了上面的关注，有些没有。得到关注的就道歉、严查、让官员负责；没得到关注的就如什么也没有发生，官员高呼：“疫情当前……我们要……”，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再跳出来说：“哈哈你看！要不是我搞得紧……”这让我不禁怀疑，那些道歉、严查、负责到底是给谁做的？出了问题被上面关照了才道歉，总让我感觉这道歉其实为的不是道歉，而是为了上面的人。或者，就算是为了下面的人，好像也只是暂时平息一下X愤，也不是真诚道歉。当然，这完全是我恶毒的揣测，我很想相信这些出来道歉的是真心道歉的。严查一些人，让他们下台也好像只是因为他们呜呼哀哉太倒霉了，搞大乎了，让上面蒙羞，让下面愤怒，而至于是不是为了真正的过失、真正丢失了的生命而负责，则有点模棱两可了。如果还有人觉得他们是真心道歉真心负责的话，这些事情一直出现，还不能说明什么道理吗？只要下一次管好分寸，或者更好的是：让上面不知道、下面也没有愤怒的机会（比如发生过的删消息、威.胁.当.事.人），是不是永远就不用道歉负责了？

这种心态在我们的话语并不少见：“出了事谁担的起啊？”“上面的指示，我只是负责执行”；这次还有一视频是管理人员说：“你饿.死.是饿.死.，反正你不能出去”。他们是担不起什么？我看还是来自上面的心思居多。毕竟这个乌.纱.帽.不是谁想戴就戴，“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人”，因为这一人放了乌.纱.帽.就没了，而错杀这一千谁又在乎呢？这次是不幸有生命没了，如果她在医院外面或者遣送回家后生下来两人都平安呢，那她受到的对待还算不算事？这次幸好是没人真的饿死，如果有呢？有些人会说，这当然不能证明乌.纱.帽.只听上面的旨意，毕竟上面是根据下面的反应才有旨意的！可是这实在是本末倒置，如果觉得下面的反应才是重要的，何必要等上面的旨意呢，自己听下面反应不就知道了吗？更何况更多时候下面的反应不能转化为上面的旨.意。

所以这些大人们是对谁负责就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效益主义好像有些选择性，是变成了有些人的效益最大化，其他人的效益听听完了哈哈一乐，但这也符合要给效益定性的原则; 或者说是干脆是把一个方向的压力最大化。长此以往保不齐其他事件也会发生，然后有人道歉，有人负责，这些被负责的人只能慨叹自己倒霉，民众觉得愤怒得到了宣泄，生活又美好了起来，如此循环，真正的问题……。古人说XX事小XX事大，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