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肚子时的胡思乱想

清晨，上海市几千万公民睡眼惺忪，摩拳擦掌对着手机祈祷食物。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会以失败告终，然后在对食物的焦虑中度过和昨天一样的一天。

拟人化与爱恨

从一些奇怪的声音说起。比如出现了类似上海“自作孽不可活”或类似这样的表达。在这种语境下，几千万上海市民被拟人成了一个似乎带有思维能力、名为“上海”的形象。虽知大量个体遭遇不幸，但看这个想象的人栽跟头实在太过痛快。类似的拟人化话语很多，大到宣传口号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小到朋友圈一条国庆赞美词等等。这类语句主语多为抽象名词或者省略了主语，由受众脑补一个共同体，为原本抽象的事物赋予情感和行为能力。在这个想象的集体内，个体不见踪影。而当这个形象带着正义感大步向前的时候，被其践踏的正是那些合理代价，也就是被统一想象的那些个体。而另一个角度，这种情感的付出也是毫无反馈的。比如人们常说出了问题找国家，当真正出现问题时，国家就从一个抽象名词变成了庞大且复杂的机器，机构之繁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皮球踢得像tiki-taka。

回到此次防疫。病毒的危害早就成了不可置疑的社会共识。上海封锁前很多地方已经草木皆兵，上海封锁后更是如此。无48小时核酸证明不可乘坐公共交通、一例确诊就开始封锁、无病例全员核酸的城市也不在少数。诸如“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新冠病毒”、“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场防疫战斗”这样的说辞数不胜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表达，比如著名的除四害事件，“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 于是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后来的故事人们都知道，歼灭麻雀使生态失衡，加上粮食制度的问题，3年饥荒造成各方估计约1500万至5500万人口的死亡，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害之一。

这些行为都是以崇高的目标开始进行的，但这种崇高感背后并不是爱，而是恨。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这种例子为明显。日耳曼人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并没有体现在爱上，而是通过践踏其他民族来实现。当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拳打脚踢的时候，他们的愤怒也未尝不是源于正义。

四害、病毒这些具体事物在这些语境下都被抽象化，好像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没有理由不去恨它们。

而一切对抽象事物的恨意，最终都会由具体的人来承担。

饥饿

上海的常住人口约两千五百万，最初官方对于封闭的通知为浦东3.28至4.1，浦西4.1至4.5。现在的封锁时长已经超过绝大多数人备物资时的预期，且不说很多人在4.1之前已经被封。从铺天盖地的各地物资援助上海的新闻以及菜农蔬菜烂在地里的帖子中，不难想到主要问题不在于物资储备而在于运输。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饥荒并不完全是由于食品短缺造成，更可能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这些权利包括：以自己所拥有的物品交换食物的交换权、以自己或雇佣的资源进行生产换取食物的生产权、以自身劳动换取工资以获得食物的劳动权、继承权或者获取他人包括政府的赠予。前三个是基于市场的权利，可统称交换性权利。交换性权利突然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政府配给不能及时跟上，势必会造成大量民众的物资问题。在今天的上海这些问题表现为大面积饥饿以及食物焦虑。

封城期间上海市民获得物资的几个渠道有，政府发放、社区团购、平台抢菜。发放各处情况不同，例如我所在的社区从4.1到4.14发放过三次物资，蔬菜、腊肠、牛奶、鸡蛋，没有米面，总量够两个人食用五天左右。如果一家多口，则更捉襟见肘。社区团购多为套餐，最少的要二三十份起购，等待时间并不确定。有些小的老弄堂，甚至没有群，很难组织团购。但即便如此，这也是目前多数人最靠谱的物资渠道。平台抢菜用各类生鲜或外卖APP，在不同区域可以用的抢菜软件不同，而抢到菜的概率微乎其微，几乎是听天由命。购买渠道仅剩线上且运力严重不足、交换渠道则被局限于小区内、生产大面积停滞、配给不及时，这种情况不得到解决，饥饿只是开始，更可怕的事情并非不可能发生。

鲁迅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今天，自由是好的，否则，食物是要紧的。

求救的“百姓”

除了饥饿之外，各类次生危害日渐显露。在众多求助视频和语音中，常听到老百姓这个词。选择使用什么词汇是说话者的自由，没有理由苛求其措辞。但百姓与公民，这两种语境下的“民”，背后的思维意识差别巨大。前者像是皇权专制的延续，在这种语境下，民是被关爱和体恤的对象。这种描述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感情，但这种感情实则代表了一种弱势。在传统的皇权社会，百姓不过是帝王的财产，所谓爱民无非也只是理财罢了。如果非要用民来分类百姓，这个词更像是“臣民”。而公民作为权利的主体单位，自然让人想到人权、平等。例如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写到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主语宾语常为“百姓”的社会，这些权利说是童话故事也并不为过。这也是法治社会与集权社会的一个区别。就像哈耶克所说，“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而后者不会。”

各类求救电话的内容总是令人心痛的，但这里还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那就是无论电话里的内容多么令人心痛，都还有电话打不出去或者未能在互联网上被看到的更令人绝望的事情。而上海市民此刻的悲惨比起其他城市，也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比如现在的广西东兴、之前的云南瑞丽等等。而事实上求救这件事虽然渠道众多，但最终还是个死循环。取决于事件的不同，各求救渠道最终可梳理为上报居委后等待消息、急救电话或者报警等形式。等待求救信息的反馈，对于一些人来说就像等待戈多。而“特殊时期”总会有一些“特殊事件”，如近两日发生的张江事件，民众在面对警察时，除了束手就擒，他们只能跪地、呐喊、哭泣，以及——祈祷。

遗忘

在完善这篇文章时，我又开始觉得这些讨论都是徒劳的。这一切终究还是会以一场胜利告终，然后高歌唱响：苦难让人清醒、奉献者无私、人民和国家伟大。代价们只是一串数字，甚至在数字外伴随着“谣言”的终结流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串数字并不比今天的晚餐或者明天的考试更重要。新的热点会再次出现，愤怒者继续被气得跺脚，沉默者继续沉默，那些无知的恶意也不会减少。利维坦则在被遗忘的角落继续生长,准备着下次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