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唤醒中国人的电视节目 | 我是出生在1989年的中国人03【我的N个中国】

六四的恐惧虽然刻在心里，90年代后的逐渐富裕人们也看在眼里。在改革的狂潮中，有人下岗，有人下海，有人成功，有人失败。然后经历稍微自由年代的一些人又开始拥抱集体主义的安定美好，就这样，从装满油水的体制的口袋里分一杯羹，成了社会的一股主流。

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些。与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小孩一样，我是个顺从的小孩，遵从了家庭与社会的主流，走了家人满意的“从政”之路。不喜欢这份工作也只能忍耐。文山会海之下的察言观色，疲惫而空洞，我对周围的人和事既无法认同又无法回避，内心充满了矛盾。

午休时间看《锵锵三人行》便成了我工作日中最轻松自由的时刻。听陶杰和马家辉讲讲香港，听竹幼婷和林玮婕聊聊台湾，听梁文道剖析人性，听窦文涛调侃时事。

有时会听出法制与民主。窦文涛经常说，作为大陆人，很崇拜香港法制，也喜欢看台湾新闻。有一期节目主题是”从台北奇葩市长柯文哲聊聊台湾人的小确幸“，从柯文哲”香港就是一个小岛“这个新闻开始，聊起了陆港台的不同生活状态。

有时会听出社会弊病和国人劣根。有一期节目主题是”心理学书籍《巨婴国》被禁引发热议“。周轶君与马家辉讨论了书中”将自我嵌入集体“的”共生关系“，从生物学、语言学等角度聊了”国民性“的问题。周轶君说”对于威权的记忆，基因里就有“，这让我也不禁思考自己。

有时甚至听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有一期节目讨论了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以及文艺影片排片难的现状，让我对中国电影的分级一度充满了希望，也经常推荐好电影给身边的朋友。还有一期节目讨论了如何面对身边的不文明，窦文涛坦言对插队者没有制止很后悔。一句话语竟让我有了行动，上下班在地铁上不再“袖手旁观”，遇到不带耳机开大音量看视频的人忍不住出声提醒。

每天30分钟的聊天好像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不再附和身边的主流，对催促我买房子生小孩的人说NO。内心的自我不知何时被唤醒了。我开始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生活方式。

《锵锵三人行》作为体制内节目有其局限，经常要守底线和打擦边球，谨慎的讨论、温和的批评中还要时不时来点歌颂，窦文涛被网友戏称为”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情色小主播“。不过在中国的大环境之下它依旧是可贵的。虽然观众中鲜有香港台湾人，却讨论“金马奖”、“林奕含”事件和香港“占中”，让大陆人和海外华人有机会了解两岸三地的事。虽然一些嘉宾无法令人同意和喜欢，但节目意在呈现多种角度和观点。

2017年9月8日，节目讨论了诺兰的电影《敦刻尔克》。第二天，《锵锵三人行》也无预警无告别地撤退了，连节目名称都一夜之间变成了禁词。看到微博上的消息，我感到愤怒、失落和绝望，好像多年的老友被”暗杀“了。

停播后的一段时间，工作中理论学习的会议变多了，个人出国境的管控更严了，我的忍耐也更难了。当知道这份做人而非做事的工作毫无意义，当发现自己缺乏为权力付出的动力和魄力，当认识到所谓的主流不过是利用与被利用，所幸我没有太多的羁绊，于是辞职离开了。

一个节目的开办代表了一条道路的继续，停播则暗示了一个时代的危机。始于1998年，《锵锵三人行》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它曾是中国不断进步的希望之路。终于2017年，《锵锵三人行》成为当年十九大的殉葬品，中国的发展也调转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