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疗改革的困境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很多人还在谈论丛林社会弱肉强食，越到底层越残酷。道德崩溃是可怕的，人心险恶到无以复加，如果当谋财害命成为一种工作方式，整个医院都成为斗兽场，你死我活的现实剧不断上演，把医患底层人士的那点人性消弭于无形，留下的只有贪婪，无耻和愤恨。上级机构，保护伞及袁英红等人的管理总是凭借各种谎言与欺诈，像病毒一样感染着整个医院。一方面是医患双方普遍不尊重规则，另一方面医患双方又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进行广泛的恶意使用：有时候这些是个人行为，有时候这些是集体表现，有时候这些是当权者的阴谋手段。 既然宣布医院都已经正常运营了，为什么不设置足够的缓冲病房，让一些急重症患者及时救治？既然宣布病毒残存感染和传播越来越弱，为什么大多数就诊患者都需要检测新冠病毒核酸和或抗体(还包括血液和CT等检查)，增加患者费用，影响及时诊治（核酸检查结果好几天才能出来）？新冠病毒抗体阳性的患者为什么往往被医院拒之门外？为什么不考虑患者病情的复杂性，限制了及时转到其他有诊疗条件的医院救治？这里面既有体制问题，也有人性弱点，所以前赴后继总有人在同样的作恶，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 实际上，当权者不仅是愚民理论，更是奴民理论。不仅要叫医务人员丢掉理性与独立思考的能力，陷入所谓集体主义的的泥潭，还要叫医务人员掌握“双重思维”，做到削除原则和底线的自我审查，最终祸害出的是一批任劳任怨任宰割的骡马。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一方面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袁英红等人对经济和权力的垄断，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无视公平正义以及权力制约的监督机制。这种现实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医疗系统权力的人身依附，因为听人的重要于听政策法规的。另一方面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却常常因为造化弄人，或者性格的懦弱，或者价值观的缺陷而深陷其中难以重新抉择。有独立意识真正只按公平正义和事实办事的医务人员，不但不可能上升，可能连位置都保不住。所以医务人员和患者只能对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黑暗面熟视无睹。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医务人员像丁祥武一样，它们已决意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随波逐流，却又不愿承担从犯之恶，于是对自己默许的恶行选择性地遗忘，对自己遭受的倾轧通过自虐式的自我解剖来疏解，公平与正义，早已不复存在，道德与法律也正在渐渐被淡忘。 此外，即使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存在有社会责任感，有大魄力的既得利益者，愿意跳出自身阶层，从医患双方的角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但一个健康的体制，势必不会寄望于既得利益者们的良心发现，而是需要制度来约束身居高位者的行为。在医疗系统中，一个合理的议事机构也应当是给予不同立场、不同阶层的人合理的席位分配。不过，大量由既得利益者把持的状况让武汉市第四医院在改革议题上不但受到意识形态的钳制，自身也因其固有利益而束手束脚，甚至缺乏改革的主观意愿。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谩骂殴打老年病人，派出所立案，医院保释，不了了之，老人欲哭无泪路人皆知道。 丁祥武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下面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 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