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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档案馆】第276期:“唱禁歌”到“禁止吐槽”: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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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春晚在不出所料的无聊之中结束了,即使在重重审查的中国墙内,无趣依然是网友们的主流意见,与往届相比,观众甚至连吐槽和讨论的欲望也消退了很多。春晚的“烂”已经不再让多数观众愤怒,而成为了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曾几何时,初创的春晚是创新与大胆的标志,不被允许的“禁歌”曾在春晚唱响,其他舞台不敢邀请的港台歌手可以在春晚献唱,对于时政的讽刺也可以在尽量宽松的审查下在春晚制造一时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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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西弗斯推大石

2023年春晚在不出所料的无聊之中结束了,即使在重重审查的中国墙内,无趣依然是网友们的主流意见,与往届相比,观众甚至连吐槽和讨论的欲望也消退了很多。春晚的“烂”已经不再让多数观众愤怒,而成为了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

可是曾几何时,初创的春晚是创新与大胆的标志,不被允许的“禁歌”曾在春晚唱响,其他舞台不敢邀请的港台歌手可以在春晚献唱,对于时政的讽刺也可以在尽量宽松的审查下在春晚制造一时的流行。

而就在十几年前,已经显示出老态的春晚依然可以带给观众一些笑声。随着春晚政治歌功颂德的成分越来越高,观众连吐槽的权利也逐渐被剥夺,最终沦为了跨越政治立场和年龄的观众共同认为的笑柄。

春晚的变化也映衬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一场晚会的无法承受之重。

一、从唱“禁歌”到重重审查:春晚如何从创新到保守

1983年,第一届春晚举办,当时,中国人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文艺生活依然充满着条条框框,物质生活的匮乏伴随着精神生活的匮乏。这时候的春晚对人们而言如同久旱逢甘霖,点燃了被压抑已久的对于欢乐的渴望。

第一届春晚采用了开放的姿态,准备了四台电话供观众电话点播节目,而当时全国的电话总数都不超过1万台,更不用说更加稀少的电视数量了。但观众的热情是超出春晚节目组意料的,四台电话当晚因为涌入的众多热线而近乎处于崩溃状态。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第一届春晚创造了很多突破。演员王景愚进行了无实物表演《吃鸡》,博得满堂喝彩,然而,这个节目曾在文革时被批评为“笑里藏刀”,晚会开始前,王景愚也担心节目的艺术分量不高,但导演黄一鹤顶住压力力保节目:“晚会就是要展现人民生活的多方面,要丰富,《吃鸡》拿掉就不合适了。”

更为大胆的突破是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当时流行歌曲《乡恋》广受观众欢迎,但却引起了保守派的严厉批判,称这首歌和演唱者李谷一“嗲声嗲气,矫揉造作”;“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腐蚀青年人的罪人”;“黄色歌女”,这首歌也成为争议颇大的“禁歌”。

然而在当晚的春晚点播中,有整整四盘记录点播的纸条要求听这首《乡恋》,连大胆的导演黄一鹤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请示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在反复纠结后,他终于说道:“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他一跺脚:“黄一鹤,播!”,于是春晚演唱“禁歌”成为了一段佳话。

这也是80年代春晚的一个缩影,一批被压抑已久的文化创作者在相对开明的领导和环境下,努力去拓宽文艺自由的边界,而观众也在匮乏的环境下享受这些宝贵的文艺资源。

好景不长,伴随着春晚日渐华丽的舞美和排场的,是越来越保守的审美取向,越来越严厉的审查。

离开春晚的陈佩斯曾经在采访中提到淡出的原因是“改变一个体制太难了”,在适应体制和逃离体制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

而比陈佩斯更晚登上春晚舞台,后来成为“小品王”的赵本山也有对于春晚审查的批评,在2009年接受杨澜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说教式的作品是最累人的,观众也不可能笑得出来,而观众365天都在被教育的氛围中,过年的时候需要的是单纯的快乐。

二、联欢会到晚会:轻松不见、包袱重重

在走向所谓“高大上”的历程中,除了逐渐严厉的审查,春晚失去的还是如联欢会一样轻松的氛围,逐步成为一台严肃而不再亲切的晚会。

早年的春晚没有华丽的舞台,几桌人挤坐在一起,气氛轻松。

据春晚历史写作者“nk丢丢”的文章,1984年春晚结束后,观众和演员们就地摆桌,唱歌跳舞吃年夜饭直到凌晨。

虽然当时能参加春晚的观众也不是一般民众,但由此仍然可以窥见春晚初期浓厚的联欢性质。

而在2008年,春晚总导演陈临春曾透露,春晚的成本为1千万左右,2012年春晚更是启用了8000平方米的LED屏幕

在越来越高科技的舞台和舞美之下,春晚成为了一场所谓“盛大的晚会”。一本正经的严肃取代了联欢的轻松,成为了每届春晚导演组背负的沉重包袱。

三、“大过年的”:歌功颂德与禁止吐槽

春晚这一系列的变化背后,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是这台晚会被公权力规训的过程。随着春晚影响力的提升,公权力对于春晚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

1986年,广播电视部禁止地方台在除夕制作播放同类晚会,保证了春晚的垄断地位的同时,也吹响了管控的号角。

随后,春晚的政治任务属性逐步增强,导演的自主性自然减弱,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的文章,1987年的春晚总导演邓在军尚可以确定绝大多数节目而不用反复修改,而20年后,节目的确定则必须经过重重审查。

陈佩斯在回忆早年春晚的成功时说原因在于“把欢乐的权力回归人民”,而到2004年时,央视有关负责人则直言不讳道:“央视春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

1990年,在六四血腥清场半年后,江泽民和李鹏更是直接出现在当年春晚直播中,将春晚变成了“亲民秀”和挽救执政危机的工具。

而春晚的节目中也能看出这种公权力的侵入,1980年代的春晚上尚有讽刺官僚主义、公款吃喝的《巧立名目》,

90年代歌功颂德的节目数量便大幅提升,臭名昭著的有黄宏为国企下岗政策洗地的台词“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而到了习近平掌权后,节目中歌颂型比例不仅再度上升,连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吐槽的自由也失去了,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2018年春晚开播以前新浪微博就将“春晚+吐槽”、“春晚+垃圾”等一系词语作为敏感词,禁止发送和搜索。

在连吐槽的乐趣都失去以后,春晚越发成为“剧场版新闻联播”,无趣又蛮横,在大众提不起的兴趣中成为除夕夜习惯性的背景音。这背后的变化也正是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正如陈佩斯所说:“喜剧能直接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所有被禁锢的社会和僵化的生活都不允许喜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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